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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陷入囚徒困境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对称的美元利率决策机制有违公平和民主的精神。
当前美联储不对称的美元利率决策机制已经违背了公平和民主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美国的世界大国角色以及美元世界货币的重要地位，美联储的利率决策机制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目前其主要服从美国自身利益，并不充分考虑其决策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
美联储人为控制低（或相对较低）的美元利率可能是当今世界经济生活中的最大扭曲，其后果严重：首先，低利率引起美元热钱泛滥，套利冲动使得热钱频繁参与跨境套利，对各国金融市场稳定性造成消极影响，增加了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监管的难度；第二，低利率引发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国家的严重资产泡沫；第三，低利率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错配。
因此，尽管美联储以及美元的利率决策机制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极其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但对全球而言，这却是一个有失公平和民主的机制。
第二，美元低利率政策是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一种财富再分配，影响金融市场与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美元低利率政策是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一种财富再分配。以中国为例，美元低利率政策严重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由于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配置方向，如美元利率每降低1%，中国外汇储备每年利息收入将减少300多亿美元；而对美国政府而言，美国联邦政府国债总额约为17万亿美元，每年大约可以节省3400亿美元利息成本。
这样的利率政策显然有违公平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为控制的低存款利率同样会引起财富转移（当下各类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的火爆无不与之相关）。如中国的存款利率政策一样，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而言也是“金融压抑”的一种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其被披上了“市场化”的合法外衣。同时，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所波及的范围更广，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从国际经济层面来讲，人为压低利率也是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正确理解并重新评估。
除美国外，每个国家追求各自利益的“理性行为”也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一些影响。如目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日益受到各方关注。所谓“国际化”事实上是让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作为一种正常货币进行使用，而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词冲击力有点过强，可能会给外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反而影响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步伐。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值得再做更加严谨的分析，尤其是需要考虑到以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基础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持续的，且会带来严重后果，如热钱的流入冲击中国实体经济和国内金融市场；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国内金融改革的进程与国内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金融风险逐步显现之际，我们更要注意控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与步伐。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困局是一个经济学中比较典型的“囚徒困境”情景，即美国担忧美元被其他货币取代，从而丧失美国拥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一些特权。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则担心美国在美元货币政策制定中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各国利益，有以邻为壑之嫌。这种博弈论中的经典情景，反映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制定权和话语权博弈的情况。而我们都知道，破解“囚徒困境”的办法是建立战略互信机制。
联储国际化或为解决之道
考虑到美元的国际影响，我们应该考虑将现有美联储体制国际化。建立于1913年的美联储体制，经过百年考验，在按照经济区设立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和7个理事的提名任命过程及其独立记名投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其独立与制衡机制原则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今天的世界在经历全球化浪潮洗礼之后和100年前的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多个区域经济体并存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在现有美联储制度的基础上稍作调整，在美联储理事会中引入有投票权的非美国理事，代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或者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在目前的国际治理框架中，联合国安理会或者G20都是可以考虑加入美联储理事会的国际代表。
这种制度调整因为依靠现有的美联储体系，不需要推倒重来（reinventing the wheel），可操作性强，而且可能遇到的各方面阻力也是最小的。对美国而言，这样的制度调整虽然令其丧失了部分美元的货币政策主权，但改革后的美联储还将由美国（强势）主导；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其作为美元这一主要国际货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通过美联储理事会得到（部分）代理，而且不必担心美国的这种制度改革，或者说美联储国际化安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可有效提升国家之间的互信程度。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制度改革不是最优的方案，不够理想。但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没有最优，只有次优方案。这就像语言一样，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通行英语并非最优情形，其中不乏许多理想主义者提出各种改革建议。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是1888年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创立的世界语，虽然它具有“语法严谨，语言优美，逻辑性强，表现力丰富”等优点，而且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其给予支持，承认它的官方语言身份，但直至今天，只有圣马力诺在2012年承认它是官方用语，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场合少之又少。语言和货币有不少类似之处，都聚有网络效应和正外部性等特征，英语和美元在各自领域具有降低交易/交流成本、提供交易/交流便利等先发优势，因此其建立各自领先地位，形成事实性的垄断。而 1968年发明的特别提款权制度（SDR），似乎颇有世界语的味道，其时至今日的境遇也可以理解。
建立战略互信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虽然国际货币体系看似一个货币问题，但它不仅是货币问题，也不仅是金融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牵涉国际治理结构的问题，因此更多需要政治家们加强国际合作协调的意愿与领导力。要推行上述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美国人需要放弃或者说分享部分货币政策制定权力，承担一个大国和世界领袖的责任，这样才有可能赢得世界的尊敬。
第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则需要接受、承认并尊重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美国在未来美元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持续的主导地位，虽然这或许不是最优的安排，但却可能是这个世界现有环境下最为可行的次优方案。
