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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实现形式和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受制于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国家比较优势和国家间战略博弈。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调整市场和资源利用重心与方式，再造内需主导、创新驱动和高水平开放的再生产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建构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内需，发展内生型再生产;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内涵型再生产;深化内需导向和创新导向型开放，发展开放型再生产。
关键词： 社会再生产;新发展格局;大国经济;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9-0051-09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此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等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一年多来，学界主要从五个视角展开了对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是統筹发展与安全的视角。高培勇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2]。金碚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在原有的理论逻辑中加入安全因素”[3]。二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视角。鲁保林等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张力、有弹性、开放包容、自主可控的循环体系”[4]。三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视角。肖潇认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继续调整和变革，适应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协同发展”[5]。四是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周绍东等从区域产业分工视角出发，“刻画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地理路径，为理解新发展格局和需求侧改革的内在联系提供空间政治经济学解读”[6]。五是社会再生产和分工理论的视角。乔晓楠等认为，“双循环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一国在特定阶段利用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需要与该时期工业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7]。洪银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包括需求侧的推动、供给侧的推动、外循环转向三大路径[8]。既有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探讨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核与实践机制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和透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和路径的认识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本文在学界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探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和路径，以期为洞悉新发展格局构建规律提供思想材料与理论启迪。
一、经济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实现形式和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受制于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国家比较优势和国家间战略博弈
“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9]单个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包括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关联和往复循环的环节。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10]238，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乃至全部用于积累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实现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再生产的常态。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和方法出发，能够分析出经济发展格局的特征和演进规律。
（一）经济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实现形式和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
经济发展格局是一国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形式，包括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种基本形式，表征一国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重心与方式。如果再生产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都利用国内市场和资源而在一国内部开展和完成，再生产表现为国内循环（简称“内循环”）;如果再生产的一部分阶段和环节在一国内部进行，另一部分阶段和环节利用国外市场、技术或资源而在国外进行（简称“外循环”），再生产表现为内外循环“双轮驱动”的双循环。封闭条件下，一国主要利用国内市场和资源进行再生产，在形式上表现为内循环;开放条件下，一国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进行再生产，在形式上表现为双循环。
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是一国形成双循环再生产格局、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要求。内循环以国内资源和技术为基础，以国内分工和市场体系为载体，以国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为支撑。内循环自主性和安全性较高，但也存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够高、经济循环范围不够广、资源配置利用效率不够优等局限，难以实现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最大化，易陷入生产和消费的低水平均衡。外循环以国际资源和技术为基础，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载体，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为支撑，利用市场和资源的范围通常比内循环更广。“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数量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11]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全能式地在再生产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均占比较优势，难以在自我封闭条件下实现最优化社会化分工协作并使本国产业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参与外循环能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弥补国内再生产能力“缺口”、提升生产要素匹配度，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同时，参与外循环有助于一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再生产实现空间。“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2]资本追求自身增殖最大化的本性，驱动一国资本循环运动的空间扩展至世界市场。商品资本国际化运动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货币资本国际化运动主要表现为国际投资，生产资本国际化运动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生产经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3]，“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14]。各国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能深化细化分工，在双循环再生产中共享全球化红利。 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是我国增强双循环再生产动能、促进扩大再生产的有效途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遭遇国际上的经济封锁，不具备广泛参与外循环的外部条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主要倚重内循环实现再生产，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再生产突出存在信息传递不畅、创新激励不足、循环效率不高等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流量比较有限，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外循环规模明显下降;1957年起每年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外循环的广度和深度有限，“文革”中更是基本同世界经济隔绝。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主动承接国际资本和订单转移，发展“三资企业”和以“三来一补”、出口创汇为特点的外向型经济，以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特点的外循环快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机遇，降低进出口关税，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外循环内容日趋多样、链条不断拉长、规模日益壮大。这有效克服了国内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形成不足、外汇存在缺口、生产技术落后等不足，发挥了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后发优势，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内循环发展，带动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和工业化发展，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二）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社會再生产一般规律、国家比较优势和国家间战略博弈
