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科医生、医药销售、正大集团制药公司研究员—中国医药市场最早的一批研究者之一、贵州益佰药业战略市场总监，这是张骥2006年加入一家做医疗耗材的创业公司任副总裁前的履历。2008年2月，该公司被索罗斯量子基金下面的一家医疗并购平台并购，张骥占有该公司10%的股份和10%的期权，因为公司卖了2亿多，他获得了几千万元的收益。这是张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也是他做天使投资的“资金地”。
　　离开创业团队以后，张骥加入了复星集团，负责已经并购进来的企业的架构体系和欲并购企业的市场估值等。
　　当时，复星集团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在纽约建了办事处。张骥着手为它做跨国的并购和投资，而他后来做天使的习惯和方法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他接手的第一种项目，是一种精神病药。在与对方的接触过程中，张骥发现海外制药公司对药品在中国的专利权益没有任何兴趣，于是在签约的时候，便以500万美元的投入换取了一些股份和药品的中国权益。
　　“光是这个中国权益我们马上可以找到下家，把它转让出去，其实就已回本了，同时还握有它们的股权。而且实际上这种药在经过半年临床实验全部做完之后再卖，中国权益还可以卖到6000万～8000万元，保底之外还能小赚一笔，当时我们是基于这个原因去投的。”后来，这种药的中国权益还没有转让掉，复星集团就已从出售这家企业的股权中赚了2000多万美元。
　　经此一役，张骥摸着了门道，“要能够解决本金保障才投，否则坚决不投。”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共看了200多个项目，做了40多个尽职调查，投出了8个项目，目前东富龙、迪安诊断已经成功登陆创业板，国药控股登陆H股，这几个项目使复星集团的账面财富增加80多亿元。
　　张骥之前在行业里的积累在这一时期的投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在针对同济堂的尽职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这家公司的员工里有1000多人来自他过去的东家贵州一百药业，“DD做起来很方便，因为都是我的人。”
　　2009年5月，投得越来越顺手的张骥跟复星集团提出要跟投自己在复星做的项目。没想到这一要求却遭到拒绝，于是，张骥单飞，天使投资的生涯正式开始。
　　医药天使
　　彼时，国内的VC、PE还都在热衷于医疗健康领域的晚期项目，而尚在研发阶段的药、设备项目被认为周期太长（需要10年以上）而且风险极高（有“投100个也许就成1个”的说法），基本上利润不超过1000万元的项目里难见VC的影子。但有了之前的试炼，张骥认为在中国做最早期的医药投资也是可行的。
　　“在美国，医药的早期投资事实上已经很成熟了，我投的药一般在药物的临床批件拿到之前就把自己的股份部分或者全部转给风险投资商，做一次退出，保证收益。”张骥说，“但是在国内VC的意识还没到这一步，所以我的退出更多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走，也就是卖给大的药企、设备品牌商。”
　　


　　根据张骥的设计，投早期医药项目获利机会有3次。一个项目，“一般来说我初始投资200万~500万元，占股15%~25%左右，然后一个中国权益，在临床批件拿到前可以卖数千万元左右，而短短数月后，拿到临床批件又可以卖上千万元，根据我的股权可以获得其中的至少1500万元，这就翻了至少三倍。第二阶段，新药的亚太权益价格一般是中国权益的3~5倍，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有一期、二期的临床结果，很容易就能卖到 3亿元，股份还没退，就可以拿到大几千万元。最后，连同三期的临床结果把海外权益卖出的时候，能值2亿~5亿美元，又可以分到钱。整个过程大概要花8年甚至更长，但是几十倍到一百倍的回报就出来了。”张骥问《创业家》记者，“怎么样？是不是没有科技投资那么exciting（令人激动），一不小心可以获益几千上万倍。我们这种打法比较稳，不会有大起大落。”
　　但是，这样一来，被投资的团队就一步步失去了对产品专利使用的控制权，没有机会亲手将自己做出来的药成功推向市场，并以此为基础，建成辉瑞或者礼来这样的药业巨头。
