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6日，北京奥运会合作企业韩国三星公司公布了第一批5名奥运火炬手名单，张胜利榜上有名。提起张胜利，人们肯定首先会想到他是“希望工程”第一人，有过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历，更有着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手的荣誉；也肯定会想到有如此出色的人生经历，张胜利将彻底离开老家，走出自己灿烂的人生……
　　
　　离开上海，让希望在大山升腾
　　
　　19年前，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乡失学儿童张胜利给县政协副主席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求助信。这封信转到中央有关领导手中不久，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便拉开了帷幕。1989年10月17日，是张胜利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在“希望工程”首次“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上，张胜利从团中央负责人的手中接过一本红彤彤的证书。重返校园的张胜利学习十分用功，在各级基金会的帮助下，他读完了初中。
　　1995年8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作为“希望工程”受援第一人的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张胜利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一学期下来，张胜利戴上了眼镜，但成绩也由刚来的倒数第一跃升到了中上游。
　　1996年，张胜利又作为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全国125万学生代表，参加了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传递。
　　1997年4月，张胜利离开上海的前夕，当地一家企业提出高薪聘请张胜利的意向。同班一位相交甚久的温州女孩也不愿意自己的情感留下遗憾，直接找到张胜利，提出只要他留在上海，或者到温州她父亲的企业去，她将与他共结连理，但张胜利都拒绝了。他知道是“希望工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是社会上许多好心人的资助才使他得以继续学业。他必须回到家乡，让希望在他的家乡继续延伸，这是回报社会关爱的最佳方式，也是他的责任，否则，对不起帮助过他的好心人，他的良心也难以得到安宁。
　　1997年8月，从上海回到涞源的张胜利被乡里任命为桃木疙瘩小学名誉校长。说是校长，其实职工只有张胜利一人。当时的桃木疙瘩小学已经名存实亡，学校一直没有教师，处于停课状态。张胜利回去的第二天，才有5个学生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其中桃木疙瘩的3名，西梁沟的2名，其余3个隶属桃木疙瘩教学点的自然村，竟然没有一名学生来上学。
　　张胜利知道，穷是家长不让孩子上学的主要原因。但他更知道，缺少知识，只能导致更加贫穷，而改变贫穷的最佳途径只有知识。桃木疙瘩教学点下辖的几个自然村间，相距都在10公里以上，还都是崎岖陡峭的山路，村与村间有时一天都打不了来回。那几天，张胜利带上干粮，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说服家长让孩子上学。
　　慢慢地，学生由5个增加到了17个，教师则只有张胜利一个。他要进行教学工作，还得给学生做饭。村里根本没有水源，冬天靠雪融水，夏天则要到几公里外的箭杆河去背水。每天天刚蒙蒙亮，张胜利就得去背水，有时晚上还得去。后来，邻村一位好心村民赊了一头骡子给张胜利驮水。就是这头骡子钱，张胜利用了整整两年才还完。
　　
　　倾力办学，精心呵护每一个学生
　　
　　由于桃木疙瘩及其周围村庄恶劣的自然环境，村民纷纷外迁，导致学校的生源急剧下降。张胜利回桃木疙瘩4年来，吃水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最终，张胜利下了决心：把学校搬下山去，找一个既有生源又不缺水的环境。
　　经过一番调研，张胜利向县乡政府提出桃木疙瘩学校与周围其他几所生源不足的小学合并的建议。桃木疙瘩是“希望工程”的发祥地，县乡领导经过多次考察，并报请上级同意后，才批准了张胜利的建议。为争取建校资金，张胜利数次赶赴北京，几经周折，靠着他的“第一”的优势，终于争取到北京一家公司的20万元建校捐款。新校址定在离周围几个村子都差不多远的箭杆沟深处的寺院沟村。
　　2002年11月1日，张胜利从山下雇了8辆马车，把桃木疙瘩学校的全部家当包括21名学生搬个精光，连个粉笔头都没剩。新学校根据捐资方的意思命名为“北京升旗希望小学”，建筑面积580平方米，可容5个教学班，还有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阅览室、仪器室。尽管由于多校搬迁合并，乡里安排一名年长的老师做校长，张胜利仍然只能算一名代课教师，但他还是很高兴。
　　学校条件的改善，学生眼界的开阔，保障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每一个学生都以是张胜利的学生而自豪。
　　
　　高兴的是我做到了
　　
　　尽管有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学历，但由于张胜利当时没有办理户粮关系，他的身份仍然是农民，月工资仅有150元。即使在他任桃木疙瘩小学校长的时候，他同样既不是公办也不是民办，因为不在编，只能算个代课老师，他的妻子王亚萍则把他称为“国家农民”，说他这个为国家打工的农民收入远不及学历比他低的私营企业打工者。
　　面对如此窘境，张胜利也不是没有动摇过。2003年1月中旬，将要放寒假的时候，“升旗”小学校长提出解聘包括张胜利在内的5名代课老师，说寒假过后再续聘他们，这样就可以不给张胜利他们发二月份的工资了。张胜利认为老师的假期是国家规定的，在假期内的工资应该照发。校长毫不让步，张胜利回家就向妻子诉说自己的委屈，说着说着，竟掉泪了，直说要辞职跟妻子回雄县卖皮包去。王亚萍生平最看不得男人掉泪，就冲着丈夫嚷道：“早知道你张胜利这个样子，我王亚萍就不该上桃木疙瘩来。”
　　王亚萍的一顿“臭骂”最终留住了张胜利。2003年10月，上级对“升旗”小学校领导做了调整，张胜利被任命为校长，但他的身份依然没变，工资仍然是每月150元。上海一位已经有车有房的同学了解情况后，力劝张胜利离开大山，说他那150元还不够在上海喝几杯茶的，再说现在哪儿还有一个月拿多少工资这一说，都讲年薪，一年多少万，就凭你张胜利的名气和如此强烈的敬业精神，到哪儿不能拿个几万的年薪？
　　同学的劝说确实让张胜利有了触动，但他仍然没有选择离开大山。
　　2005年6月底，张胜利苦盼了8年之久的身份问题终于解决了，他由代课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虽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多元，但他仍将这视为党对自己的关心，更加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到了山区教学工作中。2007年，张胜利所教过的学生中，第一次有人考上了大学。那天，当西梁沟的刘大宝带着省城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看张胜利时，张胜利流出了回到大山10年来最欣慰的眼泪。
　　2008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张胜利的案头上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年贺卡，其中一张是一位上海同学写来的，同学建议他到上海一家私立学校工作，年薪至少15万元。张胜利已说不清这是第几封动员他离开大山的信了，但他仍坚定地说自己不可能抛却家乡的教育工作，“让亿万关心、支持‘希望工程’的人失望，即使我躺在金山、银山上也会良心不安的。我要坚守自己的诺言，而且让我高兴的是，我已经做到了现在。”——这样说的时候，张胜利的眼睛熠熠放光。
　　（摘自《人生与伴侣》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