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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论》，中医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著作，瘟疫预防、治疗、康复的指南。中医治疗新冠的主要方法出自《温疫论》，张伯礼院士推荐阅读。
明朝崇祯年间，瘟疫连年，尤其是辛巳（1641）年，大疫几乎遍及全国，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处尤其严重。次年，吴又可在总结诸多临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温疫论》一书。
吴又可（约1592—1672），名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居太湖洞庭山，明末清初医家，《清史稿》有其简略传记，并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传世著作就是《温疫论》。
关于瘟疫，吴又可之前的医家，虽有零散论述，但并没有形成专书;对瘟疫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也没有系统的论述。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虽然各种疫情频发，但不易造成大规模流行。在不同时期，各地医生参与瘟疫的救治，依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基本理论和方法，辨证论治，也有效果，其经验未必能完整地记录下来。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瘟疫病状各不相同，人们也不容易总结其共性。
吴又可生活的明末清初，瘟疫不但多，而且波及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这样一来，每次瘟疫来袭，对于当时的医者就是一番大考。无数医生在这一次次瘟疫中捉襟见肘，甚至无计可施。当时，大家都认为，瘟疫是外感的邪气。既然是邪气，那就不离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淫”的范围;既然是外感，治疗方法必在《伤寒论》中。这看上去循规蹈矩，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当时的医生，在临床中遇到很多困惑，比如：瘟疫到底是个什么病呢？是风？是寒？还是湿？如果说它是时令病，怎么一年四季都有呢？病人恶寒、发热、头项强痛，像是太阳证，用桂枝汤、麻黄汤，怎么都没效果呢？病人口苦、咽干、目眩，甚至脅痛，符合少阳证的特征，用小柴胡汤加减，怎么没效呢？既有表证，又有里证，现在遵守《伤寒论》中“有表先解表”的原则，为什么病还加重了呢？危重病人，明明是脉微欲绝，手足厥冷，用参附汤回阳救逆，怎么用了就死呢？病人都吐蛔了，《伤寒论》中明言可以用乌梅丸，可是用了怎么无效呢？明明病人已经出了汗或泻下了，病势都好转了，怎么又忽然复发了呢？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这些困惑，都被吴又可解开了。吴又可认为：瘟疫这个病不是风，不是寒，也不是湿，而是天地之间别有的一种疠气，它跟天地人三者都有关系。为什么见三阳经证，用三阳经的方药无效？是因为邪气并不在三阳经，它的根源在膜原，只是浮越到了三阳经而产生相应的症状而已。为什么既有表证又有里证，先解表无效？是因为邪在里。“有表先解表”的本义，其实是“有邪先去邪”，哪怕有表证，也要先用下法。危重病人脉微欲绝，手足厥冷，不是虚脱，是内闭外脱，还是要开闭的，用参附汤只是助热助邪，使人速死而已。汗下后病好转，如果复发，只要脉证同前，就是余邪未尽，还可以再汗再下的。吴又可强调治病方向对了，就不要犹豫。
因此，不明病源病势，不知邪之所在，仅仅是浮光掠影地看到表象，然后照搬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条文，去套用方剂，是没有用的。而这却是当时医学界的通弊。
吴又可《温疫论》中的观点，在当时的医界是振聋发聩的。只是，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发行开来，大明王朝就在战火和瘟疫疠气中覆灭了。到了清朝，《温疫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版本，也影响了一大批医家。清人更深入地学习《伤寒论》，主张活学活用，也重新认识时令病，出现了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柳宝诒、何廉臣等一大批优秀的医家，他们在后世被称为“温病派”。温病派的特点是：不拘经论，但善用仲景方，也善于灵活运用仲景方之外的各种方剂;其用药轻灵，疗效迅速，因为他们从不以方套，而是深究病情、病因，用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而且，他们遇到的病，无论外感内伤，诸邪化火的情况较多，因此，在治疗上不必拘于六经传变，务必保其津液，通透气机，因势利导，给邪气以出路。可以说，这些品格和思路，都是吴又可的《温疫论》开的先河。于是，《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止于治疗瘟疫，它成了后世学医之人必读的一部经典。
