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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名达，号显微，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复旦大学、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被誉为中国目录学史的开创人。1942年6月，姚名达在江西泰和杏岭国立中正大学发起组织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并任团长。7月7日，姚名达在与日军搏斗中英勇牺牲，由此成为抗战捐躯的教授第一人。
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包括姚名达教授。
师从梁启超
姚名达1905年3月生于江西兴国县竹坝村。父亲姚芳权曾为县学庠生，姚名达六岁时，其父教他识字读书。10岁那年，姚芳权送给姚名达一部通俗史学教科书《纲鉴易知录》，姚名达在阅读此书时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他善于思考，认为此书存考证不精等问题。姚名达在读书时写下许多心得，并以其他史书与此书逐一对照校勘，发现与《纲鉴易知录》有许多差异之处。这种质疑的读书方法，让姚名达喜欢上了史学。
姚名达1918年2月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1920年与黄心勉结婚。1923年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窘困，父亲让姚名达学医。然而姚名达魂牵梦萦的，却依旧是史学。不久，姚名达听说上海南洋公学设有国学专修科，学生可享受公费待遇。姚名达不顾家人反对，坚持投考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并被顺利录取。1925年8月，清华大学国学院公开招生。姚名达应考并被录取，成为清华国学院首批38名学生中的一员，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1925年9月，姚名达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读，导师是梁启超先生。姚名达入学后首次拜见梁启超，梁启超问他志趣如何。姚名达答道：“愿下极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专题的研究。非待是书成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梁启超对姚名达的回答很满意，深感后生可畏，对他说：“余之所以愧为师者，亦惟增一日之长耳！”姚名达第二位妻子巴怡南曾回忆说，姚名达“闻清华研究院以同等学力招生，君欣然曰：‘此真余志也！’乃至。同学中以君年最少。梁任公先生见而异之，叩其志，尤乐指导”。
梁启超是一位具有浓厚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1903年曾作《爱国歌》四章。梁启超的言行举止深深感染着他的学生，让姚名达受益匪浅。一次，学生邀请梁启超畅游北海公园。梁启超在船上，深情地对学生说：“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姚名达被梁启超先生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感动，决心追随先生治学。当时梁启超抱病上课，无力写稿，姚名达等学生便负责给他记录和整理手稿。
专心治学，开创目录学、目录学史、史学史新局面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制一年。1926年7月，姚名达该毕业了。他不愿意离开自己挚爱的导师梁启超，更不想放弃热爱的史学研究事业，仍继续留院从事研究工作。1926年9月，姚名达继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事史学研究。1928年6月14日，姚名达再次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但他仍未就业，继续留下来从事自己孜孜以求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为梁启超整理史籍。清华园浓郁的学术氛围让姚名达割舍不下，也不愿离开梁启超等先生，自己研究课题也让自己不忍离去。
1928年6月下旬，梁启超离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回天津养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天津逝世。梁启超先生病逝后，姚名达不得不离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江西许多中学争相延聘姚名达。姚名达希望要去的地方能有足够的图书资料从事研究，他婉言谢绝了这些中学：“我必须得世界大图书馆工作，有书可以从事研究才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很赏识姚名达的才华，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撰。1929年3月，姚名达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兼特约撰述。姚名达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参加了《万有文库》第一集的编纂工作，后参与了《万有文库》第一、二集编纂工作。
1933年，姚名达离开商务印书馆，在复旦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历史。1940年9月，江西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县成立，姚名达应邀担任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这一时期，姚名达在历史学方面有了较大的创新，将历史学更名为“史理学”。姚名达还援引《春秋》《中庸》《易》等古经义，取名“姚显微”。他的学生叶金（徐柏容）曾描写姚名达：“他讲中国通史，非常受同学的欢迎，虽然他的口才不十分好。”“常常能在球场上发现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着不熟练的姿势在打球。”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姚名达呕心沥血完成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手稿皆焚于战火。让姚名达最为痛心的是，他多年来研究中国史所抄的资料卡片十余万张荡然无存。这中间有他思想上的火花，有他所发现的价值很高的珍贵史料。资料和书稿被毁后，姚名达从头再来。他曾说：“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他认为，在学术上要有所作为，非有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毅力不可，有段时间泡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馆埋头苦读。姚名达曾说，余“笃志苦读，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真实记录了他这段苦读时光。从1933年到1939年，姚名达陆续完成了《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著作。此外，他还出版了《刘宗周年谱》《程伊川年谱》《中国文化小史》《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成吉思汗》《郑和》等。1933年，姚名达夫人黄心勉病逝。1935年，姚名达与巴怡南女士结婚。
