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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丹丹和赵本山小品“小崔说事儿”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说的是白云黑土都争着要在小崔面前说话，白云十分不耐烦黑土的插话，讲了这么一句台词，说：“不说话能把你憋死呀!”黑土接了一句：“憋不死，能憋疯”……
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知识、话语权不再像过去似的为某些人所专有，人人都有自己讲话的地方，人人都有陈述自己想法的权利，“能憋疯”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事情就很说明问题。陵墓一经披露报端，全民参与，专业的、业余的、圈内的、圈外的，风起云涌的讨论，铺天盖地的报道。由于认知的高低不同，理解的层次不同，一时称为“热议”。这就引起我们对“热议”的感慨，现在除去报章、杂志、电视台这些不容易去的，但也绝不是不能去的地方，最直接、通俗易懂、张口就来、想起就说(除去散布反动、黄色、淫秽、暴力等等)、发表见解的地方，就是互联网。
关于曹操陵墓的讨论，似乎一开始就不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倒像是天上倾泻而来的风暴。过后，弄得是狼藉满地，本来有些人是趟浑水来的，有些人是真想研究的，有些人是要拿这个作秀的，可是一旦介入，就成了七嘴八舌，一会儿玉枕，一会儿铭牌儿，一会儿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儿，似乎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至于要验DNA，找曹操后人等等，更是闹得沸反盈天。于是乎，全国范围内认定自己是曹操后人的齐齐的站出来，弄得人们不知所措，不知这原本是个学术的问题，究竟要被“新闻”导向何处?
有质询的，有关心的，看着电视上介绍的内容，甭说现场，电视机前的我都是一头大汗，心里有话抢不上，着急啊。那么多媒体，严肃的、娱乐的、大报的、小报的，不知应付哪个!问出一个问题，专家就出来解释，但怎么看都不像答疑解惑，倒像是被过堂。这种“急急风”似的搞热点可以，但若施之于严肃的科学考古，是有点儿乱。这是不是个心态问题?
日前见到已经85岁的朱启新先生，朱先生说我也凑热闹写了一篇东西，讨论一下疑冢的问题。拜读之后，获益匪浅，更让我受教益的是朱先生的心平气和，不是将学术讨论边缘化到争论。读了朱先生的文章后，让人平静，让人思索，让人通过一点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想，是不是人非得到耄耋之年才有如此的修养?当然不是。二十几年前我认识朱先生时，他就这样。结论是人们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涵养的功夫，遇事讲话要有分寸，要有条不紊娓娓道来。听的人也不至于着急忙慌，这样的修为及至年长，功夫会更加炉火纯青。
讨论固然是好事，可弄成乱打一锅粥了，斯文不斯文不打紧，关键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曹操高陵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可是甫将消息发布到社会上，就招来了是真是假、急赤白脸的议论，就引来了煞有介事的讲故事、说评书，就弄得脸红脖子粗，就变成了没人赞一句“好俊的功夫”的死缠烂打……这搁过去，简直是不可能的!孔门72贤人之中，大概没有这样讨论问题的。他们其中，我想哪个也都比我们一般人要强，几乎没有一个老师，同学才说了上句，底下甭管听懂没听懂就忙着白话，就抢着攒“概论”“举要”“新解”之类的书，唯恐“过时不候”了……未儿，倒是孔门这些贤人替先生编了这本万世千秋读书人奉为圭臬的《论语》。我的意思是讨论可以，不要弄成火星人和地球人对话，不要弄成被人“绑架”，不要弄成拿着大刀砍铁球，火星子乱冒……