第三，我们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很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每个国家追求各自利益的“理性行为”可能使得我们陷入囚徒困境，为避免这个人人皆输的最坏结局，我们需要一起行动。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陷入了“囚徒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对称的美元利率决策机制有违公平和民主的精神。
当前美联储不对称的美元利率决策机制已经违背了公平和民主的基本精神。考虑到美国的世界大国角色以及美元世界货币的重要地位，美联储的利率决策机制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目前其主要服从美国自身利益，并不充分考虑其决策对世界经济的重大影响。
美联储人为控制低（或相对较低）的美元利率可能是当今世界经济生活中的最大扭曲，其后果严重：首先，低利率引起美元热钱泛滥，套利冲动使得热钱频繁参与跨境套利，对各国金融市场稳定性造成消极影响，增加了政策制定以及金融监管的难度；第二，低利率引发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国家的严重资产泡沫；第三，低利率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错配。
因此，尽管美联储以及美元的利率决策机制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极其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但对全球而言，这却是一个有失公平和民主的机制。
第二，美元低利率政策是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一种财富再分配，影响金融市场与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美元低利率政策是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一种财富再分配。以中国为例，美元低利率政策严重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收益。由于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配置方向，如美元利率每降低1%，中国外汇储备每年利息收入将减少300多亿美元；而对美国政府而言，美国联邦政府国债总额约为17万亿美元，每年大约可以节省3400亿美元利息成本。
这样的利率政策显然有违公平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存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为控制的低存款利率同样会引起财富转移（当下各类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的火爆无不与之相关）。如中国的存款利率政策一样，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而言也是“金融压抑”的一种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其被披上了“市场化”的合法外衣。同时，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所波及的范围更广，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从国际经济层面来讲，人为压低利率也是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正确理解并重新评估。
除美国外，每个国家追求各自利益的“理性行为”也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一些影响。如目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日益受到各方关注。所谓“国际化”事实上是让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作为一种正常货币进行使用，而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词冲击力有点过强，可能会给外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反而影响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步伐。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值得再做更加严谨的分析，尤其是需要考虑到以人民币升值预期为基础的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持续的，且会带来严重后果，如热钱的流入冲击中国实体经济和国内金融市场；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国内金融改革的进程与国内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金融风险逐步显现之际，我们更要注意控制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与步伐。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困局是一个经济学中比较典型的“囚徒困境”情景，即美国担忧美元被其他货币取代，从而丧失美国拥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一些特权。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则担心美国在美元货币政策制定中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各国利益，有以邻为壑之嫌。这种博弈论中的经典情景，反映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制定权和话语权博弈的情况。而我们都知道，破解“囚徒困境”的办法是建立战略互信机制。
联储国际化或为解决之道
考虑到美元的国际影响，我们应该考虑将现有美联储体制国际化。建立于1913年的美联储体制，经过百年考验，在按照经济区设立的12个联邦储备银行和7个理事的提名任命过程及其独立记名投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其独立与制衡机制原则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今天的世界在经历全球化浪潮洗礼之后和100年前的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多个区域经济体并存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在现有美联储制度的基础上稍作调整，在美联储理事会中引入有投票权的非美国理事，代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或者国际组织的利益诉求。在目前的国际治理框架中，联合国安理会或者G20都是可以考虑加入美联储理事会的国际代表。
这种制度调整因为依靠现有的美联储体系，不需要推倒重来（reinventing the wheel），可操作性强，而且可能遇到的各方面阻力也是最小的。对美国而言，这样的制度调整虽然令其丧失了部分美元的货币政策主权，但改革后的美联储还将由美国（强势）主导；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其作为美元这一主要国际货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通过美联储理事会得到（部分）代理，而且不必担心美国的这种制度改革，或者说美联储国际化安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可有效提升国家之间的互信程度。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制度改革不是最优的方案，不够理想。但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没有最优，只有次优方案。这就像语言一样，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通行英语并非最优情形，其中不乏许多理想主义者提出各种改革建议。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是1888年波兰籍犹太人柴门霍夫博士创立的世界语，虽然它具有“语法严谨，语言优美，逻辑性强，表现力丰富”等优点，而且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其给予支持，承认它的官方语言身份，但直至今天，只有圣马力诺在2012年承认它是官方用语，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场合少之又少。语言和货币有不少类似之处，都聚有网络效应和正外部性等特征，英语和美元在各自领域具有降低交易/交流成本、提供交易/交流便利等先发优势，因此其建立各自领先地位，形成事实性的垄断。而 1968年发明的特别提款权制度（SDR），似乎颇有世界语的味道，其时至今日的境遇也可以理解。
建立战略互信机制，加强国际合作
虽然国际货币体系看似一个货币问题，但它不仅是货币问题，也不仅是金融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牵涉国际治理结构的问题，因此更多需要政治家们加强国际合作协调的意愿与领导力。要推行上述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美国人需要放弃或者说分享部分货币政策制定权力，承担一个大国和世界领袖的责任，这样才有可能赢得世界的尊敬。
第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则需要接受、承认并尊重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美国在未来美元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持续的主导地位，虽然这或许不是最优的安排，但却可能是这个世界现有环境下最为可行的次优方案。
第三，我们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很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每个国家追求各自利益的“理性行为”可能使得我们陷入囚徒困境，为避免这个人人皆输的最坏结局，我们需要一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