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14年底起，伴随着我国宣布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国企改革等重大利好消息，我国A股股市迎来了春天，举国上下一片狂欢。央行的政策转向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大众与央行自身对我国央行的角色理解的理念缺失与价值偏差所造成的，因而出现了前后的政策意图不统一的情况。然而，在法律明确规定了我国央行的角色定位与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来实施货币政策，这是“法治”的核心理念与追求。并且我国目前“促增长，调结构”的重心，即应当关注财政政策等其他政策以及关注实体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0-04
一、引言
我国习李政府自执政以来，宏观层面陆续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国企改革，不断简政放权；经济层面除深化自贸区建设外，还推行上市公司注册制改革，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探索PPP公私合作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等等政策利好消息的不断释放，促使了我国股市自2014年底开始朝着井喷方向发展，直至2015年6月爆发了A股股灾。股票刚开始大跌时并未引起监管层的重视，以为只是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使然。直到股市连续地全面跌停并传染至创业板等其他板块，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才引起监管层的重视。然后，市场上开启了“国家队”的救市之路：从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释放降准降息①信号，到证监会召集21家上市券商救市，各券商出资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证金公司”），用于投资蓝筹股ETF等。经过“国家队”的力挽狂澜，避免了此次“股灾”险些酿成的金融危机。
在此次“国家队”救市的过程中，表现抢眼的便是央行，央行的降准降息政策（以下简称“双降政策”），不仅成为了投资者判断股市走向的“晴雨表”，也成就了大众将其作为“股市”止跌回升的“速效救心丸”的心理期待。当股市6月26日首次暴跌后的次日，央行宣布自6月28日起，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并降息0.25百分点。然后，在8月25日全球股市经历动荡之后，8月26日央行又决定，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同时，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另外，自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率也做相应下调。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便会发现，自股灾以来，央行两次宣布双降政策并未给股市带来多大的拉升作用。也许刚开始央行释放双降信号后会起到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股市会因此而有所回升。但事实上，股市还是难掩其颓势，继续维持低位，甚至更加走低。对比6月份央行宣布降准降息政策后，市场稍微有所反应的情况，8月份央行宣布降准降息政策之后，股市是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该政策失去了其“速效救心丸”的功效。这似乎也印证了经济学理论中著名的边际递减效应规律②。然而，即使知道央行的双降政策作用有限，但每次当股市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暴跌之后，社会大众又都会期待央行能为社会公众的利益而有所表示与行动，而央行也对自己这种于股市于国家经济而言“重于泰山”的责任感与角色定位十分认同，企图运用降准降息政策来拯救股市，利国利民。社会大众与央行自身对该货币政策几乎形成了路径依赖③。
然而，事实上，我国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已经释放了40000亿的流动性，该流动性的副作用至今仍未完全被我国的市场与经济所完全消化。如今我国的现实情况是：过多的流动性停留在楼市与股市之中，形成泡沫，而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并未从央行释放的流动性中获益，仍旧处于“钱荒”的状态。国务院因此为支持实体经济与中小企业融资出台多项政策。按常理来说，央行宏观调控政策应当与国务院的政策保持一致，但其救市行动又恰恰与国家政策明显矛盾。救市行动向社会大众释放的信号似乎是指引民间资金流入股市。央行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释放过多流动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转型不利，救市行为的导向极易助长股市泡沫的形成。因为央行在股灾爆发前的货币政策就刻意避免了这种导向。但央行在股灾后货币政策的转向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为大众对央行角色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则是央行肩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一旦股灾影响冲击金融稳定，蔓延至实体经济，那么央行难辞其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央行不得不这么做。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大众与央行自身都认为央行在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的责任“重于泰山”。
其实，央行这一切矛盾政策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理念缺失与价值偏差造成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连央行自身都因为理念缺失与价值偏差造成了对央行的角色与定位混淆不清。使得央行处于一个类似消防员的角色，哪里有火，哪里灭一下，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因此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体，并非完全仅仅依靠某一部分的力量，而是各个部分分工明确，权责统一，相互补充与促进而发展起来的。此次股灾的爆发恰恰显示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并未形成一个良好分工合作的统一体，这不仅仅是证监会的失职，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在金融监管分工与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理念缺失與价值偏差造成的。股灾之后，痛定思痛，我们应当反思，重塑我国央行的角色定位与目标。
二、我国央行的定位与目标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自十余年前开始借鉴当时的美国模式，实行以“一行三会④”主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彼此间分工合作。央行主要制定执行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进行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是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务院的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保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对于混业监管与分业监管孰优孰劣，本文将不作深入探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被紧紧抓在了央行的手中，而央行工作的重心也仅限于此，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与监督。因而，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说，本部分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论述央行的角色定位问题对于之后论述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忽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何实体经济会出现“融资难”的问题呢？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单是靠我国央行及其货币政策就能解决的。刘珺也在其文章《融资难根在实体经济困局》中谈到，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困局有五点：
1.实体经济的存量结构不佳。在过去30年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下，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带来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除基础设施外，相对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导致服务业、新兴行业缺血。过剩行业大量吞噬资金，扭曲产业结构的同时扰动货币政策效果，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愈加孱弱。
