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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十年代之初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当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最前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把它看成一种终极真理一样的创作方法时，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向就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写作的一种最大的病症。以此为起点，不少的写作一直在一种近乎迷幻的诱惑中，谋求进入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写作状态，并认为只要具备了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的因素，就能成功克服古典文学带给今天的沉寂，甚至是惰性，从而进入到更自由的文学创作领域，并坚定地认为，现代主义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具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似乎能使文学瞬间就能实现一个作家对于写作的所有诉求，而且这几乎成为了文学界的一种共识。
在我看来，三十年来文学创作对此的依赖，与其说是对于写作转型的一种期待，还不如说是文学界一种流行的或者时髦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很多八九十年代的作家认为，对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纳入，既是对“文革”十年文学的反拨，也是对失去文学方向的中国文学唯一出路的确认，这像极了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当时对西方的学习和想象，事实证明，这依然有临时抱佛脚或者饮鸩止渴的嫌疑。
其实，在那个时期的创作中，中国作家所信奉的现代主义的诸原则，更多的是一个时代形而上的各种观念和体系的大杂烩。中国作家基本已经不去分辨什么实用主义、物理主义、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了，只要是与现代主义相关的东西，就愿意拿来使用，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撑，并不断引诱更多的写作者去加以引入和实践，乃至它号召人们退到前现代的状态中，也似乎成为了现代主义应有的特征之一。
今天看来，以上这些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或者一种偏执的信念，因为对传统文化的拒斥和对现代性的怀疑，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了两个同样巨大的难题。它们曾经的优点或者优势已经唤不起人们对此所对应的生活的广泛回应，虽然其中依旧具备存在和灵魂必要性之间的对应和确认关系，而且现代主义的主要副产品虚无主义也大行其道了。于是这种文学上断裂式的左右为难，带来的仅仅是更为狭窄的小型叙事，即使当下文学有往文学传统回归的迹象，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对于宏大叙事的否定，使得文学更加具有私密性和私人化的特性，与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命运越来越远，距离用几千年文化滋养出的中国主体的文学传统越来越远。
我们知道，中国当下文学的文化聚合与创生是有其精神背景的——儒家的中和，道家的本真。但是，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影响甚深，甚至改变了中国文学品性的西方现代主义所产生的个体主义的创作倾向，带给文学的不是写作的多元，而是在现代主义领域的同质化，因为对于个体化差异的迷信，导致了对于国家命运抒写的忽略，当这点被广泛地强调与复制之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单一甚至是单调，就慢慢变成现代主义背景下文学创作最主要的特征。这使得有些作品慢慢退出时代文学的江河，成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一个水湾，无疑影响了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这种个体化写作的退守以及恶性复制与循环，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创作手法和内容的后退，更是中国文学精神的倒退。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写作循环造成了写作者对于写作和国家、社会一厢情愿的理想化。这些写作者往往在庆幸自己从曾经的政治梦魇和前辈作家的写作障碍中挣扎出来的时候，在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近乎八十年代才有的那种重新夺回失去的写作理想的喜悦感和自豪感，并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上，呈现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的作品尽力张扬着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写作的私人化理想，建构新的文学形象，以及拓宽文学的界域，并最终成了促进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动力。作为一种象征，他们梦想着自己的文学能够成为其文化想象和自我精神认同的重要资源，并由自己的主体人格进推到对整个文学精神性价值的肯定，从而使中国文学在对人、对人的观念的思考、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思考方面，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但是，恰恰是对于这点的过分强调，使得他们陷入了一个文学写作的新的旋涡，这就是对于社会人群、时代精神和国家命运的漠视。
这种新的困惑，与其说是个体写作中泛审美文化在作怪，不如说个体主义自然的或者自觉的膨胀，这在当代文学的写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当一批文学家力图在消解国家、社会和方法的逆反中获得文学写作的新的力量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文学之根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从而陷入了单纯的个体化感性审美的沉醉，以致沉浸在自我欲望的狂欢中不能自拔。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和一遍遍的抒写，最终导致了一种写作的循环，就是对于自我经验的不断重复描摹，对既成的语言、叙事方式的重复使用，因此中国当下文学无力的现状是有其内外逻辑的。他们从现代性写作经验中获得的那种极端怀疑原则、由自我反思体系生出的自恋情结，在今日已经进一步促使他们的写作实践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断裂，并且构成了写作者对于自身有限性方面的漠視和故意的隐蔽或者忽视，这就促使当下的文学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国家文学的出现。
