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重要的是要守住底线，防止规模性返贫”“当前，四川把乡村旅游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业态”“实现乡村振兴，要学习浙江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韧劲”“刚进甘孜州第二天，一堂党课，让我们对进州为什么、援州做什么、离州留什么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领会”……
　　6月6日，由全国干部培训浙江大学基地、《小康》杂志社、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川浙两地共话乡村振兴圆桌会在浙大华家池校区举行，来自四川、浙江的几百位领导干部学员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围绕脱贫攻坚、产业兴旺、乡村建设、社会治理四个话题开展了一次对话交流。会议邀请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顾益康和《小康》杂志社副社长赖惠能作主题演讲并互动交流。

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

　　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其关键是要多管齐下防止返贫，要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政策红利逐步减少、产业发展还没有起来、大量的人口外出、创新科技支撑存在不足、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等风险隐患仍然可能导致返贫。”巴中市副市长邱成平建议说，要巩固脱贫成果，一是现有的脱贫攻坚政策要继续沿用，二是脱贫攻坚组织架构和人员尽量少调整，三是要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四是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政策，五是加大生产力布局，六是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七是加大公共产品均等化投入。
　　对于广元市而言，当前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低水平、公共服务运营有难度、低收入群体增收可持续性不强、贫困群众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整体来说脱贫质量不稳定，返贫致贫的因素时有出现。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广元市政协副主席罗星原认为，关键还是要分类施策、精准施策。“首先要实施过渡措施，坚持‘扶上马，送一程’;二要实施应急措施，形成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三要实施长效措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甘孜州政府党组成员、乡村振兴局局长王虎坦言，甘孜用8年时间完成了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目前来看巩固脱贫成果的差距大、任务重，下一步，甘孜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保障，全力做好帮扶工作，同时持续做好返贫动态检测，聚焦稳定脱贫，做到返贫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还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完善公共服务，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强化产业支持，实现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脱贫地区特别是原来的深度脱贫县还有很多指标落后其他县域、巩固成果难度大、脱贫人口在稳定增收方面存在不稳定性、一些特殊群体主要依靠政策兜底和救助政策实现脱贫、贫困地区缺乏人才等，均是成果巩固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四川省乡村振兴局计划财务处处长张兵指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重要的是要守住底线，防止规模性返贫，同时要建立巩固长效机制和建设帮扶机制，今后的工作主要突出稳定增收、突出易地扶贫、突出激发内生动力。
　　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6月初，155名浙江赴四川东西部协作干部再次出征，浙江省臺州市农业局援川干部姚邦是挂职甘孜州的9名台州协作干部之一，“刚进甘孜州第二天，沈阳书记给全体支援甘孜州的干部上了一堂党史教育专题党课，这堂课上让我们对进州为什么、援州做什么、离州留什么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领会，未来三年我们将立足岗位、真抓实干，用心用情用智为甘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既来雅江县，便为雅江人，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对自己的要求。”杭州上城区挂职雅江县委常委、副县长的蒋晓伟表示，未来三年，将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雅江人去倾听群众需求，把自己当作刚入职的雅江公务员去努力学习，把自己当作浙川两地的宣传员去讲好故事。
　　听完大家的发言后，顾益康说道：“贫困是历史造成的，要实现‘脱穷装、改穷业、挪穷窝、拔穷根、保穷底’，不仅要消除绝对贫困，更要解决相对贫困，任务更艰巨。要以乡村振兴来进一步推动扶贫工作，加大东西扶贫的合作力度，促进资源要素流动，促进西部优质农产品的发展。”