曹操高陵这事儿，如果能做到不着急、慢慢来，心平气和地浓些学术空气，少些“炒”的味道岂不更好?学问要在宽松的氛围中慢慢去做，不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举凡旧时做学问者，哪个不是甘于寂寞?从国学大师俞曲园先生到章太炎先生，再到陆宗达先生，再到许嘉璐先生，哪个不是受老师“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哪个不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哪个不又是在岁月的磨砺中，慢慢坚实地做成了学问?问问他们咋咋哄哄吗?苦吗?虽然是苦，但一言以蔽之：——乐。这个“熬成的婆”厉害啊，我们读他们的书，一本足矣，严谨厚实啊，终身受益。为什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才写了一本“小书”，并非等身，如许嘉璐先生的一本小书《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读了之后不是终身受用吗?而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虽然热闹但没深度。虽然“藐视”权威，但没砍到后脑勺上，再看这些大师的沉稳劲儿，信仰之外，还有气度、胸怀。可是，今非昔比，做学问，讨论问题也与时俱进了，往昔那种代代递进，传承有绪的学风被野火烧秋草似的风格取代了，也不是什么坏事，但看怎么做。
今天的人们没有那么多的耐心，这里并不分年纪。“人生不满百”呀，不“一夜蹿红”，就算虚度人生了!不论是圈个圈儿搞“群言堂”，还是放开了“海抡”，总之为了不疯，都要抢着说，麻烦是能不能有的放矢。当然了，陈述自己的想法是一回事儿，“一不留神”想要出名是另一回事儿。所以，小人物偏要挑战大人物，变着法儿的和“泰斗”“大师”“名流”叫板，至于是不是唱另类的“舌战群儒”还是“将相和”之类的，全凭自己喜好，没人干涉，这是自由。做学问是为成名，上课是为了完成学业，似乎都是一种功利，为稻粱谋嘛。至于申述自己的主张，达到一呼百诺的效果，不妨到网上“揭竿而起”。
可也有例外，不为扬名，为的是大家能彼此欣赏。
近日，天涯网上论坛兴起手写聊天，可能是厌烦了指下键盘上敲击出来的字，不论是硬笔的还是软笔的，是“书法”就行。一经呼吁，立刻就群起响应。特别是年轻的网友们，上传自己写的日记、感言，还有唐诗宋词，一时竟为时尚，这种真率的举动，大胆地表现自己，张扬个性的做法，至少比抡刀上阵，搏个脸儿熟的要好，至少不功利，看得叫人感动。难得年轻人能重视传统文化，不用长辈去教，他们自己竟有“独觉”的本事，至于深度够不够，不必苛责，一个字，赞!
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是崇拜权威，权威发话就是定论，所谓“一锤定音”。即便是权威错了，有可能是将错就错，还把我们蒙在鼓里。例如日本考古界的发掘故实，和民族和高丽民族的关系，日本学界一经发现蛛丝马迹，便三缄其口，不再说了，有些事情便也在小范围内大家知晓，出了这个圈子，依然故我。让我们知道了权威的厉害，也让我们知道了不搞群言堂的可怕。又如教训深刻的，多少年前新疆有人伪造古代文书，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还写了文章，载入后来的《郭沫若全集》，事后这人出来澄清，说这文书是自己造的，有人就揶揄，说是天大的笑话儿，权威贻误后人啊。这又让我们明白了权威也有失误的时候，不能盲目崇拜。但也有好处，这个问题一经澄清，后来人难免不刻骨铭心，记忆深刻，未尝不是好事儿。再有，确有先见之明的，我和杨鸿勋先生熟稔，多少年前我陪杨先生到安阳小屯实地勘察，记得当年是为建 安阳殷墟博物院的事儿，回来杨先生和我闲聊，就说起殷墟，他肯定不是个都城，而仅仅是一个离宫而已。这事过去多少年了，近些年不论报道还是科学认证，也都证明了杨先生的正确。这似乎再让我们懂得了，权威如果自己不说，如果不被重视，见解可能会烂在肚里。杨先生是权威，不发布、没热议也就只有少数人知道，形不成“牡阔”之势。可见，有些事情还是大家一起议论议论的好，可能肤浅，但如果能避免争吵，必定能走向深刻却是一定的!
