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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听闻的生物武器到底是一种什么武器？它与常规武器相比，又有多大的杀伤力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它，然后远离它！
（奇 奇）
生物武器，指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的武器。它可能像电影中那样是一阵烟雾，或像新闻中那样是一包粉末，也可能是一群老鼠或苍蝇。病原体通过空气、食物甚至皮肤等渠道侵入人、畜体内，迅速或缓慢地致死，也可大规模毁伤农作物。
在人类战争史上，利用动物进攻敌军的战例屡见不鲜。牛、蜜蜂、麻雀等等都曾“参军入伍”，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武器则是出现在中世纪。公元1346年，鞑靼人围攻热那亚地区的卡法城，久攻不下，就利用投石机将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投到城中。卡法城很快暴发了鼠疫，守卫者大量死亡，鞑靼人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城池。
欧洲殖民者进军新大陆的年代里，也带去了旧大陆的疾病。有时候是蓄意加害，如将携带有天花病毒的地毯、手帕等作为礼物送给当地原住民部落首领。但即使是无心而为之（毕竟15世纪的殖民者并不懂得细菌理论），一些对欧洲人无害的微生物，在对它们毫无准备的新大陆，也足以给原住民造成毁灭性打击。历史学家相信，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冲突中，有意或无意的“生物战”对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现代，随着生物学、微生物学的发展，为研制各种更加危险的生物武器提供了条件。各种人工培养和研制的生物战剂迅速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曾用炭疽和马鼻疽病菌攻击敌方军民和骡马，据称还试图在意大利和俄国散播霍乱和鼠疫。
1925年，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署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及生物武器。日本反对这项禁令，其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显露出来：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和100部队，在1932年到1945年间，用中国士兵及平民进行炭疽、脑膜炎、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生物武器的活体试验，至少杀死了1万人。在战争中，日军在中国进行过至少12次大规模细菌战，包括直接喷洒霍乱菌污染水源，飞机播撒携带人工培养的含有鼠疫杆菌的跳蚤等。
日内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未涉及生物武器的研制或者储存，也没有建立国际监督检查机制。因此不少国家在签约以后仍旧在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1946年，美国就公开宣布研制生物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向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空中播撒了大量的生物武器，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大量的证据使对此进行调查的国际科学家委员会成员顶住来自美国和本国政府的压力，用翔实的报告确认了这一事实，但是美国政府至今对此仍予以否认。
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在不断加强自己的生物武器库，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实战检验。有资料显示，美国在古巴、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以及越南，苏联在阿富汗都使用过生物武器。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制，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科技含量低，投入经费少，在一些人眼中，如果说化学武器是“穷国的原子弹”，那么生物武器就是“穷国的中子弹”。海湾战争结束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伊拉克就销毁了数万升生物战剂和相关的载体，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近年来真正发生的生物恐怖事件，大多来自一些邪教和恐怖组织。1984年9月2名美国宗教极端分子在俄勒冈州一座小镇的餐厅里使用了沙门氏伤寒杆菌，造成751人患急性肠炎。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曾经尝试在东京传播炭疽，幸而没有成功。还有就是9·11事件后美国出现的炭疽袭击。
一般来说，生物武器被掌握在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手中更加危险，因为与他们相比，国家行为还是要理性得多了。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在二战结束后鲜有发生，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出现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而当一些大国需要对小国使用武力时，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旦使用生物武器很容易遭到对方同样的报复，得不偿失。而对于一些小国、穷国，一方面战火不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其政府来说不会造成比战败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相对来说容易生产的生物武器可以成为自己手中的“王牌”，形成一种核威慑以外的“生物威慑”。至于平日混跡于平民之中恐怖分子，使用生物武器可算“光脚不怕穿鞋的”，很容易造成比炸弹爆炸更严重的后果，而这种后果也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加强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反恐合作是预防发生生物恐怖的重中之重。