姚名达致力于建立中国史学史的努力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可说是最早致力于撰写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也是在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尊敬、怀念的学者”。梁启超1927年提出在中国建立“史学史”这一学科。姚名达为梁启超的讲义加注文称：“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唯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但直到不幸牺牲，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仍未付梓出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多方寻找姚名达的手稿，未有结果。1942年姚名达牺牲后，学生王咨臣受托整理其遗稿，发现了一部油印本的授课讲义《中国史学史》，成为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珍贵文本。 走出书斋谋抗战，“书生亦当请长缨”
姚名达喜爱绘制地图，构想国防计划，假想一旦发生战争便如何作防守计划云云。他认为，要铲除外敌暴力，必须先从发扬民族精神与普及平民教育入手。他创办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致力于妇女运动。他发表文章倡导男女平等，号召妇女参与国家政事。一些青年学生常到他家中倾吐救国情怀，他则耐心引导其为国家作贡献。
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姚名达愤怒地说：“他们毁掉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他坚定地说：“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炸而歇业关门，作者亦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
1937年8月5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一封“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匿名读者来信。《大公报》将此信以《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为题作为头条新闻刊出。这封信是姚名达和夫人巴怡南所写的，所捐出的两枚金戒指就是他们的订婚戒指，还倡议“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
姚名达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1935年6月，姚名达等百余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复古运动，呼吁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935年12月，姚名达又与上海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称“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应当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中华民族应该进一步觉悟！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正气，争取民族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姚名达为表达杀敌愿望，愤然写道：“万里无垠一望平，漫天风雪赋南征。太息匈奴犹未灭，书生亦当请长缨。”抗战爆发后，姚名达常向国民党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亲身参与战事。姚名达在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中国通史课程时，特别注意强调“民族兴衰，民权伸缩，民生荣枯”，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抗战热情。抗战期间，姚名达把史学研究和抗日形势结合起来，发表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如《不平凡的一九四○年》《从史理学和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如何打击倭寇的进攻》等，分析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发展，估算敌军进军路线，希望唤醒民众，使国人意识到“振作民族精神应该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使人人明白了为什么要抵抗倭寇，使人人都激发原有的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
组建战地服务团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浙赣会战，中国第三战区主力退守至浙赣铁路线两侧山区。日军迅速攻占崇仁、宜黄、南城等地，赣东战场形势危急。鉴于战局形势不稳，中正大学校方决定放弃期末考试，提前放暑假。姚名达认为，值此民族危难之际，学生不应置身事外，他倡议成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服务军民。姚名达这一提议得到中正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和学生的积极响应。
6月13日，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成立，校长胡先骕担任名誉团长，姚名达为团长，文史系讲师王纶为副团长。团员约30人，多为文法学院学生。姚名达对服务团进行了分工，包括文书、会计、庶务、交际、宣传、慰劳、救护、募捐、组训、交通、赈济、通讯等工作，各司其职。服务团成员有的从事慰问品的筹集、经费的募捐、战地用品的借用，有的从事救护技能的培训、文艺宣传的排练，有的从事对外接洽联络工作。
