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夏天，我因赴北美开会而在温哥华见到我的老师、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Edwin G.Pulleyblank）教授。在那之前，我已听说蒲先生因帕金森病失忆，然而没料到如此严重——别说一别十载的学生了，就是爱妻儿女，也全都形同陌路。但是，当我说起哈佛大学的汉语语言学会议时，蒲先生欣欣然有喜色。“他听懂一些了。”师母敏锐觉察，边说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那是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中的一册，绿色封面上的书名题字遒劲有力。看来师母常用这种方式进行“考试”，以致未及提问蒲先生就连连摆手。不过，在大家的鼓励之下，蒲先生还是顺从地像小学生那样，左手捧书，右手指着书名，一字一字地读出：新——唐——书——。在场的六七个人不禁鼓起掌来。我接着问什么是汉语音韵学，蒲先生略显迟疑，不过很快反应过来：“研究……词
　　典……中文……你需要。”我又问中国历史，蒲先生此时已相当自信。“这个嘛，”他停顿了一下，“发生的……事……中国……过去。”瞅着师生对话，一旁的蒲先生女儿始终洋溢着笑容，不过末了仍不无哀怨地说：瞧，最亲的人，成天在一起，都忘了。留在他心里的，就这些了。说完又指指书架。我抬头环视，十数个塞满书籍的高大书架环墙而立，近旁的中文约占半数，且多线装书。内心不胜感慨：步入耄耋之年，人事皆已淡漠，然而毕生孜孜以求的学术，连同那个东方古国，那些珍贵的书籍，依然留驻心底。蒲立本的好友朱德熙先生曾经说过：真正潜心学术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蒲立本正是这样的学者，他将生命融入学术，学术也就有了生命。今年四月，蒲立本走完了人生之路，但他的学问却永存世间，霑溉学林。
　　蒲立本接触中国学问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九四二年，他以弱冠之年毕业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专业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由于有语言学背景，得以参与盟军的情报工作，有机会接触日文。又由于欲究日文根底，最终转向汉学。“二战”结束后赴伦敦大学留学，一九五一年获博士学位。两年后成为剑桥大学教授，一九六六年返回加拿大，任教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八七年成为荣誉退休教授。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蒲立本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汉语语言学两个领域。从学科划分看，历史学和语言学各有关注对象和研究范式，虽有交集，但本质不同，很少有现代学者在这两个领域均能独树一帜，而蒲立本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最初的研究偏重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唐史，攻读博士学位时专治“安史之乱”，论文即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该书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三十年后仍有美国出版社重印。“正史”研究之外，蒲立本在古代中外关系研究上亦颇多建树。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发表长篇论文《印欧人与华人的早期接触》，从语言、历法、车马、冶金、小麦和大麦、牛羊、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全面论述了古代中国与亚洲欧洲的种种联系，引起很大反响。加州大学吉德炜、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法国高等社科院沙加尔、香港城市大学及加州大学王士元等多位学者纷纷著文与之论辩，极一时之盛。
　　蒲立本着力更多的领域是汉语历史音韵学。他本科攻读古代语言，负笈伦敦时常与西门华德、琼斯、弗斯等著名语言学家过从问学，萌生语言研究的兴趣由来已久。至于为什么是汉语音韵，还有两个直接的原因。第一，在历史研究尤其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专名确认至关重要，比如西域有Alexander（亚历山大）、Kashmir（克什米尔）、Talaz 等地名，《汉书》有乌弋山离、罽（jì）宾、都赖，它们是否分别对应？详赡的语音细节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既有古音框架难堪此任，深入研究乃势所必然。第二，对古汉语虚词的正确理解需要对汉语古音进行深入的研究。蒲立本任教剑桥之后开始讲授古代汉语，辨析虚词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而要弄清虚词的用法和源流，古音证据不可或缺，清儒“因声求义”也正是这个意思。蒲立本为了古汉语语法的研究而将主要精力移至汉语历史语音。
　　蒲立本在汉语音韵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很多创见或广为学界接受，或引发广泛讨论。在上古声母方面，蒲立本深入调查汉字的谐声关系，联系汉藏同源词，征以对音转写等多种材料，系统构拟了上古声母系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见解。在上古韵母方面，蒲立本根据主元音的不同特点（锐升与钝降）而提出A、B两种类型的理论。尽管A、B各自有何语音特质至今仍有争论，但这种划分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
