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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与《晏子春秋》
提到晏子，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晏子使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故事中的晏子集勇敢、智慧、气节于一身，为后世所敬仰。据记载，晏子名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平，春秋后期齐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582 年，死于公元前500年。晏子之父晏弱，谥桓子，为齐卿。晏弱去世后，晏子承继父亲之职，出仕齐卿，先后从政凡五十六年，历事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三朝，其主要政绩是在景公时。以当时齐国局势，大夫专权，田氏势强，景公以平庸之君，能维持近六十年的统治，齐国还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完全有赖于晏子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辅佐。所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还特别为晏子写了传记（《史记·管晏列传》）。其他先秦两汉典籍如《左传》《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论衡》中也有不少关于晏子的记载。而要说专门记载晏子思想和言行的著作，则非《晏子春秋》莫属了。
书名虽为《晏子春秋》，但其作者却不是晏子本人。有些目录学著作记录此书时称“晏婴撰”，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该书自始至终对晏婴以“晏子”相称，“晏子”是后人或同时代人对晏婴的敬称，晏子不会自称“子”。而且书中又有“齐景公”之称，“景公”是谥号，史载晏子比齐景公早死十年，不可能知道景公去世后会有此称呼。更何况，书中还记有若干晏子死后之事。这些都证明该书不是晏子本人所撰写的。
其实，这是先秦时期著作的一个特点。先秦典籍的编撰成书，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由明确的一人或数人编写，然后杀青定稿，署名出版。它的形成，往往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有些原始记录素材，积累渐多，逐渐流传，流传中有人加以整理润色，还会不断增加或佚失，如此几经增损编订，才最终形成，因此许多典籍难以确定编撰者是很正常的。《晏子春秋》的成书，亦当如此。我国自古有史官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晏子作为一代名相，其言行齐国史官必有记录，这是《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之一，即齐国世代相传的历史记载和档案记录，这些都是可靠的历史资料。此外，晏子在齐国有出色的政绩，必然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后，有好事者踵事增华，“小说家者流”添枝加叶，便形成了类似后代包拯、海瑞式的半是历史传记半是故事传说的内容，并广为流传，这便是《晏子春秋》材料的另一个来源。当然，这种材料只可以当作故事看，却难作史料信。
一般认为，到了战国时期，分别有人对这些材料进行搜集汇编，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司马迁看到的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或几个版本）。学者蒋伯潜说：“此书非晏子自著，乃后人采其行事，记其言论，纂辑而成，其成书实在战国之世。”应该是中肯的论断。但这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书”。西汉成帝时，刘向奉旨对当时皇家内府的藏书进行整理。他将能够见到的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加以编校，定名为《晏子》，后世更名为《晏子春秋》。如此，《晏子春秋》才算正式“成书”，并成为今天的通行本。全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六卷，即刘向所谓“合于六经之义”者，包括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篇两卷，即刘向所谓“又有重复，文辞颇异”者和“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
应该说，《晏子春秋》一书以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生平事迹为依据，又辑缀了有关他逸闻轶事的大量民间传说，从而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塑造了晏子这位正直贤明、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
《晏子春秋》的艺术特色
《晏子春秋》的体裁既不同于《论语》的语录体，也不完全同于《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和《孟子》《荀子》等诸子散文，而是以对答记言为主，佐以动作、形象描写，这种以文学笔法记载人物事迹的著作，在现存的先秦古籍里是很少见的。正因如此，《晏子春秋》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独具特色。
首先，此书语言简洁干净，颇能表现人物个性。以耳熟能详的“晏子使楚”一段为例，晏子到楚国后，楚王蓄意戏弄他，“指盗为齐人”，然后“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不难想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场面。对此，晏婴没有表现出手足无措之态，而是以桔为例，阐明了水土是使植物变异的重要条件，接着话锋一转，用同理相推的方法，得出了“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的结论。这种以守为攻、寓理于事的谈话方式，使晏婴的机敏跃然纸上。
