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研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有利于增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和建立规范的转基因市场体系。而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对此，主要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问卷的分析主要运用方差分析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出结论：目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为听说过但不了解或者了解一点，主要的了解渠道是电视或广播，而可信度最高的传播渠道是食品监管机制或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而且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后，从信息传播渠道及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的角度对政府正确宣传转基因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12-340-04
Abstract Study on the degree of consumers’ awarenes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can increase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d enh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genic regulated market system. But differ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ct differently to people’s awarenes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cognitive degree differences of consumers towards GM in Nanjing City， based on a well-designed questionnaire and variance analysis to the questionnaire. And a conclusion is reached， that is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consumers just hear of it without truly understanding or just know a little about it. Television or radio is the mainly channel for consumers to know about GM， but foo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r consumer associations and other departments have a higher confidence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nd guarantee of consumers’ right to be informed， this thesis finally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advises and suggestions on government’s reasonable publicity of GM.
Key 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Consumers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带来的粮食短缺难题迫使我国需要依靠进口粮食来满足生活需求。然而在进口的粮食中，有近70%是转基因粮食，所以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一步研究有利于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进一步认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从超市中查出转基因大米，到知名品牌豆浆检出转基因成分但未标注等事件的发生，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再度升级。同时在2014年两会上，有两位委员带来了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提案，分别是政协委员崔永元和农工民主党的提案。可见，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已经是万千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所以关于转基因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1]。
同时，关于转基因的报导也是层出不穷，关于转基因的争议点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是否有必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据此调查了2014年10月24日之前，几大关注度较高的新闻网站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报告如：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等。把检索条件设定为“转基因”、“2014”等字样，结果显示：腾讯新闻全文检索到4 092条相关新闻条报道，标题搜索到1 632条结果，新浪新闻全文检索结果达到37 048条，标题搜索达到10 796条。其中关注度和点击量较高的是全国知名的主持人资深媒体人前央视名嘴崔永元卷入“挺转”与“反转”的漩涡中的新闻和对“转基因大豆与肿瘤高度相关”的安全性相关的新闻较多。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明显存在争议，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让很多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望而却步。
对此，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渠道的角度来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从而为政府等部门建立规范的市场体系提供建议。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种背景下，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也有利于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对此，以南京市为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
1 文献综述
这里主要是从信息传播渠道的角度对消费者的了解程度进行了研究，由于信息传播的多渠道性使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而且不同传播渠道传播的信息可信度和信息有效性也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而且研究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这一具体因素，有利于政府等机构以有效的传播渠道来正确宣传转基因食品，也有利于建立规范的转基因市场体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为了进行详细的研究，也进行了转基因相关研究文献的研读，其中有对南京市消费者认知程度的调查研究，是从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角度如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职业等角度进行了认知程度的研究[2]。相关的研究表明学历和收入这两个因素相比较其他因素而言对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存在显著性影响。在众多研究中也有分析不同类型的被访者对转基因作物了解程度与传播渠道，结果表明：了解程度较高的主要通过网络途径和传统媒体，了解程度较低的则主要通过与人交流[3]。但对传播渠道缺少系统的分析。国内研究现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为“没听说”、“只听说一点”的占到94.4%[4]。这里主要是以南京市为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文化差异比较显著，对其他地区的代表性可能不足，但对江苏省一带地区却具有研究意义，而且主要以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来进行了不同传播渠道之间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不同传播渠道之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2.1 数据来源