　　上古音之外，蒲立本对中古音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一个世纪以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首次系统构拟了中古音，影响十分深远。蒲立本推崇但不迷信高本汉的工作，他深入挖掘探究各种证据，补苴之余更提出新的构拟体系。按照高本汉的构拟，一等韵母到四等韵母是主元音由低变高，同时三等和四等还有介音 -j- 与 -i- 的分别。这种构拟至少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中古音中三等音节占全部音节一半以上，而 -j- 介音在一个真实语言中不大可能有此海量分布。第二，为四等构拟 -i- 介音多有难以解释的反证，比如在日语吴音、汉越语以及其他对音材料中，与四等相对者没有 -i- 介音；此外，四等反切上字与一、二等而不是三等频繁往来，也说明 -i- 介音的不当。蒲立本联系中古时期政治版图及文化中心的变动，利用反切、韵图、诗人用韵、现代方言、域外对音等多种证据以考察音系内部的变化，构拟出早期中古音及晚期中古音两个系统。前者基于《切韵》，后者基于《韵镜》，慧琳反切，白居易、李贺等人的用韵，代表中唐长安音。这样就避免了高本汉体系中的那两个问题。具体来说，在蒲立本的早期中古音中，三等不是 -j- 介音，而是 i 、、u 作主元音或者作 a 元音前面的介音，完全不存在单个介音超过半数的问题。四等没有 -i-，就不会为上述种种反证所困；同时也不会与四等为细音（高元/介音）的认定发生矛盾，因为那是后来韵图时代（晚期中古音）的语音状况。总之，蒲立本的构拟利用了其所能及的所有资料，而且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极富逻辑性，是高本汉中古音研究之后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 　　蒲立本的研究重心是汉语历史音韵学，但并不局限于此。他曾有多篇论文讨论汉藏语、印欧语中的元音交替等问题，还有基于语音事实探讨一般语音学音系学问题的论文。这里仅举一例。蒲立本发现晚期中古音向粤语的发展中有两种情况，一是“端”，由 *tuan 变为 ty：n；二是“官”，由kuan 变为 ku：n。二者韵母来源相同，皆为桓韵合口一等，拟音为-uan，但是到了粤语却有 -y：- 与 -u：- 的不同。辅音 t- 使得原来的后元音 u 变成了前元音 y，但辅音 k- 却不能。据此，蒲立本提出元音区别特征 [ 前] 应受控于“舌冠”（coronal），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舌根”（dorsal）。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受到生成派学者的重视，比如麻省理工学院 Michael Kenstowicz 就在广泛用作教材的《生成音系学》中引用其中的细节以为证据。
　　蒲立本在多个领域成就卓著，备受学界赞誉。他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通讯会员，此外还曾担任加拿大亚洲研究学会会长，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成就和荣誉令人钦敬，而作为他的学生，深知其来有自。在蒲立本的办公室里，笔者曾看到高本汉的《汉文典》，这是高本汉上古音中古音构拟的终极汇编，更是集古汉语形音义之大成的资料性巨著。蒲先生办公室里一共有两个版本。一是一九七二年的重印本，封面残破，书角卷起，拇指痕深重。另一本是一九五七年斯德哥尔摩的初印本，书脊的装订线全无踪影，整本书已完全散架，看上去像是一页一页摞起来的文稿。小心翻开（实际是移开），每一页边缘都是汗渍指痕，破裂残缺，稍微触摸就会有纸屑脱落。而细细看来，纸页厚重光洁，还有两片硬壳封面，表明原本是精装本。可能是我少见多怪，我从未见过任何一本著作因个人频繁翻阅而残破到这步田地。不由得让人想起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让人想起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的箴言。
　　九十年代初，笔者开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蒲立本先生已经退休，可是他以导师为己任，帮助指导，不遗余力。还在入学之初，蒲先生就将自己的办公室分出一半给我，电脑、工具书、文具等一应俱全。还送我书，除了他自己的论著，还到书店为我购买必备书籍。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蒲先生专门为我一人义务授课，每两周一次，每次三小时，偶或因开会探亲等离开，总是适时做出调整，两年间从未中断。后来其他学生慕名加入，于是增加课时，改为每周一次。蒲先生乐此不疲，多年后仍然如故，年逾八旬仍为学生开课，分文不取。
　　蒲立本学贯中西，创见极多，讲授的内容又相当高深，听课时免不了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蒲先生耐心解答，而且金针度人，讲解理论观点时注重背景、材料、结论的逻辑论证，使人不仅获得知识，更能在批评性思维和研究方法上大获进益。在高本汉的构拟系统中，中古声母喻四（j-）的上古来源主要有三个，即 *j-、*d-、*g-。前两个还好说，为什么会有 *g- 呢？对我来说殊不可解。刚好那时蒲先生说到他的好友Gran Malmqvist（马悦然）将周祖谟关于《切韵》的文章译成英文，于是就从马先生的中文名字说起。“马”和“然”都好理解，分别来自 Ma- 和 -ran。“悦”怎么能和 G 对应呢？原来在瑞典语中，G- 在后随前元音的条件下变读为 j-。（[ce]）是前元音，所以前面的G- 读为 j- ，只是由于文字滞后，写法未变罢了。如此看来，为了体现G的实际发音 [jce]，选用“悦”字是非常合适的。高本汉熟悉瑞典语 g- 变 j- 的事实，又有谐声等方面的证据，于是就施用到古音发展上来，因此有 *g- 变 j- 之说。蒲先生的讲解揭示了高本汉构拟的用心以及与之相关的一般语音变化规律，即便不同意这一具体构拟，仍然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发。