曹操陵墓的“热议”所表现出来的，是个时下我们的心态问题，太过焦躁。要是平和一点，效果就会不一样了。结果我们看到的一面就是跟风、乱炒，好像一道东北锅子，名日“乱炖”；一面是冷静旁观，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再一个就是搁置分歧，求同存异。
这里可以引出一段《坛经》故事。
说的是神秀、惠能和忍大师。缘起于五祖付衣钵的故实。一石激起千层浪，先说跟风依赖神秀的一千门人：“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计算停当之后，便有“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的懒惰。这些门人不参加忍大师的“会考”，无非是想请现成的，这是依赖。当神秀“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之后，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题写墙上之后，跟风的就来了，大家都以为得了无相法门，集中的表现就是：“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神秀演出完毕，就该惠能登场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日后的能大师是冷眼旁观者，那是“用心”了，还不是自性，我们姑且口过。这是一首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见性之处自不必说，能予争论问题中的我们有所启发的，倒是忍大师搁置分歧，求同存异的做法。怎么说呢?在五祖弘忍大师的门人中，独独一个惠能得了衣钵，那么是不是其他门人都统统轰出门去呢?一句“不合道”，便可以给自己解脱，给自己释怀了。可忍大师并没有，这也是胸怀，不仅容人，也容得不同见解，为的是讲究佛法的方便善巧，为的是最终解决问题。
我从中国文物报社张自成总编辑那儿讨教到一点知识，即成事与否的两种方式。一是智囊团型，一是公民投票型。二者互有利弊，智囊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利益，前提是判断和方法必须正确，反之弊大于利。公民投票型，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利，但以长远观点看问题，却可能后来居上。就此说来，全民热议当然是好事，这就好比是公民投票，它较之于过去那种做学问的方式而言，自然是“野火烧天”。这种群策群力的方法对于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来说，非常有好处，对于集众人之功解决难题更显团队精神。如果给这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找出根据的话，那就是惠能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意智”。但值得顾虑的是，千万别有“拐点”，一拐就如同蔓草的疯长，势必要修剪一番才行。不管怎么讲，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却是根本的。所以说不管是旧时传承有绪的“一言堂”还是“网力无穷”的群言堂，当下要做到宽容大度，朝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不是穷抬杠，才是好的办法，这又是胸怀。
我们从安阳一路走来，这会儿要跨海东渡，去扶桑九州佐贺县武熊市的阳光美术馆看看一件被称为“千年罕见的至宝”——青百合花瓶。
这件“青百合花瓶”被日本学者冠之以“最有可能”是“柴窑”出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柴窑是五代十国时后周皇帝柴荣的御窑，千百年来人们难觅其芳踪，愈加增添了它的神秘性。清代学者朱琰所著《陶说》中记下了柴荣的一句话：“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这是柴荣对窑器的要求。那么，它具体是什么样儿呢?明代学者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言简意赅地说了12个字：“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分别从颜色、光泽、厚薄、声音几方面给出了参考，可唯独没有形状的描述。可见，文氏也是不大清楚柴窑的“庐山真面目”，要不怎么说“未知然否”?
我们大概知道，不同时代的陶瓷都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即便是后仿前，因为不是克隆，只能做到逼真，决非就是。这在陶瓷界的专家中，大概是在学习陶瓷鉴定的预科时就必知的事情。
关于“青百合花瓶”的讨论，搞得非常热闹，但我瞧着这“热闹”，怎么都像是“关公战秦琼”——打不到一块儿去!日方持有“青百合花瓶”的对中如云先生，特地请西方某鉴定机构用“热释光”检测。通过科学仪器测试，确认这只瓶子是距今700～1100年之间烧制的，这就是说和后周柴荣在位的时间大致相吻合。按理说，应该相信了。另据报料：“青百合花瓶身上有35处铁镔修复的痕迹，这是中国独有的修复方法，对技术要求很高。”经查《中国古陶瓷图典》，关于“锔”修一段是这样写的：“器物伤裂后，用钻石工具在裂缝两侧的釉面上打浅眼，但不钻透，以金属锔钉连接。明代所用铁锔子，体形粗大宽厚，很易锈蚀。清代改用铜质锔钉，体形比较小巧……”这样的话，“青百合花瓶身上有35处铁镔修复的痕迹”，理论上应该不是清代所锔。换句话说，即便这只瓶子不是柴窑，也不应该是清代的东西。但是，问题很严重，中科院的一位专家说：“古陶瓷采用热释光或者通过海关仪器安检时，都会吸收热量，通过一次就会对年代扰动一次，一个百岁瓷器走一次的测试程序，出来后肯定要大于百岁。所以，热释光的结果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单看这一结果是不严谨的，更是不科学的。”这句话没有错，但让人们很彷徨，而彷徨的人们恰恰不是专家学者，而是看到心仪的东西想要买下的收藏者，不知道该听谁的?我国鉴赏家对于“青百合花瓶”的认识，更是直截了当，一是对于日方认定的柴窑说，认为不靠谱儿，二是承认这是件老东西，但仅限于200～300年并肯定是清代的。这和前面说的检测机构给的年代简直就是风马牛了?!不是关公战秦琼又是什么?问题的一开始似乎就已经明确，没法儿坐到一块儿去。明摆着，这个问题是死结。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更是给出了“孔雀绿的康熙花觚”的结论，两下差距甚大，听的人无所适从。难怪有些人揶揄某大收藏家：“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听起来是笑话儿，可这笑话儿里面分明有着买家的无奈，这种无奈错不在买家，在谁呢?