2.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应以引导和促进等非行政方式让市场更好发挥作用，而非政府“取市场而代之”。政府以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集中资源引导，VC和PE在融资链条的前端，银行在中后端，各自准确定位，发挥应有的作用。
3.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不明。中国长期采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大量金融资源或被重工业虹吸，或通过表外腾挪进入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资金空转情况严重，实体经济承载发展和转型的部分却投入匮乏，面对经济新常态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路标尚不清晰。
4.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不足。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山寨化、同质化、价格战是通病。目前，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下行更使核心竞争力不足暴露无遗。并且，中国优势只在应用端和市场端，而非关键技术、核心组件和行业标准。尤其，在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方面的积累不够，核心竞争力自然不显著。
5.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不够。我国很多民营企业是资产非市场化再分配的产物，是国有资产“变性”的结果，并非源于创业或家族继承，并非是真正的民营。其次民营企业家中不乏“官督商办”的时代变种，依附官员分食垄断利益和寻租所得常见，纯经济行为的产出与科技创新乏善可陈。再次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来源权力导向明显，植根于技术、管理、人才、效率的比例不高。复次民营企业行业选择套利重于创业，多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贸易、流通等领域。
因此，除了推行财政政策，深化我国其他政策改革外，我国最应当重视的应当是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继续落实“简政放权”，将有利于实体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的便民措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加强市场经济的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这次股灾恰恰让我们意识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配套制度太过于落后与薄弱，难以抵御与防范市场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波动与危机。因而，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又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五、结语
此次股灾恰值我国在证券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之际，我国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又再一次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市场上，股灾又导致了我国IPO发行工作的暂缓，可以想象“注册制”的推行也将被暂时搁置。其实，从金融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伴随着高风险。我国的监管层始终都在担当着一个消防员的角色，从而忽略了我们金融体系的配套制度的建设，造成制度严重滞后，无法与市场相得益彰。因此，股灾教会我们的不应当是不放开市场、加强控制，而更应当是加快放开资本市场。刚开始放開市场，势必会经历乱象丛生与混沌的阶段，我们的监管层此时的工作重心便应当是在乱象中抓住核心问题着力于制度建设。当然，这就涉及到了金融监管与宏观调控中的理念重树与价值重塑的问题，这不仅包括对监管层的角色定位问题，也包括对职责分工的问题。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与自我调节调节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松紧得当与良好保障。因此，我们应当给市场一次机会，去相信市场，相信法治。
注释：
①降准降息，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与银行利率，是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为市场提供货币供应量，释放流动性。
②边际递减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边际递减效应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生产、生活、科学研究和社会管理中随处可见。在社会管理中，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刚开始往往管理或者规范效应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的功能就越来越小了，越来越不适宜社会管理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政策的管理规范制约或者引导效应在不断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宪法法规部门章程等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和更新的主要原因。
③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④“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简称“保监会”）。
⑤周仲飞、郑晖著：《银行法原理》第275页，中信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⑥参见尹洪霞、刘振海著：《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第316页—第320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⑦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继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贷款规模控制、特种存款、对金融企业窗口指导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多属于间接调控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多属于直接调控工具。2013年11月6日央行网站新增“常备借贷便利（SLF）”栏目，并正式发布今年常备借贷便利开展情况，标志着这一新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正式使用。
⑧参见：吴志攀著《中央银行法制》第8页—第10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⑨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即：抵押补充贷款。PSL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有两层含义，首先量的层面，是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其次价的层面，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这是我国央行近期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与之前的再贷款不同，银行获得央行的抵押补充贷款需要提供适当的抵押品。2014年4月25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43次常务会议精神，央行创设PSL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
⑩参见：由曦著《央行“扭曲操作”登场》，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50608/3900114.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8月2日。
《招商宏观：中国货币政策意外转向的三个情景假设》，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50619/390907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8月2日。
刘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参考文献：
[1]周仲飞，郑晖，著.银行法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9（第1版）：275.