目前主要的生物武器有6种：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天花病毒、出血热病毒、兔热病杆菌和肉毒杆菌毒素。
1995年联合国核查人员就发现伊拉克拥有肉毒杆菌。自然条件下的肉毒杆菌一般存在于动物肠道中，排出后形成芽孢可以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可以通过食物、伤口感染等途径传播给人类。发病后病人全身软弱、头痛、眩晕，而后出现眼睑下垂、瞳孔放大，重症者会出现吞咽、咀嚼甚至呼吸困难，声音嘶哑或失音，会因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或继发肺炎等死亡，一般死亡率超过50%。
尽管常规战争中也会有“友军误伤”，但生物武器的反噬能力与不可控程度，是常规武器完全不可比拟的。病菌和病毒无国界，玩弄这些不可见的小东西，与挥动超过自身体重许多倍的大锤一样危险。《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诞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各国希望把战争中的谋杀变得更“人道”一些，而是谁也没有信心在使用这种武器时能做到不引火烧身，除了某些狂妄到疯狂的军国主义者。与核战争相似，引发大规模生物战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场不分疆域和立场的人类大灭绝。因此，生物武器虽然是杀人利器，实际上却并不是有效的武器，因为争夺现实的利益才是战争的目的。
强国固然不会轻易动用生物武器，弱国妄图通过泼皮手段——雅称国家恐怖——来摆脱劣势地位，也只是纯粹的妄想。对付传染病最有效的武器是良好的公共卫生预防系统，无论生物战由谁发起，弱国都只会受伤害更大。弱国屯积或试图屯积生物武器还会成为自己被灭的借口，萨达姆政权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此外，生物恐怖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袭击可能造成一些人死亡和经济损失，但不会成为大瘟疫，除非先完全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秩序以摧毁公共卫生系统——而如果能够破坏社会正常秩序，也就不必再多此一举使用生物武器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请自来的瘟神已经很多，实在没有必要再去故意制造灾难。
（摘自《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4年春季合刊）
（奇 奇）
生物武器，指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的武器。它可能像电影中那样是一阵烟雾，或像新闻中那样是一包粉末，也可能是一群老鼠或苍蝇。病原体通过空气、食物甚至皮肤等渠道侵入人、畜体内，迅速或缓慢地致死，也可大规模毁伤农作物。
在人类战争史上，利用动物进攻敌军的战例屡见不鲜。牛、蜜蜂、麻雀等等都曾“参军入伍”，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生物武器则是出现在中世纪。公元1346年，鞑靼人围攻热那亚地区的卡法城，久攻不下，就利用投石机将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投到城中。卡法城很快暴发了鼠疫，守卫者大量死亡，鞑靼人如愿以偿地夺取了城池。
欧洲殖民者进军新大陆的年代里，也带去了旧大陆的疾病。有时候是蓄意加害，如将携带有天花病毒的地毯、手帕等作为礼物送给当地原住民部落首领。但即使是无心而为之（毕竟15世纪的殖民者并不懂得细菌理论），一些对欧洲人无害的微生物，在对它们毫无准备的新大陆，也足以给原住民造成毁灭性打击。历史学家相信，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冲突中，有意或无意的“生物战”对结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现代，随着生物学、微生物学的发展，为研制各种更加危险的生物武器提供了条件。各种人工培养和研制的生物战剂迅速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曾用炭疽和马鼻疽病菌攻击敌方军民和骡马，据称还试图在意大利和俄国散播霍乱和鼠疫。
1925年，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署公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及生物武器。日本反对这项禁令，其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显露出来：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部队和100部队，在1932年到1945年间，用中国士兵及平民进行炭疽、脑膜炎、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生物武器的活体试验，至少杀死了1万人。在战争中，日军在中国进行过至少12次大规模细菌战，包括直接喷洒霍乱菌污染水源，飞机播撒携带人工培养的含有鼠疫杆菌的跳蚤等。
