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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从多视角、全方位记述司马迁时代社会文化风貌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对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反映，是細致生动的。《史记》有关“芬芳”的文字，体现了秦汉社会在当时生态条件下对于来自自然的馨香气息的幸福享用。相关生理和心理体验，又升格为一种审美习尚，一种文化追求，甚至影响到信仰世界的若干迹象。由于丝绸之路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使“西域”异香得以传入，从而丰富了中原人的生活。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中关于山野原生森林的自然植被，有这样的描写：“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枏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梸梬栗，橘柚芬芳。”张守节《正义》：“曰橘，大曰柚。树有刺，冬不凋，叶青，花白，子黄赤。二树相似。非橙也。”这里使用“芬芳”一语，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其实，上文还说道：“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麋芜，诸蔗獐且。”司马贞《索隐》引司马彪的说法：“蕙，香草也。”又引《广志》：“蕙草绿叶紫茎，魏武帝以此烧香，今东下田有此草，茎叶似麻，其华正紫也。”而裴驷《集解》解释“江离”也写道：“《汉书音义》曰：江离，香草。”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上林赋》，关于上林苑植被有这样的描写：“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蘪芜，杂以流夷。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芋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蠁布写，（目+奄）瞹苾勃。”对于其中一些植物的解释，张守节《正义》：“张云：‘……蕙，薰草也。’”裴骃《集解》引郭璞的说法：“稿本，稿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若荪，香草也。”司马贞《索隐》引张揖云：“荪，香草。”对于所谓“吐芳扬烈”，裴骃《集解》引用郭璞的说法，解释为“香酷烈也”。所谓“（目+奄）瞹苾勃”，张守节《正义》：“（目+奄）瞹，奄爱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诗》云‘苾苾芬芬’，气也。”作者对草野间“众香发越”“吐芳扬烈”情境的描写，透露出对自然的一种真实的亲和之心。而司马迁对于司马相如文句中所表达的情感，似乎是赞许的。张衡《南都赋》“晻暧蓊蔚，含芬吐芳”，曹丕《沧海赋》“振绿叶以葳蕤，吐芬葩而扬荣”，也都显现出对《史记》载录的司马相如赋作“（目+奄）瞹苾勃”“吐芳扬烈”之语的承袭。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题为“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其中写道：“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各有自己的风格，然而都被看作远远超越“凡文人”的“雄于文者”。鲁迅说：“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欣赏和认同的态度。如果就司马相如赋作名物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草木品种，西晋博物学者郭璞也“云未详”。我们能够有鲜明真切体会的，是对于极其优越的植被条件下形成的“芳香之盛”的浓墨记述。
呼吸来自草木的自然“芬芳”，时人以为享受。《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作栢梁”。司马贞《索隐》：“服虔云：‘用梁百头。’”“柘梁台”又作“柏梁台”。柏梁台的修筑，使用了上好的柏木。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道：“台高二十丈，用香梧为殿，香闻十里。”柏树自有的香气，在伐取成材后，依然浓郁。
陕西咸阳发现“众芳芬苾”文字瓦当，据研究者考释，“‘众芳’指草木的香气，‘芬苾’即芳香，常喻有才能的人。此瓦当在陕西省兴平市茂陵南豆马村曾有出土，应当是用在宫殿建筑上的吉语用瓦”（任虎成、王保平主编：《中国历代瓦当考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版，图722）。“苾”字我们今天以为生疏，在先秦两汉却是常用字。《诗·小雅·楚茨》：“苾芬孝祀，神嗜饮食。”《诗·小雅·信南山》：“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由此看来，茂陵“众芳芬苾”瓦当“应当是用在宫殿建筑上的吉语用瓦”的说法固然不错，但我们还可以考虑到祭祀建筑用瓦的可能。《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就强调了“兰芷之室”作为建筑的文化意义。
上文说到“台高二十丈，用香栢为殿，香闻十里”，言宫廷建筑注重“香”气美化环境的作用。选择建筑材料时以“香”气为出发点在汉代多有表现，如扬雄《甘泉赋》所谓“香芬茆以穹隆兮，击薄栌而将荣”。《西京杂记》说，温室宫“香桂为柱”，也说明了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汉家宫室名号，有些也是标榜其“香”气的，如《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提到的“兰林”“披香”“苣若”“椒风”“发越”“蕙草”等殿名，都可以作为例证。汉长安城出土文字瓦当“披香殿当”，应当是“披香殿”的遗物。