　　蒲先生对学生总是满腔热情，但正所谓爱之深而责之切，所以要求严格，给出指导有时甚至有些“武断”，但是具体而微，帮助甚大。记得我博士论文头两章写好后呈给蒲先生，他不到一星期就退给我，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评注。他还专门另写综合意见，一上来就说：我不大满意你的初稿！你有好材料但是分析和展示存在巨大罅漏，你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匆忙给出假设，给人的印象是你在曲解材料以适应你的假设……读得我心里发慌。但接下来，蒲先生详细分析了问题所在以及如何改进，洋洋几千言，细致入微。末了不忘写道：“让你为难了，但我觉得你深具潜力，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先生做学问几近“痴迷”，但此时心细如发，生怕伤了学生的自信心，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不已。
　　蒲先生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在我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学生中，没有不充满感念之情的。比如欧盟首任驻北京大使魏根生（Endymion Wilkinson）博士，他是蒲先生在剑桥时的学生，几十年过去了一直未忘师生情谊，他编写的《中国历史手册》（增订版）印出后即寄送昔日的老师，欧盟设计好欧元就将放大的样品寄给蒲先生分享快乐。蒲先生倾情教书，只求付出，学生有所成就就是最大的回报，我至今仍记得他收到魏博士书籍及欧元样品时的喜悦表情。
　　蒲立本一生研究汉学，对中国非常向往，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也相当熟悉，他与中国学者多有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四六年，蒲先生赴伦敦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在那里开始跟中国学者来往，其中就有刘殿爵（后任伦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和于道泉（后任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刘殿爵曾在蒲立本博士论文出版时帮助书写中文材料。至于于道泉，蒲立本多年后仍记得交往细节，还说于先生在校园里可以边骑自行车边阅读报纸，当时圈子里无人不晓。
　　四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推出一人一年三百英镑的奖学金计划，以吸引西方学子来华读书，蒲立本的同学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就是因此而得以师从罗常培、王力学习汉语语言学的。蒲立本也提出了申请并且获得了批准，只是因为结婚而未能成行。不过蒲先生一直在争取机会。一九五五年，作为西方大国中唯一与新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国组织了一个文化代表团，蒲立本以剑桥大学教授的身份位列其中。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了西安、上海、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见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一起讨论敦煌变文、古代中外关系方面的问题，十分享受辩难问学的快乐。
　　此后因冷战难有重访中国内地的机会，但蒲立本一直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像李荣的《切韵》研究，罗常培、周祖谟的汉代语音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研究，新出土的简帛文献，蒲立本都是及时获取，借鉴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七十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内地走向改革开放，交往机会增多，蒲先生多次来华，开会访学，朋友聚谈，探访古迹，兴致极高。一九八二年他在北京开会时见到周祖谟，后来上课论及零声母音节增生喉塞音声母，蒲先生援引的旁证是周先生说话会给元音起首的音节，比如安（n），加一个喉塞音声母 ，——与朋友的交谈同时又成了获取语言材料的机会。一九九六年夏天他又一次来北京开会，会后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蒲先生兴致勃勃，在山洞里一边仔细观览，一边跟我们讲说人类起源，北京猿人与非洲古猿的区别。随后顺道参观了近旁的一个古物展览，记得里边有个铜质脸盆，两侧边缘有手掌那么宽，上面有类似搓板的纹路。讲解员说用力搓动会出现异象。我们几人先试了试，什么都没发生。轮到蒲先生了，他非常投入，用力搓动，盆里的水似滚水般沸腾起来，同时还发出嗡嗡声响。那年蒲先生七十有五，解说员打趣说姜还是老的辣，而蒲先生则摊开通红的手掌，兴奋地称赞古人的智慧：盥洗还能强身健体。
　　蒲立本社交面不广，但与同道中人过从往来，非常热心。一九八九年夏天，好友朱德熙自北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余霭芹为之接风洗尘，蒲立本驱车数百公里，奉上慰问祝福。九十年代中期，社科院何乐士访问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蒲立本亲自驾车接站，关照食宿，主持何先生的演讲。跟赵元任的交往就更多了。赵先生是前辈，蒲立本非常敬重，私谊甚厚，多次到府上拜候，得以品尝赵太太杨步伟女士的拿手菜。赵太太热情率直，见面打招呼不用已有中文名，而是叫他“白鸡”——蒲立本姓氏（Pulleyblank）对译成法语的意思。“只有她一个人这么叫我，一定是赵先生告诉她的。”回忆起这些往事，蒲先生总是非常高兴。交游汉学同好，聊学问谈天地，最能带给他舒畅愉悦的情怀了。
　　三十多年前，笔者在北大唐作藩老师的音韵学课上第一次听到蒲立本之名。当时心里有些好奇，因为以前只知道加拿大有白求恩，没有想过还有著名的汉学家。后来有幸师事左右，真切感受到名不虚传。蒲先生潜心治学，成就斐然，滋兰树蕙，倚马三千，蔼然有长者之风，巍然为汉学巨擘，令人景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