当然，随着后人认识的深入，温病派诸多名家往往对《温疫论》也颇有微词。
比如，清末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一书中有《辨正吴又可<温疫论>各条》，其中说：“吴氏所论瘟疫中后治法，大概与伏温相合，故后来张石顽、蒋问斋等治温热病，每每引用。惟方药粗悍，宜于藜藿壮实之体，而不宜与膏粱虚弱之人耳。”其间有两重意思，第一是《温疫论》影响之深远，不仅在治疗瘟疫，而且其思想可以用于治疗各类温热病，对张石顽、蒋问斋等著名医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张石顽是“清初三大医家”之一，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叶天士;蒋问斋的《医略十三篇》和《问斋医案》也是温病学的重要著作。第二，说吴又可方药粗悍。这也不冤枉，细读《温疫论》，我们也会发现，其使用方药的确比较单调，不是很精。哪怕是有浮游余热，都用白虎汤，而后人有辛凉解表等方法更为稳妥。养胃生津，后人则用芦根之类。这也正体现了其后温病诸家在用药方面的探索和锤炼。
再比如，吴又可是“温”“瘟”不分的，其实在他之前，两者就分得很清楚，吴又可自己就说当时很多医家“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吴又可故意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是为了发现它们的关联，这种做法到王孟英手里做到极致。到了清末雷少逸那里，此举又备受诟病：“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时病论》）但他对于吴又可治疗瘟疫的方法，是认可的，他说：“咸丰八载至同治纪元，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概念的分分合合，其实都是为了加强对事物本身的认识。
在我们看来，《温疫论》是有局限的，但吴又可的首创之功不容抹抹煞。因此，读《温疫论》，我们要着眼于其开拓性，这是阅读本书的基本方法之一。
（摘自中华书局《温疫论》）
明朝崇祯年间，瘟疫连年，尤其是辛巳（1641）年，大疫几乎遍及全国，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处尤其严重。次年，吴又可在总结诸多临床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温疫论》一书。
吴又可（约1592—1672），名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居太湖洞庭山，明末清初医家，《清史稿》有其简略传记，并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传世著作就是《温疫论》。
关于瘟疫，吴又可之前的医家，虽有零散论述，但并没有形成专书;对瘟疫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也没有系统的论述。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虽然各种疫情频发，但不易造成大规模流行。在不同时期，各地医生参与瘟疫的救治，依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按基本理论和方法，辨证论治，也有效果，其经验未必能完整地记录下来。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瘟疫病状各不相同，人们也不容易总结其共性。
吴又可生活的明末清初，瘟疫不但多，而且波及面广、持续的时间长，这样一来，每次瘟疫来袭，对于当时的医者就是一番大考。无数医生在这一次次瘟疫中捉襟见肘，甚至无计可施。当时，大家都认为，瘟疫是外感的邪气。既然是邪气，那就不离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淫”的范围;既然是外感，治疗方法必在《伤寒论》中。这看上去循规蹈矩，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
