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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是三岛由纪夫在《文化防卫论》中所提及的重要主张，是其所有思想的核心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产物。“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提出是三岛由纪夫对战后盟军对日本改造和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的反抗和回击，体现出其一贯的右翼激进立场和悖论式诡辩色彩。三岛由纪夫在《文化防卫论》中提出“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并非一时兴起，此前他早已将该思想深耕于其后期文学创作的全过程，特别是集中体现在“二·二六”事件三部曲（即《忧国》《十日菊》《英灵之声》）当中。通过亲历的文学实践，三岛由纪夫力求展现出回避“政治概念上的天皇”而运用“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来保护日本传统文化的文人意图和自觉。
关键词：三岛由纪夫;“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忧国》;《十日菊》;《英灵之声》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8-00-03
作为日本第二次战后派的代表作家，三岛由紀夫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和怪异美学一直以来倍受世人关注，而其思想种种形态的呈现均与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是三岛由纪夫《文化防卫论》一文中所提及的重要主张，“是三岛由纪夫所有思想的核心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产物”。三岛由纪夫以“文化概念上的天皇[1]”这一思想为指导并在其自身文学创作中亲力实践，构筑了“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在后期文学创作中的个体思想书写体系，“他的文学与他的思想和他的政治倾向密不可分”。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二·二六”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忧国》《十日菊》和《英灵之声》中，并在1968年发表的《文化防卫论》中进行了专门性解释和阐述。
一、何为“文化概念上的天皇”
“战后日本历史的进程，就是在美式民主主义和保持象征性天皇制的二元政治体制下展开的[1]”。在此背景下，三岛由纪夫受到大量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的刺激而决心进行文化自卫，并逐渐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而“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三岛由纪夫“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提出，与战后美军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时所提出的象征性天皇制密切相关。日本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所发表的《人间宣言》，自我否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现御神”地位，极大地震动了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日本全体国民。《人间宣言》的发表，在不断削弱日本国民愚忠思想、推动日本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同时，由于新的思想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既有思想价值体系的崩溃，使当时国民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混乱。从小接受尊皇思想教育、一直受到日本古典熏陶的三岛由纪夫由万世一系“现御神”天皇制的结束和象征天皇制的提出感受到日本传统文化所陷入的危机，转而开始强调“‘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文化的历史性、统一性、全体性的象征’‘保卫日本文化，势必归结到保卫天皇[1]。’”由此表示了对日本战败后和辻哲郎及津田左右吉所主张的“天皇·皇室是文化共同体统一的象征”这一观点的认同。也就是说[1]，对于三岛由纪夫而言，天皇作为日本文化共同体统一的象征，要保卫日本传统文化不被西方文化所侵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守卫“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所展现的也是三岛由纪夫本人对“政治概念上的天皇’的回避以及反对西化的态度[1]”。“天皇”一词成为三岛由纪夫“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二、“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忧国》中的实践
