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邹鲁风（1909～1959），原名素寒，从事革命工作后曾化名陈蜕，辽宁辽阳人。
　　1926年，邹鲁风考入了武昌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在誓师继续北伐之后，跟随蒋介石的叛变，武汉国民革命军夏斗寅也于宜昌发动叛乱，作为入伍生，邹参加了平叛的西征。
　　1933年秋，他去了北平，期间曾读书于北平东北大学俄语系。当时的东北大学是专为“东三省”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开办的学校，是北平学生进行反蒋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堡垒，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就设在东北大学，它同国民党控制的北平“学联”形成针锋相对的态势。在这所学校里，学生中的关山复、邹鲁风、王振乾、宋黎、岳欣、郑洪轩、唐南屏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莫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是当时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组织和领导的，其主要领导人则是北平临时市委书记谷景生、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以及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等。当时他们汲取了过去左倾错误的教训，决定大力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北平市“学联”——“学联”的主席则是女一中的郭明秋，秘书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总交通是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是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是燕京大学的黄华。
　　西安事变爆发时，当时邹鲁风负责在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并协调东北军在北平招收学兵，成立学兵队。西安事变之后，他被派到东北军一○五师开展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鲁风奔赴延安，后来在抗日前线开展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邹鲁风被派回家乡辽阳任辽阳市长兼辽阳县长，辽南解放后，邹鲁风任辽宁省政府副主席。
　　解放后，邹鲁风相继担任过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等。出任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他已改名为邹鲁风。
　　
　　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党内围绕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分歧，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也愈趋于尖锐和紧张。这在高校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如1956年“胡风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就有经济学家谢韬被捕（他是因为替胡风的“万言书”提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的）。当时经过校长吴玉章的追查，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而在清查“胡风分子”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干之也竟然名列其中，甚至要逮捕何干之。当时副校长邹鲁风为了慎重，去征求了解情况的李新的意见，据李新的回忆：“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对这一切，邹鲁风确实感到是碰到了“新问题”。
　　1958年秋，正当“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当时盛行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甚至推向极至。恰在这时，根据上级的指示，以北大、人大两校师生组成了一支近300人的队伍，专门去考察“人民公社”。而负责这一调查组的，正是年富力强的邹鲁风。当时正值毛泽东在河北徐水视察“人民公社”，“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正在全国“遍地开花”地变成现实，因此有人曾为邹鲁风的出行捏了一把汗，而邹鲁风却很坦然，他说：“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我们自然要讲真话，把我们看到的一切如实地告诉党。”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党委组织的“人民公社调查组”组成并开赴河北、河南两省的三个先进县（河北藁城、以及河南信阳、鲁山），对新生事物的“人民公社”开展调查。调查组成员由两校的法律、经济财贸和哲学、政治等各系抽调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调查组出发之前，由两校党委召开了大会，两校的党委书记胡锡奎、陆平出席，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的人大原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讲了话。他说：“当前人民公社的建立，给社会科学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各方面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这次调查组下去，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探讨这些问题。”当时邹鲁风还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否可以消灭等，显然他是有所怀疑的。
　　然而，当时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提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人民公社”应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不久，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嘱咐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撰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发表于《解放》1958年第6期），这篇文章不承认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主张立即加以破除，又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认为这个改革“保护了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果然，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大加赞许，并指示将之转载于《人民日报》（10月13日），并且为《人民日报》代写了编者按语：“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事实证明，这是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
　　当时也有一些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站出来提出疑问和反对，如孙冶方等，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还不可能迅速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只有经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产品得到极大的丰富，人民觉悟得到极大的提高，才能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如果现在就要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甚至取消商品和货币，那便是要跨越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可能的吗？因此，这就涉及到有关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现在是否还起作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显然，当时邹鲁风的思想，也是同孙冶方等合拍的，而且这也是他用以指导调查组工作的思想。
　　据当年参加调查组的汪子嵩回忆：当年他所去的河北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
　　该组的组长、人民大学法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是富有实践经验、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干部，他以后再三交代调查组员：“我们的调查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但在对县委干部接触时，说话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当时他们选择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入、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汪子嵩回忆：“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然而，“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因为如果“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