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述新闻的语言问题之前，必须对新闻活动的性质作一个解释。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关于精神科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旨在征服自然的自然科学之外，还有陶冶人心、教化人类、在不同世代和民族之间促成沟通的人文科学，它也是精神科学的主导。伽达默尔指出，要“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真理的经验。这样，精神科学就与那些处于科学之外的种种经验方式接近了。即与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本身的经验接近了，所有这些都是那些不能用科学方法论手段加以证实的真理借以显示自身的经验方式。”新闻的存在是依赖语言对客观进行解释，并达到人与人之间产生思想反应的目的，它给了人们一种不能通过科学分析手段而获得的历史经验，属于一种超出自然科学方法论指导的特有的经验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将新闻纳入精神科学的范畴。
　　从精神科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四个基本要素“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出发，我们发现任何一条新闻与艺术作品一样，都暗藏着这四个基本要素。
　　在中国，每年的八九月份都会有一批内容相同的新闻见诸报端，如贫困家庭的孩子没钱上大学，许多报道极具煽情性。例如，有一对兄弟，同时考上了大学，一个在清华，一个在北大。然而他们的家庭非常贫穷，父亲做临时工，母亲重病在身，已花去家庭大部分积蓄，兄弟俩在读高中时一星期只有五元钱的生活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含泪说，我拼了老命去借钱，也只能供你们中的一个去学校报名。哥哥为了让弟弟去上学，决定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被弟弟发现后弟弟哭着说，要死一起死。兄弟俩在山上上吊时被邻居发现，双双被救……新闻一见报，便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认同。慰问的，捐款的，要认他们为干儿子的……各职能部门开始行动，趋之若鹜。
　　先用情感判断方式来分析一下这条新闻，首先它具有共通感，“我要读书”和同情弱者是社会的道德共性。人们获悉这个信息后，立刻会和自己的感觉经验相沟通，马上在精神和物质上作出反应。原因就是与新闻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通感，继而影响其判断力。这条新闻对读者来说并不具普遍意义，这又恰恰符合了人文主义传统的第四个基本要素“趣味”。在趣味认识方式中，关键的并不足普遍准则，而是具体的情况。最终这条新闻潜移默化地达到了“教化”的目的，读者也正是通过慰问捐款同情等形式，升华了自己。
　　如果将这条新闻放在自然科学分析的显微镜上，它不仅不会产生“凄美”，让人感动，恐怕在追问中还会让人们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让我们来还原以上新闻可能的本来面目：那对兄弟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是典型的超生家庭，是越生越穷的典型。母亲因不喜欢父亲而与人偷情，被父亲酗酒后殴打致病，父亲是村里的二流子，多次被工厂开除，只能做做临时工，兄弟俩也没自杀，而只是跟别人说想自杀。再由此延伸到社会制度、考试制度、未来的大学、村官腐败……新闻与读者产生的共通感此时可能就是另一种类型，其结果也完全可能相反。
　　新闻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是一种自我理解。新闻将人的心灵作为突破口，它并没要求1+1=2，也没有具体的数字化指向，但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事先无法估量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剧变苏共垮台就是从新闻开始的。曾经有人不解地问前苏联领导人：苏共在国内是绝对的第一大党，也管军队。为何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被瓦解?回答：我们忽视了新闻对人民的精神作用。正是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不断地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与揭露，使得苏联人民对信仰产生怀疑。当以叶利钦为首的在野党开始反击苏共时，媒体又推波助澜，导致坚持了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大厦瞬间倾倒。
　　人足需要与时俱进的，这个“时”是什么?对个体来说不仅仅是时代，更足一种适应时代的本领。阿尔温·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新的信息影响，不断地迫使我们尽快地修正脑子里储存的形象。以过去现实为基础的旧形象必须替换掉。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现实，就会在竞争中越来越软弱无力，就会感到无法应付生存。”而现在，几乎所有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信息均足从新闻渠道发出，离开新闻的日子变的十分可怕。我们在得到经验之前相遇的是语言。