6月25日大雨滂沱，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34人冒雨举行誓师大会。战地服务团成员披着雨衣从泰和县杏岭出发，向樟树前线开进。途经吉安时，战地服务团参加了各界人士的欢迎会。姚名达向各界人士作了抗战形势的讲演，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退了”“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里去，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姚名达的讲演赢得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团员们还到街头和群众场所进行了宣传，开展了募捐活动。战地服务团在吉安停留三天，掀起了一股加强抗战必胜信心的高潮。战地服务团沿途采取街头讲演、绘制标语漫画、表演歌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服务团还到吉安战地医院进行慰问，向伤病员发慰问金。据统计，服务团设免费施诊施药处，共诊治士兵约300人，义民1000余人。吉安当地民众来应诊者不下500人之多，战地服务团慰问伤病将士3000余人，并代写信300余封。
7月初，日军攻占三江口、临川、崇仁、宜黄等重要据点，对中国军队第58军防区形成包围圈。7月5日下午，58军军长孙渡命令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连夜向樟树撤退。姚名达代表服务团表示不后退，要上前线。孙渡见他们意志坚强，就派他们去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随部队共同进退。姚名达率领团员30余人由樟树前往最前线桥东。换药包扎完后，战地服务团随野战医院、辎重队撤往后方。
在躲避敌机轰炸的过程中，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逐渐走散。一队团员10人在姚名达的带领下撤退，放弃了原有的撤退路线，改由水路向新干转移。7月7日晚，姚名达一行抵达新干县石口村。由于长途行军，疲惫不堪，村中小河石桥被毁，姚名达一行暂住村民家中。当晚10时，日军突袭。四个日军士兵冲进姚名达居住的院中。姚名达抓住一名日军士兵与之搏斗。团员吴昌达、郑唯龙奋力相助，扼住日军士兵的咽喉使其窒息而亡。姚名达夺得日军士兵枪后大喊：“会开枪的同我来！”吴昌达紧跟在背后。日本军史记载证实了日军士兵在石口村阵亡事件，“扼毙日兵一名，夺枪一支”。此时，其余三名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和吴昌达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们“书生报国今其时，战地服务尽天职”的豪迈誓言。
“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
7月28日，姚名达和吴昌达两位烈士的灵柩被护送回泰和。7月30日，江西省政府暨泰和各界和中正大学联合举行公祭仪式。8月6日，姚名达和吴昌达烈士公葬于泰和县杏岭，墓碑上刻着“正气长存”四个大字。为了纪念姚名达教授，中正大学全校师生特发起组织“显微学社”，编印了《显微周刊》。教授殉国的消息也传遍全国，仅《新华日报》就先后三次作了报道。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称赞姚名达为“母校之光”。在姚名达殉国一周年时，胡先骕校长高度赞扬姚名达“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西江”。
然而围绕姚名达的牺牲，也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姚名达是“十足的书呆子”，“死得莫名其妙”。如《大公报》记者杨刚1942年9月7日在《大公报》发表的《姚显微之死》一文：“据认识他的人说来，这是所谓不知世故，书呆子一流的人物，不过呆子有汉子的心眼。”也有人认为姚显微不懂军事，不该仓促上战场，“本可避免作无谓的牺牲”，质疑其书生报国的牺牲精神。有人认为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的组建是“一时兴起”，质疑姚名达和吴昌达牺牲的价值和战地服务团战地的意义……
姚名达、吴昌达牺牲后，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继承烈士遗志，坚守战地，服务军民。受姚名达和吴昌达烈士的影响，战地服务团团员郑唯龙、易新楣、钟仕诚、曾光谧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1987年，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中正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雷洁琼为姚名达烈士亲笔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包括姚名达教授。
师从梁启超
姚名达1905年3月生于江西兴国县竹坝村。父亲姚芳权曾为县学庠生，姚名达六岁时，其父教他识字读书。10岁那年，姚芳权送给姚名达一部通俗史学教科书《纲鉴易知录》，姚名达在阅读此书时培养了对历史的兴趣。他善于思考，认为此书存考证不精等问题。姚名达在读书时写下许多心得，并以其他史书与此书逐一对照校勘，发现与《纲鉴易知录》有许多差异之处。这种质疑的读书方法，让姚名达喜欢上了史学。
姚名达1918年2月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1920年与黄心勉结婚。1923年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窘困，父亲让姚名达学医。然而姚名达魂牵梦萦的，却依旧是史学。不久，姚名达听说上海南洋公学设有国学专修科，学生可享受公费待遇。姚名达不顾家人反对，坚持投考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并被顺利录取。1925年8月，清华大学国学院公开招生。姚名达应考并被录取，成为清华国学院首批38名学生中的一员，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1925年9月，姚名达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就读，导师是梁启超先生。姚名达入学后首次拜见梁启超，梁启超问他志趣如何。姚名达答道：“愿下极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专题的研究。非待是书成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梁启超对姚名达的回答很满意，深感后生可畏，对他说：“余之所以愧为师者，亦惟增一日之长耳！”姚名达第二位妻子巴怡南曾回忆说，姚名达“闻清华研究院以同等学力招生，君欣然曰：‘此真余志也！’乃至。同学中以君年最少。梁任公先生见而异之，叩其志，尤乐指导”。
梁启超是一位具有浓厚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1903年曾作《爱国歌》四章。梁启超的言行举止深深感染着他的学生，让姚名达受益匪浅。一次，学生邀请梁启超畅游北海公园。梁启超在船上，深情地对学生说：“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姚名达被梁启超先生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感动，决心追随先生治学。当时梁启超抱病上课，无力写稿，姚名达等学生便负责给他记录和整理手稿。
