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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家偶遇，粉丝爱上偶像
她对他的感情是从单纯的“追星”开始的。1933年，刚满15岁的她正上儒励女中，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虞姬》一文，她顿时着迷了，一字不落地读完后，并牢牢记住了那个让古人喊出“爱情万岁”的名字——陈白尘。
她崇拜他的文采和思想，但从没敢奢望过自己能有一天会见到他，可结果是，她见到了，就那样清瘦地站在了面前。那是1939年，他几乎是逃难来的，因为从监狱出来有伤要养，就一路辗转到了重庆歌乐山中的一个名叫高店子的小镇上，也是她的夫家。
虽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初次见面，她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单纯，年轻，就像是一名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学生。
因为礼节，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很少。一次，他终于忍不住向她开了口。得知她是被作为商人的父亲因为人情债而从江西九江许配到镇江给人做儿媳时，他感觉有些心痛。她反抗过、哭泣过，甚至绝食过，但终究没有改变丝毫的结果，发着高烧的当天，一顶花轿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看她伤心地讲述往事，他安慰道：“我看你丈夫杨英梧还是很爱你的。”她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他说：“不，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提出好几次离婚的要求，他都不同意！我只是他生儿育女的工具，我想考大学，他死活不同意，他的眼里只有钱！”说着说着，她又红了眼眶。
她尊敬地称呼他“先生”，而他显然开始对眼前的“女学生”刮目相看了。后来的接触中，她提起看到的他的剧本；知道她爱看书，于是，他就把携带的箱子里的所有书借给她看。一本又一本的书读完了，杨英梧也最终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秘密。“逐客令”一下，她就慌了；他身无分文，于是，她就用手帕包了几块铜板悄悄塞进他的口袋，而他当时所能做的，则是暗暗地递了一张纸条给她，上面只有两个字：“坚忍”。
后来，她不顾一切地从杨家跑了出来，拿了几件换洗衣裳，没有拿一分钱。她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于是千方百计找到一份工作。婚最后还是离了，签字时，她被杨英梧迎面狠击了一拳，顿时鲜血淋漓。他们终于彼此守在了一起，从此，她有了一个新名字——金玲，是他帮她起的。
隐藏梦想，甘做丈夫幕后绿叶
在很多老一辈作家的眼里，见过金玲的，无不为她的美貌所惊叹——那是一种柔弱的美，柔得让人心生爱怜，弱的让人陡生愍惜。
然而，柔心弱骨的她，为了“至上”的爱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先是不满两岁的小女儿夭折了，接着她又患上了在当年如同绝症的肺结核，差点送掉了性命。因为家里穷，金玲的病一拖再拖，当陈白尘看着她吐了一脸盆的鲜血时，竟然哭了，这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子——蹲过大牢、挨过枪子，都没掉过一滴眼泪，此时竟为清贫未能让心爱的女人过上一天好日子而悲痛欲绝了。这次，还是那个柔弱的她，又一次坚强地站立起来，替丈夫擦去腮边的泪水，并安慰说：“别难过，嫁给你是我自愿的，吃苦受穷也是我自愿的……”
婚后，为了改变贫困的境遇，陈白尘只能通过写文章赚取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活，而她在精神上给予丈夫全心的帮助。
她经常给他抄稿子，那一手端庄的颜体让人惊羡和感动；两人也经常一起研讨作品，她说得头头是道，他听得聚精会神。其实，要论她的才华，她完全可以不当绿叶，不隐幕后。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编辑部工作时，她的老领导——著名作家陈翔鹤就曾这样夸奖过她：“论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绝不在他人之下。”
其实，她是有着自己的文学梦的，她有过遗憾，就是没能读成大学。然而，她埋葬了心中的那个梦，并暗暗立下誓言：为了丈夫，她要竭尽全力为他安排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她曾经对陈白尘说：我要让你坚强地活下去，让你安心地写下去，其他的一切都有我呢。
心有灵犀，苦痛难阻鸿雁传书