应该说，国家文学自古有之，尤其是“文以载道”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奠定了个体化写作中的国家立场和书写传统，记得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谈到“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可见国家文学很早就出现了。当然，与现在的国家不同，那时候的国家还是以君王为核心的政体，所以对于国家的写作有时候不免要写到君王的德政。待到五四之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国的国家意识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惊袭之后生根发芽，正像陈独秀所说：“我生长二十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随着国民心中国家意识的逐步觉醒、增强，惯于从国家立场取景和书写的中国文学便以启蒙及救亡的角度开始了新的航程。
时至今日，国家文学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依然是个问题。国家虽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但是，国家在不少文学家那里，似乎一直是他们创作中的一个难题，一个障碍，似乎已经慢慢成为他们写作中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最大特征就是缺少对于国家的热情，缺少发自内心的歌颂，甚至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去看自己的国家，而且这种怀疑很容易造就更大一批对于国家的怀疑论者，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确实如此，文学上的国家怀疑论者之所以可怕的原因在于，文学家心理的偏执甚至是毫无缘由的对于国家所容纳的一切的否定。他们先是忽略甚至是否认了国家体制内的物质存在、精神存在，进而去怀疑国家的体制存在和文化存在，并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预设成自己的写作前提，在长时间的文学的实践中积淀成自己写作的底色、基本要素和惯常的出发点。而这又会改变和重塑文学家的基础性格和更深的灵魂要素。在这样的文学家眼里，国家的内容和特质是单一的，是需要否定的，对此，他们往往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再也不顾“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文学要求，他们以为对于国家没有理由的否定，就是文学的生气、深刻与高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国家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有交流、撞击和激荡，尤其是现在，每个个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通过竞争去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因此，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有着责任意识的文学家，都应当正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而不应让对于国家的怀疑成为文学创作中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前提和渠道。这点对于当下中国作家来说，应该是一种必然的态度和必要的心智要素。
一般而言，文学写作或者文学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不单单是一种怀疑意识，而更应该是一种建设意識。问题意识的目的常常在于建设，而怀疑论的实际效果常常是破坏。怀疑论者不同于问题意识者，两者比较的话，前者是在对国家失去信心的基础上对于国家产生的怀疑，后者是因为社会阅历不够，对于国家和生活的理解不够。文学家必须主动地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主动去打破新的象牙塔，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才能使文学写作更好地实现有效性的目的。作为一位合格的作家，既要看到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面，更要看到凡是现实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一面，否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来，这点也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的。
我们知道，作为文学家的天才或者作为天才的文学家，都脱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塑造，正如鲁迅在一九二四年《未有天才之前》中所写的：“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不单是如此，作家创作的素材、灵感、方向都来自他所处的国家，来自他周围的民众和生活。但是作家是如何对待这些的呢？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国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总拿心中设想的乌托邦一样的景象作为对比的背景，他就很容易否定国家的一切，他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是假的，真相似乎只在自己的想象和猜想之中，对于民众的生活也毫不关心，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现在也是到打破他们构建的新的象牙塔的时候了。
国家里最大的内容是民众，民众生活的悲欢才是文学家应该去关心和抒写的。白居易写到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才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应有的；李梦阳谈到的“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雩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这才是一个作家要去面对和熟悉的；鲁迅强调劳苦大众的文学，也都是在强调国家中的最大体量的内容，这才是当下的文学创作者需要搞清楚和去实践的。
从中可见，文艺作品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都应该是在国家的大框架内的历史的、社会的和人生的现象。脱离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文学是不可思议的，唯有认真地表现历史、社会和人生，才可以增强创作和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才能够取得震撼人心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即使单从语言因素而论，语言作为客观对象的物质载体的语言符号，作为文艺作品的形式，也同样来源于国家的发展。
众所周知，抗战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国家文学的重要事件，无疑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可以说《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其后几十年的文学，尤其是受当下现代工业文明的繁荣带来的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主义和商业化霸权影响的文学，将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国家的强调，将五四乃至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学品质都拒之门外，也不对当下的人文精神失落和对于永恒真理性和终极价值论的退守负责。恰恰相反，它以自身的不完备性、局域性、异动和行为悖论作为自己的优势特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对于社会的异化和自身的局限反而产生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优势感，觉得现代主义下的社会和人，就是要习惯于断裂、冲突、悖论，以局域性的缺陷为自己叙事的出口和必要条件，并将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社会的不协调性，最终认定为文学协调性和合适性的唯一依据，这更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而国家文学所具有的内涵和外延，一定对此有一种进行调整的效能，直到现在，我依旧相信这一点。