《忧国》是三岛由纪夫于1960年在冬季号《小说中央公论》发表的短篇小说，可谓“二·二六”事件的外传。该作品主要刻画了由于受到“二·二六”事件影响而被疏远、别无他法最终选择剖腹自杀的青年军官武山信二中尉的形象，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武士道精神。作品着重描写武山信二中尉夫妇在悲境中，不知不觉在捕捉到生的最高瞬间的同时也迎来了无上幸福的死，他们无上的肉体愉悦和肉体苦痛统属于同一原理[2]。三岛由纪夫把这种能够迎来无上幸福的背景设定在“二·二六”事件，其目的在于比起单纯的夫妇之爱，更重要的主题乃是表现大义和至诚，进而深刻赞美中尉对于天皇和国家的效忠。从这当中无疑体现出三岛由纪夫所持的右翼立场，其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清晰可见，表达了三岛由纪夫在日本天皇制面临史前危机之时，通过主人公武山信二中尉的行动呼吁民众关注日本天皇制的意图，表露出一种通过对天皇尽忠而坚决维护日本传统文化的态度，把日本古典《叶隐闻书》的说教展现无疑。《忧国》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武山信二中尉自杀前的净身和自杀方法，充满了日本武士道和神道教的色彩。其中一段描写如下：“中尉挎上军刀，丽子把短剑插入白色素衣的衣带，两人带上遗书，在神龛前并肩默默祈祷……中尉在楼梯上回过头来，惊愕地看到，在微暗中低着头紧随着自己上楼来的妻子那素装的身姿，竟是那样美丽②”。毫无疑问，无论是军刀、短剑还是神龛，都是典型的日式道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情节描写体现了三岛由纪夫基于轮回转世思想把其作为死的道具的同时，也意味着作为生的万世一系，即死不是一个终结，其中也孕育着生。而且正是这种“正统的美的圆满性和伦理的起源，在不断的美的激发和伦理的激发的灵感中，有天皇的意义[1]”。三岛由纪夫渴求与日本过去文化的羸弱诀别，期待迎来更具活力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未来，此时神前的“神”早已不是人格天皇，而是万世一系的神圣天皇，表达出其对于天皇的尽忠。由此，三岛由纪夫把对天皇的尽忠转向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拥护，进而强调作为文化概念的天皇之意。
白色乃是日本神道教的重要表征之一，中尉在黑暗当中所看到微暗中身着白衣素妆妻子的纯洁美，这种美进一步升华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辉煌，丽子随后的殉情也演绎成不惧外来权威而守卫日本传统文化民众的献身精神的化身。三岛由纪夫把自己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期待寄托于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希冀日本民众崛起与西方文化抗争而守护日本传统文化，沉溺于超越军国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幻境。也就是说，三岛由纪夫执着于运用殉教美学来彰显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执着与回归，希望通过毫不动摇地坚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来实现日本文化的持续。三岛由纪夫在《忧国》中对天皇制的重视乃是出于自身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实际，在把天皇限定于文化层面并统合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的同时将其作为统合日本国民意识的道具。三岛由纪夫把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视为“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两大要素[1]。 三、“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十日菊》中的实践
《十日菊》是三岛由纪夫于1961年12月在《文学界》杂志所发表的戏曲剧本。该剧本以三幕剧的形式呈现，和《忧国》一样也是以“二·二六”事件为创作背景。剧本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二·二六”事件，但三岛由纪夫曾经指出：“虽说是个虚构的事件，十·一三事件作为昭和史各种历史事件的集约表现，不能偏离现实中发动“二·二六”事件的昭和十一年（1936年）这个时间节点”③。《十日菊》的登场人物和作品无一不蕴含着三岛由纪夫的巧妙意图，他用“菊”一词象征对于主君的忠诚，在《英灵之声》中明确揭示得天皇制问题在此也可初见端倪。所谓“十日菊”，乃是形容尽忠之后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过后成为弃物的菊。森重臣所栽培的仙人掌，在剧本中乃是依靠奥山菊的舍命相助和其儿子的牺牲才得以逃难幸存的森重臣自身的投影。通过“菊”和“仙人掌”的鲜明对比，刻画出苟延残喘之人的喜剧性悲惨和其记忆中返现的无限荣光的瞬间。三岛由纪夫对这些所包含的寓意作了进一步解读：“奥山菊是善意民众的代表，即便自身体验了悲剧，也无法把这种体验真正提升为一次性的形而上学的体验。奥山菊，也就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依旧愚昧的善意的民众，重复着相同的善意行为，不知不觉间好了伤疤忘了疼。即便她的内心充满怨念，也绝对无法理解悲剧的本质”③。三岛由纪夫通过引出奥山菊是战后继续保持愚昧忠诚之心的国民象征而森重臣成为天皇或者天皇制象征的这种解释，可以看出其致力于把战后日本社会状况投射到森重臣和奥山菊身上并进行了辛辣批评的尝试。三岛由纪夫认为日本文化应该自主发展而不需依靠他国的帮助，如果并非如此，无疑与森重臣活死人般颓废的灵魂一般。在他看来，日本被美国占领是一种屈辱，日本“如果被美军占领持续十年以上，相比美国的责任，日本自身的责任更显而易见。因为日本自身不寻求自立，所以导致这种情形持续下去”④，日本国民对本国的天皇制此类传统不应该动摇。三岛由纪夫在《文化防卫论》中所提出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在这里以一种合理的形式先行展现。民众容易忽视战后天皇制变化所引发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威胁，美国主张的象征天皇制让天皇和文化的关系渐次疏远，一旦失去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联系，日本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有可能就此断裂，如同遭白蚁啃食一般。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届时恐回天乏力，日本传统文化也就成为沙漠中的仙人掌。正基于如此，三岛由纪夫才提出了“文化概念上的天皇”这一思想并在《十日菊》劇本中亲力实践。