大学是金玲女士一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没有读成；而终其一生，她最大的懊悔就是自己和丈夫陈白尘“文革”中“我俩的家书一千多封，一封未留下”。
1966年9月11日，陈白尘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从南京揪回北京的干校，关进牛棚。从此，相互扶持的恩爱夫妻天各一方，而通信成了他们唯一的联系。只是后来，他们彼此通信的自由也没有了。为了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人每封信的末尾都写上“看后即焚”的字样，七年中，家书一千多封，竟是一封也未能留下……
那一年，金玲48岁，因为丈夫的牵连也被迫办理了退职手续……整整七年，一家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南京。没有钱，她不怕，她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但没有他，她受不了，整天忧心如焚，怅然若失。
她开始等信，依着门，伏着窗，一动不动，如同石雕一般。她的苦不仅是思念，更有无法传递这思念的惆怅。他给她写信，可以寻找机会避开造反派的视线，将信掷入路边的邮筒里；而她给他写信就难了，既要能够顺利地通过检查，又要能够让他读懂其中的意思。为此，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熬了一碗浓浓的小米汤，拿出一张报纸，继而又取出一根竹签，然后蘸着那碗米汤，在报纸四周的空白处匆匆写起字来。隔不了几天，她给他寄去了一张报纸，说是上面有重要的社论，让他认真学习。陈白尘在检查无疑后，心心相印的他马上就发现了她的附信，他欢喜大呼：“玲知我！玲知我！”
1971年，陈白尘的“问题”又严重升级了。金玲得知消息后，明白这时的他最需要的就是支持和理解，于是，她又动起了脑筋——必须要写一封长长的信，一封能够逃避检查的信，将心中的一切表述出来。
那晚，她手中拿起的不是竹签，而是缝衣针。她要亲手为丈夫缝制一件中式的棉袄，不为别的，只为那个衬有袼褙的硬领里藏匿起她的家书——一封足足写满了6张信纸的家书！事后，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那封长信，在这点上，她一直坚信她与丈夫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
思念绵密，一朝定情同枕共穴
就这样，在金玲的款款深情中，陈白尘安然度过了那段辛苦的日子，可还是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他担心万一有一天走在了妻子前面，她又如何能够活得下去呢？
此后的岁月，他们更珍惜在一起的日子，相依相伴，几乎“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然而，人生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1994年的初夏，陈白尘与世长辞。随之而来的，金玲的精神也接近崩溃的边缘——她整日以泪洗面，并坚持不让安葬，甚至后来竟于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吞服了安眠药。在急诊室里，孩子们显然无法理解她的举动，出院后，女儿忍不住嚎啕大哭：“妈啊，难道在你的心中只有爸爸，就没有我们儿女吗？”她表情木然地看着女儿，摇了摇头。“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们？”女儿几近绝望。她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地回答：“你爸喜欢孩子，我是为他生的……”
在子女的竭力劝说下，她仿佛慢慢醒悟了过来，只是整天愁眉不展，阴云密布。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日子总算平静了下去，她不再轻生，也不再对子女发脾气，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她的卧室里，一座丈夫陈白尘的灵位，数年不变。每天早上，她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遗像前点燃一炷香，泡上一杯茶，换上几枝新买来的鲜花，然后便开始了她与他心对心的谈话——就像他还活在世上一样。娓娓的，絮絮的，永远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整整14个年头，五千三百多个日夜啊，她没有落下过一天。在她的心尖上，只有他，她为他一个人活着，却活得如痴如醉，活得无怨无悔。
陈白尘的骨灰盒是她亲自挑选的，她买了一对，一摸一样。他的墓碑也是她亲自设计的，黑底白框，并排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墓盖上是他生前为她亲笔写下的十六个字：“柔情似水，意志如铁。共患共难，同枕同穴。”
2008年的冬天，她终于走了。子女在她的墓穴里放进了一个小铃铛，那是他病重时她怕听不见他的呼唤而特意准备的，上面留有他的指纹。另外，孩子们还放进了一支钢笔，那是她数十年来为他抄写稿子时使用的，上面留有她的汗水。