以调查问卷为主，主要在浦口区、玄武区、鼓楼区、下关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等南京七大城区的八大超市对消费者进行随机街头随机问卷采访。内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被访问者的个人情况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情况；二是被访者对转基因的一些认知问题如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了解转基因的渠道等问题。共发出6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收回575份。
男生304人，占52.9%。女生271，占47.1%，男女比例基本均等。年龄，在18～29岁的242人，占42.0%；在30～39岁的145人，占25.2%；在40～49岁的101人，占17.6%；在50～59以上的58人，占17.6%；在60岁以上的29人，占5.0%，从年龄段所占的比例来看，主要以18～49岁的中青年为主（比例达到84.8%），这主要与老年人很少外出购物，街头偶遇几率小有关。年龄的分布基本合理。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分析，小学以下的15人，占2.5%；初中的72人，占12.6%；高中、技校或中专的121人，占21%；大专或本科的295人，占51.3%；硕士及以上72人，占12.6%，综上可知受教育程度在大专或本科，认知情况基本符合南京市城市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基本上来看，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可以用来作为研究数据。
2.2 数据的描叙性分析
2.2.1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在对消费者对转基食品的了解程度调查中，没听说转基因的人占6.7%，听说过但不了解的占39.5%，了解一点的占49.6%，非常了解的占4.2%。相比较2011年的调查结果，完全不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比例正在减少，说明随着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报道增多，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度也在逐步增高。
2.2.2
信息传播的渠道在增多。 调查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度。通过电视或广播了解的占42.0%，通过报纸或杂志的占16.0%，而通过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了解的占18.5%，通过食品监管机制或消费者协会了解的占5.9%，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占17.6%。从调查结果可以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主要了解渠道是电视或广播，而与传统的了解渠道相比，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的相关传播所占比例增加。调查结果与调查的取样可能相关，18～29岁的消费者占42.0%，这一阶段的主要信息获取主要靠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来共享和传播，这一传播方式的极大好处之一是共享性大、传播性广。而占比例相对较大的“其他的了解渠道”，笔者对调查人群的访问得知，主要为大众传播和人际渠道等，这是设计问卷不足所存在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
3 不同传播渠道对了解程度的理论模型
3.1 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总体认知程度分析
笔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综合消费者的个体特征，主要从信息传播渠道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笔者对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进行赋值，来进行总体的分析（表1）。
经过分析可知，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主要集中于听说过但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一点，但与之前的研究对比可知，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已有提高[5]。但由标准差也可知数据的离散程度相对较小，说明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在一个范围内比较集中。在置信水平为95%的条件下，样本的置信区间对认知程度的反映更加精确。综上可知，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集中在听说过但了解程度不深的基础上，为了加深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还需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有效的传播。
3.2 信息渠道与了解程度的方差分析
由表2可知，消费者主要通过电视或广播了解到转基因的相关知识，但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却不高，了解程度主要是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这个结果与电视或广播的传播特点有关，传播的信息主要是一些前沿信息或者头条的信息，信息简短且具有时效性，不具备对一些相关信息进行深入剖析的可能性，况且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是日益更新。也可以看出，通过报纸或杂志、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获取转基因知识的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较高。报纸或杂志的报道通常有一定的篇幅，会对问题进行相关的扩展，对消费者进行一些知识的普及，而且信息的可信度比较高。而微信等社交平台提供读者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问题的分享加深了消费者的理解。通过消费者协会的了解程度最高，消费者协会保障的是消费者的利益，会对消费者关注的问题进行重点普及，有针对性的了解往往可以加深理解。
3.3 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方差分析
从调查总体中选取200份的样本进行方差分析，一般而言，消费者了解程度越高，说明该种传播渠道越有效。信息传播渠道对了解程度是否有显著影响，检验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渠道的均值是否相等，如果均值相等，则认为没有影响，如果不相等，则认为有显著影响。其中通过电视或广播获取信息的84份，通过报纸或杂志获取信息的32份，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的39份，通过食品监管机制获取信息的5份，通过消费者协会获取信息的6份，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34份。通过调查得知，其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亲戚或朋友获知。 误差来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下，各观测值不相同，这种差异是由抽取的样本的随机性造成的；二是同一信息传播渠道下，各观测值也不相同，传播渠道是随机抽取的，所以也是由样本的随机性造成的。
3.3.1
基本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中给出的是基本描述性统计量，从表中可以看出，在6种传播渠道中，样本数量分别为84、32、39、5、6、34，其中食品监管机制和消费者协会了解程度相近且最高，其次为报纸或杂志了解程度相对较高，最低的为电视或广播（表3）。
3.3.2
LSD多重比较。利用LSD检验方法分别显示两两信息传播渠道之间的了解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相应两组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电视或广播与报纸或杂志、消费者协会及食品监管机制、微信等社交平台与消费者协会和食品监管机制之间存在的显著性差异。说明不同的传播渠道，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
3.3.3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统计量的F值为4.828，P值为0.001，在默认的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前提下，则认为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之间的信息了解程度有显著性差异。且组间的偏差平方和为12.492。组内的偏差平方和为100.383，总偏差为112.875。因此可知，充分利用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的特点，加深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非常重要。