[2]尹洪霞，刘振海.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9（第一版）：316-320.
[3]吴志攀，著.中央银行法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11（第1版）：8-10.
作者简介：张 芳，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研究生。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0-04
一、引言
我国习李政府自执政以来，宏观层面陆续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深化国企改革，不断简政放权；经济层面除深化自贸区建设外，还推行上市公司注册制改革，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探索PPP公私合作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等等政策利好消息的不断释放，促使了我国股市自2014年底开始朝着井喷方向发展，直至2015年6月爆发了A股股灾。股票刚开始大跌时并未引起监管层的重视，以为只是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使然。直到股市连续地全面跌停并传染至创业板等其他板块，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才引起监管层的重视。然后，市场上开启了“国家队”的救市之路：从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释放降准降息①信号，到证监会召集21家上市券商救市，各券商出资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证金公司”），用于投资蓝筹股ETF等。经过“国家队”的力挽狂澜，避免了此次“股灾”险些酿成的金融危机。
在此次“国家队”救市的过程中，表现抢眼的便是央行，央行的降准降息政策（以下简称“双降政策”），不仅成为了投资者判断股市走向的“晴雨表”，也成就了大众将其作为“股市”止跌回升的“速效救心丸”的心理期待。当股市6月26日首次暴跌后的次日，央行宣布自6月28日起，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并降息0.25百分点。然后，在8月25日全球股市经历动荡之后，8月26日央行又决定，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同时，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另外，自9月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率也做相应下调。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便会发现，自股灾以来，央行两次宣布双降政策并未给股市带来多大的拉升作用。也许刚开始央行释放双降信号后会起到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股市会因此而有所回升。但事实上，股市还是难掩其颓势，继续维持低位，甚至更加走低。对比6月份央行宣布降准降息政策后，市场稍微有所反应的情况，8月份央行宣布降准降息政策之后，股市是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该政策失去了其“速效救心丸”的功效。这似乎也印证了经济学理论中著名的边际递减效应规律②。然而，即使知道央行的双降政策作用有限，但每次当股市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暴跌之后，社会大众又都会期待央行能为社会公众的利益而有所表示与行动，而央行也对自己这种于股市于国家经济而言“重于泰山”的责任感与角色定位十分认同，企图运用降准降息政策来拯救股市，利国利民。社会大众与央行自身对该货币政策几乎形成了路径依赖③。
然而，事实上，我国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已经释放了40000亿的流动性，该流动性的副作用至今仍未完全被我国的市场与经济所完全消化。如今我国的现实情况是：过多的流动性停留在楼市与股市之中，形成泡沫，而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并未从央行释放的流动性中获益，仍旧处于“钱荒”的状态。国务院因此为支持实体经济与中小企业融资出台多项政策。按常理来说，央行宏观调控政策应当与国务院的政策保持一致，但其救市行动又恰恰与国家政策明显矛盾。救市行动向社会大众释放的信号似乎是指引民间资金流入股市。央行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释放过多流动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转型不利，救市行为的导向极易助长股市泡沫的形成。因为央行在股灾爆发前的货币政策就刻意避免了这种导向。但央行在股灾后货币政策的转向也是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为大众对央行角色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则是央行肩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一旦股灾影响冲击金融稳定，蔓延至实体经济，那么央行难辞其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央行不得不这么做。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大众与央行自身都认为央行在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的责任“重于泰山”。
其实，央行这一切矛盾政策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理念缺失与价值偏差造成的。不仅是社会大众，连央行自身都因为理念缺失与价值偏差造成了对央行的角色与定位混淆不清。使得央行处于一个类似消防员的角色，哪里有火，哪里灭一下，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因此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体，并非完全仅仅依靠某一部分的力量，而是各个部分分工明确，权责统一，相互补充与促进而发展起来的。此次股灾的爆发恰恰显示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并未形成一个良好分工合作的统一体，这不仅仅是证监会的失职，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在金融监管分工与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理念缺失與价值偏差造成的。股灾之后，痛定思痛，我们应当反思，重塑我国央行的角色定位与目标。
二、我国央行的定位与目标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自十余年前开始借鉴当时的美国模式，实行以“一行三会④”主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彼此间分工合作。央行主要制定执行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进行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是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务院的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对全国证券、期货业进行集中统一监管，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保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对于混业监管与分业监管孰优孰劣，本文将不作深入探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被紧紧抓在了央行的手中，而央行工作的重心也仅限于此，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与监督。因而，从权责统一的角度来说，本部分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论述央行的角色定位问题对于之后论述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忽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何实体经济会出现“融资难”的问题呢？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单是靠我国央行及其货币政策就能解决的。刘珺也在其文章《融资难根在实体经济困局》中谈到，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困局有五点：
1.实体经济的存量结构不佳。在过去30年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下，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带来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除基础设施外，相对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导致服务业、新兴行业缺血。过剩行业大量吞噬资金，扭曲产业结构的同时扰动货币政策效果，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愈加孱弱。