对于事件的讨论，因为它不属于形而上的“道”，非此即彼，它可以有中间地带，很宽的中间地带，这便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求同存异的“同”的地方，这才是康庄大道，如果是据“理”力争，那就恐怕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能相交，也就无从讨论下去。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永无结果。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一定”和“可能”这两个字眼，虽然说“在科学上来不得半点的马虎”，但如果不是绝对的话，那“可能” 无疑是现实的、可行的，起码能留给后人一个窗口，让他们看见“窗外的风景”，确定最终的“美”。
这件被称之为青百合花瓶或者是“孔雀绿的康熙花觚”的器物，身兼着两种的身份，一种是令历史惊艳的柴窑出品，除它之外，人们还没有见过柴窑窑址，没见过柴窑器物，不想把它神化了，可它偏偏就神话般地出现在眼前，正如报料所说日本对中如云先生“多少年来，每当台风过境、骤雨初霁之时，都会拿着青百合花瓶照片或者实物飞奔到室外，对着天空仔细研究……”我想天下嗜瓷者痴情莫过于此君了吧?一种不过是康熙年间的产物，普通的花觚而已，值不得大惊小怪。比较之下一方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喜悦，另一方却是出奇的冷静。
持正反两种意见的双方，一方是凭借仪器检测给出的数据和器物本身提供的证据说话，另一方是根据同类器型的参考。那么，仪器真的就这么神奇吗?西方某著名鉴定机构，在做某批油画鉴定时，给出了按我们说是模棱两可的结论，即：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们切不可以理解成这是滑头，因为，就仪器检测来说，只能说是“目前”的水平，以发展的眼光看，今天的是，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不是，作为一家负责任的法人机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不是将球踢回去，因为鉴定机构是独立的，并不附属于哪个拍卖公司，来做鉴定的人也不是受某人或法律的保护，而是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人，至于对拍品的最终选择，在接受鉴定机构给出的解释后，一定是要善自思维，然后做出取合的判断。再有就是依靠我们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作为判断依据的“眼学”，其实它也并不完美。例证就是某国的一场官司，我们的专家给客人看完器物后，做出了真的结论，结果却惹出了一场官司，如果是“真”，该客人势必身陷囹圄，始料不及的是。再次的鉴定，却给出了假!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或者是哭笑不得的事情，它再一次提醒我们；搁置分歧，合二为一，讨论的结果还是为最终解决问题，而不是各执己见。多一些沟通，多一些探讨，多一些真诚的和谐，少一些执拗。
佛总强调我们不是一世论者。不相信者，人生会充满了焦躁和不安，我们并非想要强行让人们纳入佛的轨道，去做多世的思量，但我们总可以淡定地想子孙“无穷匮也”，而不是没有传承的可按续，反之，不论是宿命，还是一世论者，那贪嗔痴慢疑一定是面面俱到的，这些人类的劣根性赶都赶不去呢，我们还要“增上”?那岂不是无知笑话吗?仪器检测、经验判断亦复如是。
宋代诗人陆游《游山西村》中有一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古墓葬的年代确认、文物艺术品真赝等问题的判定，绝非是简单的对与错、是与非、真与假这么简单，尤其是遇到了难点困难不能透入的情况下，更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点，而不是各执己见，那样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将问题搞得更加扑朔迷离……