在我看来，三十年来文学创作对此的依赖，与其说是对于写作转型的一种期待，还不如说是文学界一种流行的或者时髦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很多八九十年代的作家认为，对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纳入，既是对“文革”十年文学的反拨，也是对失去文学方向的中国文学唯一出路的确认，这像极了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当时对西方的学习和想象，事实证明，这依然有临时抱佛脚或者饮鸩止渴的嫌疑。
其实，在那个时期的创作中，中国作家所信奉的现代主义的诸原则，更多的是一个时代形而上的各种观念和体系的大杂烩。中国作家基本已经不去分辨什么实用主义、物理主义、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了，只要是与现代主义相关的东西，就愿意拿来使用，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支撑，并不断引诱更多的写作者去加以引入和实践，乃至它号召人们退到前现代的状态中，也似乎成为了现代主义应有的特征之一。
今天看来，以上这些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或者一种偏执的信念，因为对传统文化的拒斥和对现代性的怀疑，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了两个同样巨大的难题。它们曾经的优点或者优势已经唤不起人们对此所对应的生活的广泛回应，虽然其中依旧具备存在和灵魂必要性之间的对应和确认关系，而且现代主义的主要副产品虚无主义也大行其道了。于是这种文学上断裂式的左右为难，带来的仅仅是更为狭窄的小型叙事，即使当下文学有往文学传统回归的迹象，但它本身所具有的对于宏大叙事的否定，使得文学更加具有私密性和私人化的特性，与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命运越来越远，距离用几千年文化滋养出的中国主体的文学传统越来越远。
我们知道，中国当下文学的文化聚合与创生是有其精神背景的——儒家的中和，道家的本真。但是，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学影响甚深，甚至改变了中国文学品性的西方现代主义所产生的个体主义的创作倾向，带给文学的不是写作的多元，而是在现代主义领域的同质化，因为对于个体化差异的迷信，导致了对于国家命运抒写的忽略，当这点被广泛地强调与复制之后，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单一甚至是单调，就慢慢变成现代主义背景下文学创作最主要的特征。这使得有些作品慢慢退出时代文学的江河，成为仅仅属于自己的一个水湾，无疑影响了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这种个体化写作的退守以及恶性复制与循环，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创作手法和内容的后退，更是中国文学精神的倒退。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写作循环造成了写作者对于写作和国家、社会一厢情愿的理想化。这些写作者往往在庆幸自己从曾经的政治梦魇和前辈作家的写作障碍中挣扎出来的时候，在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近乎八十年代才有的那种重新夺回失去的写作理想的喜悦感和自豪感，并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上，呈现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的作品尽力张扬着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写作的私人化理想，建构新的文学形象，以及拓宽文学的界域，并最终成了促进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动力。作为一种象征，他们梦想着自己的文学能够成为其文化想象和自我精神认同的重要资源，并由自己的主体人格进推到对整个文学精神性价值的肯定，从而使中国文学在对人、对人的观念的思考、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思考方面，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但是，恰恰是对于这点的过分强调，使得他们陷入了一个文学写作的新的旋涡，这就是对于社会人群、时代精神和国家命运的漠视。
这种新的困惑，与其说是个体写作中泛审美文化在作怪，不如说个体主义自然的或者自觉的膨胀，这在当代文学的写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常态。当一批文学家力图在消解国家、社会和方法的逆反中获得文学写作的新的力量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文学之根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从而陷入了单纯的个体化感性审美的沉醉，以致沉浸在自我欲望的狂欢中不能自拔。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和一遍遍的抒写，最终导致了一种写作的循环，就是对于自我经验的不断重复描摹，对既成的语言、叙事方式的重复使用，因此中国当下文学无力的现状是有其内外逻辑的。他们从现代性写作经验中获得的那种极端怀疑原则、由自我反思体系生出的自恋情结，在今日已经进一步促使他们的写作实践和国家、民族命运的断裂，并且构成了写作者对于自身有限性方面的漠視和故意的隐蔽或者忽视，这就促使当下的文学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国家文学的出现。
应该说，国家文学自古有之，尤其是“文以载道”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奠定了个体化写作中的国家立场和书写传统，记得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谈到“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可见国家文学很早就出现了。当然，与现在的国家不同，那时候的国家还是以君王为核心的政体，所以对于国家的写作有时候不免要写到君王的德政。待到五四之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中国的国家意识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惊袭之后生根发芽，正像陈独秀所说：“我生长二十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随着国民心中国家意识的逐步觉醒、增强，惯于从国家立场取景和书写的中国文学便以启蒙及救亡的角度开始了新的航程。
