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的众多著作中，第一本应该读的是《花蓝瑶社会组织》，这本书只有六七萬字，是在王同惠的调查笔记基础上，由费孝通整理完成的。吴文藻评价说，用这么简短的文字，层层剥笋似的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概括得如此完整和精练，这是费孝通作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完整地将文化结构展现出来。
　　《花蓝瑶社会组织》是费孝通第一本实地调查成果，《江村经济》则是第二本。博士毕业后，费孝通立即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于1938年10月底辗转到达大后方昆明，任职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此后不久，费孝通马上选择禄丰县的村庄开始了内地农村调查。《云南三村》注重类型加比较，代表着其文化研究思想的另一次跃进。如果说，费孝通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想搞清楚文化是什么，文化怎么去调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研究的话，那么《江村经济》及《云南三村》则代表他的文化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马林诺斯基给《江村经济》写的序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马凌诺斯基的话，第一层意思是《江村经济》突破了文野之别，人类学此前都是调查研究野蛮民族的，费孝通一下子把它运用到了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第二层意思是此前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所谓先进民族的学者，高高在上，以俯视的眼光研究落后民族或进行殖民地调查，而费孝通开拓了本地人研究本土、自己人研究自己民族的先河，“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知秋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