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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风向
☆ 宋玉的《风赋》中写了小风、中风和大风，“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识别“起于青蘋之末”的小风。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谿谷’就是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45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
刘知几认为写历史的人要具备才、学、识三个条件，识就是“有识别风向的能力”。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多谋善断
☆ 要学曹操的多谋善断，“反对多端寡要，言不及义”。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遇事“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而反对少谋武断、优柔寡断。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卷227《后唐灭梁》叙述后唐君主李存勖向部将康延孝、郭崇韬咨询灭梁朝之事时，做了三处批语：“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仍康延孝之意。”
☆ 李世民通过和他的大臣们务虚，总结出了不少千百年来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政治格言，如：“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
为政诤言
☆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后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 为政贵简。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清简务本、行必责实”的工作作风。一是简在心纯。“简不是物质的贫乏，而是精神的自在；朴不是生命的空虚，而是心灵的单纯。”清代刘大魁在《论文偶记》中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为文为人是一个道理，“少想自己就简单，出于公心就简单”。二是简在务本。抓本职，守本份，心无旁骛，才能简捷。言必直奔主题，便无心巧言令色；事必求真务实，便无心虚张声势；“系心于一事”，便无心逢场作戏。“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抓住最主要、最重要、最本质的事情，寻找最简捷的方式方法，将宏观的问题简单化，将微观的问题系统化，一挥而切中肯擎、一语而抓住要害、一笔而入木三分。三是简在尽心。简不是懒散，而是勤快；简不是松心，而是尽心；简不是贫乏，而是精粹；简不是直入直出，而是厚积薄发；简不是回避矛盾，而是解决问题。简单做人，简洁为官，简捷行事，一副肝胆，两袖清风，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精神境界。
☆ 为政贵俭。老聃在《道德经》第59章中说：“治人、事天，莫若蔷”。“蔷”为节俭之意。老子说：“夫为蔷，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1907年清末状元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说：“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日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多求人则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或己亦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为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也。”由此想到，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树立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
☆ 范仲淹在上书宋仁宗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 为政贵实。柳宗元说：“言而不实，罪也。”周恩来曾说过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克林凯尔说：“真正的伟人常常是平凡的，他们的行为既不做作，也不虚饰。”加黎说：“真实，万事之根本，为一切才力最大之要素。”
☆ 充分考虑未来的变化因素，再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是一个领导者必不可少的素质。萨尔德尼曾经这样定义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差异：“领导者能够忍受混乱和缺陷，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如果没有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他们宁可保留也不会草率地做出判断。而管理者追求的是秩序和统治，在分析和了解潜在因素之前，就往往盲目地处理问题。”
☆ 培根认为，实行改革要十分谨慎。每一次改革都必须确有实效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从事改革不可轻率。要注意到，即使有很多人赞同，它还是很危险的。正如《圣经》所言：“你们应站在路上察看，访求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灵魂方得安息。”
☆ 王安石的改革是比较典型的书生革命，考虑问题不全面，利想得多，弊想得少，缺乏实践经验。王安石的改革方案在推广之前没有进行广泛的可行性研究，推广后也没有及时修正缺陷。最根本的错误是利用皇权推行新政，而缺少法律手段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他也不应该迫害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
☆ 朱元璋对侍读学士詹同说：“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洪武十五年，他要求全国各州县都建孔庙。
☆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以暴力，以铁和血，以摧枯拉朽的极端手段来对付旧制度、旧格局、旧政权、旧人物时，吓破了胆的他们，会比猪羊还要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
☆ 宋玉的《风赋》中写了小风、中风和大风，“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识别“起于青蘋之末”的小风。1958年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谿谷’就是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45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
刘知几认为写历史的人要具备才、学、识三个条件，识就是“有识别风向的能力”。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多谋善断
☆ 要学曹操的多谋善断，“反对多端寡要，言不及义”。1959年6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遇事“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而反对少谋武断、优柔寡断。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卷227《后唐灭梁》叙述后唐君主李存勖向部将康延孝、郭崇韬咨询灭梁朝之事时，做了三处批语：“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仍康延孝之意。”
☆ 李世民通过和他的大臣们务虚，总结出了不少千百年来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政治格言，如：“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
为政诤言
☆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后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 为政贵简。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清简务本、行必责实”的工作作风。一是简在心纯。“简不是物质的贫乏，而是精神的自在；朴不是生命的空虚，而是心灵的单纯。”清代刘大魁在《论文偶记》中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为文为人是一个道理，“少想自己就简单，出于公心就简单”。二是简在务本。抓本职，守本份，心无旁骛，才能简捷。言必直奔主题，便无心巧言令色；事必求真务实，便无心虚张声势；“系心于一事”，便无心逢场作戏。“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抓住最主要、最重要、最本质的事情，寻找最简捷的方式方法，将宏观的问题简单化，将微观的问题系统化，一挥而切中肯擎、一语而抓住要害、一笔而入木三分。三是简在尽心。简不是懒散，而是勤快；简不是松心，而是尽心；简不是贫乏，而是精粹；简不是直入直出，而是厚积薄发；简不是回避矛盾，而是解决问题。简单做人，简洁为官，简捷行事，一副肝胆，两袖清风，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精神境界。
☆ 为政贵俭。老聃在《道德经》第59章中说：“治人、事天，莫若蔷”。“蔷”为节俭之意。老子说：“夫为蔷，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1907年清末状元张謇在《师范学校开学演说》中说：“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日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多求于人，多求人则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或己亦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苟能俭则无多求于世界，并无求于国家，即使适然为官，亦可我行我意，无所贪恋，而高尚之风成也。”由此想到，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树立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
☆ 范仲淹在上书宋仁宗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 为政贵实。柳宗元说：“言而不实，罪也。”周恩来曾说过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克林凯尔说：“真正的伟人常常是平凡的，他们的行为既不做作，也不虚饰。”加黎说：“真实，万事之根本，为一切才力最大之要素。”
☆ 充分考虑未来的变化因素，再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是一个领导者必不可少的素质。萨尔德尼曾经这样定义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差异：“领导者能够忍受混乱和缺陷，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如果没有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他们宁可保留也不会草率地做出判断。而管理者追求的是秩序和统治，在分析和了解潜在因素之前，就往往盲目地处理问题。”
☆ 培根认为，实行改革要十分谨慎。每一次改革都必须确有实效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从事改革不可轻率。要注意到，即使有很多人赞同，它还是很危险的。正如《圣经》所言：“你们应站在路上察看，访求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灵魂方得安息。”
☆ 王安石的改革是比较典型的书生革命，考虑问题不全面，利想得多，弊想得少，缺乏实践经验。王安石的改革方案在推广之前没有进行广泛的可行性研究，推广后也没有及时修正缺陷。最根本的错误是利用皇权推行新政，而缺少法律手段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他也不应该迫害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
☆ 朱元璋对侍读学士詹同说：“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洪武十五年，他要求全国各州县都建孔庙。
☆ 《广阳杂记》载：“蔡岷瞻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则一帝，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以暴力，以铁和血，以摧枯拉朽的极端手段来对付旧制度、旧格局、旧政权、旧人物时，吓破了胆的他们，会比猪羊还要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