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桂椒木兰”，《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说，“椒房殿，在未央宫。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墙壁装修涂料杂入“椒”，用意在取其“芬芳”。《史记.夕}、戚世家》记载，陈皇后失宠被废，司马贞《索隐》：“废后居长门宫。”《文选》卷一六司马相如《长门赋》：“抟芳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苣香。”李善注：“芳若、荃兰，皆香草也。”说长门宫以“香草”为枕席。司马相如《美人赋》又写道：“臣排其户而造其室，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大概上层社会的居所，普遍以“芳香芬烈”的气息为装饰陈设的追求。宫殿建筑对“香”的气氛追求，还体现于《六臣注文选》卷一一何晏《景福殿赋》所谓“芸若充庭”，“敷华青春”，“霭霭萋萋，馥馥芬芬”。吕延济注：“芸若，香草。”“霭霭萋萋，盛貌。馥馥芬芬，香气也。”
在古代日常生活中，全面享用“芳香芬烈”需要相当高的成本，社会下层难有接触“芬芳”的条件。于是，以“香”为标尺的社会阶层划分出现了。《史记·商君列传》：“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以“芬华”形容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准确且生动。这种文字表达方式，在“二十四史”中仅见于《史记》。
上文说到对于“蕙”的解释，有“蕙草绿叶紫茎，魏武帝以此烧香”的说法。司馬迁生活的时代，以“蕙草”来“烧香”的风习，应当已经在上层社会普及。考古发现数量颇多的通称为“博山炉”的文物遗存，说明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
这种“香炉”的具体使用，见于《后汉书·钟离意传》李贤注引蔡质《汉官仪》：“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官供新青缣白绫被，或锦被，昼夜更宿，帷帐画，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随时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史絮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也。”后宫服务人员，有专人“执香炉烧熏”。
《史记·礼书》写道“礼由人起”。先王“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养”，作为生活内容，是有明确等级规范的。《史记·礼书》又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于是，帝王的“养”得到了权威性的文化说明：“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也。”这里说到六个方面的“养”：养体，养鼻，养目，养耳，养信，养威。在诸感觉器官中，“养鼻”列在“养目”“养耳”即通常所说“聪明”两种能力的保养之前，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嗅觉意义的重视。对此，司马迁又有进一步的说明，“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这里说到四个方面：养生，养财，养安，养情。其中“养安”与前说重复，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审知恭敬辞让所以养体安身。”
关于“侧载臭苣，所以养鼻也”，司马贞《索隐》：“刘氏云：‘侧，特也。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行，特得以香草自随也，其余则否。’臭为香者，《山海经》云‘臭如蘪芜’，《易》曰‘其臭如兰’，是臭为草之香也。今以侧为边侧，载者置也，言天子之侧常置芳香于左右。”所谓“臭”，是说“香”。而所谓“天子行，特得以香草自随”，“天子之侧常置芳香于左右”，作为礼俗记录，书写了秦汉社会生活史中很有意思的一面。
这种习惯，其实有《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前例。而这种行为方式，也会产生普遍的社会影响。刘向《九叹·惜贤》所谓“怀芬香而挟蕙兮，佩江蓠之斐斐”，可以看作表现。稍晚又有三国魏人阮籍《咏怀》之二七所谓“妖冶闲都子，焕耀何芬葩”，晋人张华《轻薄篇》所谓“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芳葩”，也都可以理解为社会史的证明。
由于都市社会需求的存在，“香”的加工制作和市场经营应运而生。关于汉高祖刘邦父亲“太上皇庙”的设置，《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三辅黄图》说：“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冯翊府北。”又引《括地志》说：“汉太上皇庙在雍州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庙北。高帝庙亦在故城中也。”可知“太上皇庙”的空间位置在长安城中“酒池之北”“香室南”。“酒池”和“香室”的设置，是考察长安城市史应当注意的信息。
前引《史记·礼书》“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侧载臭苣，所以养鼻也”之说，反映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人体生理学、医学、卫生知识中都已经有关于气味与“鼻”的嗅觉的内容。