其一，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从微观上看，单个产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要求资本能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即产品卖得出去和买得回来。单个产业资本的增大是在互为前提条件的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的循环中实现的。产业资本内循环的运动过程是“国内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用国内劳动力在国内生产——国内市场出售——国内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简称“内购—内产—内销”），可用公式表述为Gh—W（Ah，Pmh）…P…W′—G′h，其中Gh表示作为产业资本运动起点的国内货币资本，Ah表示国内劳动力，Pmh表示国内生产资料，G′h表示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后获得的货币资本。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主体包括国内资本、国外资本和国内外混合资本，运动形式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假定产业资本再生产的生产阶段是使用国内劳动力在国内完成，依据购买、销售阶段是否在国内进行，双循环条件下产业资本再生产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内购—内产—外销”，资本运动过程是Gh—W（Ah，Pmh）…P…W′—G′f，其中Pmh表示国内自主供给的技术和资源等生产资料，G′f表示产品外销到国外所得的以外汇形式存在的货币资本。二是“外购—内产—内销”，资本运动过程是Gf—W（Ah，Pmf）…P…W′—G′h，其中Gf表示引进的国外产业资本，Pmf表示国外技术或资源等生产资料，G′h表示产品在国内销售所得的货币资本。三是“外购—内产—外销”，资本运动过程是“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国内加工——出口和获得外汇——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Gf—W（Ah，Pmf）…P…W′—G′f。假定其他条件不变，G′f与G′h的比值越高，表明市场对外依存度越高;Pmf与Pmh的比值越高，表明技术和资源对外依存度越高。无论哪种情形，单个产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都要求三种形式的职能资本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要求产业链上中下游和产供销有效衔接互动，使产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使用价值上得到替换，即既卖得出去又买得回来，否则会诱发产能过剩和企业效益下降等问题。
从宏观上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是在个别资本循环及其错综复杂的交织流通中实现的，“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10]438。社会再生产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常态化处于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马克思创造性地将一国总产品抽象地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深刻揭示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及时足额地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使用价值上得到替换;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总产品供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主要是从对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过程的剖析中得出的，但所揭示的是市场经济国家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一般规律。开放条件下，一国社会再生产涉及的产品和实现过程更为复杂，实物替换的对象扩展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价值补偿的对象扩展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其实现仍要求社会总产品既卖得出去又买得回来，以及供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如果供需总量和结构不匹配，社会再生产循环受阻，会引发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
其二，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国家比较优势。一国资源要素禀赋形成其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合作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在国际循环和世界再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决定其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方式和格局。同时，一国比较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受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等制约，小国的内需难以支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再生产，对外循环依赖度较高。大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经济体系相对完整，能支撑区域产业分工深化广化，使国内产业发展突破最小有效规模的门槛而形成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再生产格局。大国国内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能对再生产起到主要支撑作用，既可直接带动内循环，又使企业形成基于“母国市场效应”开拓国际市场的优势。“从要素规模到供需均衡机制形成大国内生能力原理，从多元结构到要素耦合机制形成大国综合优势原理”[15]，巨大内需市场是大国增强发展自主性和再生产的独特比较优势。大国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以内需主导再生产是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必然和经济由大向强的必经之路。
其三，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国家间战略博弈。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16]，各国经济循环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一国参与外循环与维护经济安全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完善其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安全性和独立性，但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反之，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会削弱经济的安全性和独立性”[17]。在国际贸易自由的前提下，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协作有利于提升各国再生产效率，参与外循环能使各国获得国际分工的红利。但出于为本国社会再生产创造最有利条件或维护国家安全、遏制他国发展等考量，各国会设置关税保护等壁垒而要求别国实行自由贸易，会因时因势地交替使用关税保护和自由贸易政策。国家间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显著影响世界与各国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实现程度。一国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能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但也会提高生产和市场的对外依存度，受制于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战略博弈，易于遭遇国外市场断需而卖不出去、国外资源断供而买不回来等风险。一国再生产可能受益于外循环红利，也可能受制于外循环“陷阱”。 受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一国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对比重和相互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形成多样化的双循环结构;内循环和外循环可能互补互促，也可能相互替代和制约。如果内循环在再生产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经济发展格局表现为以内循环为主体;反之，则表现为以外循环为主体。一国发展格局应以内循环为主体还是以外循环为主体，需系统把握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国家比较优势和国家间战略博弈，在统筹发展与安全、权衡双循环的正负面效应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考察一国发展格局不能罔顾时空条件的异质性，不能刻舟求剑般地认为双循环一定是以内循环为主体更好或以外循环为主体更好，不能矫枉过正地认为以内（外）循环为主体就是内（外）循环的比重越高越好，也不能削足适履般地要求所有地区和行业一律转向某种固定比例组合的双循环结构。从一国内外循环的动态调节来看，当内外循环均畅通时，应促进二者同步联动、相得益彰，实现双循环一体化和最优化;当外循环畅通、内循环受阻时，可着重由外向内地优化内外循环互动机制，借力外循环带动内循环;当外循环受阻但内循环畅通时，可着重由内向外地优化内外循环互动机制，依托内循环推动外循环;当内外循环畅通受阻时，应主动调整内外循环的结构和互动机制，优化双循环的现实条件和复合效应。
二、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调整市场和资源利用重心与方式，再造内需主导、创新驱动和高水平开放的再生产体系
新发展格局之“新”，在于社会再生产布局转向“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把握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与我国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变化，优化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利用的重心和方式，再造内需主导、创新驱动和高水平开放的再生产体系。
（一）更新需求拉动主引擎，再造内需主导的内生型再生产
其一，这是遵循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生产和需求“双弱”，国内市场发育不充分、功能不完善，倚重国外市场和资源、形成出口导向和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有历史的合理性。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扩大产能——增加出口——获得外汇和利用外资”，对国内经济循环的培育和带动不足，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有限、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资源跨时跨境错配等局限，“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还导致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18]。随着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我国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成本优势弱化，支撑社会再生产的要素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内需“进口依赖”、产出“出口依附”、产业结构低端固化、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内外循环发展失衡、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等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难以成立。这就要求我国更新需求拉动主引擎，主动调整内外循环的结构和关系，强化内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