专心治学，开创目录学、目录学史、史学史新局面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制一年。1926年7月，姚名达该毕业了。他不愿意离开自己挚爱的导师梁启超，更不想放弃热爱的史学研究事业，仍继续留院从事研究工作。1926年9月，姚名达继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事史学研究。1928年6月14日，姚名达再次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但他仍未就业，继续留下来从事自己孜孜以求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为梁启超整理史籍。清华园浓郁的学术氛围让姚名达割舍不下，也不愿离开梁启超等先生，自己研究课题也让自己不忍离去。
1928年6月下旬，梁启超离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回天津养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天津逝世。梁启超先生病逝后，姚名达不得不离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江西许多中学争相延聘姚名达。姚名达希望要去的地方能有足够的图书资料从事研究，他婉言谢绝了这些中学：“我必须得世界大图书馆工作，有书可以从事研究才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很赏识姚名达的才华，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撰。1929年3月，姚名达就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兼特约撰述。姚名达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参加了《万有文库》第一集的编纂工作，后参与了《万有文库》第一、二集编纂工作。
1933年，姚名达离开商务印书馆，在复旦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历史。1940年9月，江西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泰和县成立，姚名达应邀担任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这一时期，姚名达在历史学方面有了较大的创新，将历史学更名为“史理学”。姚名达还援引《春秋》《中庸》《易》等古经义，取名“姚显微”。他的学生叶金（徐柏容）曾描写姚名达：“他讲中国通史，非常受同学的欢迎，虽然他的口才不十分好。”“常常能在球场上发现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着不熟练的姿势在打球。”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姚名达呕心沥血完成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手稿皆焚于战火。让姚名达最为痛心的是，他多年来研究中国史所抄的资料卡片十余万张荡然无存。这中间有他思想上的火花，有他所发现的价值很高的珍贵史料。资料和书稿被毁后，姚名达从头再来。他曾说：“学而至于有成，非易事。”他认为，在学术上要有所作为，非有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毅力不可，有段时间泡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馆埋头苦读。姚名达曾说，余“笃志苦读，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真实记录了他这段苦读时光。从1933年到1939年，姚名达陆续完成了《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著作。此外，他还出版了《刘宗周年谱》《程伊川年谱》《中国文化小史》《中国妇女的过去和将来》《成吉思汗》《郑和》等。1933年，姚名达夫人黄心勉病逝。1935年，姚名达与巴怡南女士结婚。
姚名达致力于建立中国史学史的努力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可说是最早致力于撰写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也是在这门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值得尊敬、怀念的学者”。梁启超1927年提出在中国建立“史学史”这一学科。姚名达为梁启超的讲义加注文称：“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而今二年，积稿颇丰，唯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但直到不幸牺牲，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仍未付梓出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多方寻找姚名达的手稿，未有结果。1942年姚名达牺牲后，学生王咨臣受托整理其遗稿，发现了一部油印本的授课讲义《中国史学史》，成为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珍贵文本。 走出书斋谋抗战，“书生亦当请长缨”
姚名达喜爱绘制地图，构想国防计划，假想一旦发生战争便如何作防守计划云云。他认为，要铲除外敌暴力，必须先从发扬民族精神与普及平民教育入手。他创办了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致力于妇女运动。他发表文章倡导男女平等，号召妇女参与国家政事。一些青年学生常到他家中倾吐救国情怀，他则耐心引导其为国家作贡献。
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姚名达愤怒地说：“他们毁掉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他坚定地说：“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炸而歇业关门，作者亦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
1937年8月5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一封“不必宣布我们的姓名”的匿名读者来信。《大公报》将此信以《增加抗战实力，以金银献给政府，盼全国妇女将饰物捐出》为题作为头条新闻刊出。这封信是姚名达和夫人巴怡南所写的，所捐出的两枚金戒指就是他们的订婚戒指，还倡议“捐献其所有”直至“整个生命”给国家。
