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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不对人，是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时，几乎都会恪守的一条准则，也是基本要求。当然，其中个别也有针对官员个人的特例。
“卖陕西面皮为啥还需要政府培训发证？办一个二级资质木工作业分包公司到底有多难？‘挂证族’的出现反映出创业者哪些无奈？”在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沈海斌一口气抛出3个问题，核心却指向了一个问题——“连陕西面皮从业能力也需要政府认证，政府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质问政府管得太多，如果出自普通老百姓，并不是新闻，而出自一个外地的副市长之口，自然引起舆论热议。
“通常说来，官员很少会在公开场合对外地政府决策或个人进行负面评价，沈海斌这相当于公开给人家陕西一个差评，能不受关注吗？”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当然，他能站出来公开发声，除了应有的担当，还凭借着自己的良心和底气。”
“别人工作如何，关你什么事”
“对事不对人，是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或者‘隔空喊话’时，几乎都会恪守的一条准则。”西部某市纪委党风室主任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这种批评，有可能最终双赢，“一方诚恳作出整改，一方获赞勇气可嘉”。沈海滨在出任宿迁副市长之前的职务是江苏团省委副书记，他曾就取消审批的益处说过一句话，“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让他跑一万米，给他喝再多的甲鱼汤都无济于事。这时最需要的是把他的手铐和脚镣拿掉，让他轻装上阵。”
此次针对沈海滨提出的问题，陕西省人社厅很快回应，称“卖面皮需政府发证”是媒体误读，类似考核并非要设置行业准入限制，而是面向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作的职业技能培训，免费培训发证。这样的解释，被舆论认为是给了公众一个及格的答案。
再观沈海滨这边，他作为宿迁市副市长去“质疑”陕西面皮，以至于有网友认为谈简政放权，应先从宿迁做起。很快，据中国青年报调查，宿迁确已在清理相关资质方面迈出了步伐——除少数涉及公共安全、国计民生等必须由政府掌握的特殊职业、行业外，其他资格资质认证一律与行政脱离。
“这相当于是给宿迁做了次免费宣传，值了啊。”江苏省一名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海南日报在2007年也刊登过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批评海南旅游的一则新闻。买水果时缺斤少两、被偷、被强行索要“搀扶费”，被吕日周在三亚的一天里连续遇上了。接到吕日周的批评信后，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立即转批三亚市，时任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迅速要求对此既要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要有长效机制。
事后，大多数舆论都肯定了三亚市这种不遮丑，并立即开展整治的做法，吕日周不顾及面子批评的勇气，也被认为是可圈可点，结果也是双赢。
2008年，中央下派来挂职锻炼的前吉林四平市副市长李鸥就在自己的实名博客上，对杭州的市长联络员制度提出过7点质疑。
当时杭州出台了一项规定，每名市长和副市长都要聘一名信访联络员，以便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李鸥当时“预言”，“这一制度难以持久，与国家现有的信访制度相抵触”。
他还质疑：这一制度建立后，信访联系人的话是否能真正被政府采用，被聘用人会不会因为其特殊身份被人异化成特权人士和腐败分子，该制度的建立是否会导致信访局成为虚设机构，维持该制度是否会增加行政支出，信访联络员最终是否将变成一种荣誉性“职称”等种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李鸥在当时还是被个别干部认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有人就说了，“杭州的信访工作做得如何，关你四平什么事？”
不过，更多人都在为李鸥点赞，这类声音认为，按常规，中央下派的挂职干部，都有看好的仕途空间，如果个人患得患失，应该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那样，对日后荣升大有益处。李鸥显然是善于结合自己挂职锻炼实践的，在博客中还有《教育部“抗震救灾优秀学生”名单是怎么产生的？》、《浙江能解决市容管理“一味围追堵截小贩”问题吗？》等文章，对各地重大事件发表观点提出质疑的评论文章，实时接受公众的过程监督，“不愧为一名出色的四平市义务形象大使”。
地方官“呛”部委，有的组织力挺
过去曾有人戏言，批评行政机关需谨慎，铁道部和中国足协例外。因为在不少人眼中，这两个机构都是“低效”的代表。但即便如此，地方官直接去批评中央部委，还是有“风险”。