其二，这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抉择。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和中等收入群体，城镇化率超过60%，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健全，已是第一大工业国、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由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我国以国际大循环主导带动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递减，也不足以使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同时，得益于我国经济总量快速提升与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发展战略的持续深化，近年来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要素低成本优势演变为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内循环规模快速扩大、活力日益强劲，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42%下降至2019年的318%，内生发展能力强的大国经济特征日益凸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19]从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看，这是我国经济总量和消费力增大、可贸易程度较低的服务业规模和比重上升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国内市场消费力大幅提升，内循环的活力不断激发、在双循环中的分量和比重日益提升，再加上因生产和消费的时空难以分离、可贸易程度明显低于制造业的服务业规模及比重快速增长，内循环对扩大再生产的贡献率明显上升，未来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
其三，这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循环和世界再生产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区域化、本地化“收缩”，我国外循环在既有弊端凸显、动能衰减情况下又遭遇风险剧增的挑战。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中美经济互补性减弱而竞争性增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罔顾国际规则和事实，将我国视为世界再生产失衡的元凶和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明火执仗地通过贸易脱钩、技术断供、规则封锁、企业制裁等手段遏制我国发展。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发生质变，我国技术和資源进口断供、产品出口断需、外循环断链风险空前上升，再生产所要求的产品卖得出去、买得回来的条件受到明显冲击。得益于国内强大生产能力和疫情防控明显好于其他国家，2020年我国出口逆势增长，但未来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各国对有限市场的争夺更为激烈，出口端的外循环动能减弱、外需下滑和进口端的供应链安全风险上升。新的发展形势要求我国因势利导地构建更具安全关切性的发展格局——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减少进出口依赖，推动部分产业链环节和部分外向度较高地区的发展重心“由外转内”。
习近平指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19]。从再生产视角看，畅通安全是扩大再生产的“生命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战略基点是把握规律、顺应大势，深挖国内市场潜力，再造内需主导的内生型再生产。 （二）更新技術进步方式，再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
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乃至全部用于积累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实现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常态。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水平不仅取决于生产中的货币资本增量，还取决于生产技术。“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10]25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八章分析运用折旧基金扩大再生产时指出：“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有了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10]192
内涵型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显著区别在于，再生产过程是否有技术进步的渗入。在技术进步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中，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劳动效率型与资本效率型创新涌现，产业资本获得强大扩张能力，再生产得以加速升级。技术进步不仅强力驱动本部门生产力发展，还会通过再生产各个环节的交错运动促进相关部门和领域的生产力发展，促进全社会共享“技术红利”。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不是旧的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形式的重复式循环，而是渐进式或突变式再造再生产各个环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再生产量质并进的过程。
一国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有自主创新与引进模仿两种。过去较长时期，我国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形成外延型扩大再生产。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有两条：一是购买大型成套设备和先进资本品，二是希望合资企业的外方带来先进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另一条思路是通过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通过FDI获取新技术十分困难，通过被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新技术也是如此。”[1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技术进步较快，但主要是通过引进模仿再创新实现，形成外源性技术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自主创新促生的技术进步及其对内涵型再生产的贡献有限，难以适应国内外发展条件的新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增强，靠要素低成本支撑的外延型再生产已难以为继，难以破解供需失衡、需求外溢和被锁定于国际分工体系低端的格局，难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形成强大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实施技术断供，企图在高科技产业链条中“去中国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可获得性缩窄，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外循环“掉链子”风险陡增，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全面上升，成为决定我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这就要求我国加速推进技术进步方式由引进吸收转向自主研发为主，在科技“补短板”和“锻长板”中提升内外循环的畅通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20]，“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20]。从再生产视角看，科技自主创新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再生产各个环节现代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竞争力的关键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塑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目前，我国生产能力巨大且体系较完整，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再生产各环节数字化和智能化，为自主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支撑;巨大内需市场能摊薄新科技研发和应用成本，为自主创新提供了需求牵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但是，科技自主创新仍突出存在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企业自主创新活力不足等短板，关键装备、高端产品依赖进口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唯有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生态、加速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和内涵型再生产，才能增强发展动能和维护产业链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更新外循环参与方式，再造高水平开放型再生产
开放条件下，一国内外循环包含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包含彼此嵌套、交融共享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我国再生产体系是双向开放的，国内企业利益已延伸至全球，内循环也是开放性的;外循环是内循环的延续和补充，为反哺内循环、促进双循环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绝非要搞弱化外循环的“内向型经济”或内外循环脱钩的自给自足，既要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把外循环内嵌于国内市场，依托超大规模内需打造自主性和效益更高的外循环。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的17%，还有83%的国际市场可供利用。此外，新发展格局是面向全国的整体性格局，不能简单套用到局部地区和行业。少部分外向度高的地区和产业发展可以外循环为主，更需要在“外引内联”中促进双循环畅通，更好地发挥外循环的作用来激发竞争和创新活力。
一国参与外循环的方式受制于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我国人口众多，但一度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内需规模较小，参与外循环以满足外需为主，带来内外循环发展失衡和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目前，我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超大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可有效链接内外循环，成为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独特优势和提升外循环分工地位的根基。基于超大规模内需潜力优化外循环，协同推进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可实现内外循环互利共生、互促共进。内循环的壮大将对国外优质资源要素和市场主体产生“虹吸效应”，将“自内而外”地推动国内循环扩大为新的国际大循环，提升外循环层次、能级和我国经济竞争力。这一机理可简述为：壮大内循环——集聚国外优质资源要素——内循环升级为新的国际大循环——国家竞争力上升。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20]从再生产视角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是更新外循环参与方式，塑造内外循环良性互促的开放型再生产。宏大顺畅的内循环非但不会排斥外循环，还会优化外循环和再造出新的国际大循环，促进内外循环发生“物理重组”和“化学反应”，有利于双向赋能。在新的国际大循环中，我国市场将加速国际化，同世界经济更紧密互联。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更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将发挥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拥有更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与发展主动权，将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推动世界再生产体系均衡化和包容性发展。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是坚持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统一，协同推进内生型、内涵型和开放型再生产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既坚持扩大内需与自主创新相统一，畅通国内大循环，又坚持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统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推进内涵型、内生型和开放型再生产，推动我国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创新中心 世界市场”，实现更加畅通、自主和安全的经济循环。
