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民族观及其世界意蕴

来源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killer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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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新举措。这些重要的思想阐发构成了习近平“一整套全面系统、有机统一的民族观”,是新时代新阶段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而习近平民族观亦具有丰富的世界意蕴——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到“命运共同体”,从民族发展、民族繁荣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从“多元一体”到“和合共生”,无不深刻展现出习近平民族观的宽阔胸怀、包容襟怀与天下情怀。

[关键词]习近平;民族观;世界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5-0016-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赴民族地区考察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新时代新阶段民族问题的新情况、新变化、新态势,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战略性、创造性、前瞻性的关于民族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新举措。这些重要的思想阐发构成了习近平“一整套全面系统、有机统一的民族观”[1]。这些基本观点、思想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新阶段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行动指南。而习近平民族观亦具有丰富的世界意蕴,深刻展现出习近平民族观的宽阔胸怀、包容襟怀与天下情怀。
  一、从理论层面看: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到“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民族观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即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习近平在这一根本原则指导下,进一步指出:“坚持民族平等,牢牢把握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生命线。”[2]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到《共产党宣言》,从《1884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到《法兰西内战》,从《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其在分析阶级与实现民族平等等关系时指出,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仅表现在民族大小、强弱、发展程度等方面,绝无优劣之分,故而各民族一律平等。习近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首先,立足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习近平指出,这一基本国情既是我国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有利因素之一[3];其次,在深入分析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原因后,习近平强调,不能把少数民族当作外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一律平等”[4];最后,在民族平等的原則指导下,习近平再次强调,新时期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我国已经确立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我国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对民族平等这一原则进行了明文规定,而且在政策文件中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保障其全面贯彻落实。各民族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曾经为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如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首要原则——民族平等,在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
  关于民族团结,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农民阶级、工人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压迫、剥削累累罪行,以及批判当时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民族团结友爱”虚伪言论的基础上,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促进民族间团结联合的号召。习近平在坚持与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团结重要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民族团结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5](p25)“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6]“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7]“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3]。把民族团结比喻为“生命线”“基石”“石榴籽”,并与“国家统一”并列放在各民族“最高利益”的高度,彰显出习近平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对民族团结功能认识和价值判断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其对民族团结作用的阐发、意义的阐述以及地位的把握都达到了新境界、新高度。历史和现实都已有力证明,作为社会前进之动力、国家发展之纽带、中华民族复兴之力量支撑,民族团结承载着对民族解放的取得、民族地区发展稳定的获得、国家兴旺发达的实现以及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满足。
  总之,习近平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最佳“中国诠释”,彰显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方法策略的新范式、新思维。
  而命运共同体,诚如习近平所言,“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8](p4)也即是说,在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应对共同的命运前途,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应当团结协作,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实际上,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且系统阐述了“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同体之实质是在共同利益、共同诉求的基础上,为追求人的自由与人类解放而形成的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9]。马克思、恩格斯将“真正共同体”的最高形态——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p53)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阐释了“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社会分工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使得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回顾人类发展史,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日益增多、信息的不断融合、文化的交流互鉴以及传统地区闭合性社会的逐步消解,人类社会正逐步由一个较小群体、相互隔阂、观念差异的状态向较大群体、相互往来、观念融合的状态迈进。而在此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交往交流交融——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自我孤立与自给自足的藩篱被打破,过去那种分隔、片面、对立的旧观念逐步被整体、全面、相互关联的新理念所取代,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不再闭门锁国、独自发展,而是彼此依存、相互联结。正如马克思所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pp540-54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体”和“世界历史”的重要论述为习近平提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蕴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思想养分。“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p261)据此,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迈入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进程后,就需要遵循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顺应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平等相待、团结协作,并通过彼此间的团结、联合进一步推进世界历史进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将“共同体”的内涵从地域性的民族命运扩展到全球性的人类命运,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价值、新的历史使命,是在新发展阶段,在追求本国利益与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相互平等、并不断加强团结协作的框架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同时为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处理相互关系提供了全新的交往模式、交往方案,呈现出崭新的价值规约、价值判断。   我国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打造平等、团结、协作的国际交往新格局。习近平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平等、公正、公道为原则,是在充分尊重各國制度选择、道路选择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的基础上,本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精神,遵历史之法、处现实之世、合时代之韵、应未来之需,以理性之观念看待世界,既显示出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关系的中国方案,又呈现了实现跨文化认同的中国智慧;既体现出以个体多元文化为基础、建设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整体共拥的文明家园——“地球村”的情感共鸣与精神追求,又展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情怀的承载、对中华文化人文情怀的承继、对社会发展进步情怀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政治情怀的关切。这一理念的提出将习近平关于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加强民族团结的深刻阐述推及至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使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既保持相互平等,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独特性,又加强相互团结、相互协作,并寻求与其他文明和谐交融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构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平等协商”[12](p529)、不冲突不对抗、“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2](p523)。这一理论体现出习近平民族观所具有的历史高度、现实广度、时代深度与未来远度。
