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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秋天。它留下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早和最清晰的印记，也留下了姐姐最早的容颜。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怀念这个秋天。
时间是秋后的正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姐姐的眼神中就可以感觉出日光的强度，刺眼的光芒仿佛让姐姐的身子瞬间矮下去许多，眼帘也随之低垂，她那从眼帘的缝隙中挤出的目光下意识地回避着秋日射出的强光。我们靠得很近，大概是姐姐的身体遮住了阳光，我慵懒地靠在姐姐身边，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俨然一个生活很滋润的阔少，童年的好日子已经完美无缺地写在了脸庞之上了。这一张照片是姐姐从小爷家的相框中翻拍过来的，像素虽然不太高，但是我们的眼神和童年的轮廓已经有模有样了，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根被岁月掩盖的绳子把我们一下子拉到了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姐姐和我永远是相依在一起的，从记事起，我就和姐姐在一起。祖母说，姐姐出生的前一个晚上，太祖母梦见了一只虫子爬进我们家的大门，于是姐姐便得名“来虫”，意谓姐姐是一只来到老李家的虫子。后来姐姐的名字被他的老师改为“兰崇”，变得高大上了，这似乎违背了太祖母的初衷，同时也偏离了上苍的旨意。现在想来，可能回到一只虫子的宿命上来，才会承载上苍对姐姐冥冥之中最好的庇佑。姐姐的英年早逝越发让我感受到这一点。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之后，才发现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上苍的旨意谁也无法逃脱。姐姐没有安心做一只虫子，用四十多年的时光拼命地去使自己做一朵幽兰，谁承想，兰花虽然香气袭人，可花期却如此地短暂，以致一不留神就香消玉殒了。这也许是兰花的宿命，也是姐姐的宿命。
姐姐是家中所有长辈的掌上明珠，老人们很少责骂姐姐，从小到大她几乎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相比之下，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挨打和责骂似乎是家常便饭，谁叫我小时候调皮捣蛋呢。弟弟最小，父母呵护得紧，不要人说，不要人骂，对姐姐更是宠爱有加，而夹在中间的我很明显就成了受气包。父亲有一支漂亮的幸福牌铱金笔，书写非常流利，我多次想拿到学校去显摆一下，父亲就是不允许。有一天，姐姐拿着铱金笔，先是说，到厦房去做作业，然后说，去上个厕所，最后拐弯抹角，大门哐嘡一响就溜出门了。我想，这下姐姐一定闯祸了。我坐在炕沿上，一边瞅父亲，一边瞅母亲，根本没看出他们有生气的痕迹。只见，母亲和父亲相视一笑，母亲说：“看咱来虫还心疼得很。”父亲接着说：“我知道要把笔拿到学校里去呢，我就看娃怎么出门哩，娃还灵醒得很。”这件事要是放在我身上，父亲一定会大喝一声，把笔中途扣下的。可是到了姐姐跟前，父亲不但没生气，还说娃还灵性得很。嗯，我就知道，父亲和母亲偏心。
小时候生活紧张，吃穿用度都凭票证，没有多余的布票，姐姐总是穿新衣服，她淘汰下的衣服我穿。记得姐姐有一件军绿色的上衣非常漂亮，纽扣像小珍珠一样晶莹，姐姐穿上很精神。我做梦都想要一件军绿上衣，母亲总是推托说：“没有布票，等你姐姐穿不上了你再穿她的吧。”孩子的心思有一搭没一搭的，想归想，嘟囔过就忘了。国庆节的时候，母亲给姐姐买了新衣服，就把姐姐的军绿上衣淘汰给了我，我心里高兴极了。谁知，到学校后，同学都笑话我，“有笑得，有笑得，男生穿得女生衣服。”我气得脸红脖子粗，和同学奋力争辩，可是，人家一句就把我顶翻了：“你看嘛，纽扣都是女孩子的呀。”我彻底沮丧了，脸羞红了，一下午都抬不起头。回到家，我脱掉那件军绿上衣，哇哇大哭起来。母亲说：“不穿就不穿了，过年的时候再给你买一件新的，不要哭了。”从那一次起，我的心里竖起了一堵墙，男女有别，男生是断然不可以穿女生的衣服的，就是自己姐姐的也不行。有了这堵墙，我逐渐觉得自己长大了，而且男生的意识也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姐姐淘汰的衣服我再也不会照单全收了，仿佛压抑了近十年的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
当然，有些东西我还是乐于接受的。比如，姐姐每年的假期作业，我都会小心地拿过来，换掉封皮，就可以轻松地换来一个假期地玩耍。好在姐姐也不揭发，父母也不追究，老师也不问责，我就落了个逍遥自在。