四、“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英灵之声》中的实践
《英灵之声》是三岛由纪夫在1966年6月号《文艺》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该作品讲述了“二·二六”事件神风特攻队员的灵魂附体于盲人青年川崎，诅咒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三岛由纪夫创作《英灵之声》时适逢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契机，日本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活跃，经济蓬勃发展，由此使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可以说《英灵之声》创作完成之时就已经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气息。再加上小说中的超自然内容，三岛由纪夫在对当时讴歌经济快速增长的现代日本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也对被视为战后旧时代遗物的“神格化天皇”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该小说一经发表便引发了极大反响。而关于《英灵之声》的意义，三岛由纪夫本人在《我与二·二六》一文中有如下自白：“昭和历史因为战败虽被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但对于想要将其连贯的我而言，产生了必须要探寻出自我连续性和逻辑一惯性根据的欲求。不管是不是文人，被认为是生的自然的欲求。此时卡在其中的与其说是规定象征天皇制的新宪法，倒不如说是天皇自己所发表的《人间宣言》。这个疑问自然而然影射到二·二六事件，我本人也陷入到寻影创作《英灵之声》而一发不可收拾”③，这段话对于理解三岛由纪夫的天皇观尤为重要。正如他在《文化防卫论》中所阐述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定义，天皇是具备时间连续性和空间连续性两个要素的综合体。三岛由纪夫把握天皇一词的方法是超越政治层面仅仅放在文化层面处理。虽说三岛由纪夫天皇观中的对立和矛盾屡见不鲜，但这其实是一种悖论，是一种彻底的文学表现。三岛由纪夫并不是用“政治性语言”“逻辑”，而是用“文学性语言”“美学”来阐述自身的天皇观。
此外，比起《日本国宪法》，三岛由纪夫对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更为感兴趣，他认为当时所有的问题不是集中在《日本国宪法》的民主主义理念，而是在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可以说，如果没有天皇的《人间宣言》，《英灵之声》中所有的不满也就消失，作为《英灵之声》主题的“天皇乃常人”也就不会存在。三岛由纪夫理想的天皇观是与《日本国宪法》的民主主义理念不相矛盾的，如此就巧妙地实现了由政治向文化的转变。对于从神格化的“现御神”到人格化的“非现御神”天皇转变，正由于三岛由纪夫把其视为天皇对西方文化的妥协行为进而才会对昭和天皇进行批判。同时，批判深泽七郎以对梦见的对天皇的政治袭击为内容的《风流梦谈》成为三岛由纪夫天皇观的又一体现，由此而逐渐带有矛盾性的色彩。无论是二·二六事件还是《人间宣言》，都是天皇在濒临重大危机时为维护其皇位而采取的意欲克服危机的政治行为，可正是向西方妥协的战后大众天皇制，在实现战后复兴的同时也使日本深深陷入精神废墟之中。日本国民仅仅考虑自身而缺乏行动、思想的一惯性会丧失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并破坏日本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三岛由纪夫于是对天皇怀有愤怒和不满。天皇作为日本文化共同体，就不应对西方文化的蚕食妥协，应当奋起反抗以保持本国的传统和独特性。三岛由纪夫把其理想的天皇观在《英灵之声》中进行了形象描绘：“山丘脚下，一位骑着白马的人质朴刚健地向前行走。他不是人，他是神，是我们勇武、仁慈的首领、大元帅陛下”③。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天皇对于西方文化不应屈服，而应斗志昂扬地面对，彰显日本传统文化的辉煌和日本人的骄傲。“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贯彻。
五、结语
为了守护日本传统文化，三岛由纪夫在观念上形成了以维持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采取基于现实政治并超越政治范畴的手段进行归属文化层面的文学实践，并在以二·二六事件为素材的《忧国》《十日菊》《英灵之声》三部作品当中深刻体现。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虽极力避免与政治相关联，但是依旧呈现出强烈的右翼激进主义立场和悖论式诡辩色彩，从文学立场出发把握其作品的同时，其间所体现的思想和意识需读者警醒。
参考文献：
[1]汪艺.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1（1）：84-89.