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知识、话语权不再像过去似的为某些人所专有，人人都有自己讲话的地方，人人都有陈述自己想法的权利，“能憋疯”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的事情就很说明问题。陵墓一经披露报端，全民参与，专业的、业余的、圈内的、圈外的，风起云涌的讨论，铺天盖地的报道。由于认知的高低不同，理解的层次不同，一时称为“热议”。这就引起我们对“热议”的感慨，现在除去报章、杂志、电视台这些不容易去的，但也绝不是不能去的地方，最直接、通俗易懂、张口就来、想起就说(除去散布反动、黄色、淫秽、暴力等等)、发表见解的地方，就是互联网。
关于曹操陵墓的讨论，似乎一开始就不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倒像是天上倾泻而来的风暴。过后，弄得是狼藉满地，本来有些人是趟浑水来的，有些人是真想研究的，有些人是要拿这个作秀的，可是一旦介入，就成了七嘴八舌，一会儿玉枕，一会儿铭牌儿，一会儿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儿，似乎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至于要验DNA，找曹操后人等等，更是闹得沸反盈天。于是乎，全国范围内认定自己是曹操后人的齐齐的站出来，弄得人们不知所措，不知这原本是个学术的问题，究竟要被“新闻”导向何处?
有质询的，有关心的，看着电视上介绍的内容，甭说现场，电视机前的我都是一头大汗，心里有话抢不上，着急啊。那么多媒体，严肃的、娱乐的、大报的、小报的，不知应付哪个!问出一个问题，专家就出来解释，但怎么看都不像答疑解惑，倒像是被过堂。这种“急急风”似的搞热点可以，但若施之于严肃的科学考古，是有点儿乱。这是不是个心态问题?
日前见到已经85岁的朱启新先生，朱先生说我也凑热闹写了一篇东西，讨论一下疑冢的问题。拜读之后，获益匪浅，更让我受教益的是朱先生的心平气和，不是将学术讨论边缘化到争论。读了朱先生的文章后，让人平静，让人思索，让人通过一点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想，是不是人非得到耄耋之年才有如此的修养?当然不是。二十几年前我认识朱先生时，他就这样。结论是人们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涵养的功夫，遇事讲话要有分寸，要有条不紊娓娓道来。听的人也不至于着急忙慌，这样的修为及至年长，功夫会更加炉火纯青。
讨论固然是好事，可弄成乱打一锅粥了，斯文不斯文不打紧，关键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曹操高陵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可是甫将消息发布到社会上，就招来了是真是假、急赤白脸的议论，就引来了煞有介事的讲故事、说评书，就弄得脸红脖子粗，就变成了没人赞一句“好俊的功夫”的死缠烂打……这搁过去，简直是不可能的!孔门72贤人之中，大概没有这样讨论问题的。他们其中，我想哪个也都比我们一般人要强，几乎没有一个老师，同学才说了上句，底下甭管听懂没听懂就忙着白话，就抢着攒“概论”“举要”“新解”之类的书，唯恐“过时不候”了……未儿，倒是孔门这些贤人替先生编了这本万世千秋读书人奉为圭臬的《论语》。我的意思是讨论可以，不要弄成火星人和地球人对话，不要弄成被人“绑架”，不要弄成拿着大刀砍铁球，火星子乱冒……
