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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其背后是否有着真切的利益考量？
家里地面要铺砖，我到北京六环路边上的“零工市场”去找干粗活的小工。忌惮于被众人围住脱不得身，我准备用低价战术来排除，我告诉大家，只出得起160元一天的费用。一位老年人应价了，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开始了攻势，告诉我小工现在的工钱是200元，他之所以答应是想看看活有多大，还告诉我他最多一天接过三个活。到了家里，他先表示这个活两天也干不完，再跟我商量能不能200元“包干”给他，我一答应又提出包一顿饭的要求，直弄得我招架不住，想请他走人。
可一干起活来，就发现这位老人是把好手，而且卖力气，除了点支烟，手上一刻不停，吃完饭也不休息一会儿。实际上，他才48岁，之所以显得那么老，是因为孙子都上二年级了。他一家八口，“老两口”、两个儿子和儿媳、两个孙子，没分家，全吃他们老两口。他也的确是个挣钱的好手，两个儿子干日工，他却能把日工变成包工。他一个人负责三个家庭的食品，三家房子每间300元共900元的租金，外加大孙子小学3500元的学费，一家老少全吃他一个。我颇难理解，他就一句话应对：“那能咋整？”早听说农村娶媳妇的困难，媳妇进门后的骄横，始信。
他找人算过命，他的“能人”已经到了。“能人”是谁？就是在新未来学校上学的孙子，考试排在班里前两名，意味着他家曾经的读书种子又发芽了。这位干零工的老者告诉我，他爷爷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黄埔七期毕业，1949年后家境一败涂地。父亲53岁的时候生的他，他可是赶上了好时候，娶上了媳妇，若是像他大姐那样早生30年，地主成分的他恐怕连媳妇都娶不上了。
下午两点活就干完了，当我把他送回市场，那些找活的人飞速地聚拢过来，围住了汽车。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早晨散工们都爱答不理，可到了下午都这样急迫，原来都是做完了一份工要干第二第三份的。对他们，时间就是金钱，路边甚至有专门拉他们去上工返回的小面包车，提高通勤速度。这位来自安徽的老人，光他的村子里就有百多口人在这个市场打散工。北京副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处处都在景观提升、铺路栽树，他们为什么不找份长工做？原因是长工的工钱只能到年底结，而他们这样做散工，只要肯做，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北京市政府的搬迁在通州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包括农民工的生活。一位年轻的散工找到了一份一天500元的工作，架电线。通州几乎所有的村庄夏天都在煤改电，一下子创造出对青壮男劳力的需求。可一入秋，电线架设好了，上电线杆的高薪活也就消失了。秋天煤改电进入到各家各户安装空气源“热泵”的阶段，水暖工的需求增加了，可因为不是高空危险工种，工钱就没有电工那么高。副中心的建设带动本地用工的价钱飞速上涨，远高于周边区域。在这人手短缺的秋收季节，顺义的一份大工，也就是技术工的日薪是180元，小工是130元，通州则分别要价到300元和200元。并且，顺义的工匠是本地人，通州是一色的外地人。
可农民工也有自己要高价的理由：他们中的很多人原住在市政府所在的潞城镇的村庄里，那边村子拆迁，农民工向宋庄迁移，一下子出租房就紧张起来，房价也翻倍上涨。如果向前回溯，通州的出租房价格经历了几轮波动。过去，通州农村的房子都是按院子出租的，少见群租房，一个完整的农家小院，住上一家人，生活成本并不高。五六年前朝阳区有一次大规模的拆迁征地，农民工向东举家迁移到通州，房价曾有一轮上涨，此后才有很多人家在院子里建满了排子房，变为群租院落。
不过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通州农村的房租原地不动，一二百元就能租住一个单间，对农民工来说这里的居住成本远低于临近的朝阳区。随着地铁的通车，政府所在区域的房价先涨了起来。即便如此，离地铁稍远地区的房价仍维持着低价，原因是这里产业政策调整，各村开始清退低端的小工厂、小作坊。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收紧也逼走了大批人，村子里房屋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置。可当潞城镇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铺展开来，群租房的供给和需求的天平倒转过来，一房难求了。农村劳作本来季节性就很强，现在他们除了看天吃饭，还需看政策的变化了。