（一）构建国内统一市场和扩大内需，推进内需主导的内生型再生产
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供求总量和结构趋于均衡，总需求结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参照系。加快激发内循环活力，重点不是通过政策手段刺激内需，而是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释放有效投资和消费潜力，优化城乡区域经济布局，贯通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畅通内需主导的再生产循环。
一方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再生产循环的畅通和加速，本质上是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易顺畅高效。“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21]内循环有产业与地域两个空间，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地理空间两个维度并行，要求减少商品和要素跨区域跨部门跨产业流动的交易成本。为此，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区域本位主义”和行政性垄断，防治资本和技术对生产、流通的市场性垄断，建设各地区相互开放、公平竞争、秩序规范的全国统一市场。要加快数据市场建设，充分运用信息化和现代供应链建设高效率的现代流通体系，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促进数字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防治资本无序扩张。同时，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关联畅通与各类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引导各地区各行业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找准自身位置和比较优势，深化东西部协作等分工合作机制，构筑区域间“雁阵发展”模式和优势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要素集中、企业集聚、产业集约、产业链集群发达的城市群，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创新链和产业链。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有效破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户籍和社保羁绊，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协同流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健全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机制。一是优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环境，解放和增强社会消费力。强化劳动者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率、就业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多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同时，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推动哑铃型收入结构变为橄榄型，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使人们“有钱花”。细化“房住不炒”政策，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共有产权住房供给，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社会保障覆盖面与保障水平，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和全社会预防性储蓄动机，使人们“敢花钱”。提升国内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发展电子商务、直播电商等新型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使人们“好花钱”。二是健全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促进有效投资合理增长和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以企业需求为中心改革投融资体制，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打造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破除妨碍民间投资的体制机制藩篱。有效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及其对生产要素的引导效应，疏通多元化投资渠道，健全激励企业扩大有效投资的财税金融制度，推动投资结构更多转向科技发展与“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与消费需求良性互动和双升级。
（二）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健全中国特色科技自主创新体系，破解自主创新因投入大而起步难、因基础研究能力不足而搞不了、因风险大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划不来、因产业链与创新链脱节而应用效率較低等问题，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占比，推进创新驱动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
一方面，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对公共品属性强、投资风险高但危及国家安全的“卡脖子”技术，可由政府牵头组织研发。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激励科技人才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强化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对适合企业依托市场需求发展的技术，政府应优化激励竞争与创新的产业政策，推进科技、教育、产业、金融深度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激励企业研发和应用高新技术。构筑有强自主性的产业链和较完整的国内分工体系，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至少有“备胎”，提升对外方技术断供的反制能力。同时，健全技术创新收益分享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税收优惠等办法，激励企业提高研发强度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优化企业自主创新服务体系，培育掌握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市场渠道的产业链“链主”，发展由国内龙头企业主导的生产网络，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有效衔接，提升我国供给体系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安全性。
另一方面，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畅通科技要素循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促进分工深化细化和迂回式生产，促进新技术新经济涌现和绿色低碳发展。健全“科研投入—产品创新—产业化落地”的孵化体系，发展科创板资本市场，引导私人资本参与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完善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融入实体经济。健全开放式自主创新生态链，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和发展技术贸易，建设高能级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深化内需导向和创新导向型开放，推进双循环互促的开放型再生产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求供给与需求高水平动态均衡，而且要求内需和外需高水平协调发展。要健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推进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对外开放，塑造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发展国际国内市场联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双循环互促共进的开放型再生产。 其一，深化内需导向型开放，升级“以内引外”。充分发挥内需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以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重塑产业链国际布局，推动外贸稳量提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深化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规则、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减限制外资进入中国的负面清单，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和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继续办好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和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充分激发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和内循环的促进效应。