《史记》关于人体器官“鼻”的描述，有“曷鼻”（《范雎蔡泽列传》）、“鼻张”（《扁鹊仓公列传》）、“蜂准”（《秦始皇本纪》）、“隆准”（《高祖本纪》）等。观察和表记，是颇为细致具体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肺气通于鼻，鼻和则知臭香矣。肝气通于目，目和则知白黑矣。脾气通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于耳，耳和则闻五音矣。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府不和，则留为痈也。”似乎体现了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鼻”与人体呼吸系统的关系。
其实，对于身体的“养”，《荀子·礼论》已经有这样的表述：“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这里“养口”“养鼻”“养目”“养体”的说法，基本与《史记·礼书》一致。比较《荀子·礼论》“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和《史记·礼书》“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可以看到只有“苾”“茝”一个字的差异。
关于“鼻”的功能，《荀子·荣辱》还说道：“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这种感官反应的能力，是天生的，也是健康人所共同具有的。《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吕氏春秋·适音》则说：“鼻之隋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吕氏春秋·贵生》写道：“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鼻“欲芬香”，“鼻之隋欲芬香”，只是一种感官层次的生理满足。所谓“害于生则止”，则提示应当考虑“生”这一基本健康原则。所谓‘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强调在“鼻”之“欲”上，还有“心”之“乐”层次的精神欢愉。而东汉崔瑗《座右铭》提示了诸多自我修养的原则，最后说：“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此所谓“芬芳”，大致类近《史记》反复赞美的自然纯正的“芬芳”。
《史记·乐书》强调“礼”“乐”是形成体系的文化规范，是完好的有机整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千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对于祭祀礼制，所谓“亨孰而祀，非达礼也”，注家说到有气味的追求。裴驷《集解》：“郑玄曰：‘乐以文德为备，若《咸池》也。’”张守节《正义》：“解礼不具也。谓腥俎玄尊，表诚象古而已，不在芬苾孰味。是乃浇世为之，非达礼也。”其中说到“芬苾”，是可以联系上文“众芳芬苾”瓦当文字进行理解的。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曾经有重要的制度变化和政策调整。军事方面，也有大规模积极进取的决心。《史记·封禅书》写道：“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第二年，在祭祀礼仪方面也有所调整：“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畴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畴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祭祀行为的简化，“以木禺马代驹”，只是“五月”依然用“驹”。除帝王亲自祭祀“行亲郊用驹”之外，“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这是祭祀礼仪的重大革新。据说是受到秦礼制传统“雍五畴无牢熟具，芬芳不备”的影响。这样我们可以推知，此前汉家皇室祭祀，通常是讲究“芬芳”追求的。《后汉书·孝明八王传·乐成靖王党》有这样的记述：“知陵庙至重，承继有礼，不惟致敬之节，肃穆之慎，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苾芬。”可知东汉时祭祀“陵庙”的“礼”，在“苾芬”方面有所欠缺，是受到指责的。
《汉书·礼乐志》载录《郊祀歌》十九章的第一章《练时日》，开篇就说“练时日，侯有望，焫膋萧，延四方”。关于“焫膋（ruò liáo）萧，延四方”，颜师古解释说：“以萧炳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指出敬神的要求，包括“馨香”气味，“馨香”应当就是“芬芳”。《练时日》下文还说到“粢盛香，尊桂酒”，“侠嘉夜，苣兰芳”，也都强调了气味的香美。颜师古注引如淳说：“嘉夜，芳草也。”颜师古理解，“侠与挟同，言怀挟芳草也。苣即今白芷”。形容酒香，较早有《诗·大雅·凫鹭》“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传：“芬芬，香也。”以“香酒”祠神，也有渊源久远的传统。《史记·晋世家》说，晋侯“献楚俘于周”，周天子“命晋侯为伯”，所赐物品，包括“柜鬯一卣”，裴驷《集解》引贾逵日：“柜，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诸侯赐珪瓒，然后为鬯。”这是很高等级的礼遇，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嘉文公锡珪鬯”作为《晋世家》所记录晋史最显赫的光荣。以“香酒”祭神，汉代依然是确定的制度。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诏说：“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颜师古注：“鬯，香酒，所以祭神。”（《汉书·宣帝纪》）以“香酒”“祭神”的礼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紀》说：“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执政，“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应劭《风俗通义·皇霸·五帝》说“帝喾”称谓的由来：“醇美喾然，若酒之芬香也。”祭酒“醇美”“芬香”，于是与祭祀对象的名号产生了联系。