我问老者，家里是否还有耕地，他告诉我有五六亩地，按每亩800元的价格包出去了。家里还有一亩大的宅基地，住起来比这里的群租房宽敞多了。
说完外乡人再来说说本地农户。我表妹前几年嫁到了远郊的一个村子，都快出北京了，对面就是香河县。家里突遭变故，5亩地的葡萄园没人打理了要出租，一年的租金是5000元。地里种的都是盛产期、树藤手腕粗细的巨峰葡萄，让地荒着秋天请大家随便采摘点“野生”葡萄也不止这个价钱啊，可他们还是不得不租出去，因为葡萄藤怕冷，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很难越冬，深秋的时候必须埋进土里，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5年前我家盖房子，请了两位燕郊的木匠，一对父子。有一天儿子要提前歇工，一问是要带媳妇去做产检。说起来他家这个后代可是来之不易，前一位媳妇就是因为不能生育才离婚了，现在这个媳妇是位白领，一家电器城的管理人员。老木匠告诉我，他把家里的承包地刚给卖了，5万元一亩。这么低的价钱，那时候燕郊的房子可都是七八千元一平方米了，一亩地大约666平方米，在上面盖成容积率为“1”的房子，也得四五百万啊。老木匠很无奈，就一句话，不卖不成，开发商厉害。燕郊的土地出卖一向缺乏透明度，近两年才有了公开市场拍卖。一条反腐消息揭开了当地土地市场一角：原三河市市长、书记李刚在承德任上翻船，供出受贿一个多亿，开发商动辄就“进贡”1000万元。如今北三县的房子卖疯了，距离北京中心60公里的香河县都卖到2万元一平方米了。可据媒体披露，那里的土地几乎均以底价成交，开发商不必多费分文就能拿到一、二线大城市开发商倾家荡产才凑齐的地价。万科的人去香河参加土地拍卖，居然遭到拦截和殴打，当地土地市场水深可见一斑。木匠一家就是这个土地生态链上最底层的一环，被压榨到了极点，可他仍能获得儿媳妇的尊敬，就是因为他还有最后的本钱——宅基地。听他的意思，到了“占”房子拆迁，他得豁出去了。
家里地面要铺砖，我到北京六环路边上的“零工市场”去找干粗活的小工。忌惮于被众人围住脱不得身，我准备用低价战术来排除，我告诉大家，只出得起160元一天的费用。一位老年人应价了，可在回来的路上，他开始了攻势，告诉我小工现在的工钱是200元，他之所以答应是想看看活有多大，还告诉我他最多一天接过三个活。到了家里，他先表示这个活两天也干不完，再跟我商量能不能200元“包干”给他，我一答应又提出包一顿饭的要求，直弄得我招架不住，想请他走人。
可一干起活来，就发现这位老人是把好手，而且卖力气，除了点支烟，手上一刻不停，吃完饭也不休息一会儿。实际上，他才48岁，之所以显得那么老，是因为孙子都上二年级了。他一家八口，“老两口”、两个儿子和儿媳、两个孙子，没分家，全吃他们老两口。他也的确是个挣钱的好手，两个儿子干日工，他却能把日工变成包工。他一个人负责三个家庭的食品，三家房子每间300元共900元的租金，外加大孙子小学3500元的学费，一家老少全吃他一个。我颇难理解，他就一句话应对：“那能咋整？”早听说农村娶媳妇的困难，媳妇进门后的骄横，始信。
他找人算过命，他的“能人”已经到了。“能人”是谁？就是在新未来学校上学的孙子，考试排在班里前两名，意味着他家曾经的读书种子又发芽了。这位干零工的老者告诉我，他爷爷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爸爸是黄埔七期毕业，1949年后家境一败涂地。父亲53岁的时候生的他，他可是赶上了好时候，娶上了媳妇，若是像他大姐那样早生30年，地主成分的他恐怕连媳妇都娶不上了。