其二，推进创新导向型开放，提振“以外强内”。目前，我国参与外循环的重心已不再是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以国内需求和自主创新为主导牵引更加自主高效的外循环。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引进外资与引技引智并举，更加注重引进创新要素，从粗放的大进大出转向精细的优进优出。支持国内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引导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基于内需面向国外企业开展“逆向外包”，发挥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与基于市场规模和科技创新的新竞争优势，促进我国产品驰骋全球市场和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其三，强化开放安全保障，促进“内外融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推进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建设，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和引领“再全球化”。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平衡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又因地因业制宜，不搞效率低下的全产业链。动态把握贸易伙伴国、投资对象国和利益攸关国的经济政治变化，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与保障国家安全、利用外资与安全审查的关系，增强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与大国协调合作，趋利避害地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推进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进口分散化，确保粮食安全、筑牢金融“防火墙”，使经济发展受惠于而不受制于外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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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再生产;新发展格局;大国经济;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9-0051-09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此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等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一年多来，学界主要从五个视角展开了对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是統筹发展与安全的视角。高培勇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2]。金碚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在原有的理论逻辑中加入安全因素”[3]。二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视角。鲁保林等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张力、有弹性、开放包容、自主可控的循环体系”[4]。三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视角。肖潇认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继续调整和变革，适应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适应、协同发展”[5]。四是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周绍东等从区域产业分工视角出发，“刻画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地理路径，为理解新发展格局和需求侧改革的内在联系提供空间政治经济学解读”[6]。五是社会再生产和分工理论的视角。乔晓楠等认为，“双循环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一国在特定阶段利用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需要与该时期工业化发展的要求相适应”[7]。洪银兴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包括需求侧的推动、供给侧的推动、外循环转向三大路径[8]。既有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探讨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核与实践机制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和透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和路径的认识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本文在学界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探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和路径，以期为洞悉新发展格局构建规律提供思想材料与理论启迪。
一、经济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实现形式和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受制于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国家比较优势和国家间战略博弈
“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9]单个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包括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相互关联和往复循环的环节。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10]238，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乃至全部用于积累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实现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再生产的常态。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和方法出发，能够分析出经济发展格局的特征和演进规律。
（一）经济发展格局是社会再生产实现形式和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
经济发展格局是一国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形式，包括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种基本形式，表征一国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重心与方式。如果再生产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都利用国内市场和资源而在一国内部开展和完成，再生产表现为国内循环（简称“内循环”）;如果再生产的一部分阶段和环节在一国内部进行，另一部分阶段和环节利用国外市场、技术或资源而在国外进行（简称“外循环”），再生产表现为内外循环“双轮驱动”的双循环。封闭条件下，一国主要利用国内市场和资源进行再生产，在形式上表现为内循环;开放条件下，一国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进行再生产，在形式上表现为双循环。
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是一国形成双循环再生产格局、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要求。内循环以国内资源和技术为基础，以国内分工和市场体系为载体，以国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为支撑。内循环自主性和安全性较高，但也存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够高、经济循环范围不够广、资源配置利用效率不够优等局限，难以实现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最大化，易陷入生产和消费的低水平均衡。外循环以国际资源和技术为基础，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载体，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体系为支撑，利用市场和资源的范围通常比内循环更广。“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数量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11]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全能式地在再生产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均占比较优势，难以在自我封闭条件下实现最优化社会化分工协作并使本国产业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参与外循环能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弥补国内再生产能力“缺口”、提升生产要素匹配度，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同时，参与外循环有助于一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拓展再生产实现空间。“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2]资本追求自身增殖最大化的本性，驱动一国资本循环运动的空间扩展至世界市场。商品资本国际化运动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货币资本国际化运动主要表现为国际投资，生产资本国际化运动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生产经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3]，“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14]。各国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能深化细化分工，在双循环再生产中共享全球化红利。 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是我国增强双循环再生产动能、促进扩大再生产的有效途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遭遇国际上的经济封锁，不具备广泛参与外循环的外部条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主要倚重内循环实现再生产，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再生产突出存在信息传递不畅、创新激励不足、循环效率不高等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交往的流量比较有限，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外循环规模明显下降;1957年起每年举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外循环的广度和深度有限，“文革”中更是基本同世界经济隔绝。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主动承接国际资本和订单转移，发展“三资企业”和以“三来一补”、出口创汇为特点的外向型经济，以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特点的外循环快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机遇，降低进出口关税，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外循环内容日趋多样、链条不断拉长、规模日益壮大。这有效克服了国内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形成不足、外汇存在缺口、生产技术落后等不足，发挥了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后发优势，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内循环发展，带动了城乡劳动力就业和工业化发展，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二）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社會再生产一般规律、国家比较优势和国家间战略博弈