在学习上，姐姐比我高一级，她背书的时候，我一边玩耍一边听，好些课文竟然记在脑子里了，等到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就像复习过一样，不用费多少气力就完成任务，虽然我在小学里学习一直马马虎虎。
家里的活姐姐干得少，母亲和父亲也不给姐姐派活，像扫院、掏厕所、打水、帮父亲掀车子这些脏活一般都是我干，姐姐则是自觉地帮母亲拉风箱、扫地、抹桌子这些内务活。包产到户后，家里分了15亩地，收麦子打碾的时候，祖父心中的火像三伏天毒辣的太阳一样盛，目光像锥子一样，刺得人没处藏。祖父是经历过年馑的人，他把粮食看得比啥都金贵。刚割掉麦子，他大清早就叫我去麦茬地里拾麦穗，麦茬都叫我们溜光了，他还让我们在地里找麦穗。碾过场，他让我和弟弟在场边捡洒落的麦粒，同样是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尤其是，遇雨塌场之后，祖父让我们用指甲抠粘进场里的麦粒，抠得人指甲生疼，祖父还是呵斥不止，他一句“麦粒还多着哩”，我们就必须蹲下身子用指甲一粒一粒抠。那时候，我真羡慕姐姐，有这么多长辈罩着，不用干那么多的活。祖父的脾气很厉害，脸上有一股子杀气，让人望而生畏。祖父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唯独姐姐不害怕。他最爱姐姐，即便在龙口夺食的时候，他都不骂姐姐。
姐姐有很多超乎常人的禀赋，可惜因为我们身处农村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开发，否则，姐姐的生命历程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姐姐喜欢唱歌，电视剧上的主题歌和插曲还没等电视剧播完，她就会唱了，而且唱得有板有眼。我们都很羡慕姐姐，嚷着让她教我们唱。有些歌姐姐唱得多了，我也能跟着哼哼了。在书法上，姐姐更是无师自通，她没有怎么用功，钢笔字却写得空灵烂漫，我练了半辈子字都没有她那种气息。我们家原来过年的对联都是姐姐写，后来我练书法，她就不主动写了，我有時候想，如果姐姐在书法上稍微用些功，肯定会有大成就。英语是姐姐的强项，一个单词她看一遍就记住了，不像我，哇啦哇啦半天，稍不留神，又忘了。和姐姐相比，我是一个笨人，在学习上姐姐靠的是灵性，我拼的则是毅力。第一年高考失利，对姐姐打击很大。第二年，姐姐开始发奋，预选中取得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高考成绩也很不错，填志愿的时候祖父说，女孩子教学最好，不能走得远，就填西安和兰州的学校。祖父的意志决定了姐姐的命运，最终姐姐以高出西北师大几十分的成绩上了师大，毕业后留在兰州，当了一名老师。现在想来，似乎一切都是命，从姐姐上大学那一刻起，她就永远地留在了兰州，故乡反而显得生疏了。 同样是上苍的旨意，姐夫和姐姐同出师门，走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同在东岗，都是教师，而且毕业于同一个母校，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注定了姐姐和姐夫的婚姻。姐夫是一个实在人，会过日子，结婚前就攒了一万元，为他们结婚打下了基础。姐姐单位分了一套公房，姐姐和姐夫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在九十年代，姐姐和姐夫这样的家庭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单位的单间宿舍，办公和休息都在里面，根本没有家属楼这一说。一对比，姐姐的生活在天上，我们的生活在地下，差距就这么大。祖父和父母对姐姐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满意，亲戚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婚后不久，父亲和母亲还过去住过十几天，父亲本来打算多住些日子，母亲住不惯楼房，憋得慌，嚷嚷着要回来，他们就回来了。父亲有时候还埋怨母亲：“要不是你嚷着要回来，我在兰州还能享几天福呢？”母亲有些自责，说：“我命薄，天生就是享不了福啊！”
姐姐深爱着自己的家人。在父亲生病期间，姐姐放下襁褓中的豆豆，我们姐弟仨倾力为父亲看病。然而，造化弄人，父亲的病时好时坏，经过多半年的救治，还是无力回天。父亲去世后，我们姐弟就是在互相珍爱中相互帮衬着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弟弟那一年肝炎发作，姐姐再三嘱咐，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弟弟的病看好。家里修房子欠了些烂账，姐姐和姐夫不仅替弟弟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还以各种方式接济家里。我人生的几个难关都是靠姐姐和姐夫无私地资助，才能摆脱了困境。我们取得了成绩，姐姐往往比我们还高兴。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姐姐也批评我们，我们都不顶撞，心服口服。我们也很爱姐姐，只要姐姐有啥事，我和弟弟都是齐心协力，不管身在何地，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姐姐身边。姐夫说，你们仨的心总是牢牢地拧在一起。其实，堂弟源源也和我们的心拧在一起。有些事情我一时腾不出手，多亏他和弟弟尽心，才使我有了回旋的余地。