2008年2月17日，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在政协小组讨论中，就雪灾造成的运输影响，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据新快报报道，郭锡龄说到最后声音里都冒出火药味来：“铁道部的人要撤职”！此言一出，各大媒体、网站竞相转载，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郭锡龄很快遭到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回应：“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郭锡龄曾担任过广州市财政局长，舆论对他的一贯评价是随和、坦诚、风趣。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加上一句“老实跟你们说，这些说明是不宜公开报道的”。为了让记者们能准确报道，他还是会将这些不宜公开的“内幕”说清楚的。但在王勇平当次回应后，郭锡龄一度拒绝了所有采访，让不少媒体解读为郭副主席“备感压力”。
不过也有人说，郭锡龄作为政协副主席，有责任对政府提出批评和意见。郭在事后一段时间终于表态：“没有人给我压力，铁道部的反应那是铁道部的事，广东省和广州市真的没有给我压力。”
李鸥批评过铁道部垄断火车票，造成买票难。有网友认为李鸥缺乏调查，李鸥则回应：他敢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的建议是说给铁道部高层听的，相信他们会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所以，我不担心打击报复。”
原浙江体育局长陈培德直接被誉为“足坛反腐斗士”，他就多次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足协及其有关官员。他的反腐行动，得到了当时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陈培德多次敲山震虎，称在目前进行的中国足球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思想斗争中的分歧。“那些现在正以领导者身份引导着这场斗争的权势们，在发表堂而皇之的高论时，他们在晚上也会发抖……阻力来自何方，这是不言自明的。”
直言和担当
当然，一些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时，会直接“指名道姓”。2011年底，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就在微博上“开炮”，对准的是云南省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
陆群对上伍皓，两人都是名人，又都是官员。官员批评官员，并且这种批评很契合反对奢侈浪费大建豪华办公楼的民意，因此格外吸引眼球。
陆群连续打出了“组合拳”，先是批评伍皓关于红河州行政中心“才花了4亿”的言论，又指出红河还有个耗资几十亿建的“有中国最豪华中学之称的弥勒庆来中学”。伍皓则使出一招“围魏救赵”，称对方实为湖南省纪委干部，指责其在管辖范围外“指手画脚”。
分析人士认为，伍皓不正面回应来自陆群的质疑，却指责其“指手画脚”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因为后者是湖南纪委干部。
在之前，陆群曾与省内一些官员“掐架”，不过称自己接受了领导的善意批评，微博发言再没有以前犀利，网事不再有所指。
湖南省政协秘书长，原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新华曾在《新湘评论》上撰文，批评一些官员喜欢遮遮掩掩，给敢于监督者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甚至进行反调查。他写道：“有人说，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会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如果让这种风气蔓延，党内没有正常的批评监督，干部选任工作就可能误入歧途。”
“我更多的不是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考虑关心我的领导的处境。他们和单位会因我承受很大的压力。”陆群曾坦言：“单位对我已够宽容，领导对我已仁至义尽，不愿因个人行为给他们带来被动。”
林树森曾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后来在贵州省长的任上，曾对广州的房价问题有点“不留情面”：“不是说广州的什么领导、广州什么区的领导买不起房吗？你早就买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在那里，干吗还要去买房？”
此前，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和时任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就称自己买不起房，引起了社会对政府官员买不起房的热论。林树森表示，在国家房改之后，广州的公务员是有分房的，之后的公务员也有住房补贴。“现在有些领导，房子都已经住到200多平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2013年以来，中央党校举办的三个不同类型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均具有“时间不长、内容多”、“导师阵容空前豪华”、“学风优良”等特点。