当时的医生，在临床中遇到很多困惑，比如：瘟疫到底是个什么病呢？是风？是寒？还是湿？如果说它是时令病，怎么一年四季都有呢？病人恶寒、发热、头项强痛，像是太阳证，用桂枝汤、麻黄汤，怎么都没效果呢？病人口苦、咽干、目眩，甚至脅痛，符合少阳证的特征，用小柴胡汤加减，怎么没效呢？既有表证，又有里证，现在遵守《伤寒论》中“有表先解表”的原则，为什么病还加重了呢？危重病人，明明是脉微欲绝，手足厥冷，用参附汤回阳救逆，怎么用了就死呢？病人都吐蛔了，《伤寒论》中明言可以用乌梅丸，可是用了怎么无效呢？明明病人已经出了汗或泻下了，病势都好转了，怎么又忽然复发了呢？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这些困惑，都被吴又可解开了。吴又可认为：瘟疫这个病不是风，不是寒，也不是湿，而是天地之间别有的一种疠气，它跟天地人三者都有关系。为什么见三阳经证，用三阳经的方药无效？是因为邪气并不在三阳经，它的根源在膜原，只是浮越到了三阳经而产生相应的症状而已。为什么既有表证又有里证，先解表无效？是因为邪在里。“有表先解表”的本义，其实是“有邪先去邪”，哪怕有表证，也要先用下法。危重病人脉微欲绝，手足厥冷，不是虚脱，是内闭外脱，还是要开闭的，用参附汤只是助热助邪，使人速死而已。汗下后病好转，如果复发，只要脉证同前，就是余邪未尽，还可以再汗再下的。吴又可强调治病方向对了，就不要犹豫。
因此，不明病源病势，不知邪之所在，仅仅是浮光掠影地看到表象，然后照搬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条文，去套用方剂，是没有用的。而这却是当时医学界的通弊。
吴又可《温疫论》中的观点，在当时的医界是振聋发聩的。只是，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发行开来，大明王朝就在战火和瘟疫疠气中覆灭了。到了清朝，《温疫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版本，也影响了一大批医家。清人更深入地学习《伤寒论》，主张活学活用，也重新认识时令病，出现了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雷少逸、柳宝诒、何廉臣等一大批优秀的医家，他们在后世被称为“温病派”。温病派的特点是：不拘经论，但善用仲景方，也善于灵活运用仲景方之外的各种方剂;其用药轻灵，疗效迅速，因为他们从不以方套，而是深究病情、病因，用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制宜。而且，他们遇到的病，无论外感内伤，诸邪化火的情况较多，因此，在治疗上不必拘于六经传变，务必保其津液，通透气机，因势利导，给邪气以出路。可以说，这些品格和思路，都是吴又可的《温疫论》开的先河。于是，《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止于治疗瘟疫，它成了后世学医之人必读的一部经典。
当然，随着后人认识的深入，温病派诸多名家往往对《温疫论》也颇有微词。
比如，清末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一书中有《辨正吴又可<温疫论>各条》，其中说：“吴氏所论瘟疫中后治法，大概与伏温相合，故后来张石顽、蒋问斋等治温热病，每每引用。惟方药粗悍，宜于藜藿壮实之体，而不宜与膏粱虚弱之人耳。”其间有两重意思，第一是《温疫论》影响之深远，不仅在治疗瘟疫，而且其思想可以用于治疗各类温热病，对张石顽、蒋问斋等著名医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张石顽是“清初三大医家”之一，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叶天士;蒋问斋的《医略十三篇》和《问斋医案》也是温病学的重要著作。第二，说吴又可方药粗悍。这也不冤枉，细读《温疫论》，我们也会发现，其使用方药的确比较单调，不是很精。哪怕是有浮游余热，都用白虎汤，而后人有辛凉解表等方法更为稳妥。养胃生津，后人则用芦根之类。这也正体现了其后温病诸家在用药方面的探索和锤炼。
再比如，吴又可是“温”“瘟”不分的，其实在他之前，两者就分得很清楚，吴又可自己就说当时很多医家“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时之气为瘟疫”。吴又可故意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是为了发现它们的关联，这种做法到王孟英手里做到极致。到了清末雷少逸那里，此举又备受诟病：“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岂可同年而语哉？”（《时病论》）但他对于吴又可治疗瘟疫的方法，是认可的，他说：“咸丰八载至同治纪元，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概念的分分合合，其实都是为了加强对事物本身的认识。
在我们看来，《温疫论》是有局限的，但吴又可的首创之功不容抹抹煞。因此，读《温疫论》，我们要着眼于其开拓性，这是阅读本书的基本方法之一。
（摘自中华书局《温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