曹操高陵这事儿，如果能做到不着急、慢慢来，心平气和地浓些学术空气，少些“炒”的味道岂不更好?学问要在宽松的氛围中慢慢去做，不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举凡旧时做学问者，哪个不是甘于寂寞?从国学大师俞曲园先生到章太炎先生，再到陆宗达先生，再到许嘉璐先生，哪个不是受老师“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哪个不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哪个不又是在岁月的磨砺中，慢慢坚实地做成了学问?问问他们咋咋哄哄吗?苦吗?虽然是苦，但一言以蔽之：——乐。这个“熬成的婆”厉害啊，我们读他们的书，一本足矣，严谨厚实啊，终身受益。为什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才写了一本“小书”，并非等身，如许嘉璐先生的一本小书《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读了之后不是终身受用吗?而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虽然热闹但没深度。虽然“藐视”权威，但没砍到后脑勺上，再看这些大师的沉稳劲儿，信仰之外，还有气度、胸怀。可是，今非昔比，做学问，讨论问题也与时俱进了，往昔那种代代递进，传承有绪的学风被野火烧秋草似的风格取代了，也不是什么坏事，但看怎么做。
今天的人们没有那么多的耐心，这里并不分年纪。“人生不满百”呀，不“一夜蹿红”，就算虚度人生了!不论是圈个圈儿搞“群言堂”，还是放开了“海抡”，总之为了不疯，都要抢着说，麻烦是能不能有的放矢。当然了，陈述自己的想法是一回事儿，“一不留神”想要出名是另一回事儿。所以，小人物偏要挑战大人物，变着法儿的和“泰斗”“大师”“名流”叫板，至于是不是唱另类的“舌战群儒”还是“将相和”之类的，全凭自己喜好，没人干涉，这是自由。做学问是为成名，上课是为了完成学业，似乎都是一种功利，为稻粱谋嘛。至于申述自己的主张，达到一呼百诺的效果，不妨到网上“揭竿而起”。
可也有例外，不为扬名，为的是大家能彼此欣赏。
近日，天涯网上论坛兴起手写聊天，可能是厌烦了指下键盘上敲击出来的字，不论是硬笔的还是软笔的，是“书法”就行。一经呼吁，立刻就群起响应。特别是年轻的网友们，上传自己写的日记、感言，还有唐诗宋词，一时竟为时尚，这种真率的举动，大胆地表现自己，张扬个性的做法，至少比抡刀上阵，搏个脸儿熟的要好，至少不功利，看得叫人感动。难得年轻人能重视传统文化，不用长辈去教，他们自己竟有“独觉”的本事，至于深度够不够，不必苛责，一个字，赞!
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是崇拜权威，权威发话就是定论，所谓“一锤定音”。即便是权威错了，有可能是将错就错，还把我们蒙在鼓里。例如日本考古界的发掘故实，和民族和高丽民族的关系，日本学界一经发现蛛丝马迹，便三缄其口，不再说了，有些事情便也在小范围内大家知晓，出了这个圈子，依然故我。让我们知道了权威的厉害，也让我们知道了不搞群言堂的可怕。又如教训深刻的，多少年前新疆有人伪造古代文书，蒙了郭沫若先生，郭老还写了文章，载入后来的《郭沫若全集》，事后这人出来澄清，说这文书是自己造的，有人就揶揄，说是天大的笑话儿，权威贻误后人啊。这又让我们明白了权威也有失误的时候，不能盲目崇拜。但也有好处，这个问题一经澄清，后来人难免不刻骨铭心，记忆深刻，未尝不是好事儿。再有，确有先见之明的，我和杨鸿勋先生熟稔，多少年前我陪杨先生到安阳小屯实地勘察，记得当年是为建 安阳殷墟博物院的事儿，回来杨先生和我闲聊，就说起殷墟，他肯定不是个都城，而仅仅是一个离宫而已。这事过去多少年了，近些年不论报道还是科学认证，也都证明了杨先生的正确。这似乎再让我们懂得了，权威如果自己不说，如果不被重视，见解可能会烂在肚里。杨先生是权威，不发布、没热议也就只有少数人知道，形不成“牡阔”之势。可见，有些事情还是大家一起议论议论的好，可能肤浅，但如果能避免争吵，必定能走向深刻却是一定的!