姐姐是家庭责任感很强的人，有了豆豆，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搭进了孩子的生命里。豆豆出生后，她记了很长时间的成长日记;豆豆感冒发烧，姐姐彻夜难眠;豆豆拉肚子，姐姐担惊受怕;豆豆摔倒了，姐姐心疼唏嘘。姐姐爱豆豆超过了爱自己，也超过了爱任何人，甚至自己的父母。从姐姐身上，我看到了母爱的无私。有一年，豆豆和楼下的小猫玩，不小心惹上了猫藓，姐姐从此便不得安生。猫藓是顽症，在治疗过程中，姐姐带着豆豆跑遍了兰州的大小医院，脱敏，熏蒸，中药，西药，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遍了，猫藓最后演化为湿疹，愈发愈烈，姐姐为此彻底失眠、焦虑。湿疹痒在豆豆身上，疼在姐姐心里。在这场和湿疹的较量中，最先被打垮的是姐姐。姐姐的情绪因此一落千丈，一向结实的姐姐，健康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即便此时，姐姐还茫然不知，她牵挂的依然是豆豆的湿疹。2012年的春天，姐姐因失眠和焦虑住进了医院，其实，焦虑和失眠都在其次，更大的隐患潜藏在了姐姐的体内。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姐姐的失眠得到了好转，开始正常工作。豆豆的湿疹也好些了。满以为顺风顺水的日子要重新开始了，谁知，更大的灾难在一步一步向姐姐逼近。有些事情，在新闻上听到的时候，我们不过感叹一番;发生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唏嘘一番;而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彻骨的痛。便血，这个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隐藏性的症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被姐姐轻易地忽略了。这似乎就是姐姐的身体发出的呼救信号，然而，它和普通的痔疮似乎没有区别，谁会无端地把它和肿瘤联系在一起呢？事实往往是残酷的，当这种症状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后了，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催促姐姐赶快到医院诊治。医院的诊断是恶性直肠肿瘤，院方很快安排了手术。姐姐的手术持续了近四个小时，叔父叔母、姐夫的弟弟和弟媳、弟弟、堂弟和我，十多人守在手术室外，如坐针毡。世界上最长的等候可能就是手术室外的等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摧残。遍布肿瘤物的肉体是褐色的，它失去了肉体鲜嫩的血质，笼罩着一种阴郁的暗淡和晦涩。这是潜藏在人体里最具杀伤力的病毒，它混迹于正常的细胞之中，掠取营养，肆意繁衍，遏制器官的正常运营，一步一步将人逼近死亡的边缘。它盛在白色蓝边的瓷盘中，有一拳头那么大，我不由得胆战心惊，这么小的一块肉，却隐藏着无法想象的杀伤力，生命是何其的脆弱啊。
在和肿瘤的厮杀中，我们都是受伤者和失败者。从手术到姐姐的离去，刚刚两年时间。这段时间，姐夫、豆豆、我和弟弟早已是遍体鳞伤，我们把痛藏在心里，怕母亲知道，怕亲戚知道，和内心的疼痛一样，这种隐瞒也是一种折磨。尤其和母亲的目光相撞的时候，我们的眼神都是飘忽不定的，是怯懦的。即便最后姐姐病故，母亲也是毫不知情。直到半年之后，母亲心梗辞世，我们都没有告诉她老人家，对于母亲这是多大的残酷啊。可是，除过隐瞒，还有更好的方式吗？与其让母亲闻之痛心，莫如我们内心煎熬。
第一次化疗失败后，我固执地把姐姐带到北京，好友厚学给我们联系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耀献博导，他开了九十副中药，效果非常好。三个月后，姐姐俨然一个健康人，气色红润，她执意要上班。谁劝说都没用。姐姐暂时的康复让我们长出了一口气，我心里十分感念厚学和王教授，这份沉甸甸的情我揣在了心底，每当想起心中都捧满了潮湿的泪水。