下午两点活就干完了，当我把他送回市场，那些找活的人飞速地聚拢过来，围住了汽车。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早晨散工们都爱答不理，可到了下午都这样急迫，原来都是做完了一份工要干第二第三份的。对他们，时间就是金钱，路边甚至有专门拉他们去上工返回的小面包车，提高通勤速度。这位来自安徽的老人，光他的村子里就有百多口人在这个市场打散工。北京副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处处都在景观提升、铺路栽树，他们为什么不找份长工做？原因是长工的工钱只能到年底结，而他们这样做散工，只要肯做，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北京市政府的搬迁在通州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包括农民工的生活。一位年轻的散工找到了一份一天500元的工作，架电线。通州几乎所有的村庄夏天都在煤改电，一下子创造出对青壮男劳力的需求。可一入秋，电线架设好了，上电线杆的高薪活也就消失了。秋天煤改电进入到各家各户安装空气源“热泵”的阶段，水暖工的需求增加了，可因为不是高空危险工种，工钱就没有电工那么高。副中心的建设带动本地用工的价钱飞速上涨，远高于周边区域。在这人手短缺的秋收季节，顺义的一份大工，也就是技术工的日薪是180元，小工是130元，通州则分别要价到300元和200元。并且，顺义的工匠是本地人，通州是一色的外地人。
可农民工也有自己要高价的理由：他们中的很多人原住在市政府所在的潞城镇的村庄里，那边村子拆迁，农民工向宋庄迁移，一下子出租房就紧张起来，房价也翻倍上涨。如果向前回溯，通州的出租房价格经历了几轮波动。过去，通州农村的房子都是按院子出租的，少见群租房，一个完整的农家小院，住上一家人，生活成本并不高。五六年前朝阳区有一次大规模的拆迁征地，农民工向东举家迁移到通州，房价曾有一轮上涨，此后才有很多人家在院子里建满了排子房，变为群租院落。
不过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通州农村的房租原地不动，一二百元就能租住一个单间，对农民工来说这里的居住成本远低于临近的朝阳区。随着地铁的通车，政府所在区域的房价先涨了起来。即便如此，离地铁稍远地区的房价仍维持着低价，原因是这里产业政策调整，各村开始清退低端的小工厂、小作坊。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收紧也逼走了大批人，村子里房屋还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空置。可当潞城镇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铺展开来，群租房的供给和需求的天平倒转过来，一房难求了。农村劳作本来季节性就很强，现在他们除了看天吃饭，还需看政策的变化了。
我问老者，家里是否还有耕地，他告诉我有五六亩地，按每亩800元的价格包出去了。家里还有一亩大的宅基地，住起来比这里的群租房宽敞多了。
说完外乡人再来说说本地农户。我表妹前几年嫁到了远郊的一个村子，都快出北京了，对面就是香河县。家里突遭变故，5亩地的葡萄园没人打理了要出租，一年的租金是5000元。地里种的都是盛产期、树藤手腕粗细的巨峰葡萄，让地荒着秋天请大家随便采摘点“野生”葡萄也不止这个价钱啊，可他们还是不得不租出去，因为葡萄藤怕冷，在北京的气候条件下很难越冬，深秋的时候必须埋进土里，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5年前我家盖房子，请了两位燕郊的木匠，一对父子。有一天儿子要提前歇工，一问是要带媳妇去做产检。说起来他家这个后代可是来之不易，前一位媳妇就是因为不能生育才离婚了，现在这个媳妇是位白领，一家电器城的管理人员。老木匠告诉我，他把家里的承包地刚给卖了，5万元一亩。这么低的价钱，那时候燕郊的房子可都是七八千元一平方米了，一亩地大约666平方米，在上面盖成容积率为“1”的房子，也得四五百万啊。老木匠很无奈，就一句话，不卖不成，开发商厉害。燕郊的土地出卖一向缺乏透明度，近两年才有了公开市场拍卖。一条反腐消息揭开了当地土地市场一角：原三河市市长、书记李刚在承德任上翻船，供出受贿一个多亿，开发商动辄就“进贡”1000万元。如今北三县的房子卖疯了，距离北京中心60公里的香河县都卖到2万元一平方米了。可据媒体披露，那里的土地几乎均以底价成交，开发商不必多费分文就能拿到一、二线大城市开发商倾家荡产才凑齐的地价。万科的人去香河参加土地拍卖，居然遭到拦截和殴打，当地土地市场水深可见一斑。木匠一家就是这个土地生态链上最底层的一环，被压榨到了极点，可他仍能获得儿媳妇的尊敬，就是因为他还有最后的本钱——宅基地。听他的意思，到了“占”房子拆迁，他得豁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