其一，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从微观上看，单个产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要求资本能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即产品卖得出去和买得回来。单个产业资本的增大是在互为前提条件的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的循环中实现的。产业资本内循环的运动过程是“国内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用国内劳动力在国内生产——国内市场出售——国内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简称“内购—内产—内销”），可用公式表述为Gh—W（Ah，Pmh）…P…W′—G′h，其中Gh表示作为产业资本运动起点的国内货币资本，Ah表示国内劳动力，Pmh表示国内生产资料，G′h表示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后获得的货币资本。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资本的运动主体包括国内资本、国外资本和国内外混合资本，运动形式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假定产业资本再生产的生产阶段是使用国内劳动力在国内完成，依据购买、销售阶段是否在国内进行，双循环条件下产业资本再生产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内购—内产—外销”，资本运动过程是Gh—W（Ah，Pmh）…P…W′—G′f，其中Pmh表示国内自主供给的技术和资源等生产资料，G′f表示产品外销到国外所得的以外汇形式存在的货币资本。二是“外购—内产—内销”，资本运动过程是Gf—W（Ah，Pmf）…P…W′—G′h，其中Gf表示引进的国外产业资本，Pmf表示国外技术或资源等生产资料，G′h表示产品在国内销售所得的货币资本。三是“外购—内产—外销”，资本运动过程是“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国内加工——出口和获得外汇——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Gf—W（Ah，Pmf）…P…W′—G′f。假定其他条件不变，G′f与G′h的比值越高，表明市场对外依存度越高;Pmf与Pmh的比值越高，表明技术和资源对外依存度越高。无论哪种情形，单个产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都要求三种形式的职能资本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要求产业链上中下游和产供销有效衔接互动，使产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使用价值上得到替换，即既卖得出去又买得回来，否则会诱发产能过剩和企业效益下降等问题。
从宏观上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是在个别资本循环及其错综复杂的交织流通中实现的，“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10]438。社会再生产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常态化处于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马克思创造性地将一国总产品抽象地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深刻揭示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及时足额地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使用价值上得到替换;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总产品供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主要是从对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过程的剖析中得出的，但所揭示的是市场经济国家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一般规律。开放条件下，一国社会再生产涉及的产品和实现过程更为复杂，实物替换的对象扩展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价值补偿的对象扩展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但其实现仍要求社会总产品既卖得出去又买得回来，以及供求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如果供需总量和结构不匹配，社会再生产循环受阻，会引发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
其二，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国家比较优势。一国资源要素禀赋形成其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合作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在国际循环和世界再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决定其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方式和格局。同时，一国比较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受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等制约，小国的内需难以支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再生产，对外循环依赖度较高。大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经济体系相对完整，能支撑区域产业分工深化广化，使国内产业发展突破最小有效规模的门槛而形成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再生产格局。大国国内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能对再生产起到主要支撑作用，既可直接带动内循环，又使企业形成基于“母国市场效应”开拓国际市场的优势。“从要素规模到供需均衡机制形成大国内生能力原理，从多元结构到要素耦合机制形成大国综合优势原理”[15]，巨大内需市场是大国增强发展自主性和再生产的独特比较优势。大国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以内需主导再生产是大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必然和经济由大向强的必经之路。
其三，经济发展格局受制于国家间战略博弈。世界各国“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16]，各国经济循环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一国参与外循环与维护经济安全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完善其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意味着安全性和独立性，但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反之，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速的提高，但会削弱经济的安全性和独立性”[17]。在国际贸易自由的前提下，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协作有利于提升各国再生产效率，参与外循环能使各国获得国际分工的红利。但出于为本国社会再生产创造最有利条件或维护国家安全、遏制他国发展等考量，各国会设置关税保护等壁垒而要求别国实行自由贸易，会因时因势地交替使用关税保护和自由贸易政策。国家间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显著影响世界与各国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实现程度。一国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能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但也会提高生产和市场的对外依存度，受制于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战略博弈，易于遭遇国外市场断需而卖不出去、国外资源断供而买不回来等风险。一国再生产可能受益于外循环红利，也可能受制于外循环“陷阱”。 受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一国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对比重和相互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形成多样化的双循环结构;内循环和外循环可能互补互促，也可能相互替代和制约。如果内循环在再生产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经济发展格局表现为以内循环为主体;反之，则表现为以外循环为主体。一国发展格局应以内循环为主体还是以外循环为主体，需系统把握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国家比较优势和国家间战略博弈，在统筹发展与安全、权衡双循环的正负面效应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考察一国发展格局不能罔顾时空条件的异质性，不能刻舟求剑般地认为双循环一定是以内循环为主体更好或以外循环为主体更好，不能矫枉过正地认为以内（外）循环为主体就是内（外）循环的比重越高越好，也不能削足适履般地要求所有地区和行业一律转向某种固定比例组合的双循环结构。从一国内外循环的动态调节来看，当内外循环均畅通时，应促进二者同步联动、相得益彰，实现双循环一体化和最优化;当外循环畅通、内循环受阻时，可着重由外向内地优化内外循环互动机制，借力外循环带动内循环;当外循环受阻但内循环畅通时，可着重由内向外地优化内外循环互动机制，依托内循环推动外循环;当内外循环畅通受阻时，应主动调整内外循环的结构和互动机制，优化双循环的现实条件和复合效应。
二、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调整市场和资源利用重心与方式，再造内需主导、创新驱动和高水平开放的再生产体系
新发展格局之“新”，在于社会再生产布局转向“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是：把握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与我国比较优势和外部环境变化，优化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利用的重心和方式，再造内需主导、创新驱动和高水平开放的再生产体系。
（一）更新需求拉动主引擎，再造内需主导的内生型再生产
其一，这是遵循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内，我国生产和需求“双弱”，国内市场发育不充分、功能不完善，倚重国外市场和资源、形成出口导向和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有历史的合理性。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利用外资——扩大产能——增加出口——获得外汇和利用外资”，对国内经济循环的培育和带动不足，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有限、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资源跨时跨境错配等局限，“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还导致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18]。随着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我国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成本优势弱化，支撑社会再生产的要素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内需“进口依赖”、产出“出口依附”、产业结构低端固化、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内外循环发展失衡、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等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难以成立。这就要求我国更新需求拉动主引擎，主动调整内外循环的结构和关系，强化内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
其二，这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抉择。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和中等收入群体，城镇化率超过60%，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健全，已是第一大工业国、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由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赶不上生产的扩张，我国以国际大循环主导带动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递减，也不足以使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同时，得益于我国经济总量快速提升与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发展战略的持续深化，近年来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要素低成本优势演变为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内循环规模快速扩大、活力日益强劲，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42%下降至2019年的318%，内生发展能力强的大国经济特征日益凸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19]从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看，这是我国经济总量和消费力增大、可贸易程度较低的服务业规模和比重上升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国内市场消费力大幅提升，内循环的活力不断激发、在双循环中的分量和比重日益提升，再加上因生产和消费的时空难以分离、可贸易程度明显低于制造业的服务业规模及比重快速增长，内循环对扩大再生产的贡献率明显上升，未来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