一学期的时间过得很快，姐姐的健康也没出现啥问题，我们都被蒙蔽了。本来打算假期到北京去复查，谁知还没到暑假，刚考完试，姐姐给学生改完卷子，就发现不妙了。这一次肿瘤猛烈的程度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姐夫急忙把姐姐送进了兰大二院，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一个接一个，守护姐姐免疫力的墙轰然倒塌，巨大的阴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看到姐姐的状况，我又一次奔赴北京。就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凌晨，被一场噩梦惊醒了。我梦见了过世15年的父亲，梦中他在为姐姐的病情哀叹。睡梦中，东直门外的乌鸦声划破了空旷的夜空，接着，喜鹊的叫声相互交集。从睡梦中惊醒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掠过心头。我坐在床沿上，双目微闭，默默地向着西北方向，为姐姐祈祷。
当我带着药抵达西安北站的时候，大雨倾盆，看着茫茫的雨幕，我不知何去何从。时至午夜，我拨通中学同学李晓明的手机，他穿过雨柱，开车把我接到宾馆，并且登记了房子。给他钱的时候，他手一挥就挡回去了。中学毕业至今快三十年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个电话，晓明就应声而至，让我非常感动。人和人都是相忘于江湖的鱼儿，彼此都有自己的使命，只要偶尔相逢就是一种机缘，相互的慰藉是多么温暖的一种呵护，尽管相遇短暂，足以刻骨铭心。 在和肿瘤的对抗中，药力和人力渐渐处于劣势，医生的自信也渐渐瓦解，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命运之神已经悄悄地把我们甩在了灾难的泥潭之中，能够抓住的稻草越来越脆弱。每一次化疗都把姐姐向死亡推进一次，但是我们还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次次的化疗中，期冀最后的奇迹能够出现。然而事实总让我们失望，看着姐姐日渐虚弱的身体，我们只能在心里流泪。
癌细胞开始疯狂的反击，药力明显不逮，病房像一条黑色的胡同，走进去就望不见出口，我们跌跌撞撞地来回穿梭，如同在黑夜里摸索前行，我们簇拥在姐姐身边，生怕一不小心，姐姐就从黑夜中走丢。这时候，闻讯的三舅和大舅相继带着表妹和表姐、表弟来到兰州，大舅年已七十多岁，三舅也近七十，看着姐姐的境况，他们的心在流血。
姐姐走的前夜，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结趺而坐，突然，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姐姐披着长发，在夜色中飞奔，镜头很慢，似乎是飞奔的分解，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飘逸。我不知道，这个图像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夜晚是温馨的。姐夫、弟弟和我依偎在姐姐的床头，我们每个人都在平靜地为姐姐讲述着往事，讲述着那些姐姐牵肠挂肚的亲人，讲述着我们一同走过的苦辣酸甜。我们知道姐姐思念母亲，我们轻轻地吟唱着歌唱母亲的歌，姐姐虽然发不出声音了，可是我们能感觉到她在心里和我们一起吟唱。弟弟和我还用手机播放了姐姐最爱唱的歌，姐夫轻轻地拉着姐姐的手，我们眼里都噙着泪水，姐姐用眼神一个一个地打量着我们。在这生离死别的夜晚，我们四个人都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姐姐看着姐夫和我们兄弟，似乎比我们还平静。
死神来临的时候是凌晨四时，姐夫唤醒了我和弟弟，其实，我们都没有睡严实。我把镜子放在姐姐的嘴边，镜子上已经没有哈出的湿气了。姐姐走了，神色安详地走了。我们揩干泪水，用酒搽洗姐姐瘦弱的身体，然后，小心地穿上寿衣。姐夫打电话叫来了许多同事，他们开始张罗姐姐的后事。
姐姐走了，她把更大的痛苦留给了我们。姐夫哭干了眼泪，豆豆悲痛欲绝，姐姐病情复发以来，打击最大的是豆豆，她已无心读书，姐夫只好办了休学手续。剩下的日子对姐夫和豆豆来说，是揪心的疼和寂寞。三个人的家，突然走了一个，对剩下的两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残酷。姐夫和豆豆在慢慢地修复着千疮百孔的生活，在不断地唤醒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相对于疼痛来说，接下来的日子似乎更漫长。
转眼间，一年的时间哗啦着就完了。我们站立在姐姐的坟茔前，顶着凛冽的寒风，摆上姐夫精心挑选的菊花和水果，等待姐姐的魂灵来享用，看着纸钱慢慢地燃起，我们都低下头深深地为姐姐祈祷。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么残酷，亲人来到世间，和我们相聚相遇结缘离去，都是因缘使然，非人力物力所能，缘起则聚，缘谢则离，谁也无法抗拒。我们能做的似乎就是彼此珍重，相互慰藉，温暖的聚，温暖的散，方不枉此生。
一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个中缘由，姐姐命中是一只虫子，她来到我们家，是带着虫子的使命来的，她飞奔的姿势不就是一只羽化飞翔的虫子吗？姐姐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充满着精彩。她经历了一只虫子成长中应该经历的所有阶段，她爬着来，飞着走，肿瘤的来袭难道不是意味着最后的化蛹成蝶吗？
