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分科导致了中国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离间。文理各执一端，虽谓“术业有专攻”，却常常是文理学科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就像一幢大厦一样，知识体系也由诸多支点构成，它们各自独立却又暗通款曲，相互分担压力、刺激彼此，人为将重心置于一点，或许带来投机式的胜利，却最终可能招致知识体系内在生机的干涸。
　　“三岁看老”是自负的判断，同样，把文理分科视为培养人才的不二模式同样形迹可疑。事实上，就现实观之，文理分科很大程度上似乎正成为教育功利的画皮。学校无非是希望通过把文科和理科剥离开来，然后又通过知识的倾倒、几乎是蹂躏式的千锤百炼，使学生成为一架囫囵吞枣的知识接收装置，最终达到为升学率的小数点增砖添瓦的目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永新在“国际人才高峰论坛”上炮轰我国现行教育中的“病症”。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半月谈》刊发的文章中，对当前官员和学校权学交易现象如是评论。
　　
　　学术腐败虽说是“圈内之事”，但由于大学对社会有着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其负面影响与现实危害也就不可小觑。从本质上看，学术腐败是不折不扣的偷窃和欺诈行为，这类行为无疑是对“师者”之尊和大学精神的背叛与颠覆。令人痛心的是，学术腐败的后果并非当事人所能承担，而需要整个社会为之“埋单”。
　　——张以瑾在《学术反腐是一种道德感召》一文里写道。
　　
　　“天个一方、走头无路、悬梁刺骨……”
　　——您见过这些成语吗？在郑州市某职业学校文科类专业的文字功底摸底考试中，还真有学生写出这样的成语，而且全班近50名学生仅有3名勉强及格。
　　
　　谈起提笔忘字，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人更是将其视为电脑时代的“代价”。事实果真如此吗？互联网上之所以充斥着错别字，是因为很多人对此没有基本的判断，众人之所以张冠李戴，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对汉语教学的长期忽视。当我们身边的学生纷纷对汉字感到陌生的时候，真正应该有所反省和行动的应该是教育者，虚拟的网络不足以也不应该承担起“拯救汉语”这样宏大的命题。
　　——《上海青年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对当前学生写错别字的现象不应怪罪于电脑，而要对教育方式进行反思。
　　
　　把教学成绩列为事故评判的一个标准，从根本上说，将使教育进一步走向功利与冷漠，凸显应试教育色彩，这不是把教师当成活生生的教育者，而是变为教书工具。与此同时，也进一步约束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创造力，在“教学事故”的警告声中，做教师的只有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上海市首个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小学教学事故处理意见（试行）》中把教学成绩列为“教学事故”，对此《新京报》这样认为。
　　
　　大家都在补课，你不补课你的中考、高考升学率就只能落在人家后面！要知道“升学率”不光是用来考核教师、评价校长的，它也是我们教育行政部门乃至地方行政长官的一项重要政绩！
　　——评论员王淦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补课”现象难以遏制的原因。
　　
　　实事求是地讲，这几年对教师的师德，社会上颇有意见。一些教师贪图利益，热衷于搞有偿家教，让家长请客送礼等等。但是，无论从现实还是理论层面看，教师犯了和能犯受贿罪的情况，都很难找到。如果将教育机构中事实上的官员，与一般意义上的教师分开，明确教师构成贿赂犯罪的刑责，简直可以说是画蛇添足。而现在这样宽泛的规定，虽对打击犯罪有意义，却会将针对教育行业腐败的聚光灯，不当地投射到普通教师的身上去，让他们承受额外的压力。
　　——最高法院与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医务人员、教师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物品销售方财物，数额较大的，将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对此《人民日报》作了这样的评论。
　　（半山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