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的认知程度有重要影响的是信息的传播渠道和信息的可信度。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或者广播，但信息的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电视上的传播主要集中在相关的新闻，而新闻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有争议的安全性事件或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等要点进行报道。网络上的一些社交平台也成为突起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消费者了解的程度相对较高一点，因为网络上关于转基因的事件类话题往往更能增加消费者的关注度。笔者查询了在新浪新闻关于转基因报道的点击量较高的两件事，一是“崔永元对战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显示共有211 358人参与，1 914人发表评论，从人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大家对事件或名人的响应度很高，大家的言论也多在质疑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没有科学的佐证来解释事件，更加增加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二是“人民日报公布的一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名单”，该事件共有37 425人参与，891条评论，这条新闻的评论，明显人们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分为两派，对转基因持乐观态度的与对转基因持反对态度的，其中不乏有对转基因具有深入了解的消费者进行客观的评论。而对消费者了解程度最高的传播渠道还是食品监管机制和消费者协会等政府部门，因为消费者对此传播的信息有较高的关注性和可信性。综上可知，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有效的传播，可以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也可以对建立规范的转基因市场体系提供意见和建议。
4 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为了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主要仍是完善信息渠道，加强转基因食品传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加强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全面而客观的宣传，主要针对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一些误解进行客观的诠释与宣扬。为了使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下意见和建议。
4.1 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减少人们的顾虑
一直以来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是其安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众缺少知情权而产生的疑问和畏惧，而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但一些厂家在标注转基因标识比较隐蔽或根本未标识。有关学者表示：中国是转基因食品标识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也要求特定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销售，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进行定量标识，即以转基因食品中转基因的成分所占的含量多少决定是否标注[6]。
当然除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外，想要让更多的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还要尽可能使转基因食品从研究到整个生产环节透明化，尤其是一些肉类和禽蛋类等食品。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敏感度不断提升，要消除人们对转基因的顾虑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4.2 保证转基因信息传播渠道的可靠性和信息地真实性
其中想要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和购买意愿，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要普及人们对转基因的了解，而不是让一些不明确的报道来增加人们的顾虑。根据调查了解到，现在社交网络平台无疑承认一种信息分享与信息传播的平台涉足于人们的生活，这种传播方式有优势也有缺点，大众可以任意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种言论是不正确。但如果由农业部或研究中心利用好这个平台，将转基因的研究进程及时呈现在公众的眼前，或者开展一些转基因科普论坛或转基因答疑论坛，随时解决消费者的疑惑与顾虑，将有利于增加人们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
4.3 建立规范的转基因市场体系
在国外，一些国家提出的针对转基因的政策也为我国建立规范的市场体系提供了参考。美国政府主要采用的多机构联合执法的方式来监管和规范转基因市场，使各个职能部门不仅能相互协作、严格执法，也能及时弥补执法过程中的漏洞，进行标准化管理。欧盟针对转基因产品采取的是“预先预防”的策略，必须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审查符合各项规定后，才能将其投放市场。日本则是完善关于转基因的法律体系，从转基因市场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始，就开始了对转基因食品的立法规范，相关法律更是规律了24种标识对象，对转基因的相关标准进行严格界定。总体上来说，美国的转基因市场规范模式比较宽松，欧盟的规范模式比较严格，日本则采取了折中的规范模式[7]。这三个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即与国家的文化习惯又与国家的发展状况有关。美国的文化向来比较开放，民众的冒险意识比较强。而欧盟的民众不排斥新鲜事物，但态度谨慎。而日本民众对待事物态度严肃，规范意识强，国家的发展状况，让其不得不重视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而我国要建立完善的转基因规范体系，既要考虑我国民众的文化习惯，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目前，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和管理体制都不成熟[8-9]，主要表现在：食品卫生和安全监督主管的有关部门尚未启动对转基因食品的专项管理；缺少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程序和方法；现有的经验技术无法对转基因食品中各种影响安全性的因素进行全面准确的测定。针对以上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1）扩大执行机构的审查力度，对转基因食品的进口，生产，销售等做好严格的控制和记录，对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明确的标识。
（2）提高各个机构执法人员的素质，加强对专业监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同时建立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主体的处罚力度，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主体进行严厉处罚，增强责任约束。
（3）政府积极引导，多举办关于转基因的科普活动，提高消费者的认知程度。同时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治理绩效成绩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4）专门立法，加强市场监管制度。建立“政府—生产者—消费者”三元监管模式，对市场上相关的生产者行为建立相关的法律约束，严格控制投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数量和质量，对消费者进行积极的引导，杜绝生产者为了牟取暴利，而导致市场秩序紊乱[10]。
（5）完善转基因食品的信用体系，对转基因产品的信息传播途径，信息真实度、信息传播内容等进行严格的规定。
由此可见，研究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不仅可以研究不同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传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还可以为政府等相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的有效宣传提供参考价值，为进一步规范转基因市场体系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倪娜，张智勇，李国瑞，等. 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在转基因食品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1）：64-70.