其次，此书描写人物动作生动鲜明，着意勾勒人物性格。书中说齐景公在泰山上饮酒，喝得半醉，眺望齐国的大好河山，因感伤人生短暂，便“泣数行而下”；而晏子此刻却“仰天而大笑”，这使得景公大怒。晏婴则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阐述了生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最后反问道：如果先王不死，您哪能有齐国？寥寥数语便将景公及晏婴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可谓传神之笔。这种写法，用笔虽简洁，却将人物性格鲜明地体现出来，这对后世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此外，书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如形容晏婴穷用了“堂下生寥茬，门外生荆棘”，描写临淄的繁荣用了“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又如把危害社稷的人比为“社鼠猛狗”，把表里不一的作法比喻成“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有些成为流传至今的成语和典故。
可以说，《晏子春秋》一书已具有人物传记的雏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是“传记之祖”，有学者则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这种以人物为主的专书，以及突出人物个性的写法，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史书——《史记》也有着很大影响。
《晏子春秋》的现代价值
首先，《晏子春秋》强调了实行德政的必要性。书中多处提到“德”字，“德”成为该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晏婴本人就是“盛德”之人，齐景公就曾赞叹说：“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维有德。”（《内篇谏上第十五》）晏婴认为仅仅靠勇力是不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如果一味地尚勇好斗甚至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只有修德，实行德政，才能使天下归附。于是他强调：“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诸侯戴之，以为君长，百姓归之，以为父母。”（《内篇谏上第十四》）周文王之所以取得天下， 就是因为有德：“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灭暴不以顺纣……是以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国而不弱也。”（《内篇问上第二十三》）齐桓公与管仲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也是因为实行德政的缘故：“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义高诸侯，德备百姓。”（《内篇杂下第二十八》）而齐景公如果不实行德政，想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业是不可能的。那么，德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在晏子看来，就是“任贤爱民”，即“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内篇问上第十七》）。“其政任贤”就是任用贤能之人为官，以便管理国家、安顿百姓；“其行爱民”就是以民为本，减轻赋税，减少劳役，晏婴甚至指出为政者最好的德行就是爱民、乐民，可见他已经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对当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不无借鉴。 其次，《晏子春秋》还强调要举贤任能，惩治谗佞。晏婴认为人才是国家社稷治乱的根本，能否选贤任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兴亡。因此要治理好国家，没有大批的贤能之士，是根本办不到的。他曾总结齐桓公得以霸诸侯的历史经验：“先君见贤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内篇问下第二》）当齐景公问如何治国时，晏婴又明确地回答：“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内篇问上第十三》）”在具体操作上，晏婴提出要从一个人的社会交往和实际生活中的关键时刻，来具体考察他的优劣，而不是靠道听途说和一面之词来作决定。此外，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注重其所长，不能过分究其短。他还特别举了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任贤不避私仇；举宁戚为大司田，任贤不弃微贱的例子来说明。在提出举贤用贤的同时，晏婴积极主张惩治谗佞小人。他指出，恶人不去，贤人不进；谗佞不除，忠臣不用。尤其是君主身边的谗夫佞臣，依托君威，加害贤良，危害国家，为国之大患，晏婴把这种人比作“社鼠”“猛狗”，力主除之。