责任编辑：李畑熠
时间是秋后的正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姐姐的眼神中就可以感觉出日光的强度，刺眼的光芒仿佛让姐姐的身子瞬间矮下去许多，眼帘也随之低垂，她那从眼帘的缝隙中挤出的目光下意识地回避着秋日射出的强光。我们靠得很近，大概是姐姐的身体遮住了阳光，我慵懒地靠在姐姐身边，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俨然一个生活很滋润的阔少，童年的好日子已经完美无缺地写在了脸庞之上了。这一张照片是姐姐从小爷家的相框中翻拍过来的，像素虽然不太高，但是我们的眼神和童年的轮廓已经有模有样了，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根被岁月掩盖的绳子把我们一下子拉到了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姐姐和我永远是相依在一起的，从记事起，我就和姐姐在一起。祖母说，姐姐出生的前一个晚上，太祖母梦见了一只虫子爬进我们家的大门，于是姐姐便得名“来虫”，意谓姐姐是一只来到老李家的虫子。后来姐姐的名字被他的老师改为“兰崇”，变得高大上了，这似乎违背了太祖母的初衷，同时也偏离了上苍的旨意。现在想来，可能回到一只虫子的宿命上来，才会承载上苍对姐姐冥冥之中最好的庇佑。姐姐的英年早逝越发让我感受到这一点。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之后，才发现人的命运是有定数的，上苍的旨意谁也无法逃脱。姐姐没有安心做一只虫子，用四十多年的时光拼命地去使自己做一朵幽兰，谁承想，兰花虽然香气袭人，可花期却如此地短暂，以致一不留神就香消玉殒了。这也许是兰花的宿命，也是姐姐的宿命。
姐姐是家中所有长辈的掌上明珠，老人们很少责骂姐姐，从小到大她几乎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相比之下，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挨打和责骂似乎是家常便饭，谁叫我小时候调皮捣蛋呢。弟弟最小，父母呵护得紧，不要人说，不要人骂，对姐姐更是宠爱有加，而夹在中间的我很明显就成了受气包。父亲有一支漂亮的幸福牌铱金笔，书写非常流利，我多次想拿到学校去显摆一下，父亲就是不允许。有一天，姐姐拿着铱金笔，先是说，到厦房去做作业，然后说，去上个厕所，最后拐弯抹角，大门哐嘡一响就溜出门了。我想，这下姐姐一定闯祸了。我坐在炕沿上，一边瞅父亲，一边瞅母亲，根本没看出他们有生气的痕迹。只见，母亲和父亲相视一笑，母亲说：“看咱来虫还心疼得很。”父亲接着说：“我知道要把笔拿到学校里去呢，我就看娃怎么出门哩，娃还灵醒得很。”这件事要是放在我身上，父亲一定会大喝一声，把笔中途扣下的。可是到了姐姐跟前，父亲不但没生气，还说娃还灵性得很。嗯，我就知道，父亲和母亲偏心。
小时候生活紧张，吃穿用度都凭票证，没有多余的布票，姐姐总是穿新衣服，她淘汰下的衣服我穿。记得姐姐有一件军绿色的上衣非常漂亮，纽扣像小珍珠一样晶莹，姐姐穿上很精神。我做梦都想要一件军绿上衣，母亲总是推托说：“没有布票，等你姐姐穿不上了你再穿她的吧。”孩子的心思有一搭没一搭的，想归想，嘟囔过就忘了。国庆节的时候，母亲给姐姐买了新衣服，就把姐姐的军绿上衣淘汰给了我，我心里高兴极了。谁知，到学校后，同学都笑话我，“有笑得，有笑得，男生穿得女生衣服。”我气得脸红脖子粗，和同学奋力争辩，可是，人家一句就把我顶翻了：“你看嘛，纽扣都是女孩子的呀。”我彻底沮丧了，脸羞红了，一下午都抬不起头。回到家，我脱掉那件军绿上衣，哇哇大哭起来。母亲说：“不穿就不穿了，过年的时候再给你买一件新的，不要哭了。”从那一次起，我的心里竖起了一堵墙，男女有别，男生是断然不可以穿女生的衣服的，就是自己姐姐的也不行。有了这堵墙，我逐渐觉得自己长大了，而且男生的意识也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姐姐淘汰的衣服我再也不会照单全收了，仿佛压抑了近十年的委屈一下子烟消云散。
当然，有些东西我还是乐于接受的。比如，姐姐每年的假期作业，我都会小心地拿过来，换掉封皮，就可以轻松地换来一个假期地玩耍。好在姐姐也不揭发，父母也不追究，老师也不问责，我就落了个逍遥自在。
在学习上，姐姐比我高一级，她背书的时候，我一边玩耍一边听，好些课文竟然记在脑子里了，等到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就像复习过一样，不用费多少气力就完成任务，虽然我在小学里学习一直马马虎虎。