时至今日，国家文学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依然是个问题。国家虽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但是，国家在不少文学家那里，似乎一直是他们创作中的一个难题，一个障碍，似乎已经慢慢成为他们写作中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最大特征就是缺少对于国家的热情，缺少发自内心的歌颂，甚至以一种怀疑的态度去看自己的国家，而且这种怀疑很容易造就更大一批对于国家的怀疑论者，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确实如此，文学上的国家怀疑论者之所以可怕的原因在于，文学家心理的偏执甚至是毫无缘由的对于国家所容纳的一切的否定。他们先是忽略甚至是否认了国家体制内的物质存在、精神存在，进而去怀疑国家的体制存在和文化存在，并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预设成自己的写作前提，在长时间的文学的实践中积淀成自己写作的底色、基本要素和惯常的出发点。而这又会改变和重塑文学家的基础性格和更深的灵魂要素。在这样的文学家眼里，国家的内容和特质是单一的，是需要否定的，对此，他们往往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再也不顾“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文学要求，他们以为对于国家没有理由的否定，就是文学的生气、深刻与高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国家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有交流、撞击和激荡，尤其是现在，每个个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通过竞争去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因此，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有着责任意识的文学家，都应当正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而不应让对于国家的怀疑成为文学创作中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前提和渠道。这点对于当下中国作家来说，应该是一种必然的态度和必要的心智要素。
一般而言，文学写作或者文学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不单单是一种怀疑意识，而更应该是一种建设意識。问题意识的目的常常在于建设，而怀疑论的实际效果常常是破坏。怀疑论者不同于问题意识者，两者比较的话，前者是在对国家失去信心的基础上对于国家产生的怀疑，后者是因为社会阅历不够，对于国家和生活的理解不够。文学家必须主动地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主动去打破新的象牙塔，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才能使文学写作更好地实现有效性的目的。作为一位合格的作家，既要看到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一面，更要看到凡是现实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一面，否则，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来，这点也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的。
我们知道，作为文学家的天才或者作为天才的文学家，都脱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塑造，正如鲁迅在一九二四年《未有天才之前》中所写的：“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不单是如此，作家创作的素材、灵感、方向都来自他所处的国家，来自他周围的民众和生活。但是作家是如何对待这些的呢？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国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总拿心中设想的乌托邦一样的景象作为对比的背景，他就很容易否定国家的一切，他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是假的，真相似乎只在自己的想象和猜想之中，对于民众的生活也毫不关心，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现在也是到打破他们构建的新的象牙塔的时候了。
国家里最大的内容是民众，民众生活的悲欢才是文学家应该去关心和抒写的。白居易写到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才是一位负责任的作家应有的；李梦阳谈到的“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雩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这才是一个作家要去面对和熟悉的；鲁迅强调劳苦大众的文学，也都是在强调国家中的最大体量的内容，这才是当下的文学创作者需要搞清楚和去实践的。
从中可见，文艺作品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都应该是在国家的大框架内的历史的、社会的和人生的现象。脱离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文学是不可思议的，唯有认真地表现历史、社会和人生，才可以增强创作和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才能够取得震撼人心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即使单从语言因素而论，语言作为客观对象的物质载体的语言符号，作为文艺作品的形式，也同样来源于国家的发展。
众所周知，抗战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国家文学的重要事件，无疑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举行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讲话》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在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可以说《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其后几十年的文学，尤其是受当下现代工业文明的繁荣带来的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主义和商业化霸权影响的文学，将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国家的强调，将五四乃至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学品质都拒之门外，也不对当下的人文精神失落和对于永恒真理性和终极价值论的退守负责。恰恰相反，它以自身的不完备性、局域性、异动和行为悖论作为自己的优势特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对于社会的异化和自身的局限反而产生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优势感，觉得现代主义下的社会和人，就是要习惯于断裂、冲突、悖论，以局域性的缺陷为自己叙事的出口和必要条件，并将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社会的不协调性，最终认定为文学协调性和合适性的唯一依据，这更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而国家文学所具有的内涵和外延，一定对此有一种进行调整的效能，直到现在，我依旧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