　　“他们都是些科学家，虽然也有干公司的雄心壮志，但是真正的强项还是在研发。而且，做成一家药企太难了。根据我国法律，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制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自己生产就只能在临床结束以后，专为这个药并购一家制药厂。然后要管产品品质控制，要抓产量，要抓营销、销售，这些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套经验跟人力资源组合。我第一次见面就会把那些年我经历过的告诉这个科学家，从来没有人听完还会想自己搞这一套的。”张骥表示，“当然我不会去引导他放弃，但如果他坚持，那么不好意思，我肯定不投。”
　　张骥的投资方式之所以有效，内在逻辑是中国的制药企业的研发能力弱，多以制造仿制药为主，而要扩大销售规模，提升利润就需要收购新药的专利使用权，而海外的公司素来有注重并购的传统。然而，要达到最完美的效果，中间总是需要披荆斩棘的。
　　“最大的风险发生在临床批件拿到之前，也就是安评的阶段，它直接决定这个东西到底做不做得出来。”张骥告诉《创业家》。因此，早期的风险控制至关重要。
　　首先人必须靠谱。“现在从国外回来做新药、医疗器械研发的，我敢说一半真的一半假的，所以中国天使投资人不好当也是这个原因，不专业就会觉得老是受骗。”张骥笑言，“但凡来忽悠的，都是准备很充分的人，准备不充分的反而是真的创业者。”一次，一个人找到他，张骥问，你准备要花多少钱？对方回答，不知道，两三千万元吧。张骥觉得他靠谱，这种人往往是要做事的。因为他自己对这个东西没有考虑很细，他只知道项目肯定是好的。这时张跟他分析大概需要多少钱，然后发现无须两千万元，只要四五百万元。对方说，如果是四五百万元自己也可以出点。
　　队组合要合理。张骥认为，一个比较靠谱的研发团队里，一般需要有懂化合物筛选和懂药理的两种人，“大部分人创业都是因为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合物，觉得效果更好就想拿出来做，但是没人懂药理的话，之后在匹配病症的时候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导致研发失败。”
　　在生物医药领域做天使投资，张骥认为实际上投的是人和他的积累。医药研发，从零开始，没有五六年出不来一个东西，只有启动了临床前研究的项目才值得天使投资。
　　接下来，在钱真正投进去之后，张骥的专业性开始发挥作用。
　　事实上，医药早期投资如果只放500万元进去的话，的确需要一些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因为收到临床试验批件之前，要花的钱太多了。仅以一个安全性评价为例，有药理学、外包合成、中测各个部分，整个体系加起来最起码就要花400万~500万元。而张骥知道从哪里可以省钱，最高能为创业团队省一半的花销。
　　他还能够帮助创业者从从省、市政府拿到不少技术资金支持，“申报一个‘十二五’重大专项，从研发角度可以从政府拿到800万元”。就他自己目前所投的项目情况看，申报成功的比例达50%。此外，他还会帮助团队谈判进驻当地的生物园区，拿到两三年的免租金优惠等。
　　“再就是一些这个行业里的人才知道的事了，你到底应该在什么阶段做权益转让？中国特色是，国内的权益不要闷过三期临床结束。因为下家会倾向于自己做三期临床。这是一个对营销体系的建立帮助最大的阶段，因为要做适应症，所以你会跟所有医院里这方面的专家合作，让渠道从这个时候起就开始了解你的药。”
　　目前，张骥已经投资了16个项目，其中有5个药品，其他还涉及医疗用品、设备等领域。他坦言医疗用品的投资方式会略有不同，比如一个X光线球馆的项目，会涉及制造的部分，需要花200万~300万元投建一个小工厂生产核心部件，然后将来通过技术授权或者一次性买断两种方式获利。“我们为它设计了医疗和安防两种产品路线，现在都在做，安防方面已经和中盾集团达成了技术合作。”
　　在这些项目当中，已经成功获益的有1个，投资两年，创始人希望投资机构进入，希望回购股权，张骥获得每年30%左右的回报。另外一个即将收获的项目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做的蛋白类新药，去年年底，该新药的活性测试结果比同类的产品活性高1016倍，这个项目将在2012年 5月拿到临床批件，之后便可以出售国内权益。但创始团队非常振奋，希望能够保留国内权益。
　　到2012年6月，张骥做天使投资人就满3年了，而他第一批投资的项目基本上都会在2012年进入临床批件的申报阶段。
　　现在，张骥跟别人合伙搞了一只人民币基金，其中20%~30%的钱将继续专注于早期投资，余下的70%~80%将复制张骥在复星集团的做法，主打中后期。“药企的产品线单一，利润做不上去，规模不够，上市就很困难。从这个角度上说，将来我们的后期项目也能接盘早期项目的时候，或许成就一家新的药企巨头的机会就来了。”这只基金有三位管理合伙人，均为医疗行业背景深厚的人士，张骥也坦言希望能够再找一位金融背景的合伙人加入。他们的第一期基金规模为10亿元，目前仍在募集当中，预计将在2012年6月开始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