家里的活姐姐干得少，母亲和父亲也不给姐姐派活，像扫院、掏厕所、打水、帮父亲掀车子这些脏活一般都是我干，姐姐则是自觉地帮母亲拉风箱、扫地、抹桌子这些内务活。包产到户后，家里分了15亩地，收麦子打碾的时候，祖父心中的火像三伏天毒辣的太阳一样盛，目光像锥子一样，刺得人没处藏。祖父是经历过年馑的人，他把粮食看得比啥都金贵。刚割掉麦子，他大清早就叫我去麦茬地里拾麦穗，麦茬都叫我们溜光了，他还让我们在地里找麦穗。碾过场，他让我和弟弟在场边捡洒落的麦粒，同样是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尤其是，遇雨塌场之后，祖父让我们用指甲抠粘进场里的麦粒，抠得人指甲生疼，祖父还是呵斥不止，他一句“麦粒还多着哩”，我们就必须蹲下身子用指甲一粒一粒抠。那时候，我真羡慕姐姐，有这么多长辈罩着，不用干那么多的活。祖父的脾气很厉害，脸上有一股子杀气，让人望而生畏。祖父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唯独姐姐不害怕。他最爱姐姐，即便在龙口夺食的时候，他都不骂姐姐。
姐姐有很多超乎常人的禀赋，可惜因为我们身处农村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开发，否则，姐姐的生命历程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姐姐喜欢唱歌，电视剧上的主题歌和插曲还没等电视剧播完，她就会唱了，而且唱得有板有眼。我们都很羡慕姐姐，嚷着让她教我们唱。有些歌姐姐唱得多了，我也能跟着哼哼了。在书法上，姐姐更是无师自通，她没有怎么用功，钢笔字却写得空灵烂漫，我练了半辈子字都没有她那种气息。我们家原来过年的对联都是姐姐写，后来我练书法，她就不主动写了，我有時候想，如果姐姐在书法上稍微用些功，肯定会有大成就。英语是姐姐的强项，一个单词她看一遍就记住了，不像我，哇啦哇啦半天，稍不留神，又忘了。和姐姐相比，我是一个笨人，在学习上姐姐靠的是灵性，我拼的则是毅力。第一年高考失利，对姐姐打击很大。第二年，姐姐开始发奋，预选中取得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高考成绩也很不错，填志愿的时候祖父说，女孩子教学最好，不能走得远，就填西安和兰州的学校。祖父的意志决定了姐姐的命运，最终姐姐以高出西北师大几十分的成绩上了师大，毕业后留在兰州，当了一名老师。现在想来，似乎一切都是命，从姐姐上大学那一刻起，她就永远地留在了兰州，故乡反而显得生疏了。 同样是上苍的旨意，姐夫和姐姐同出师门，走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同在东岗，都是教师，而且毕业于同一个母校，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注定了姐姐和姐夫的婚姻。姐夫是一个实在人，会过日子，结婚前就攒了一万元，为他们结婚打下了基础。姐姐单位分了一套公房，姐姐和姐夫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在九十年代，姐姐和姐夫这样的家庭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单位的单间宿舍，办公和休息都在里面，根本没有家属楼这一说。一对比，姐姐的生活在天上，我们的生活在地下，差距就这么大。祖父和父母对姐姐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满意，亲戚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婚后不久，父亲和母亲还过去住过十几天，父亲本来打算多住些日子，母亲住不惯楼房，憋得慌，嚷嚷着要回来，他们就回来了。父亲有时候还埋怨母亲：“要不是你嚷着要回来，我在兰州还能享几天福呢？”母亲有些自责，说：“我命薄，天生就是享不了福啊！”
姐姐深爱着自己的家人。在父亲生病期间，姐姐放下襁褓中的豆豆，我们姐弟仨倾力为父亲看病。然而，造化弄人，父亲的病时好时坏，经过多半年的救治，还是无力回天。父亲去世后，我们姐弟就是在互相珍爱中相互帮衬着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弟弟那一年肝炎发作，姐姐再三嘱咐，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弟弟的病看好。家里修房子欠了些烂账，姐姐和姐夫不仅替弟弟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还以各种方式接济家里。我人生的几个难关都是靠姐姐和姐夫无私地资助，才能摆脱了困境。我们取得了成绩，姐姐往往比我们还高兴。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姐姐也批评我们，我们都不顶撞，心服口服。我们也很爱姐姐，只要姐姐有啥事，我和弟弟都是齐心协力，不管身在何地，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姐姐身边。姐夫说，你们仨的心总是牢牢地拧在一起。其实，堂弟源源也和我们的心拧在一起。有些事情我一时腾不出手，多亏他和弟弟尽心，才使我有了回旋的余地。