姚名达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1935年6月，姚名达等百余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复古运动，呼吁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935年12月，姚名达又与上海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称“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应当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中华民族应该进一步觉悟！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正气，争取民族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姚名达为表达杀敌愿望，愤然写道：“万里无垠一望平，漫天风雪赋南征。太息匈奴犹未灭，书生亦当请长缨。”抗战爆发后，姚名达常向国民党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亲身参与战事。姚名达在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中国通史课程时，特别注意强调“民族兴衰，民权伸缩，民生荣枯”，启发学生的爱国心和抗战热情。抗战期间，姚名达把史学研究和抗日形势结合起来，发表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章，如《不平凡的一九四○年》《从史理学和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如何打击倭寇的进攻》等，分析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发展，估算敌军进军路线，希望唤醒民众，使国人意识到“振作民族精神应该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使人人明白了为什么要抵抗倭寇，使人人都激发原有的民族正气，献身疆场，以死卫国”。
组建战地服务团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浙赣会战，中国第三战区主力退守至浙赣铁路线两侧山区。日军迅速攻占崇仁、宜黄、南城等地，赣东战场形势危急。鉴于战局形势不稳，中正大学校方决定放弃期末考试，提前放暑假。姚名达认为，值此民族危难之际，学生不应置身事外，他倡议成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服务军民。姚名达这一提议得到中正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和学生的积极响应。
6月13日，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成立，校长胡先骕担任名誉团长，姚名达为团长，文史系讲师王纶为副团长。团员约30人，多为文法学院学生。姚名达对服务团进行了分工，包括文书、会计、庶务、交际、宣传、慰劳、救护、募捐、组训、交通、赈济、通讯等工作，各司其职。服务团成员有的从事慰问品的筹集、经费的募捐、战地用品的借用，有的从事救护技能的培训、文艺宣传的排练，有的从事对外接洽联络工作。
6月25日大雨滂沱，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34人冒雨举行誓师大会。战地服务团成员披着雨衣从泰和县杏岭出发，向樟树前线开进。途经吉安时，战地服务团参加了各界人士的欢迎会。姚名达向各界人士作了抗战形势的讲演，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退了”“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务必克尽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里去，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姚名达的讲演赢得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团员们还到街头和群众场所进行了宣传，开展了募捐活动。战地服务团在吉安停留三天，掀起了一股加强抗战必胜信心的高潮。战地服务团沿途采取街头讲演、绘制标语漫画、表演歌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服务团还到吉安战地医院进行慰问，向伤病员发慰问金。据统计，服务团设免费施诊施药处，共诊治士兵约300人，义民1000余人。吉安当地民众来应诊者不下500人之多，战地服务团慰问伤病将士3000余人，并代写信300余封。
7月初，日军攻占三江口、临川、崇仁、宜黄等重要据点，对中国军队第58军防区形成包围圈。7月5日下午，58军军长孙渡命令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连夜向樟树撤退。姚名达代表服务团表示不后退，要上前线。孙渡见他们意志坚强，就派他们去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随部队共同进退。姚名达率领团员30余人由樟树前往最前线桥东。换药包扎完后，战地服务团随野战医院、辎重队撤往后方。
在躲避敌机轰炸的过程中，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逐渐走散。一队团员10人在姚名达的带领下撤退，放弃了原有的撤退路线，改由水路向新干转移。7月7日晚，姚名达一行抵达新干县石口村。由于长途行军，疲惫不堪，村中小河石桥被毁，姚名达一行暂住村民家中。当晚10时，日军突袭。四个日军士兵冲进姚名达居住的院中。姚名达抓住一名日军士兵与之搏斗。团员吴昌达、郑唯龙奋力相助，扼住日军士兵的咽喉使其窒息而亡。姚名达夺得日军士兵枪后大喊：“会开枪的同我来！”吴昌达紧跟在背后。日本军史记载证实了日军士兵在石口村阵亡事件，“扼毙日兵一名，夺枪一支”。此时，其余三名日本兵开枪了。姚名达和吴昌达壮烈牺牲，实现了他们“书生报国今其时，战地服务尽天职”的豪迈誓言。
“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
7月28日，姚名达和吴昌达两位烈士的灵柩被护送回泰和。7月30日，江西省政府暨泰和各界和中正大学联合举行公祭仪式。8月6日，姚名达和吴昌达烈士公葬于泰和县杏岭，墓碑上刻着“正气长存”四个大字。为了纪念姚名达教授，中正大学全校师生特发起组织“显微学社”，编印了《显微周刊》。教授殉国的消息也传遍全国，仅《新华日报》就先后三次作了报道。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称赞姚名达为“母校之光”。在姚名达殉国一周年时，胡先骕校长高度赞扬姚名达“绝学有遗著，千秋有定评”，“英风传石口，大节振西江”。
然而围绕姚名达的牺牲，也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姚名达是“十足的书呆子”，“死得莫名其妙”。如《大公报》记者杨刚1942年9月7日在《大公报》发表的《姚显微之死》一文：“据认识他的人说来，这是所谓不知世故，书呆子一流的人物，不过呆子有汉子的心眼。”也有人认为姚显微不懂军事，不该仓促上战场，“本可避免作无谓的牺牲”，质疑其书生报国的牺牲精神。有人认为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的组建是“一时兴起”，质疑姚名达和吴昌达牺牲的价值和战地服务团战地的意义……
姚名达、吴昌达牺牲后，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继承烈士遗志，坚守战地，服务军民。受姚名达和吴昌达烈士的影响，战地服务团团员郑唯龙、易新楣、钟仕诚、曾光谧等先后走上革命道路。1987年，民政部正式追认姚名达为革命烈士。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中正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雷洁琼为姚名达烈士亲笔题词：“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