其三，这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循环和世界再生产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区域化、本地化“收缩”，我国外循环在既有弊端凸显、动能衰减情况下又遭遇风险剧增的挑战。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中美经济互补性减弱而竞争性增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罔顾国际规则和事实，将我国视为世界再生产失衡的元凶和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明火执仗地通过贸易脱钩、技术断供、规则封锁、企业制裁等手段遏制我国发展。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发生质变，我国技术和資源进口断供、产品出口断需、外循环断链风险空前上升，再生产所要求的产品卖得出去、买得回来的条件受到明显冲击。得益于国内强大生产能力和疫情防控明显好于其他国家，2020年我国出口逆势增长，但未来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各国对有限市场的争夺更为激烈，出口端的外循环动能减弱、外需下滑和进口端的供应链安全风险上升。新的发展形势要求我国因势利导地构建更具安全关切性的发展格局——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减少进出口依赖，推动部分产业链环节和部分外向度较高地区的发展重心“由外转内”。
习近平指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19]。从再生产视角看，畅通安全是扩大再生产的“生命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战略基点是把握规律、顺应大势，深挖国内市场潜力，再造内需主导的内生型再生产。 （二）更新技術进步方式，再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
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乃至全部用于积累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实现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常态。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水平不仅取决于生产中的货币资本增量，还取决于生产技术。“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10]25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八章分析运用折旧基金扩大再生产时指出：“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有了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10]192
内涵型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显著区别在于，再生产过程是否有技术进步的渗入。在技术进步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中，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劳动效率型与资本效率型创新涌现，产业资本获得强大扩张能力，再生产得以加速升级。技术进步不仅强力驱动本部门生产力发展，还会通过再生产各个环节的交错运动促进相关部门和领域的生产力发展，促进全社会共享“技术红利”。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不是旧的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形式的重复式循环，而是渐进式或突变式再造再生产各个环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再生产量质并进的过程。
一国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有自主创新与引进模仿两种。过去较长时期，我国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形成外延型扩大再生产。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有两条：一是购买大型成套设备和先进资本品，二是希望合资企业的外方带来先进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另一条思路是通过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通过FDI获取新技术十分困难，通过被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新技术也是如此。”[1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技术进步较快，但主要是通过引进模仿再创新实现，形成外源性技术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自主创新促生的技术进步及其对内涵型再生产的贡献有限，难以适应国内外发展条件的新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增强，靠要素低成本支撑的外延型再生产已难以为继，难以破解供需失衡、需求外溢和被锁定于国际分工体系低端的格局，难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形成强大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实施技术断供，企图在高科技产业链条中“去中国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可获得性缩窄，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外循环“掉链子”风险陡增，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全面上升，成为决定我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这就要求我国加速推进技术进步方式由引进吸收转向自主研发为主，在科技“补短板”和“锻长板”中提升内外循环的畅通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20]，“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20]。从再生产视角看，科技自主创新是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再生产各个环节现代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与竞争力的关键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塑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目前，我国生产能力巨大且体系较完整，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再生产各环节数字化和智能化，为自主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支撑;巨大内需市场能摊薄新科技研发和应用成本，为自主创新提供了需求牵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但是，科技自主创新仍突出存在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企业自主创新活力不足等短板，关键装备、高端产品依赖进口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唯有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生态、加速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和内涵型再生产，才能增强发展动能和维护产业链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更新外循环参与方式，再造高水平开放型再生产
开放条件下，一国内外循环包含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包含彼此嵌套、交融共享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我国再生产体系是双向开放的，国内企业利益已延伸至全球，内循环也是开放性的;外循环是内循环的延续和补充，为反哺内循环、促进双循环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绝非要搞弱化外循环的“内向型经济”或内外循环脱钩的自给自足，既要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也要把外循环内嵌于国内市场，依托超大规模内需打造自主性和效益更高的外循环。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的17%，还有83%的国际市场可供利用。此外，新发展格局是面向全国的整体性格局，不能简单套用到局部地区和行业。少部分外向度高的地区和产业发展可以外循环为主，更需要在“外引内联”中促进双循环畅通，更好地发挥外循环的作用来激发竞争和创新活力。
一国参与外循环的方式受制于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我国人口众多，但一度人均国民收入较低，内需规模较小，参与外循环以满足外需为主，带来内外循环发展失衡和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目前，我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超大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可有效链接内外循环，成为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独特优势和提升外循环分工地位的根基。基于超大规模内需潜力优化外循环，协同推进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可实现内外循环互利共生、互促共进。内循环的壮大将对国外优质资源要素和市场主体产生“虹吸效应”，将“自内而外”地推动国内循环扩大为新的国际大循环，提升外循环层次、能级和我国经济竞争力。这一机理可简述为：壮大内循环——集聚国外优质资源要素——内循环升级为新的国际大循环——国家竞争力上升。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20]从再生产视角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是更新外循环参与方式，塑造内外循环良性互促的开放型再生产。宏大顺畅的内循环非但不会排斥外循环，还会优化外循环和再造出新的国际大循环，促进内外循环发生“物理重组”和“化学反应”，有利于双向赋能。在新的国际大循环中，我国市场将加速国际化，同世界经济更紧密互联。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更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将发挥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拥有更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与发展主动权，将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推动世界再生产体系均衡化和包容性发展。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是坚持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统一，协同推进内生型、内涵型和开放型再生产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既坚持扩大内需与自主创新相统一，畅通国内大循环，又坚持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相统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推进内涵型、内生型和开放型再生产，推动我国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创新中心 世界市场”，实现更加畅通、自主和安全的经济循环。