他们终于在天国团聚了。为了这一天，他们曾天人相隔，苦苦思念了十四年，切切等盼了五千多个日夜。从此之后，他们便可再也不分离：她继续为他抄稿，他继续陪她散步，两个人手拉手继续去讲述那些永远也讲述不完的故事……
摘自《幸福》2011年第11期
她对他的感情是从单纯的“追星”开始的。1933年，刚满15岁的她正上儒励女中，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虞姬》一文，她顿时着迷了，一字不落地读完后，并牢牢记住了那个让古人喊出“爱情万岁”的名字——陈白尘。
她崇拜他的文采和思想，但从没敢奢望过自己能有一天会见到他，可结果是，她见到了，就那样清瘦地站在了面前。那是1939年，他几乎是逃难来的，因为从监狱出来有伤要养，就一路辗转到了重庆歌乐山中的一个名叫高店子的小镇上，也是她的夫家。
虽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初次见面，她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单纯，年轻，就像是一名刚刚迈出校门的女学生。
因为礼节，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很少。一次，他终于忍不住向她开了口。得知她是被作为商人的父亲因为人情债而从江西九江许配到镇江给人做儿媳时，他感觉有些心痛。她反抗过、哭泣过，甚至绝食过，但终究没有改变丝毫的结果，发着高烧的当天，一顶花轿结束了她的少女时代。看她伤心地讲述往事，他安慰道：“我看你丈夫杨英梧还是很爱你的。”她抬起头直愣愣地看着他说：“不，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提出好几次离婚的要求，他都不同意！我只是他生儿育女的工具，我想考大学，他死活不同意，他的眼里只有钱！”说着说着，她又红了眼眶。
她尊敬地称呼他“先生”，而他显然开始对眼前的“女学生”刮目相看了。后来的接触中，她提起看到的他的剧本；知道她爱看书，于是，他就把携带的箱子里的所有书借给她看。一本又一本的书读完了，杨英梧也最终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秘密。“逐客令”一下，她就慌了；他身无分文，于是，她就用手帕包了几块铜板悄悄塞进他的口袋，而他当时所能做的，则是暗暗地递了一张纸条给她，上面只有两个字：“坚忍”。
后来，她不顾一切地从杨家跑了出来，拿了几件换洗衣裳，没有拿一分钱。她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于是千方百计找到一份工作。婚最后还是离了，签字时，她被杨英梧迎面狠击了一拳，顿时鲜血淋漓。他们终于彼此守在了一起，从此，她有了一个新名字——金玲，是他帮她起的。
隐藏梦想，甘做丈夫幕后绿叶
在很多老一辈作家的眼里，见过金玲的，无不为她的美貌所惊叹——那是一种柔弱的美，柔得让人心生爱怜，弱的让人陡生愍惜。
然而，柔心弱骨的她，为了“至上”的爱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先是不满两岁的小女儿夭折了，接着她又患上了在当年如同绝症的肺结核，差点送掉了性命。因为家里穷，金玲的病一拖再拖，当陈白尘看着她吐了一脸盆的鲜血时，竟然哭了，这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子——蹲过大牢、挨过枪子，都没掉过一滴眼泪，此时竟为清贫未能让心爱的女人过上一天好日子而悲痛欲绝了。这次，还是那个柔弱的她，又一次坚强地站立起来，替丈夫擦去腮边的泪水，并安慰说：“别难过，嫁给你是我自愿的，吃苦受穷也是我自愿的……”
婚后，为了改变贫困的境遇，陈白尘只能通过写文章赚取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活，而她在精神上给予丈夫全心的帮助。
她经常给他抄稿子，那一手端庄的颜体让人惊羡和感动；两人也经常一起研讨作品，她说得头头是道，他听得聚精会神。其实，要论她的才华，她完全可以不当绿叶，不隐幕后。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编辑部工作时，她的老领导——著名作家陈翔鹤就曾这样夸奖过她：“论文学功底和艺术修养，绝不在他人之下。”
其实，她是有着自己的文学梦的，她有过遗憾，就是没能读成大学。然而，她埋葬了心中的那个梦，并暗暗立下誓言：为了丈夫，她要竭尽全力为他安排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她曾经对陈白尘说：我要让你坚强地活下去，让你安心地写下去，其他的一切都有我呢。
心有灵犀，苦痛难阻鸿雁传书
大学是金玲女士一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没有读成；而终其一生，她最大的懊悔就是自己和丈夫陈白尘“文革”中“我俩的家书一千多封，一封未留下”。