聚焦产业兴旺，激活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对于四川而言，产业发展既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驱动，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当前，四川正以现代化农业园区建设为载体，构建川猪、川茶、川菜、川酒等为主体的“10+3”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全产业链的灵活发展，聚焦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孟坤看来，下一步四川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还需破解四大难题：一是种粮效益不高与稳粮保供的矛盾，二是优势特色产业存在无序竞争，三是农业产业链发展滞后，四是农村生产力不足，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
　　在广安市，农业被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然而当前该产业对当地农民收入支撑作用还较弱。广安市副市长尹黎明从五个方面介绍了破题之策：一是坚持高质高效，走标准化信息化发展之路;二是坚持一县一特色，走差异化规模化发展之路;三是坚持融合发展，拉长产业链;四是坚持绿色发展，走生态化集约化发展之路;五是坚持多元化发展，加快新型主体和新型业态培育，走合作化、专业化发展之路。此次在浙江的学习，让尹黎明感受特别深刻，“我们需要营造一个鼓励创新激励担当的干事创业环境，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四个优先’一定要有效落实， 并要学习浙江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韧劲”。
　　“目前我们产业发展中仍存在产业不优、规模不大、加工不深等问题。”雅安市副市长王双全说。具体怎么做？雅安市着力聚焦五个“化”。“一是数字化，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规模化，立足‘五雅’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打造乡村振兴产业带;三是园区化，着力打造农产品集中加工区，积极引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四是品牌化，着力打造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天润雅安’，进一步扩大茶产业品牌影响力;五是市场化，通过举办茶文化旅游节、参加全国全省的农产品展示展销会、加大电子商务发展力度等，将雅安的优质农产品卖到浙江来。”王双全说。 　　与此同时，作为全国乡村旅游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四川把乡村旅游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业态，建成32个旅游扶贫县、592个旅游乡村旅游示范村，带动了130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的发展。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川认为，目前乡村旅游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体很分散，差异很大，其次交通、通信等基础保障设施存在短板。“下一阶段，要围绕打造乡村旅游精品为主线，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智慧旅游技术手段，打造乡村旅游重点村和集聚区，同时加强与浙江乡村旅游的资源与市场的融合交流。”
　　“2020年1月起，我和我们浙江援乐团队在乐山创新实施‘五联三融’工程，塑造‘游乐同行+’首个东西协作地市级层面系统性的工作体系，其中引入浙江科研力量与乐山合作实施乌天麻关键物提取等技术研发项目2个，建设全国首个民族地区‘跨省飞入+跨县落户’飞地产业园区，推动小凉山彝区承接东部科创资源和产业转移。”浙江省赴四川省东西部扶贫协作乐山片区帮扶工作组组长，乐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朱润晔在线上分享道，要坚持全面系统的工作思维，发挥东西部协作“精准补充”作用，助力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西部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发挥更强有力的带贫益贫作用，为开启共同富裕新征程贡献浙江力量。
　　“喝通江水，吃通江饭，讲通江话，干通江活，创通江业。通江不摘帽，挂职不结束;百姓不脱贫，帮扶不结束。”这是丽水遂昌挂职四川通江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春根的志愿，“三年时间，我们成功助力通江脱贫摘帽，发展起农村电商和蓝莓产业。”面向未来，张春根建议，通江要有三个意识，即服务意识（营商环境）、效果意识（信访接待）和经济意识（政府收入）。
　　浙江德清县援川干部，挂职四川小金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翟金坚也通过线上参与了此次会议，“在密切调研走访村镇后，我们体会到这里的干群心里充满着热情和真情。但也存在一些发展问题，如缺少大量游客、缺少稳定的收入、缺少自主创新的想法，因此接下来几年将重点做好绿色转化文章、品牌营销文章以及新发展理念文章。我们有信心通过这三年的努力，共同架好这座东西协作的新桥梁，讲好德清小金共同富裕的一千零一夜新故事。”
　　“外省来学浙江经验，关键是要学习浙江工作的精神实质。”赖惠能说道，学习乡村振兴的浙江经验，首先了解浙江走在前列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其精神实质是以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为导向，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倒逼政府职能转变，从而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共同参与的政企社共建治理模式”。赖惠能总结道，乡村振兴有四个环节：党建引领是前提、美丽乡村是基础、产业兴旺是核心、文化振兴是灵魂。其中，产业振兴要实现“四个转化”，即把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出来、把美丽乡村的资源转化出来、把现代农业的品牌品质转化出来、把新型农民的价值转化出来。

抓实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围绕“乡村振兴向浙江学什么、乡村振兴四川怎么干、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四川省水利厅农水处处长庄耘天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浙江的乡村振兴工作坚持久久为功、以人民为中心，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他表示，下一步，四川要加强规划引领、硬件建设、软件服务和传统村落保护。“第一是要实现政府、农民、市场三方共同发力;第二要围绕特色文化等特色精准施策，开展环境整治，打造数字乡村;第三是要借势借力，充分抓住川浙东西部协作带来的机遇;第四是水利建设要在鄉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乡村建设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很强的工程，必须依法依规推进乡村建设，同时这也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找准定位、规划先行、突出特色。”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潘海平说，首先必须明确乡村建设的特殊性和重点任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数据建设，改善和提高人居环境。从乡村产业来看，要注重商品的差异性;从乡村建设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来说，要加强乡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要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体制机制;要强化考核，提高执行力，要强化合作，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防止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时间长、任务重、内容多、投资大，要在持续动力机制上下功夫，处理好政府、乡村、群众的关系。”遂宁市副市长雷云谈道，政府主导，即政府要统筹村庄规划、加强风貌管控、统筹涉农资源、推进公共设施、强化便民服务，激发内容动力;乡村主力，乡村要围绕规划落地、风貌颜控、矛盾调处、村规民约、卫生监督等，做强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发挥基层自治力量;群众主体，强调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人翁和受益者，要在农房建设、环境卫生、移风易俗、邻里和谐、家庭富裕等方面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无论是发展、创新理念还是工作作风、方法，我们都与浙江有差距，此外村庄规划缺失、不科学，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欠账多、短板多，农村人居环境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也仍然存在。”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工程师杨博表示，要从国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认识乡村建设的重大意义，要科学编制乡村规划，突出规划引领作用，要实施设计下乡，把文化资源转化成经济优势，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几个误区，即不能认为凡是传统的都是好的，避免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
　　顾益康表示，浙江的乡村振兴有两个导向，一是目标导向，瞄准农村环境脏乱差、配套薄弱等问题开展“千万工程”;二是差异化导向，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城乡不能同质化，要少搞硬化多搞绿化。乡村振兴工作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各个部门统筹推进，做到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百姓有劲。