[2] 程培堽，蔡晓燕，殷志扬，等.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研究的国内研究现状[J]. 中国城市经济，2011（3）：309-310.
[3] 沈娟，颜明，田子华，等. 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的调查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11（18）：10909-10912，10914.
[4] 程培堽，蔡晓燕，殷志扬，等.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研究的国内研究现状[J]. 中国城市经济，2011（3）：309-310.
[5] 沈娟，颜明，田子华，等. 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的调查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11（18）：10909-10912，10914.
[6] 陆群峰.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0-94，100.
[7] 孙强，赵明超. 我国转基因食品管理体系在世界影响下的发展[J]. 安徽农业科学，2014（9）：2743-2744，2779.
[8] 王雪凝.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20-21.
[9] 杜晓明，安增龙.黑龙江省望奎县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J].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14（6）：113-116.
[10] 王扬，刘晓莉.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法律防范[J]. 理论月刊，2014（8）：104-107.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12-340-04
Abstract Study on the degree of consumers’ awarenes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can increase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and enh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genic regulated market system. But differ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ct differently to people’s awarenes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his thesis aims to study the cognitive degree differences of consumers towards GM in Nanjing City， based on a well-designed questionnaire and variance analysis to the questionnaire. And a conclusion is reached， that is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consumers just hear of it without truly understanding or just know a little about it. Television or radio is the mainly channel for consumers to know about GM， but food supervision mechanism or consumer associations and other departments have a higher confidence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nd guarantee of consumers’ right to be informed， this thesis finally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advises and suggestions on government’s reasonable publicity of GM.
Key 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channels； Consumers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带来的粮食短缺难题迫使我国需要依靠进口粮食来满足生活需求。然而在进口的粮食中，有近70%是转基因粮食，所以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一步研究有利于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进一步认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从超市中查出转基因大米，到知名品牌豆浆检出转基因成分但未标注等事件的发生，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再度升级。同时在2014年两会上，有两位委员带来了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提案，分别是政协委员崔永元和农工民主党的提案。可见，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已经是万千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所以关于转基因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1]。
同时，关于转基因的报导也是层出不穷，关于转基因的争议点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是否有必要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据此调查了2014年10月24日之前，几大关注度较高的新闻网站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报告如：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等。把检索条件设定为“转基因”、“2014”等字样，结果显示：腾讯新闻全文检索到4 092条相关新闻条报道，标题搜索到1 632条结果，新浪新闻全文检索结果达到37 048条，标题搜索达到10 796条。其中关注度和点击量较高的是全国知名的主持人资深媒体人前央视名嘴崔永元卷入“挺转”与“反转”的漩涡中的新闻和对“转基因大豆与肿瘤高度相关”的安全性相关的新闻较多。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明显存在争议，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让很多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望而却步。
对此，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渠道的角度来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从而为政府等部门建立规范的市场体系提供建议。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种背景下，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也有利于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对此，以南京市为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