曹操陵墓的“热议”所表现出来的，是个时下我们的心态问题，太过焦躁。要是平和一点，效果就会不一样了。结果我们看到的一面就是跟风、乱炒，好像一道东北锅子，名日“乱炖”；一面是冷静旁观，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再一个就是搁置分歧，求同存异。
这里可以引出一段《坛经》故事。
说的是神秀、惠能和忍大师。缘起于五祖付衣钵的故实。一石激起千层浪，先说跟风依赖神秀的一千门人：“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计算停当之后，便有“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的懒惰。这些门人不参加忍大师的“会考”，无非是想请现成的，这是依赖。当神秀“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之后，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题写墙上之后，跟风的就来了，大家都以为得了无相法门，集中的表现就是：“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神秀演出完毕，就该惠能登场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日后的能大师是冷眼旁观者，那是“用心”了，还不是自性，我们姑且口过。这是一首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见性之处自不必说，能予争论问题中的我们有所启发的，倒是忍大师搁置分歧，求同存异的做法。怎么说呢?在五祖弘忍大师的门人中，独独一个惠能得了衣钵，那么是不是其他门人都统统轰出门去呢?一句“不合道”，便可以给自己解脱，给自己释怀了。可忍大师并没有，这也是胸怀，不仅容人，也容得不同见解，为的是讲究佛法的方便善巧，为的是最终解决问题。
我从中国文物报社张自成总编辑那儿讨教到一点知识，即成事与否的两种方式。一是智囊团型，一是公民投票型。二者互有利弊，智囊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利益，前提是判断和方法必须正确，反之弊大于利。公民投票型，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利，但以长远观点看问题，却可能后来居上。就此说来，全民热议当然是好事，这就好比是公民投票，它较之于过去那种做学问的方式而言，自然是“野火烧天”。这种群策群力的方法对于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来说，非常有好处，对于集众人之功解决难题更显团队精神。如果给这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找出根据的话，那就是惠能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意智”。但值得顾虑的是，千万别有“拐点”，一拐就如同蔓草的疯长，势必要修剪一番才行。不管怎么讲，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却是根本的。所以说不管是旧时传承有绪的“一言堂”还是“网力无穷”的群言堂，当下要做到宽容大度，朝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不是穷抬杠，才是好的办法，这又是胸怀。
我们从安阳一路走来，这会儿要跨海东渡，去扶桑九州佐贺县武熊市的阳光美术馆看看一件被称为“千年罕见的至宝”——青百合花瓶。
这件“青百合花瓶”被日本学者冠之以“最有可能”是“柴窑”出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柴窑是五代十国时后周皇帝柴荣的御窑，千百年来人们难觅其芳踪，愈加增添了它的神秘性。清代学者朱琰所著《陶说》中记下了柴荣的一句话：“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这是柴荣对窑器的要求。那么，它具体是什么样儿呢?明代学者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中，言简意赅地说了12个字：“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分别从颜色、光泽、厚薄、声音几方面给出了参考，可唯独没有形状的描述。可见，文氏也是不大清楚柴窑的“庐山真面目”，要不怎么说“未知然否”?
我们大概知道，不同时代的陶瓷都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即便是后仿前，因为不是克隆，只能做到逼真，决非就是。这在陶瓷界的专家中，大概是在学习陶瓷鉴定的预科时就必知的事情。
关于“青百合花瓶”的讨论，搞得非常热闹，但我瞧着这“热闹”，怎么都像是“关公战秦琼”——打不到一块儿去!日方持有“青百合花瓶”的对中如云先生，特地请西方某鉴定机构用“热释光”检测。通过科学仪器测试，确认这只瓶子是距今700～1100年之间烧制的，这就是说和后周柴荣在位的时间大致相吻合。按理说，应该相信了。另据报料：“青百合花瓶身上有35处铁镔修复的痕迹，这是中国独有的修复方法，对技术要求很高。”经查《中国古陶瓷图典》，关于“锔”修一段是这样写的：“器物伤裂后，用钻石工具在裂缝两侧的釉面上打浅眼，但不钻透，以金属锔钉连接。明代所用铁锔子，体形粗大宽厚，很易锈蚀。清代改用铜质锔钉，体形比较小巧……”这样的话，“青百合花瓶身上有35处铁镔修复的痕迹”，理论上应该不是清代所锔。换句话说，即便这只瓶子不是柴窑，也不应该是清代的东西。但是，问题很严重，中科院的一位专家说：“古陶瓷采用热释光或者通过海关仪器安检时，都会吸收热量，通过一次就会对年代扰动一次，一个百岁瓷器走一次的测试程序，出来后肯定要大于百岁。所以，热释光的结果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单看这一结果是不严谨的，更是不科学的。”这句话没有错，但让人们很彷徨，而彷徨的人们恰恰不是专家学者，而是看到心仪的东西想要买下的收藏者，不知道该听谁的?我国鉴赏家对于“青百合花瓶”的认识，更是直截了当，一是对于日方认定的柴窑说，认为不靠谱儿，二是承认这是件老东西，但仅限于200～300年并肯定是清代的。这和前面说的检测机构给的年代简直就是风马牛了?!不是关公战秦琼又是什么?问题的一开始似乎就已经明确，没法儿坐到一块儿去。明摆着，这个问题是死结。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更是给出了“孔雀绿的康熙花觚”的结论，两下差距甚大，听的人无所适从。难怪有些人揶揄某大收藏家：“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听起来是笑话儿，可这笑话儿里面分明有着买家的无奈，这种无奈错不在买家，在谁呢?