姐姐是家庭责任感很强的人，有了豆豆，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搭进了孩子的生命里。豆豆出生后，她记了很长时间的成长日记;豆豆感冒发烧，姐姐彻夜难眠;豆豆拉肚子，姐姐担惊受怕;豆豆摔倒了，姐姐心疼唏嘘。姐姐爱豆豆超过了爱自己，也超过了爱任何人，甚至自己的父母。从姐姐身上，我看到了母爱的无私。有一年，豆豆和楼下的小猫玩，不小心惹上了猫藓，姐姐从此便不得安生。猫藓是顽症，在治疗过程中，姐姐带着豆豆跑遍了兰州的大小医院，脱敏，熏蒸，中药，西药，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遍了，猫藓最后演化为湿疹，愈发愈烈，姐姐为此彻底失眠、焦虑。湿疹痒在豆豆身上，疼在姐姐心里。在这场和湿疹的较量中，最先被打垮的是姐姐。姐姐的情绪因此一落千丈，一向结实的姐姐，健康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即便此时，姐姐还茫然不知，她牵挂的依然是豆豆的湿疹。2012年的春天，姐姐因失眠和焦虑住进了医院，其实，焦虑和失眠都在其次，更大的隐患潜藏在了姐姐的体内。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姐姐的失眠得到了好转，开始正常工作。豆豆的湿疹也好些了。满以为顺风顺水的日子要重新开始了，谁知，更大的灾难在一步一步向姐姐逼近。有些事情，在新闻上听到的时候，我们不过感叹一番;发生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唏嘘一番;而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彻骨的痛。便血，这个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隐藏性的症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被姐姐轻易地忽略了。这似乎就是姐姐的身体发出的呼救信号，然而，它和普通的痔疮似乎没有区别，谁会无端地把它和肿瘤联系在一起呢？事实往往是残酷的，当这种症状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后了，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催促姐姐赶快到医院诊治。医院的诊断是恶性直肠肿瘤，院方很快安排了手术。姐姐的手术持续了近四个小时，叔父叔母、姐夫的弟弟和弟媳、弟弟、堂弟和我，十多人守在手术室外，如坐针毡。世界上最长的等候可能就是手术室外的等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摧残。遍布肿瘤物的肉体是褐色的，它失去了肉体鲜嫩的血质，笼罩着一种阴郁的暗淡和晦涩。这是潜藏在人体里最具杀伤力的病毒，它混迹于正常的细胞之中，掠取营养，肆意繁衍，遏制器官的正常运营，一步一步将人逼近死亡的边缘。它盛在白色蓝边的瓷盘中，有一拳头那么大，我不由得胆战心惊，这么小的一块肉，却隐藏着无法想象的杀伤力，生命是何其的脆弱啊。
在和肿瘤的厮杀中，我们都是受伤者和失败者。从手术到姐姐的离去，刚刚两年时间。这段时间，姐夫、豆豆、我和弟弟早已是遍体鳞伤，我们把痛藏在心里，怕母亲知道，怕亲戚知道，和内心的疼痛一样，这种隐瞒也是一种折磨。尤其和母亲的目光相撞的时候，我们的眼神都是飘忽不定的，是怯懦的。即便最后姐姐病故，母亲也是毫不知情。直到半年之后，母亲心梗辞世，我们都没有告诉她老人家，对于母亲这是多大的残酷啊。可是，除过隐瞒，还有更好的方式吗？与其让母亲闻之痛心，莫如我们内心煎熬。
第一次化疗失败后，我固执地把姐姐带到北京，好友厚学给我们联系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耀献博导，他开了九十副中药，效果非常好。三个月后，姐姐俨然一个健康人，气色红润，她执意要上班。谁劝说都没用。姐姐暂时的康复让我们长出了一口气，我心里十分感念厚学和王教授，这份沉甸甸的情我揣在了心底，每当想起心中都捧满了潮湿的泪水。
一学期的时间过得很快，姐姐的健康也没出现啥问题，我们都被蒙蔽了。本来打算假期到北京去复查，谁知还没到暑假，刚考完试，姐姐给学生改完卷子，就发现不妙了。这一次肿瘤猛烈的程度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姐夫急忙把姐姐送进了兰大二院，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一个接一个，守护姐姐免疫力的墙轰然倒塌，巨大的阴霾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看到姐姐的状况，我又一次奔赴北京。就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凌晨，被一场噩梦惊醒了。我梦见了过世15年的父亲，梦中他在为姐姐的病情哀叹。睡梦中，东直门外的乌鸦声划破了空旷的夜空，接着，喜鹊的叫声相互交集。从睡梦中惊醒后，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掠过心头。我坐在床沿上，双目微闭，默默地向着西北方向，为姐姐祈祷。