“卖陕西面皮为啥还需要政府培训发证？办一个二级资质木工作业分包公司到底有多难？‘挂证族’的出现反映出创业者哪些无奈？”在第五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沈海斌一口气抛出3个问题，核心却指向了一个问题——“连陕西面皮从业能力也需要政府认证，政府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质问政府管得太多，如果出自普通老百姓，并不是新闻，而出自一个外地的副市长之口，自然引起舆论热议。
“通常说来，官员很少会在公开场合对外地政府决策或个人进行负面评价，沈海斌这相当于公开给人家陕西一个差评，能不受关注吗？”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当然，他能站出来公开发声，除了应有的担当，还凭借着自己的良心和底气。”
“别人工作如何，关你什么事”
“对事不对人，是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或者‘隔空喊话’时，几乎都会恪守的一条准则。”西部某市纪委党风室主任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这种批评，有可能最终双赢，“一方诚恳作出整改，一方获赞勇气可嘉”。沈海滨在出任宿迁副市长之前的职务是江苏团省委副书记，他曾就取消审批的益处说过一句话，“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戴着手铐脚镣让他跑一万米，给他喝再多的甲鱼汤都无济于事。这时最需要的是把他的手铐和脚镣拿掉，让他轻装上阵。”
此次针对沈海滨提出的问题，陕西省人社厅很快回应，称“卖面皮需政府发证”是媒体误读，类似考核并非要设置行业准入限制，而是面向下岗职工和农民工作的职业技能培训，免费培训发证。这样的解释，被舆论认为是给了公众一个及格的答案。
再观沈海滨这边，他作为宿迁市副市长去“质疑”陕西面皮，以至于有网友认为谈简政放权，应先从宿迁做起。很快，据中国青年报调查，宿迁确已在清理相关资质方面迈出了步伐——除少数涉及公共安全、国计民生等必须由政府掌握的特殊职业、行业外，其他资格资质认证一律与行政脱离。
“这相当于是给宿迁做了次免费宣传，值了啊。”江苏省一名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
海南日报在2007年也刊登过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批评海南旅游的一则新闻。买水果时缺斤少两、被偷、被强行索要“搀扶费”，被吕日周在三亚的一天里连续遇上了。接到吕日周的批评信后，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立即转批三亚市，时任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迅速要求对此既要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要有长效机制。
事后，大多数舆论都肯定了三亚市这种不遮丑，并立即开展整治的做法，吕日周不顾及面子批评的勇气，也被认为是可圈可点，结果也是双赢。
2008年，中央下派来挂职锻炼的前吉林四平市副市长李鸥就在自己的实名博客上，对杭州的市长联络员制度提出过7点质疑。
当时杭州出台了一项规定，每名市长和副市长都要聘一名信访联络员，以便第一时间了解掌握社情民意。李鸥当时“预言”，“这一制度难以持久，与国家现有的信访制度相抵触”。
他还质疑：这一制度建立后，信访联系人的话是否能真正被政府采用，被聘用人会不会因为其特殊身份被人异化成特权人士和腐败分子，该制度的建立是否会导致信访局成为虚设机构，维持该制度是否会增加行政支出，信访联络员最终是否将变成一种荣誉性“职称”等种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李鸥在当时还是被个别干部认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有人就说了，“杭州的信访工作做得如何，关你四平什么事？”
不过，更多人都在为李鸥点赞，这类声音认为，按常规，中央下派的挂职干部，都有看好的仕途空间，如果个人患得患失，应该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那样，对日后荣升大有益处。李鸥显然是善于结合自己挂职锻炼实践的，在博客中还有《教育部“抗震救灾优秀学生”名单是怎么产生的？》、《浙江能解决市容管理“一味围追堵截小贩”问题吗？》等文章，对各地重大事件发表观点提出质疑的评论文章，实时接受公众的过程监督，“不愧为一名出色的四平市义务形象大使”。
地方官“呛”部委，有的组织力挺
过去曾有人戏言，批评行政机关需谨慎，铁道部和中国足协例外。因为在不少人眼中，这两个机构都是“低效”的代表。但即便如此，地方官直接去批评中央部委，还是有“风险”。