1 文献综述
这里主要是从信息传播渠道的角度对消费者的了解程度进行了研究，由于信息传播的多渠道性使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而且不同传播渠道传播的信息可信度和信息有效性也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而且研究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这一具体因素，有利于政府等机构以有效的传播渠道来正确宣传转基因食品，也有利于建立规范的转基因市场体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为了进行详细的研究，也进行了转基因相关研究文献的研读，其中有对南京市消费者认知程度的调查研究，是从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角度如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职业等角度进行了认知程度的研究[2]。相关的研究表明学历和收入这两个因素相比较其他因素而言对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存在显著性影响。在众多研究中也有分析不同类型的被访者对转基因作物了解程度与传播渠道，结果表明：了解程度较高的主要通过网络途径和传统媒体，了解程度较低的则主要通过与人交流[3]。但对传播渠道缺少系统的分析。国内研究现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为“没听说”、“只听说一点”的占到94.4%[4]。这里主要是以南京市为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由于中国地域广阔，文化差异比较显著，对其他地区的代表性可能不足，但对江苏省一带地区却具有研究意义，而且主要以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来进行了不同传播渠道之间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不同传播渠道之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2.1 数据来源
以调查问卷为主，主要在浦口区、玄武区、鼓楼区、下关区、白下区、秦淮区、建邺区等南京七大城区的八大超市对消费者进行随机街头随机问卷采访。内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被访问者的个人情况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情况；二是被访者对转基因的一些认知问题如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了解转基因的渠道等问题。共发出6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收回575份。
男生304人，占52.9%。女生271，占47.1%，男女比例基本均等。年龄，在18～29岁的242人，占42.0%；在30～39岁的145人，占25.2%；在40～49岁的101人，占17.6%；在50～59以上的58人，占17.6%；在60岁以上的29人，占5.0%，从年龄段所占的比例来看，主要以18～49岁的中青年为主（比例达到84.8%），这主要与老年人很少外出购物，街头偶遇几率小有关。年龄的分布基本合理。受教育水平的比例分析，小学以下的15人，占2.5%；初中的72人，占12.6%；高中、技校或中专的121人，占21%；大专或本科的295人，占51.3%；硕士及以上72人，占12.6%，综上可知受教育程度在大专或本科，认知情况基本符合南京市城市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基本上来看，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可以用来作为研究数据。
2.2 数据的描叙性分析
2.2.1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在对消费者对转基食品的了解程度调查中，没听说转基因的人占6.7%，听说过但不了解的占39.5%，了解一点的占49.6%，非常了解的占4.2%。相比较2011年的调查结果，完全不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比例正在减少，说明随着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报道增多，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度也在逐步增高。
2.2.2
信息传播的渠道在增多。 调查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度。通过电视或广播了解的占42.0%，通过报纸或杂志的占16.0%，而通过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了解的占18.5%，通过食品监管机制或消费者协会了解的占5.9%，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占17.6%。从调查结果可以分析：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主要了解渠道是电视或广播，而与传统的了解渠道相比，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的相关传播所占比例增加。调查结果与调查的取样可能相关，18～29岁的消费者占42.0%，这一阶段的主要信息获取主要靠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来共享和传播，这一传播方式的极大好处之一是共享性大、传播性广。而占比例相对较大的“其他的了解渠道”，笔者对调查人群的访问得知，主要为大众传播和人际渠道等，这是设计问卷不足所存在的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
3 不同传播渠道对了解程度的理论模型
3.1 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总体认知程度分析
笔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综合消费者的个体特征，主要从信息传播渠道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笔者对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进行赋值，来进行总体的分析（表1）。
经过分析可知，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主要集中于听说过但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一点，但与之前的研究对比可知，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已有提高[5]。但由标准差也可知数据的离散程度相对较小，说明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在一个范围内比较集中。在置信水平为95%的条件下，样本的置信区间对认知程度的反映更加精确。综上可知，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集中在听说过但了解程度不深的基础上，为了加深消费者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还需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有效的传播。
3.2 信息渠道与了解程度的方差分析