（一）构建国内统一市场和扩大内需，推进内需主导的内生型再生产
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供求总量和结构趋于均衡，总需求结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参照系。加快激发内循环活力，重点不是通过政策手段刺激内需，而是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释放有效投资和消费潜力，优化城乡区域经济布局，贯通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畅通内需主导的再生产循环。
一方面，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再生产循环的畅通和加速，本质上是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易顺畅高效。“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21]内循环有产业与地域两个空间，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地理空间两个维度并行，要求减少商品和要素跨区域跨部门跨产业流动的交易成本。为此，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区域本位主义”和行政性垄断，防治资本和技术对生产、流通的市场性垄断，建设各地区相互开放、公平竞争、秩序规范的全国统一市场。要加快数据市场建设，充分运用信息化和现代供应链建设高效率的现代流通体系，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促进数字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防治资本无序扩张。同时，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关联畅通与各类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引导各地区各行业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找准自身位置和比较优势，深化东西部协作等分工合作机制，构筑区域间“雁阵发展”模式和优势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要素集中、企业集聚、产业集约、产业链集群发达的城市群，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创新链和产业链。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有效破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户籍和社保羁绊，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协同流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健全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机制。一是优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环境，解放和增强社会消费力。强化劳动者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率、就业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多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同时，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推动哑铃型收入结构变为橄榄型，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使人们“有钱花”。细化“房住不炒”政策，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共有产权住房供给，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社会保障覆盖面与保障水平，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和全社会预防性储蓄动机，使人们“敢花钱”。提升国内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力，发展电子商务、直播电商等新型消费和中高端消费，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使人们“好花钱”。二是健全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促进有效投资合理增长和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以企业需求为中心改革投融资体制，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打造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破除妨碍民间投资的体制机制藩篱。有效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及其对生产要素的引导效应，疏通多元化投资渠道，健全激励企业扩大有效投资的财税金融制度，推动投资结构更多转向科技发展与“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重大工程）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与消费需求良性互动和双升级。
（二）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再生产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健全中国特色科技自主创新体系，破解自主创新因投入大而起步难、因基础研究能力不足而搞不了、因风险大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划不来、因产业链与创新链脱节而应用效率較低等问题，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占比，推进创新驱动的内涵型扩大再生产。
一方面，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对公共品属性强、投资风险高但危及国家安全的“卡脖子”技术，可由政府牵头组织研发。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揭榜挂帅”“赛马”等机制，激励科技人才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强化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对适合企业依托市场需求发展的技术，政府应优化激励竞争与创新的产业政策，推进科技、教育、产业、金融深度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激励企业研发和应用高新技术。构筑有强自主性的产业链和较完整的国内分工体系，做到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至少有“备胎”，提升对外方技术断供的反制能力。同时，健全技术创新收益分享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税收优惠等办法，激励企业提高研发强度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优化企业自主创新服务体系，培育掌握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市场渠道的产业链“链主”，发展由国内龙头企业主导的生产网络，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有效衔接，提升我国供给体系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安全性。
另一方面，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畅通科技要素循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促进分工深化细化和迂回式生产，促进新技术新经济涌现和绿色低碳发展。健全“科研投入—产品创新—产业化落地”的孵化体系，发展科创板资本市场，引导私人资本参与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完善新业态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融入实体经济。健全开放式自主创新生态链，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和发展技术贸易，建设高能级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深化内需导向和创新导向型开放，推进双循环互促的开放型再生产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求供给与需求高水平动态均衡，而且要求内需和外需高水平协调发展。要健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推进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对外开放，塑造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发展国际国内市场联通、产业相融、创新相促、规则相联、双循环互促共进的开放型再生产。 其一，深化内需导向型开放，升级“以内引外”。充分发挥内需市场规模效应和要素集聚效应，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以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重塑产业链国际布局，推动外贸稳量提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深化商品与要素流动型开放，推进规则、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减限制外资进入中国的负面清单，推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和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继续办好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和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充分激发对外开放对国内改革和内循环的促进效应。
其二，推进创新导向型开放，提振“以外强内”。目前，我国参与外循环的重心已不再是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以国内需求和自主创新为主导牵引更加自主高效的外循环。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引进外资与引技引智并举，更加注重引进创新要素，从粗放的大进大出转向精细的优进优出。支持国内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引导企业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基于内需面向国外企业开展“逆向外包”，发挥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与基于市场规模和科技创新的新竞争优势，促进我国产品驰骋全球市场和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其三，强化开放安全保障，促进“内外融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推进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建设，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和引领“再全球化”。既坚持全国一盘棋，平衡好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又因地因业制宜，不搞效率低下的全产业链。动态把握贸易伙伴国、投资对象国和利益攸关国的经济政治变化，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与保障国家安全、利用外资与安全审查的关系，增强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与大国协调合作，趋利避害地加强国际供应链保障合作，推进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进口分散化，确保粮食安全、筑牢金融“防火墙”，使经济发展受惠于而不受制于外循环。
参考文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