2008年2月17日，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在政协小组讨论中，就雪灾造成的运输影响，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据新快报报道，郭锡龄说到最后声音里都冒出火药味来：“铁道部的人要撤职”！此言一出，各大媒体、网站竞相转载，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郭锡龄很快遭到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回应：“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郭锡龄曾担任过广州市财政局长，舆论对他的一贯评价是随和、坦诚、风趣。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加上一句“老实跟你们说，这些说明是不宜公开报道的”。为了让记者们能准确报道，他还是会将这些不宜公开的“内幕”说清楚的。但在王勇平当次回应后，郭锡龄一度拒绝了所有采访，让不少媒体解读为郭副主席“备感压力”。
不过也有人说，郭锡龄作为政协副主席，有责任对政府提出批评和意见。郭在事后一段时间终于表态：“没有人给我压力，铁道部的反应那是铁道部的事，广东省和广州市真的没有给我压力。”
李鸥批评过铁道部垄断火车票，造成买票难。有网友认为李鸥缺乏调查，李鸥则回应：他敢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的建议是说给铁道部高层听的，相信他们会倾听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所以，我不担心打击报复。”
原浙江体育局长陈培德直接被誉为“足坛反腐斗士”，他就多次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足协及其有关官员。他的反腐行动，得到了当时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 陈培德多次敲山震虎，称在目前进行的中国足球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思想斗争中的分歧。“那些现在正以领导者身份引导着这场斗争的权势们，在发表堂而皇之的高论时，他们在晚上也会发抖……阻力来自何方，这是不言自明的。”
直言和担当
当然，一些官员在进行异地监督时，会直接“指名道姓”。2011年底，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就在微博上“开炮”，对准的是云南省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
陆群对上伍皓，两人都是名人，又都是官员。官员批评官员，并且这种批评很契合反对奢侈浪费大建豪华办公楼的民意，因此格外吸引眼球。
陆群连续打出了“组合拳”，先是批评伍皓关于红河州行政中心“才花了4亿”的言论，又指出红河还有个耗资几十亿建的“有中国最豪华中学之称的弥勒庆来中学”。伍皓则使出一招“围魏救赵”，称对方实为湖南省纪委干部，指责其在管辖范围外“指手画脚”。
分析人士认为，伍皓不正面回应来自陆群的质疑，却指责其“指手画脚”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因为后者是湖南纪委干部。
在之前，陆群曾与省内一些官员“掐架”，不过称自己接受了领导的善意批评，微博发言再没有以前犀利，网事不再有所指。
湖南省政协秘书长，原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新华曾在《新湘评论》上撰文，批评一些官员喜欢遮遮掩掩，给敢于监督者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甚至进行反调查。他写道：“有人说，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会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如果让这种风气蔓延，党内没有正常的批评监督，干部选任工作就可能误入歧途。”
“我更多的不是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考虑关心我的领导的处境。他们和单位会因我承受很大的压力。”陆群曾坦言：“单位对我已够宽容，领导对我已仁至义尽，不愿因个人行为给他们带来被动。”
林树森曾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后来在贵州省长的任上，曾对广州的房价问题有点“不留情面”：“不是说广州的什么领导、广州什么区的领导买不起房吗？你早就买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在那里，干吗还要去买房？”
此前，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和时任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就称自己买不起房，引起了社会对政府官员买不起房的热论。林树森表示，在国家房改之后，广州的公务员是有分房的，之后的公务员也有住房补贴。“现在有些领导，房子都已经住到200多平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2013年以来，中央党校举办的三个不同类型的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均具有“时间不长、内容多”、“导师阵容空前豪华”、“学风优良”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