当我带着药抵达西安北站的时候，大雨倾盆，看着茫茫的雨幕，我不知何去何从。时至午夜，我拨通中学同学李晓明的手机，他穿过雨柱，开车把我接到宾馆，并且登记了房子。给他钱的时候，他手一挥就挡回去了。中学毕业至今快三十年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个电话，晓明就应声而至，让我非常感动。人和人都是相忘于江湖的鱼儿，彼此都有自己的使命，只要偶尔相逢就是一种机缘，相互的慰藉是多么温暖的一种呵护，尽管相遇短暂，足以刻骨铭心。 在和肿瘤的对抗中，药力和人力渐渐处于劣势，医生的自信也渐渐瓦解，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命运之神已经悄悄地把我们甩在了灾难的泥潭之中，能够抓住的稻草越来越脆弱。每一次化疗都把姐姐向死亡推进一次，但是我们还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次次的化疗中，期冀最后的奇迹能够出现。然而事实总让我们失望，看着姐姐日渐虚弱的身体，我们只能在心里流泪。
癌细胞开始疯狂的反击，药力明显不逮，病房像一条黑色的胡同，走进去就望不见出口，我们跌跌撞撞地来回穿梭，如同在黑夜里摸索前行，我们簇拥在姐姐身边，生怕一不小心，姐姐就从黑夜中走丢。这时候，闻讯的三舅和大舅相继带着表妹和表姐、表弟来到兰州，大舅年已七十多岁，三舅也近七十，看着姐姐的境况，他们的心在流血。
姐姐走的前夜，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结趺而坐，突然，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姐姐披着长发，在夜色中飞奔，镜头很慢，似乎是飞奔的分解，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飘逸。我不知道，这个图像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夜晚是温馨的。姐夫、弟弟和我依偎在姐姐的床头，我们每个人都在平靜地为姐姐讲述着往事，讲述着那些姐姐牵肠挂肚的亲人，讲述着我们一同走过的苦辣酸甜。我们知道姐姐思念母亲，我们轻轻地吟唱着歌唱母亲的歌，姐姐虽然发不出声音了，可是我们能感觉到她在心里和我们一起吟唱。弟弟和我还用手机播放了姐姐最爱唱的歌，姐夫轻轻地拉着姐姐的手，我们眼里都噙着泪水，姐姐用眼神一个一个地打量着我们。在这生离死别的夜晚，我们四个人都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姐姐看着姐夫和我们兄弟，似乎比我们还平静。
死神来临的时候是凌晨四时，姐夫唤醒了我和弟弟，其实，我们都没有睡严实。我把镜子放在姐姐的嘴边，镜子上已经没有哈出的湿气了。姐姐走了，神色安详地走了。我们揩干泪水，用酒搽洗姐姐瘦弱的身体，然后，小心地穿上寿衣。姐夫打电话叫来了许多同事，他们开始张罗姐姐的后事。
姐姐走了，她把更大的痛苦留给了我们。姐夫哭干了眼泪，豆豆悲痛欲绝，姐姐病情复发以来，打击最大的是豆豆，她已无心读书，姐夫只好办了休学手续。剩下的日子对姐夫和豆豆来说，是揪心的疼和寂寞。三个人的家，突然走了一个，对剩下的两个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残酷。姐夫和豆豆在慢慢地修复着千疮百孔的生活，在不断地唤醒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相对于疼痛来说，接下来的日子似乎更漫长。
转眼间，一年的时间哗啦着就完了。我们站立在姐姐的坟茔前，顶着凛冽的寒风，摆上姐夫精心挑选的菊花和水果，等待姐姐的魂灵来享用，看着纸钱慢慢地燃起，我们都低下头深深地为姐姐祈祷。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么残酷，亲人来到世间，和我们相聚相遇结缘离去，都是因缘使然，非人力物力所能，缘起则聚，缘谢则离，谁也无法抗拒。我们能做的似乎就是彼此珍重，相互慰藉，温暖的聚，温暖的散，方不枉此生。
一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个中缘由，姐姐命中是一只虫子，她来到我们家，是带着虫子的使命来的，她飞奔的姿势不就是一只羽化飞翔的虫子吗？姐姐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充满着精彩。她经历了一只虫子成长中应该经历的所有阶段，她爬着来，飞着走，肿瘤的来袭难道不是意味着最后的化蛹成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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