日内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未涉及生物武器的研制或者储存，也没有建立国际监督检查机制。因此不少国家在签约以后仍旧在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1946年，美国就公开宣布研制生物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向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空中播撒了大量的生物武器，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大量的证据使对此进行调查的国际科学家委员会成员顶住来自美国和本国政府的压力，用翔实的报告确认了这一事实，但是美国政府至今对此仍予以否认。
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在不断加强自己的生物武器库，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实战检验。有资料显示，美国在古巴、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以及越南，苏联在阿富汗都使用过生物武器。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制，与核武器相比，生物武器科技含量低，投入经费少，在一些人眼中，如果说化学武器是“穷国的原子弹”，那么生物武器就是“穷国的中子弹”。海湾战争结束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伊拉克就销毁了数万升生物战剂和相关的载体，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近年来真正发生的生物恐怖事件，大多来自一些邪教和恐怖组织。1984年9月2名美国宗教极端分子在俄勒冈州一座小镇的餐厅里使用了沙门氏伤寒杆菌，造成751人患急性肠炎。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曾经尝试在东京传播炭疽，幸而没有成功。还有就是9·11事件后美国出现的炭疽袭击。
一般来说，生物武器被掌握在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手中更加危险，因为与他们相比，国家行为还是要理性得多了。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在二战结束后鲜有发生，而且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出现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而当一些大国需要对小国使用武力时，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就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一旦使用生物武器很容易遭到对方同样的报复，得不偿失。而对于一些小国、穷国，一方面战火不断，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其政府来说不会造成比战败更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相对来说容易生产的生物武器可以成为自己手中的“王牌”，形成一种核威慑以外的“生物威慑”。至于平日混跡于平民之中恐怖分子，使用生物武器可算“光脚不怕穿鞋的”，很容易造成比炸弹爆炸更严重的后果，而这种后果也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加强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反恐合作是预防发生生物恐怖的重中之重。
目前主要的生物武器有6种：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天花病毒、出血热病毒、兔热病杆菌和肉毒杆菌毒素。
1995年联合国核查人员就发现伊拉克拥有肉毒杆菌。自然条件下的肉毒杆菌一般存在于动物肠道中，排出后形成芽孢可以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可以通过食物、伤口感染等途径传播给人类。发病后病人全身软弱、头痛、眩晕，而后出现眼睑下垂、瞳孔放大，重症者会出现吞咽、咀嚼甚至呼吸困难，声音嘶哑或失音，会因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或继发肺炎等死亡，一般死亡率超过50%。
尽管常规战争中也会有“友军误伤”，但生物武器的反噬能力与不可控程度，是常规武器完全不可比拟的。病菌和病毒无国界，玩弄这些不可见的小东西，与挥动超过自身体重许多倍的大锤一样危险。《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诞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各国希望把战争中的谋杀变得更“人道”一些，而是谁也没有信心在使用这种武器时能做到不引火烧身，除了某些狂妄到疯狂的军国主义者。与核战争相似，引发大规模生物战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场不分疆域和立场的人类大灭绝。因此，生物武器虽然是杀人利器，实际上却并不是有效的武器，因为争夺现实的利益才是战争的目的。
强国固然不会轻易动用生物武器，弱国妄图通过泼皮手段——雅称国家恐怖——来摆脱劣势地位，也只是纯粹的妄想。对付传染病最有效的武器是良好的公共卫生预防系统，无论生物战由谁发起，弱国都只会受伤害更大。弱国屯积或试图屯积生物武器还会成为自己被灭的借口，萨达姆政权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此外，生物恐怖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袭击可能造成一些人死亡和经济损失，但不会成为大瘟疫，除非先完全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秩序以摧毁公共卫生系统——而如果能够破坏社会正常秩序，也就不必再多此一举使用生物武器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请自来的瘟神已经很多，实在没有必要再去故意制造灾难。
（摘自《三思科学》电子杂志
2004年春季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