[2]王艳凤.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及其《忧国》[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26-28.
（责任编辑：张咏梅）
关键词：三岛由纪夫;“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忧国》;《十日菊》;《英灵之声》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8-00-03
作为日本第二次战后派的代表作家，三岛由紀夫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和怪异美学一直以来倍受世人关注，而其思想种种形态的呈现均与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密切相关。“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是三岛由纪夫《文化防卫论》一文中所提及的重要主张，“是三岛由纪夫所有思想的核心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产物”。三岛由纪夫以“文化概念上的天皇[1]”这一思想为指导并在其自身文学创作中亲力实践，构筑了“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在后期文学创作中的个体思想书写体系，“他的文学与他的思想和他的政治倾向密不可分”。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二·二六”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忧国》《十日菊》和《英灵之声》中，并在1968年发表的《文化防卫论》中进行了专门性解释和阐述。
一、何为“文化概念上的天皇”
“战后日本历史的进程，就是在美式民主主义和保持象征性天皇制的二元政治体制下展开的[1]”。在此背景下，三岛由纪夫受到大量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的刺激而决心进行文化自卫，并逐渐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而“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三岛由纪夫“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提出，与战后美军对日本进行民主改革时所提出的象征性天皇制密切相关。日本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所发表的《人间宣言》，自我否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现御神”地位，极大地震动了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日本全体国民。《人间宣言》的发表，在不断削弱日本国民愚忠思想、推动日本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同时，由于新的思想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既有思想价值体系的崩溃，使当时国民的思想和价值观产生混乱。从小接受尊皇思想教育、一直受到日本古典熏陶的三岛由纪夫由万世一系“现御神”天皇制的结束和象征天皇制的提出感受到日本传统文化所陷入的危机，转而开始强调“‘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文化的历史性、统一性、全体性的象征’‘保卫日本文化，势必归结到保卫天皇[1]。’”由此表示了对日本战败后和辻哲郎及津田左右吉所主张的“天皇·皇室是文化共同体统一的象征”这一观点的认同。也就是说[1]，对于三岛由纪夫而言，天皇作为日本文化共同体统一的象征，要保卫日本传统文化不被西方文化所侵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守卫“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所展现的也是三岛由纪夫本人对“政治概念上的天皇’的回避以及反对西化的态度[1]”。“天皇”一词成为三岛由纪夫“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二、“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忧国》中的实践
《忧国》是三岛由纪夫于1960年在冬季号《小说中央公论》发表的短篇小说，可谓“二·二六”事件的外传。该作品主要刻画了由于受到“二·二六”事件影响而被疏远、别无他法最终选择剖腹自杀的青年军官武山信二中尉的形象，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武士道精神。作品着重描写武山信二中尉夫妇在悲境中，不知不觉在捕捉到生的最高瞬间的同时也迎来了无上幸福的死，他们无上的肉体愉悦和肉体苦痛统属于同一原理[2]。三岛由纪夫把这种能够迎来无上幸福的背景设定在“二·二六”事件，其目的在于比起单纯的夫妇之爱，更重要的主题乃是表现大义和至诚，进而深刻赞美中尉对于天皇和国家的效忠。从这当中无疑体现出三岛由纪夫所持的右翼立场，其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清晰可见，表达了三岛由纪夫在日本天皇制面临史前危机之时，通过主人公武山信二中尉的行动呼吁民众关注日本天皇制的意图，表露出一种通过对天皇尽忠而坚决维护日本传统文化的态度，把日本古典《叶隐闻书》的说教展现无疑。