第三，《晏子春秋》提出要力戒奢侈、躬行节俭。齐景公时，奢侈腐败是齐国朝政的一个突出问题。《淮南子·要略》就说：“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所谓上行下效，齐景公生活如此奢侈腐化，下面的众多大臣自然也不例外，但齐国百姓的生活却捉襟见肘。为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晏婴一次次地劝谏景公要止奢侈、行廉政。不仅如此，晏婴更是从自身做起，成为节俭力行的典范。“尚俭”是晏婴政治理念、施政措施的核心，《史记·管晏列传》称，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晏婴认为，勤俭廉洁是为政之本，“君子之事”。《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许多晏婴廉政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晏婴虽然身居相国高位，但他严于律己，廉洁从政，吃的是粗食，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陋室，上朝时常坐弊车，驾驽马。即使生活如此简朴，晏婴还是一再推辞景公赐予的封邑、千金、狐裘等物品，他的品行为百官作出了表率。晏婴倡俭的作风，不仅改变了齐国奢侈的政风，同时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稳定了人心，并最终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廉相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晏子春秋》主张刑法赏罚要妥善公正。“政刑无常”是国家“危失”的体现，“国无常法”则“民无经纪”，也就是说如果政策和刑罚没有常规，没有固定的法令，百姓就没有纲纪可循，国家就会危亡。这体现了法令的重要性。但仅仅有法令还不行，还要在施行时做到严谨和公正。“不以私恚害公法”（《内篇谏下第二》），“刑罚中于法”（《内篇问上第十一》），都是在强调要严格依法办事。晏婴还特别指出在赏罚中不能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他提出贤君治国当“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内篇问上第十七》），即不能因一时高兴而给予奖赏，也不能因一时生气而施加刑罚，这是使国家安定的良策。
最后，作为辅政之臣的晏婴为了齐国的发展常常要对国君进行劝谏。然而劝谏并非易事，《晏子春秋》中记载的晏婴劝谏方式和技巧对今人不无启发。比如“因势利导式”，这种方式也可称为顺水推舟。从心理上讲，人总喜欢听表扬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通过发现人的一点长处，对其适当表扬，往往能使他把事情做得更好。《内篇杂上第八》记载：齐景公到寿宫游览，看到一位背着柴的老人面有饥色，齐景公叹息着命令官吏把老人收养起来。晏婴对齐景公说：“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齐景公听后就笑了。晏婴见此，立即抓住时机说：“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齐景公听后很痛快地答应了晏婴的请求。又如“以退求进式”，这种方式看似退却，实为进攻，即用以退为进的手段，给对方造成压力，迫使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进行改正。《内篇谏上第八》记载：“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晏婴感到心寒，指出齐景公之错后，“鞭马而出”。齐景公一看晏婴真走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让人将晏婴追了回来，并表示要听从他的劝谏。再如“铺陈渲染式”，即对要表达的观点夸大形容，反复烘托。这种方式可使正确的观点更鲜明、更突出，也可将谬误放大，使其暴露无遗，从而引起对方注意，以说服对方。《内篇谏下第十八》记载：齐景公因登路寝之高台而不能到顶而大发雷霆，准备处罚修台之人。晏婴则进谏说古代君王力求节俭，以身作则；而夏桀、殷纣则穷奢极欲，滥用民力、财力，最终导致国灭身亡。齐景公的错误远没有夏桀、商纣严重，但晏婴这样说就是为放大景公的错误，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并及时改正。
提到晏子，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晏子使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故事中的晏子集勇敢、智慧、气节于一身，为后世所敬仰。据记载，晏子名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平，春秋后期齐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582 年，死于公元前500年。晏子之父晏弱，谥桓子，为齐卿。晏弱去世后，晏子承继父亲之职，出仕齐卿，先后从政凡五十六年，历事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三朝，其主要政绩是在景公时。以当时齐国局势，大夫专权，田氏势强，景公以平庸之君，能维持近六十年的统治，齐国还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完全有赖于晏子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辅佐。所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还特别为晏子写了传记（《史记·管晏列传》）。其他先秦两汉典籍如《左传》《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论衡》中也有不少关于晏子的记载。而要说专门记载晏子思想和言行的著作，则非《晏子春秋》莫属了。
书名虽为《晏子春秋》，但其作者却不是晏子本人。有些目录学著作记录此书时称“晏婴撰”，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该书自始至终对晏婴以“晏子”相称，“晏子”是后人或同时代人对晏婴的敬称，晏子不会自称“子”。而且书中又有“齐景公”之称，“景公”是谥号，史载晏子比齐景公早死十年，不可能知道景公去世后会有此称呼。更何况，书中还记有若干晏子死后之事。这些都证明该书不是晏子本人所撰写的。
其实，这是先秦时期著作的一个特点。先秦典籍的编撰成书，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由明确的一人或数人编写，然后杀青定稿，署名出版。它的形成，往往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有些原始记录素材，积累渐多，逐渐流传，流传中有人加以整理润色，还会不断增加或佚失，如此几经增损编订，才最终形成，因此许多典籍难以确定编撰者是很正常的。《晏子春秋》的成书，亦当如此。我国自古有史官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晏子作为一代名相，其言行齐国史官必有记录，这是《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之一，即齐国世代相传的历史记载和档案记录，这些都是可靠的历史资料。此外，晏子在齐国有出色的政绩，必然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后，有好事者踵事增华，“小说家者流”添枝加叶，便形成了类似后代包拯、海瑞式的半是历史传记半是故事传说的内容，并广为流传，这便是《晏子春秋》材料的另一个来源。当然，这种材料只可以当作故事看，却难作史料信。