　　我们可以把新闻拆开，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然后就发现其现实性、历史性和局限性均来源于各种语言。例如：文学语言、版面语言、镜头语言、网络语言……由语言对新闻进行提炼、加工、剥离。不同的语言形成不同的新闻风格，而风格的形成是新闻能否清晰准确被公众所理解所接受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媒体都把政治定位与市场定位看成是成败关键的缘故。所谓的定位，就是语言的限定，即跟什么人说什么话。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用“六栏横排”的版面语言面对读者。它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传，但它却不肯使用彩色照片和图案；它只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沙漠风暴”战争和“9·11恐怖袭击案件”时，使用过破栏的标题，而一百多年来再也没打破过它的版面语言风格。他们的领导人说：一成不变的目的是保持来之不易的语言符号。道琼斯公司全球副总裁、《华尔街日报》副出版人理查德·托佛2003年在北京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风格未变，足为了让读者一眼就认出我们，同时对我们产生持久的信心”。
　　解释学以理解、解释为核心，它的形成依赖于语言。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目的就是一个：促成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形成。新闻就是一门解释的学问，日益发达的新闻目的足抢占形成传统的至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先验性对建立保存完善新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传播新闻的媒介往往依附于某个团体或人种，因此新闻不可能凌驾于某个团体或人种之上，也不会成为普遍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而新闻语言的多样性，正好弥补了新闻本身的不足，它已经具体地反映在媒介的类型和新闻种类之中。新闻语言是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写作构思和技术手法的总和，它可以形象地揭示新闻内容，表达作品思想的准确性和深度。
　　任何一种语言，背后都隐藏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与民族情感，就新闻来说，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人在对待同一条新闻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人们希望通过媒介中的只言片语达到自己的目的。举第一次海湾战争为例，有人从媒体对“爱国者导弹”的赞颂中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以该导弹为模型的台灯，大受市场欢迎；而有人从媒体中得知在穆斯林葬礼中白夏布足主角，江西的一个夏布生产商立刻生产了大批的裹尸布送往科威特。更多的人从战争中看到了民族矛盾，看到了利益冲突，有的人甚至拿起武器加入到这个矛盾之中。
　　人类对语言的创造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总是将本民族语言与外来语言迅速结合，而且诉求简单，先在圈内流传，再通过新闻传播开来，成为社会的主流语言。进入21世纪后，人们面临的语言空前丰富，大量的非常用语经过新闻传播变成了公众的常用语。2002年《现代汉语词典》以“新词新义”的方式增收了1200条词语。如“炒股”、“邓小平理论”、“点击”、“贺岁”等。到2004年，我们使用的词语中英文字母替代汉语的越来越多，如：F1、F4、CEO、MM、TMD等。这些语言的变化流行，无一不足通过新闻传播的方式完成的，原本前卫的语言平民化了。
　　正是新闻语言的平民化，使得新闻更加接近大众。在新闻从集体走向个体(单位订报到个人订报)的过程中，大众通过对新闻的解读积累自身的经验，这恰恰是新闻目的性的极至：将个性转变成共性，将特殊性转变成普遍性。新闻由此开始有了划时代的发展。
　　新闻语言的诞生无不和经验有关。新闻从业人员如果没听过没看过没有经验，就无法形成文字形成画面，也就谈不上传播。尽管关于汽车的语言已经非常丰富，但我们依然不可想象让一个没见过汽车的人去写汽车的新闻会是什么样?对同一个事件，由不同的新闻记者来描述，不同的新闻编辑来组合，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即使结果相同，其语言表达方式。也不会相同。有的人可以用简单语言来澄清已发生的所谓的客观事实，而有的人则会用另一种语言来颠覆这个事实。
　　例：在一个公共场所，有人踩到了别人的宠物猫并由此引发纠纷。这件事在三个记者笔下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写法。其一：“对不起，我踩着了您的猫”；其二：“这死猫走路也不看着点儿”；其三：“你不应该把猫带到这里来。”这中间有解释的立场问题，该立场就是从经验中得到的。而经验的获得又是从语言描述中来，环环相扣，使得新闻的语言与新闻经验相得益彰。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新闻事实如不经过语言的解释都将不存在，更谈不上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