对于事件的讨论，因为它不属于形而上的“道”，非此即彼，它可以有中间地带，很宽的中间地带，这便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求同存异的“同”的地方，这才是康庄大道，如果是据“理”力争，那就恐怕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能相交，也就无从讨论下去。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永无结果。所以我们要正确看待“一定”和“可能”这两个字眼，虽然说“在科学上来不得半点的马虎”，但如果不是绝对的话，那“可能” 无疑是现实的、可行的，起码能留给后人一个窗口，让他们看见“窗外的风景”，确定最终的“美”。
这件被称之为青百合花瓶或者是“孔雀绿的康熙花觚”的器物，身兼着两种的身份，一种是令历史惊艳的柴窑出品，除它之外，人们还没有见过柴窑窑址，没见过柴窑器物，不想把它神化了，可它偏偏就神话般地出现在眼前，正如报料所说日本对中如云先生“多少年来，每当台风过境、骤雨初霁之时，都会拿着青百合花瓶照片或者实物飞奔到室外，对着天空仔细研究……”我想天下嗜瓷者痴情莫过于此君了吧?一种不过是康熙年间的产物，普通的花觚而已，值不得大惊小怪。比较之下一方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喜悦，另一方却是出奇的冷静。
持正反两种意见的双方，一方是凭借仪器检测给出的数据和器物本身提供的证据说话，另一方是根据同类器型的参考。那么，仪器真的就这么神奇吗?西方某著名鉴定机构，在做某批油画鉴定时，给出了按我们说是模棱两可的结论，即：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们切不可以理解成这是滑头，因为，就仪器检测来说，只能说是“目前”的水平，以发展的眼光看，今天的是，很可能就是明天的不是，作为一家负责任的法人机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这不是将球踢回去，因为鉴定机构是独立的，并不附属于哪个拍卖公司，来做鉴定的人也不是受某人或法律的保护，而是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人，至于对拍品的最终选择，在接受鉴定机构给出的解释后，一定是要善自思维，然后做出取合的判断。再有就是依靠我们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作为判断依据的“眼学”，其实它也并不完美。例证就是某国的一场官司，我们的专家给客人看完器物后，做出了真的结论，结果却惹出了一场官司，如果是“真”，该客人势必身陷囹圄，始料不及的是。再次的鉴定，却给出了假!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或者是哭笑不得的事情，它再一次提醒我们；搁置分歧，合二为一，讨论的结果还是为最终解决问题，而不是各执己见。多一些沟通，多一些探讨，多一些真诚的和谐，少一些执拗。
佛总强调我们不是一世论者。不相信者，人生会充满了焦躁和不安，我们并非想要强行让人们纳入佛的轨道，去做多世的思量，但我们总可以淡定地想子孙“无穷匮也”，而不是没有传承的可按续，反之，不论是宿命，还是一世论者，那贪嗔痴慢疑一定是面面俱到的，这些人类的劣根性赶都赶不去呢，我们还要“增上”?那岂不是无知笑话吗?仪器检测、经验判断亦复如是。
宋代诗人陆游《游山西村》中有一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古墓葬的年代确认、文物艺术品真赝等问题的判定，绝非是简单的对与错、是与非、真与假这么简单，尤其是遇到了难点困难不能透入的情况下，更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点，而不是各执己见，那样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将问题搞得更加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