由表2可知，消费者主要通过电视或广播了解到转基因的相关知识，但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却不高，了解程度主要是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这个结果与电视或广播的传播特点有关，传播的信息主要是一些前沿信息或者头条的信息，信息简短且具有时效性，不具备对一些相关信息进行深入剖析的可能性，况且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是日益更新。也可以看出，通过报纸或杂志、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平台获取转基因知识的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较高。报纸或杂志的报道通常有一定的篇幅，会对问题进行相关的扩展，对消费者进行一些知识的普及，而且信息的可信度比较高。而微信等社交平台提供读者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对问题的分享加深了消费者的理解。通过消费者协会的了解程度最高，消费者协会保障的是消费者的利益，会对消费者关注的问题进行重点普及，有针对性的了解往往可以加深理解。
3.3 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方差分析
从调查总体中选取200份的样本进行方差分析，一般而言，消费者了解程度越高，说明该种传播渠道越有效。信息传播渠道对了解程度是否有显著影响，检验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渠道的均值是否相等，如果均值相等，则认为没有影响，如果不相等，则认为有显著影响。其中通过电视或广播获取信息的84份，通过报纸或杂志获取信息的32份，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的39份，通过食品监管机制获取信息的5份，通过消费者协会获取信息的6份，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34份。通过调查得知，其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亲戚或朋友获知。 误差来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下，各观测值不相同，这种差异是由抽取的样本的随机性造成的；二是同一信息传播渠道下，各观测值也不相同，传播渠道是随机抽取的，所以也是由样本的随机性造成的。
3.3.1
基本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中给出的是基本描述性统计量，从表中可以看出，在6种传播渠道中，样本数量分别为84、32、39、5、6、34，其中食品监管机制和消费者协会了解程度相近且最高，其次为报纸或杂志了解程度相对较高，最低的为电视或广播（表3）。
3.3.2
LSD多重比较。利用LSD检验方法分别显示两两信息传播渠道之间的了解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相应两组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电视或广播与报纸或杂志、消费者协会及食品监管机制、微信等社交平台与消费者协会和食品监管机制之间存在的显著性差异。说明不同的传播渠道，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
3.3.3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统计量的F值为4.828，P值为0.001，在默认的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前提下，则认为不同信息传播渠道之间的信息了解程度有显著性差异。且组间的偏差平方和为12.492。组内的偏差平方和为100.383，总偏差为112.875。因此可知，充分利用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的特点，加深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非常重要。
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的认知程度有重要影响的是信息的传播渠道和信息的可信度。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或者广播，但信息的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电视上的传播主要集中在相关的新闻，而新闻的视角主要集中在有争议的安全性事件或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等要点进行报道。网络上的一些社交平台也成为突起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消费者了解的程度相对较高一点，因为网络上关于转基因的事件类话题往往更能增加消费者的关注度。笔者查询了在新浪新闻关于转基因报道的点击量较高的两件事，一是“崔永元对战方舟子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显示共有211 358人参与，1 914人发表评论，从人们的言论可以看出，大家对事件或名人的响应度很高，大家的言论也多在质疑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没有科学的佐证来解释事件，更加增加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二是“人民日报公布的一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名单”，该事件共有37 425人参与，891条评论，这条新闻的评论，明显人们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分为两派，对转基因持乐观态度的与对转基因持反对态度的，其中不乏有对转基因具有深入了解的消费者进行客观的评论。而对消费者了解程度最高的传播渠道还是食品监管机制和消费者协会等政府部门，因为消费者对此传播的信息有较高的关注性和可信性。综上可知，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有效的传播，可以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也可以对建立规范的转基因市场体系提供意见和建议。
4 结论
根据调查结果，为了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主要仍是完善信息渠道，加强转基因食品传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加强转基因食品相关知识的全面而客观的宣传，主要针对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一些误解进行客观的诠释与宣扬。为了使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了解程度，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下意见和建议。
4.1 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减少人们的顾虑
一直以来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是其安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众缺少知情权而产生的疑问和畏惧，而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但一些厂家在标注转基因标识比较隐蔽或根本未标识。有关学者表示：中国是转基因食品标识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也要求特定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销售，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进行定量标识，即以转基因食品中转基因的成分所占的含量多少决定是否标注[6]。