一般认为，到了战国时期，分别有人对这些材料进行搜集汇编，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司马迁看到的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或几个版本）。学者蒋伯潜说：“此书非晏子自著，乃后人采其行事，记其言论，纂辑而成，其成书实在战国之世。”应该是中肯的论断。但这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书”。西汉成帝时，刘向奉旨对当时皇家内府的藏书进行整理。他将能够见到的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加以编校，定名为《晏子》，后世更名为《晏子春秋》。如此，《晏子春秋》才算正式“成书”，并成为今天的通行本。全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六卷，即刘向所谓“合于六经之义”者，包括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篇两卷，即刘向所谓“又有重复，文辞颇异”者和“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
应该说，《晏子春秋》一书以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生平事迹为依据，又辑缀了有关他逸闻轶事的大量民间传说，从而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塑造了晏子这位正直贤明、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
《晏子春秋》的艺术特色
《晏子春秋》的体裁既不同于《论语》的语录体，也不完全同于《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和《孟子》《荀子》等诸子散文，而是以对答记言为主，佐以动作、形象描写，这种以文学笔法记载人物事迹的著作，在现存的先秦古籍里是很少见的。正因如此，《晏子春秋》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独具特色。
首先，此书语言简洁干净，颇能表现人物个性。以耳熟能详的“晏子使楚”一段为例，晏子到楚国后，楚王蓄意戏弄他，“指盗为齐人”，然后“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不难想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场面。对此，晏婴没有表现出手足无措之态，而是以桔为例，阐明了水土是使植物变异的重要条件，接着话锋一转，用同理相推的方法，得出了“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的结论。这种以守为攻、寓理于事的谈话方式，使晏婴的机敏跃然纸上。
其次，此书描写人物动作生动鲜明，着意勾勒人物性格。书中说齐景公在泰山上饮酒，喝得半醉，眺望齐国的大好河山，因感伤人生短暂，便“泣数行而下”；而晏子此刻却“仰天而大笑”，这使得景公大怒。晏婴则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阐述了生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最后反问道：如果先王不死，您哪能有齐国？寥寥数语便将景公及晏婴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可谓传神之笔。这种写法，用笔虽简洁，却将人物性格鲜明地体现出来，这对后世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此外，书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如形容晏婴穷用了“堂下生寥茬，门外生荆棘”，描写临淄的繁荣用了“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又如把危害社稷的人比为“社鼠猛狗”，把表里不一的作法比喻成“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有些成为流传至今的成语和典故。
可以说，《晏子春秋》一书已具有人物传记的雏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是“传记之祖”，有学者则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这种以人物为主的专书，以及突出人物个性的写法，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史书——《史记》也有着很大影响。
《晏子春秋》的现代价值
首先，《晏子春秋》强调了实行德政的必要性。书中多处提到“德”字，“德”成为该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晏婴本人就是“盛德”之人，齐景公就曾赞叹说：“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维有德。”（《内篇谏上第十五》）晏婴认为仅仅靠勇力是不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如果一味地尚勇好斗甚至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只有修德，实行德政，才能使天下归附。于是他强调：“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诸侯戴之，以为君长，百姓归之，以为父母。”（《内篇谏上第十四》）周文王之所以取得天下， 就是因为有德：“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灭暴不以顺纣……是以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国而不弱也。”（《内篇问上第二十三》）齐桓公与管仲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也是因为实行德政的缘故：“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义高诸侯，德备百姓。”