  二、从现实层面看:从民族发展、民族繁荣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关于民族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3],要“千方百计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13](p37),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1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飞速发展之态势。然而,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东部相比仍相对滞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而要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5]之目标,就需要各民族打破其交往上的地域阻隔,即需要各民族在社会结构上“相互嵌入”[7]、经济结构上互帮互助,缩短其交流上的心灵距离,即需要各民族在文化结构上互补互融、交往结构上包容和谐,亦是说,要“努力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16]。据此,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没有仅满足于保护少数民族的个体权利层面,也没有仅停留于民族平等团结的法律文本层面,而是将这一基本原则与帮助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各民族的福祉相结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维护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才能更好解决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才能在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原则指导下,更好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放眼世界,面对新发展阶段,危机并存、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民族问题的日益复杂,面对世界各国综合实力差距的不断扩大,面对全球发展观的日渐缺失,世界迫切需要寻求与凝聚基本共识,建立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范式,以消弭和化解多元文化的分歧与鸿沟。对此,习近平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17]中国的方案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源于“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思想,源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探求,源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担当,源于超越狭隘民族国家视角、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的求索,源于“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目标。这一理念是习近平在其关于民族发展、民族繁荣思想基础上,摒弃了传统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视本国利益为“第一位”的行动宗旨,克服了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缺陷,摈弃了零和思维,把世界多元化的差异性转变为促进其繁荣发展的强劲动力,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世界观的表述,是为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努力实现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一荣俱荣、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现实需要。但“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既不意味着要否定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独有发展模式、特有发展理念、特殊发展战略,也不意味着要把“共同”“共赢”的价值理念强加于他国。正是在尊重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差异性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区别化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考量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兼顾其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并承载其对未来发展深刻思考、现实发展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11](p542)当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达成“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共识创造了条件。“理念引领行动。”[12](p539)要实现共同发展,就需要开拓创新——“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11](p330);需要珍视和平——“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11](p331);需要相互合作——“着力推动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11](p331);需要豁达包容——“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11](p331),以此达到“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17]“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1](p331),即“共赢”之目标。
  总之,“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即是要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他国共同发展,在寻求本国繁荣时兼顾他国合理诉求的基础上,在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利益得以彰显、话语权得以维护的框架下,顺应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之大势,契合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之追求,共同描绘一幅“同舟共济、权责共担”之绚丽画卷。因而说,从民族发展、民族繁荣到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是习近平民族观在现实层面结合世界发展新态势、新要求、新情况、新问题所做出的具世界意蕴的解读。   三、从实践层面看:从“多元一体”到“和合共生”
  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而习近平在从历史与现實两个视角对这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进行再次确认的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与理解——我国历史演进的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8](p25)这种多元一体格局是在我国56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特有的民族起源、特殊的社会状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前提下,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扶持、互帮互助,并在密切交往、休戚与共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其中,“多元”不是孤立、离散,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益;不是隔绝、封闭,而是交往交流、交融交汇。这种多元维系的圆融状态,一字以示之,即是“和”,是多元维系之“和”,是相互协调之“和”,是共同缔造之“和”。以“和”促交流、增进步,以“和”创文明、推发展。而“一体”则既是统一、亦是一统,既是整体、亦是全局。这种一体凝聚的熔铸状态,一字以示之,即是“合”,是一体融洽之“合”,是相融铸合之“合”,是交融熔合之“合”。以“合”铸民心、聚民力,以“合”定秩序、促稳定,以“合”平天下、安万邦。其两者的辩证关系正如习近平所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18](p29)而“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19]。因为“多”,故而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和睦相处;因为“一”,故而团结互助、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从历史演进上看,我国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创造、共同书写的——尽管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或兴盛、或衰落,或融合、或分化,尽管民族间有过纷争、有过交融,有过战乱、有过和平,但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维系却是主线;从现实情势上看,各民族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更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完善都是各民族共同努力、共同奋斗的。正是在历史演进与现实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及一步步推进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习近平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入阐释、深化理解,即既承认并尊重“多元”的差异性,又强调“一体”的整合性、不可分割性,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国家向心力的凝聚、中国梦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在给世界各国带来“经济红利”的同时,其隐藏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所面临的挑战也日渐突出: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局部战争冲突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亦如习近平所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0](p58)于是,秉承“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念,习近平强调“和合共生”,“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21]“和合共生”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是在立足新时代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谐发展的新高度,重视审视从古至今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抛开文化壁垒、文明冲突的思想芥蒂,克服生态恶化、贫富差距等发展困境,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中国能量、贡献中国智慧。这一理念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化理解的进一步拓展,是将中华民族的“多元”之“和”与“一体”之“合”推进到整个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和”与“合”——是和而不同、道同志合,是和睦相处、同心合力,是和风细雨、万物共生。这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民族观在实践层面上对在全球背景下化解风险挑战、破解发展困境、应对时代难题等所做出的具世界意蕴的阐述。
  当今世界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18](p53),而且这些国家无论是在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经济模式还是文化机制上都呈现出多样性。虽然如此,每个民族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促动下,都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理想追求。正是这共同的历史使命、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共同的理想追求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紧密相联,以努力营造彼此共同的未来,这即是“和合共生”。“和合共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狭隘认知,立足于人类整体意识;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推动建立文明新秩序;超越了各行其是、各不相谋的行事主张,打造新型国际关系。这一理念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将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视为一个命运相联且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理念“以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整体理性和关系理性”[22]来思考和处理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间的关系,展现了我国的大国担当、天下胸怀;这一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之原则,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pp58-59)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是积极践行“和合共生”的路径之一。这一倡议作为国际合作新平台,既是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托举到开放发展重要地带的重大战略,又是新时代以全球眼光、全球视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的重要部署,也是为了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尊重异殊、包涵多样,相互联结、相互促进,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分歧走向理解。这一倡议以其所蕴涵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将历史与现实相连接、陆地与海洋相连接、沿线国家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相连接。而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截至目前,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3]。这些合作文件的签署与实施是我国在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理念指导下,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扩展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打造与世界各国共建共享之方式,从而在“和”“合”的基础上,为实现“共生”而做出的努力。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7]。而我国人民始终秉持平等团结、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共治共赢之理念,为“和合共生”的实现而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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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杜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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