健全社会治理，夯实乡村振兴

　　“势、时、路、变”，这是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胡建林用来概括乡村治理的四个关键字。具体如何解读？“第一个字是势，当前乡村治理形势：人走了，人来了，人口‘空心化’‘三留守’值得关注;路近了，情远了，构建更密切的邻里关系较迫切;钱多了，心空了，在物质丰裕后充实精神文化很重要;管多了，做少了，应推动村级组织回归服务本位。第二个字是时，当前对于乡村振兴中央有要求、省里有部署、发展有支撑，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正当其时。第三个字是路，要通过抓党建、建体系、搞服务、强治理，走好乡村振兴的治理之路。第四个字是变，我认为应该通过持续加大投入，加强主体培育，丰富治理内容，实现乡村治理在硬件上有改观、软件上有提升、服务上有亮点、场景上有呈现。” 　　“乡村治理要充分发挥‘自治——消解矛盾，法治——定纷止争，德治——春风化雨’的共同治理效能，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以法治来反哺德治、巩固自治，共同构建起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四川省法院政治部副主任、组织人事处处长谢慧说，从法院角度来说，近年来四川深化溯源治理推动纠纷调解，坚持党政主导、多元共治、司法推动、为民便民的总体原则，也坚持因地制宜，通过实行城乡基层分治、发展民族地区特色治理的方式，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阶层治理大格局。
　　在四川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王彬看来，法治乡村建设既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振兴乡村的必要因素之一。“无论是绿水青山还是金山银山，法治是最大的靠山。乡村治理法治不能缺位，立法的空白及执法司法的保障欠缺是我们当前法治乡村建设的短板，此外农民的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存在选择性守法的情况。”王彬说，为了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四川在立法上加大法治供给，在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同时要引导法律人才到农村去。
　　“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之梦，即治理有效，实现乡村由治而美、因治而和;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之魂是党建引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之根是‘人’，人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因素，目前乡村空心化严重，精英治理人才缺失，需要提高新农人的素质和治理能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之路要从‘人’的维度、教育的视角出发，不断提高乡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育培训作用，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同时要出台引导性制度吸引更多青年回到乡村。”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建军说。
　　当前浙江逐渐形成了党建引领、“四知合一”的乡村治理新体系，顾益康表示，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一定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在自治、法治、德治之外，数字化治理是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提高乡村治理透明度、提高乡村治理服务效率最有效的路径。“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贤治，要注重发挥乡贤的作用，这是浙江创造的新经验。”
　　与此同时，在“解码浙江”线上专家群中，大家也围绕乡村振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朱润晔指挥长的深刻体会，有理论、有实践、有成效！”丽水市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黄力量点赞道。
　　杭州市城管局副局长邵伟华分享道：“浙江的发展有5支力量在做协同，分别是党政高端决策力量、区县坚决执行力量、企业自主创新力量、基层民众汇智力量、社会组织协同力量。”
　　“四川阿坝地区自然景观资源一流、名山大川众多，但资源转化还是传统的、粗放的，因此存量产品要供给改革，新增产品应以市场需求而高质量发展。”省文化和旅游厅原二级调研员李剑锋说。
　　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彬翔表示，第一步应使文旅资源产品化，第二步使文旅产品品牌化，第三步使文旅品牌目的地化。
　　“只有把浙江社会、市场、企业、市场主体的要素导入到援助区域和乡村，才能掀起发展的澎拜力量。”浙江日报集团原副总编辑、浙江报业协会副会长徐峻指出，“农创客+小资本+小微企业+小市场主体”，这四股力量是乡村发展要素流动堵塞的最佳清道夫，建议四川可以用优质资源包装多个小资本投资的项目，并引进浙江一批农创客、市场主体、小微企业。
　　浙江省华夏民生与公益研究院副院长叶伟军认为，需要对口援助的地区人口流失依然极为严重，若要工作有所成效，首先要配备的力量就是研究力量，然后查漏补缺、取长补短，在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和计划的同时，一边改变本地干部和群众思想观念，一边动员有意向返乡创业的本地青壮年带着技术、带着资金、带着市场回到老家投身于家乡发展。
　　会议最后，赖惠能总结表示，川浙两地围绕乡村振兴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讨，实際上主要包含了六组辩证关系：一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二是农业主业与乡村多业的关系;三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四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五是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六是传承与未来的关系。“未来的乡村，一定拥有像日本一样的环境、欧美一样的生态理念、云栖小镇一样的创业活力，既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更要让乡村乘上数字经济的快车，享受和城市一样的发展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