1966年9月11日，陈白尘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从南京揪回北京的干校，关进牛棚。从此，相互扶持的恩爱夫妻天各一方，而通信成了他们唯一的联系。只是后来，他们彼此通信的自由也没有了。为了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两人每封信的末尾都写上“看后即焚”的字样，七年中，家书一千多封，竟是一封也未能留下……
那一年，金玲48岁，因为丈夫的牵连也被迫办理了退职手续……整整七年，一家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南京。没有钱，她不怕，她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但没有他，她受不了，整天忧心如焚，怅然若失。
她开始等信，依着门，伏着窗，一动不动，如同石雕一般。她的苦不仅是思念，更有无法传递这思念的惆怅。他给她写信，可以寻找机会避开造反派的视线，将信掷入路边的邮筒里；而她给他写信就难了，既要能够顺利地通过检查，又要能够让他读懂其中的意思。为此，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熬了一碗浓浓的小米汤，拿出一张报纸，继而又取出一根竹签，然后蘸着那碗米汤，在报纸四周的空白处匆匆写起字来。隔不了几天，她给他寄去了一张报纸，说是上面有重要的社论，让他认真学习。陈白尘在检查无疑后，心心相印的他马上就发现了她的附信，他欢喜大呼：“玲知我！玲知我！”
1971年，陈白尘的“问题”又严重升级了。金玲得知消息后，明白这时的他最需要的就是支持和理解，于是，她又动起了脑筋——必须要写一封长长的信，一封能够逃避检查的信，将心中的一切表述出来。
那晚，她手中拿起的不是竹签，而是缝衣针。她要亲手为丈夫缝制一件中式的棉袄，不为别的，只为那个衬有袼褙的硬领里藏匿起她的家书——一封足足写满了6张信纸的家书！事后，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那封长信，在这点上，她一直坚信她与丈夫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
思念绵密，一朝定情同枕共穴
就这样，在金玲的款款深情中，陈白尘安然度过了那段辛苦的日子，可还是患上了严重的冠心病。他担心万一有一天走在了妻子前面，她又如何能够活得下去呢？
此后的岁月，他们更珍惜在一起的日子，相依相伴，几乎“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然而，人生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1994年的初夏，陈白尘与世长辞。随之而来的，金玲的精神也接近崩溃的边缘——她整日以泪洗面，并坚持不让安葬，甚至后来竟于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吞服了安眠药。在急诊室里，孩子们显然无法理解她的举动，出院后，女儿忍不住嚎啕大哭：“妈啊，难道在你的心中只有爸爸，就没有我们儿女吗？”她表情木然地看着女儿，摇了摇头。“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们？”女儿几近绝望。她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地回答：“你爸喜欢孩子，我是为他生的……”
在子女的竭力劝说下，她仿佛慢慢醒悟了过来，只是整天愁眉不展，阴云密布。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日子总算平静了下去，她不再轻生，也不再对子女发脾气，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她的卧室里，一座丈夫陈白尘的灵位，数年不变。每天早上，她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遗像前点燃一炷香，泡上一杯茶，换上几枝新买来的鲜花，然后便开始了她与他心对心的谈话——就像他还活在世上一样。娓娓的，絮絮的，永远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整整14个年头，五千三百多个日夜啊，她没有落下过一天。在她的心尖上，只有他，她为他一个人活着，却活得如痴如醉，活得无怨无悔。
陈白尘的骨灰盒是她亲自挑选的，她买了一对，一摸一样。他的墓碑也是她亲自设计的，黑底白框，并排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墓盖上是他生前为她亲笔写下的十六个字：“柔情似水，意志如铁。共患共难，同枕同穴。”
2008年的冬天，她终于走了。子女在她的墓穴里放进了一个小铃铛，那是他病重时她怕听不见他的呼唤而特意准备的，上面留有他的指纹。另外，孩子们还放进了一支钢笔，那是她数十年来为他抄写稿子时使用的，上面留有她的汗水。
他们终于在天国团聚了。为了这一天，他们曾天人相隔，苦苦思念了十四年，切切等盼了五千多个日夜。从此之后，他们便可再也不分离：她继续为他抄稿，他继续陪她散步，两个人手拉手继续去讲述那些永远也讲述不完的故事……
摘自《幸福》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