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书。那时候，学校五间瓦房，两排土墙，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且经常更换。
　　李老师的家在邻村，负责我们教室里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全部课程。他早晨到校，下午放学后回家，中午在办公室生炉子简单做点吃的，整天忙得团团转，没有坐下休息的时间。新学期开学后，我的同桌两三天没到校，家里没钱交书费。后来同桌来了，他说李老师答应给他免书费。稍有常识的都知道，书费是免不掉的，肯定是李老师自己拿钱了。李老师教学有方，期末考试，我们从原来的六七十分一下子考到八九十分。
　　学校的另一个老师，是我的父亲。他们两人一块儿上课、研讨、开会、管理学校的大小事务，搭档差不多五六年，直到学校撤销。这也是村里小学唯一仅有的搭档时间最长的老师。父亲是民办教师，学校撤销后就回家务农。李老师去了邻村的学校。处在中年的李老师和父亲，虽然工作分开了，但李老师每次路过村里，都要到我家坐坐。父亲沏好了茶，摆好了烟，两个人开怀畅谈，父亲和母亲已把他当作哥哥一样尊敬。有一次，母亲当着李老师的面跟我说，以后不要喊老师了，直接叫大爺就行。就这样，李老师成了我的纪春大爷。
　　后来慢慢知道，乐观开朗的纪春大爷的妻子因病去世，但他从未流露出对生活的任何失望，端坐在我家堂屋圈椅，浓黑的眉毛下忽闪着小眼睛，嘴里吧咂着香烟的余味，时而咧着嘴角绽放出随意的笑。第一年中考失利，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决定回村务农。纪春大爷听说后，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专门过来开导，“三啊，咱农村的出路就是上学。像你大哥、三哥他们一样，考上大学，就有铁饭碗了。”
　　纪春大爷是老师，家里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孩子，在三乡五里那是响当当的名人。伴着深秋的片片落叶，我回到镇上的初中开始复读，第二年考上县里的高中。那时候家里穷，记得最难的时候，二十块钱的资料费都要去借。父母一直没有放弃我们的读书，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话就是，“好好学习，看你纪春大爷家的孩子。”
　　退休后空闲的时间多了，他与父亲的关系更为密切。老哥俩有事没事跑到一块儿海阔天空地聊。聊国家大事，聊前村后院，聊旧友相识，聊家庭孩子。聊到饭时，就在家吃饭，毫不客气。有时他路过村里，看到父亲母亲在田里浇地，放下车子扛起铁锨就把母亲撵回家。母亲说，这样的感情，真的没法再说了。最近几年，因为过于忙碌，我回家的次数很少，更没时间去登门看望。每到逢年过节，我都会叮嘱父亲，给纪春大爷捎点东西，代我表达心底的问候。纪春大爷是退休教师，月退休工资就四五千块。母亲说，他生活节俭，从不浪费，吃饭穿衣就不用说了。举个例子，他爱吸烟，经常赶集买些烟叶，回家自己卷了吸。
　　近两年，他患了脑梗，虽康复得不错，但身体明显不好。父亲隔三岔五过去陪他聊天。今年疫情明显缓解后，父亲又专门过去看望。父亲转告我，他大脑清晰，问这儿问那儿，像个好人一样。清明节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手机持续嗡嗡震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模糊中看到，是父亲的号码，心里一惊。这么早来电话，一定有万分紧要的事情。果不其然，父亲焦急地说：“快回来吧，你纪春大爷去世了。”
　　我心里一阵紧绷，止不住眼中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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