《忧国》一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武山信二中尉自杀前的净身和自杀方法，充满了日本武士道和神道教的色彩。其中一段描写如下：“中尉挎上军刀，丽子把短剑插入白色素衣的衣带，两人带上遗书，在神龛前并肩默默祈祷……中尉在楼梯上回过头来，惊愕地看到，在微暗中低着头紧随着自己上楼来的妻子那素装的身姿，竟是那样美丽②”。毫无疑问，无论是军刀、短剑还是神龛，都是典型的日式道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情节描写体现了三岛由纪夫基于轮回转世思想把其作为死的道具的同时，也意味着作为生的万世一系，即死不是一个终结，其中也孕育着生。而且正是这种“正统的美的圆满性和伦理的起源，在不断的美的激发和伦理的激发的灵感中，有天皇的意义[1]”。三岛由纪夫渴求与日本过去文化的羸弱诀别，期待迎来更具活力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未来，此时神前的“神”早已不是人格天皇，而是万世一系的神圣天皇，表达出其对于天皇的尽忠。由此，三岛由纪夫把对天皇的尽忠转向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拥护，进而强调作为文化概念的天皇之意。
白色乃是日本神道教的重要表征之一，中尉在黑暗当中所看到微暗中身着白衣素妆妻子的纯洁美，这种美进一步升华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辉煌，丽子随后的殉情也演绎成不惧外来权威而守卫日本传统文化民众的献身精神的化身。三岛由纪夫把自己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期待寄托于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希冀日本民众崛起与西方文化抗争而守护日本传统文化，沉溺于超越军国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幻境。也就是说，三岛由纪夫执着于运用殉教美学来彰显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执着与回归，希望通过毫不动摇地坚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来实现日本文化的持续。三岛由纪夫在《忧国》中对天皇制的重视乃是出于自身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实际，在把天皇限定于文化层面并统合时间和空间的持续性的同时将其作为统合日本国民意识的道具。三岛由纪夫把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视为“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两大要素[1]。 三、“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十日菊》中的实践
《十日菊》是三岛由纪夫于1961年12月在《文学界》杂志所发表的戏曲剧本。该剧本以三幕剧的形式呈现，和《忧国》一样也是以“二·二六”事件为创作背景。剧本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二·二六”事件，但三岛由纪夫曾经指出：“虽说是个虚构的事件，十·一三事件作为昭和史各种历史事件的集约表现，不能偏离现实中发动“二·二六”事件的昭和十一年（1936年）这个时间节点”③。《十日菊》的登场人物和作品无一不蕴含着三岛由纪夫的巧妙意图，他用“菊”一词象征对于主君的忠诚，在《英灵之声》中明确揭示得天皇制问题在此也可初见端倪。所谓“十日菊”，乃是形容尽忠之后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过后成为弃物的菊。森重臣所栽培的仙人掌，在剧本中乃是依靠奥山菊的舍命相助和其儿子的牺牲才得以逃难幸存的森重臣自身的投影。通过“菊”和“仙人掌”的鲜明对比，刻画出苟延残喘之人的喜剧性悲惨和其记忆中返现的无限荣光的瞬间。三岛由纪夫对这些所包含的寓意作了进一步解读：“奥山菊是善意民众的代表，即便自身体验了悲剧，也无法把这种体验真正提升为一次性的形而上学的体验。奥山菊，也就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依旧愚昧的善意的民众，重复着相同的善意行为，不知不觉间好了伤疤忘了疼。即便她的内心充满怨念，也绝对无法理解悲剧的本质”③。三岛由纪夫通过引出奥山菊是战后继续保持愚昧忠诚之心的国民象征而森重臣成为天皇或者天皇制象征的这种解释，可以看出其致力于把战后日本社会状况投射到森重臣和奥山菊身上并进行了辛辣批评的尝试。三岛由纪夫认为日本文化应该自主发展而不需依靠他国的帮助，如果并非如此，无疑与森重臣活死人般颓废的灵魂一般。在他看来，日本被美国占领是一种屈辱，日本“如果被美军占领持续十年以上，相比美国的责任，日本自身的责任更显而易见。因为日本自身不寻求自立，所以导致这种情形持续下去”④，日本国民对本国的天皇制此类传统不应该动摇。三岛由纪夫在《文化防卫论》中所提出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在这里以一种合理的形式先行展现。民众容易忽视战后天皇制变化所引发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威胁，美国主张的象征天皇制让天皇和文化的关系渐次疏远，一旦失去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联系，日本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有可能就此断裂，如同遭白蚁啃食一般。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届时恐回天乏力，日本传统文化也就成为沙漠中的仙人掌。正基于如此，三岛由纪夫才提出了“文化概念上的天皇”这一思想并在《十日菊》劇本中亲力实践。