当然除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外，想要让更多的消费者接受转基因食品，还要尽可能使转基因食品从研究到整个生产环节透明化，尤其是一些肉类和禽蛋类等食品。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敏感度不断提升，要消除人们对转基因的顾虑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4.2 保证转基因信息传播渠道的可靠性和信息地真实性
其中想要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和购买意愿，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要普及人们对转基因的了解，而不是让一些不明确的报道来增加人们的顾虑。根据调查了解到，现在社交网络平台无疑承认一种信息分享与信息传播的平台涉足于人们的生活，这种传播方式有优势也有缺点，大众可以任意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种言论是不正确。但如果由农业部或研究中心利用好这个平台，将转基因的研究进程及时呈现在公众的眼前，或者开展一些转基因科普论坛或转基因答疑论坛，随时解决消费者的疑惑与顾虑，将有利于增加人们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
4.3 建立规范的转基因市场体系
在国外，一些国家提出的针对转基因的政策也为我国建立规范的市场体系提供了参考。美国政府主要采用的多机构联合执法的方式来监管和规范转基因市场，使各个职能部门不仅能相互协作、严格执法，也能及时弥补执法过程中的漏洞，进行标准化管理。欧盟针对转基因产品采取的是“预先预防”的策略，必须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审查符合各项规定后，才能将其投放市场。日本则是完善关于转基因的法律体系，从转基因市场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始，就开始了对转基因食品的立法规范，相关法律更是规律了24种标识对象，对转基因的相关标准进行严格界定。总体上来说，美国的转基因市场规范模式比较宽松，欧盟的规范模式比较严格，日本则采取了折中的规范模式[7]。这三个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即与国家的文化习惯又与国家的发展状况有关。美国的文化向来比较开放，民众的冒险意识比较强。而欧盟的民众不排斥新鲜事物，但态度谨慎。而日本民众对待事物态度严肃，规范意识强，国家的发展状况，让其不得不重视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而我国要建立完善的转基因规范体系，既要考虑我国民众的文化习惯，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目前，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和管理体制都不成熟[8-9]，主要表现在：食品卫生和安全监督主管的有关部门尚未启动对转基因食品的专项管理；缺少对转基因食品的管理程序和方法；现有的经验技术无法对转基因食品中各种影响安全性的因素进行全面准确的测定。针对以上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1）扩大执行机构的审查力度，对转基因食品的进口，生产，销售等做好严格的控制和记录，对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进行明确的标识。
（2）提高各个机构执法人员的素质，加强对专业监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同时建立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主体的处罚力度，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主体进行严厉处罚，增强责任约束。
（3）政府积极引导，多举办关于转基因的科普活动，提高消费者的认知程度。同时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治理绩效成绩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4）专门立法，加强市场监管制度。建立“政府—生产者—消费者”三元监管模式，对市场上相关的生产者行为建立相关的法律约束，严格控制投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数量和质量，对消费者进行积极的引导，杜绝生产者为了牟取暴利，而导致市场秩序紊乱[10]。
（5）完善转基因食品的信用体系，对转基因产品的信息传播途径，信息真实度、信息传播内容等进行严格的规定。
由此可见，研究信息传播渠道对消费者了解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不仅可以研究不同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传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还可以为政府等相关部门对转基因食品的有效宣传提供参考价值，为进一步规范转基因市场体系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倪娜，张智勇，李国瑞，等. 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在转基因食品检测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1）：64-70.
[2] 程培堽，蔡晓燕，殷志扬，等.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研究的国内研究现状[J]. 中国城市经济，2011（3）：309-310.
[3] 沈娟，颜明，田子华，等. 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的调查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11（18）：10909-10912，10914.
[4] 程培堽，蔡晓燕，殷志扬，等.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研究的国内研究现状[J]. 中国城市经济，2011（3）：309-310.
[5] 沈娟，颜明，田子华，等. 南京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的调查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11（18）：10909-10912，10914.
[6] 陆群峰.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与信息传播的改进——基于公众权益保障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0-94，100.
[7] 孙强，赵明超. 我国转基因食品管理体系在世界影响下的发展[J]. 安徽农业科学，2014（9）：2743-2744，2779.
[8] 王雪凝.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政府规制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20-21.
[9] 杜晓明，安增龙.黑龙江省望奎县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J].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14（6）：113-116.
[10] 王扬，刘晓莉.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法律防范[J]. 理论月刊，2014（8）：1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