2.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应以引导和促进等非行政方式让市场更好发挥作用，而非政府“取市场而代之”。政府以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集中资源引导，VC和PE在融资链条的前端，银行在中后端，各自准确定位，发挥应有的作用。
3.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不明。中国长期采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大量金融资源或被重工业虹吸，或通过表外腾挪进入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资金空转情况严重，实体经济承载发展和转型的部分却投入匮乏，面对经济新常态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路标尚不清晰。
4.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不足。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山寨化、同质化、价格战是通病。目前，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下行更使核心竞争力不足暴露无遗。并且，中国优势只在应用端和市场端，而非关键技术、核心组件和行业标准。尤其，在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方面的积累不够，核心竞争力自然不显著。
5.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不够。我国很多民营企业是资产非市场化再分配的产物，是国有资产“变性”的结果，并非源于创业或家族继承，并非是真正的民营。其次民营企业家中不乏“官督商办”的时代变种，依附官员分食垄断利益和寻租所得常见，纯经济行为的产出与科技创新乏善可陈。再次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来源权力导向明显，植根于技术、管理、人才、效率的比例不高。复次民营企业行业选择套利重于创业，多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贸易、流通等领域。
因此，除了推行财政政策，深化我国其他政策改革外，我国最应当重视的应当是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继续落实“简政放权”，将有利于实体经济与中小企业发展的便民措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加强市场经济的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这次股灾恰恰让我们意识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配套制度太过于落后与薄弱，难以抵御与防范市场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波动与危机。因而，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又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五、结语
此次股灾恰值我国在证券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之际，我国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又再一次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市场上，股灾又导致了我国IPO发行工作的暂缓，可以想象“注册制”的推行也将被暂时搁置。其实，从金融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伴随着高风险。我国的监管层始终都在担当着一个消防员的角色，从而忽略了我们金融体系的配套制度的建设，造成制度严重滞后，无法与市场相得益彰。因此，股灾教会我们的不应当是不放开市场、加强控制，而更应当是加快放开资本市场。刚开始放開市场，势必会经历乱象丛生与混沌的阶段，我们的监管层此时的工作重心便应当是在乱象中抓住核心问题着力于制度建设。当然，这就涉及到了金融监管与宏观调控中的理念重树与价值重塑的问题，这不仅包括对监管层的角色定位问题，也包括对职责分工的问题。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与自我调节调节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的松紧得当与良好保障。因此，我们应当给市场一次机会，去相信市场，相信法治。
注释：
①降准降息，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与银行利率，是国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为市场提供货币供应量，释放流动性。
②边际递减效应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边际递减效应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生产、生活、科学研究和社会管理中随处可见。在社会管理中，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刚开始往往管理或者规范效应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的功能就越来越小了，越来越不适宜社会管理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政策的管理规范制约或者引导效应在不断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宪法法规部门章程等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和更新的主要原因。
③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④“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业监督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业监督委员会（简称“保监会”）。
⑤周仲飞、郑晖著：《银行法原理》第275页，中信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⑥参见尹洪霞、刘振海著：《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第316页—第320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⑦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继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贷款规模控制、特种存款、对金融企业窗口指导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多属于间接调控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多属于直接调控工具。2013年11月6日央行网站新增“常备借贷便利（SLF）”栏目，并正式发布今年常备借贷便利开展情况，标志着这一新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正式使用。
⑧参见：吴志攀著《中央银行法制》第8页—第10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⑨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即：抵押补充贷款。PSL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有两层含义，首先量的层面，是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其次价的层面，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这是我国央行近期创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与之前的再贷款不同，银行获得央行的抵押补充贷款需要提供适当的抵押品。2014年4月25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第43次常务会议精神，央行创设PSL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
⑩参见：由曦著《央行“扭曲操作”登场》，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50608/3900114.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8月2日。
《招商宏观：中国货币政策意外转向的三个情景假设》，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50619/390907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8月2日。
刘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参考文献：
[1]周仲飞，郑晖，著.银行法原理.中信出版社，2004，9（第1版）：275.
[2]尹洪霞，刘振海.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9（第一版）：316-320.
[3]吴志攀，著.中央银行法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11（第1版）：8-10.
作者简介：张 芳，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