四、“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英灵之声》中的实践
《英灵之声》是三岛由纪夫在1966年6月号《文艺》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该作品讲述了“二·二六”事件神风特攻队员的灵魂附体于盲人青年川崎，诅咒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三岛由纪夫创作《英灵之声》时适逢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契机，日本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民间资本活跃，经济蓬勃发展，由此使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可以说《英灵之声》创作完成之时就已经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气息。再加上小说中的超自然内容，三岛由纪夫在对当时讴歌经济快速增长的现代日本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也对被视为战后旧时代遗物的“神格化天皇”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该小说一经发表便引发了极大反响。而关于《英灵之声》的意义，三岛由纪夫本人在《我与二·二六》一文中有如下自白：“昭和历史因为战败虽被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但对于想要将其连贯的我而言，产生了必须要探寻出自我连续性和逻辑一惯性根据的欲求。不管是不是文人，被认为是生的自然的欲求。此时卡在其中的与其说是规定象征天皇制的新宪法，倒不如说是天皇自己所发表的《人间宣言》。这个疑问自然而然影射到二·二六事件，我本人也陷入到寻影创作《英灵之声》而一发不可收拾”③，这段话对于理解三岛由纪夫的天皇观尤为重要。正如他在《文化防卫论》中所阐述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定义，天皇是具备时间连续性和空间连续性两个要素的综合体。三岛由纪夫把握天皇一词的方法是超越政治层面仅仅放在文化层面处理。虽说三岛由纪夫天皇观中的对立和矛盾屡见不鲜，但这其实是一种悖论，是一种彻底的文学表现。三岛由纪夫并不是用“政治性语言”“逻辑”，而是用“文学性语言”“美学”来阐述自身的天皇观。
此外，比起《日本国宪法》，三岛由纪夫对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更为感兴趣，他认为当时所有的问题不是集中在《日本国宪法》的民主主义理念，而是在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可以说，如果没有天皇的《人间宣言》，《英灵之声》中所有的不满也就消失，作为《英灵之声》主题的“天皇乃常人”也就不会存在。三岛由纪夫理想的天皇观是与《日本国宪法》的民主主义理念不相矛盾的，如此就巧妙地实现了由政治向文化的转变。对于从神格化的“现御神”到人格化的“非现御神”天皇转变，正由于三岛由纪夫把其视为天皇对西方文化的妥协行为进而才会对昭和天皇进行批判。同时，批判深泽七郎以对梦见的对天皇的政治袭击为内容的《风流梦谈》成为三岛由纪夫天皇观的又一体现，由此而逐渐带有矛盾性的色彩。无论是二·二六事件还是《人间宣言》，都是天皇在濒临重大危机时为维护其皇位而采取的意欲克服危机的政治行为，可正是向西方妥协的战后大众天皇制，在实现战后复兴的同时也使日本深深陷入精神废墟之中。日本国民仅仅考虑自身而缺乏行动、思想的一惯性会丧失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并破坏日本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三岛由纪夫于是对天皇怀有愤怒和不满。天皇作为日本文化共同体，就不应对西方文化的蚕食妥协，应当奋起反抗以保持本国的传统和独特性。三岛由纪夫把其理想的天皇观在《英灵之声》中进行了形象描绘：“山丘脚下，一位骑着白马的人质朴刚健地向前行走。他不是人，他是神，是我们勇武、仁慈的首领、大元帅陛下”③。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天皇对于西方文化不应屈服，而应斗志昂扬地面对，彰显日本传统文化的辉煌和日本人的骄傲。“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贯彻。
五、结语
为了守护日本传统文化，三岛由纪夫在观念上形成了以维持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采取基于现实政治并超越政治范畴的手段进行归属文化层面的文学实践，并在以二·二六事件为素材的《忧国》《十日菊》《英灵之声》三部作品当中深刻体现。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思想虽极力避免与政治相关联，但是依旧呈现出强烈的右翼激进主义立场和悖论式诡辩色彩，从文学立场出发把握其作品的同时，其间所体现的思想和意识需读者警醒。
参考文献：
[1]汪艺.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J].攀枝花学院学报，2021（1）：84-89.
[2]王艳凤.三岛由纪夫的美意识及其《忧国》[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26-28.
（责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