（《内篇杂下第二十八》）而齐景公如果不实行德政，想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业是不可能的。那么，德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在晏子看来，就是“任贤爱民”，即“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内篇问上第十七》）。“其政任贤”就是任用贤能之人为官，以便管理国家、安顿百姓；“其行爱民”就是以民为本，减轻赋税，减少劳役，晏婴甚至指出为政者最好的德行就是爱民、乐民，可见他已经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对当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不无借鉴。 其次，《晏子春秋》还强调要举贤任能，惩治谗佞。晏婴认为人才是国家社稷治乱的根本，能否选贤任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兴亡。因此要治理好国家，没有大批的贤能之士，是根本办不到的。他曾总结齐桓公得以霸诸侯的历史经验：“先君见贤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内篇问下第二》）当齐景公问如何治国时，晏婴又明确地回答：“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内篇问上第十三》）”在具体操作上，晏婴提出要从一个人的社会交往和实际生活中的关键时刻，来具体考察他的优劣，而不是靠道听途说和一面之词来作决定。此外，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注重其所长，不能过分究其短。他还特别举了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任贤不避私仇；举宁戚为大司田，任贤不弃微贱的例子来说明。在提出举贤用贤的同时，晏婴积极主张惩治谗佞小人。他指出，恶人不去，贤人不进；谗佞不除，忠臣不用。尤其是君主身边的谗夫佞臣，依托君威，加害贤良，危害国家，为国之大患，晏婴把这种人比作“社鼠”“猛狗”，力主除之。
第三，《晏子春秋》提出要力戒奢侈、躬行节俭。齐景公时，奢侈腐败是齐国朝政的一个突出问题。《淮南子·要略》就说：“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所谓上行下效，齐景公生活如此奢侈腐化，下面的众多大臣自然也不例外，但齐国百姓的生活却捉襟见肘。为了国家政局的稳定，晏婴一次次地劝谏景公要止奢侈、行廉政。不仅如此，晏婴更是从自身做起，成为节俭力行的典范。“尚俭”是晏婴政治理念、施政措施的核心，《史记·管晏列传》称，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晏婴认为，勤俭廉洁是为政之本，“君子之事”。《晏子春秋》中记载了许多晏婴廉政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晏婴虽然身居相国高位，但他严于律己，廉洁从政，吃的是粗食，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陋室，上朝时常坐弊车，驾驽马。即使生活如此简朴，晏婴还是一再推辞景公赐予的封邑、千金、狐裘等物品，他的品行为百官作出了表率。晏婴倡俭的作风，不仅改变了齐国奢侈的政风，同时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稳定了人心，并最终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廉相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晏子春秋》主张刑法赏罚要妥善公正。“政刑无常”是国家“危失”的体现，“国无常法”则“民无经纪”，也就是说如果政策和刑罚没有常规，没有固定的法令，百姓就没有纲纪可循，国家就会危亡。这体现了法令的重要性。但仅仅有法令还不行，还要在施行时做到严谨和公正。“不以私恚害公法”（《内篇谏下第二》），“刑罚中于法”（《内篇问上第十一》），都是在强调要严格依法办事。晏婴还特别指出在赏罚中不能掺杂个人的主观好恶。他提出贤君治国当“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内篇问上第十七》），即不能因一时高兴而给予奖赏，也不能因一时生气而施加刑罚，这是使国家安定的良策。
最后，作为辅政之臣的晏婴为了齐国的发展常常要对国君进行劝谏。然而劝谏并非易事，《晏子春秋》中记载的晏婴劝谏方式和技巧对今人不无启发。比如“因势利导式”，这种方式也可称为顺水推舟。从心理上讲，人总喜欢听表扬的话，不愿听批评的话。通过发现人的一点长处，对其适当表扬，往往能使他把事情做得更好。《内篇杂上第八》记载：齐景公到寿宫游览，看到一位背着柴的老人面有饥色，齐景公叹息着命令官吏把老人收养起来。晏婴对齐景公说：“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所不逮，治国之本也。”齐景公听后就笑了。晏婴见此，立即抓住时机说：“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齐景公听后很痛快地答应了晏婴的请求。又如“以退求进式”，这种方式看似退却，实为进攻，即用以退为进的手段，给对方造成压力，迫使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进行改正。《内篇谏上第八》记载：“景公信用谗佞，赏无功，罚不辜。”晏婴感到心寒，指出齐景公之错后，“鞭马而出”。齐景公一看晏婴真走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让人将晏婴追了回来，并表示要听从他的劝谏。再如“铺陈渲染式”，即对要表达的观点夸大形容，反复烘托。这种方式可使正确的观点更鲜明、更突出，也可将谬误放大，使其暴露无遗，从而引起对方注意，以说服对方。《内篇谏下第十八》记载：齐景公因登路寝之高台而不能到顶而大发雷霆，准备处罚修台之人。晏婴则进谏说古代君王力求节俭，以身作则；而夏桀、殷纣则穷奢极欲，滥用民力、财力，最终导致国灭身亡。齐景公的错误远没有夏桀、商纣严重，但晏婴这样说就是为放大景公的错误，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并及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