祭祀行为中讲究“芬芳”，当然是和世间高等阶层日常生活中普遍享用“芬芳”有关联。这是在物质文化层次的理解。就精神文化层面而言，对“芬芳”的喜好，又体现出一种高等级的文明修养。司马迁给予屈原《离骚》以非常高的评价：“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离骚》中多次提到对“芳”“芳草”“众芳”的倾心爱重。“百草为之不芳”，是屈原深心的忧虑。而“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等，也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语句。
“香草”，长期被看作天人之间联系的中介。《史记·郑世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文公身边一位名叫“燕姑”的等级很低下的“妾”，告知文公她在梦中得到“天”给予的“兰”，并预示将有子，而且告之“兰有国香”。“兰”，裴驷《集解》引贾逵的解释：“香草也。”郑文公相信这一信息，于是亲近“燕姑”，“而予之草兰为符”，后来果然生子，“名曰兰”。这一故事中，“文公之贱妾曰燕姑，梦天与之兰”的情节，以及“兰有国香”的说法，都是值得研究“香”事、“香”史的学者注意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述孔子葬处及弟子服丧的礼仪，以及后来“世世相传”的“奉祠”制度和“讲礼”形式的形成：“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日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孔子的安葬和祭祀，以“孔子冢”为文化焦点和纪念坐标。据《史记》注家解说，“孔子冢”有相当大的规模，营造了等级甚高的墓前建筑，陵园还移种了四方奇异草木。裴驷《集解》引《皇览》说：“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民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方树来种之’。其树柞、枌、雒离、安贵、五味、毚檀之树。孔子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司马贞《索隐》解释：“雒离，各离二音，又音落藜。藜是草名也。安贵，香名，出西域。五味，药草也。毚音谗。毚檀，檀树之别种。”
“安贵，香名，出西域”，说来自“西域”远国的“香”，被移植到孑L子墓园。这是“异国’一‘孔子弟子”“持其方树来种之”的行为，还是“孔子弟子”行旅“异国”有所成功的纪念，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名为“安贵”的“西域”“香”比“苜蓿”“蒲陶”更早引入，而且移种到东方更遥远的鲁地的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域“有蒲陶酒”，“俗嗜酒，马嗜苜蓿”。“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张骞“凿空”之后，“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蒲萄、苜蓿”的大面积引种，是丝绸之路开通后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而“孔子冢”列植“异种”草木，包括“出西域”的制“香”原料“安贵”等信息，则对丝绸之路史的研究有重要提示。
汉代陵墓植树，已经成为社会风习（王子今：《秦汉陵墓“列树成林”礼俗》，《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而孔子因文化成就卓越，社会声誉很高，“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是合理的现象。而汉代社会向往西域香料，富贵阶层尤其迷醉于此，也频见于文献记载。 《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说到汉武帝决意“立少子”，逼死其母钩弋夫人。“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连夜仓促进行的非正常入葬，导致生成神异故事。司马贞《索隐》写道：“《汉武故事》云‘既殡，香闻十里，上疑非常人，发棺视之，无尸，衣履存焉’。”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武帝末年杀夫人，殡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丝履也。”如果排除其神奇色彩，推想“尸香一日”和“香闻十里”的情形，不排除以相当数量香料随葬的可能。
汉末著名军阀刘表的墓葬西晋时被盗掘，据说“芬香闻数里”（《后汉书·刘表传》李贤注引《世语》）。《水经注·沔水》说“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艺文类聚》卷四0引《从征记》则言“香闻数十里”，并且明确说“（刘）表之子（刘）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苏合香”来自西方。《后汉书·西域傳》介绍“大秦”文化地理时，说道：“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物产，有“迷迷”“郁金”“薰草木”等“十二种香”，“苏合”名列在先。根据汉武帝时代丝绸之路新近开通的形势推想，钩弋夫人墓如果以香料随葬，很可能会使用“四方珍香”来自西域者。
西域“香”为中原人所喜好。《后汉书·李恂传》说，李恂在西域任职，当地贵族商人“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厨之属，一无所受”。《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班固与弟超书》写道：“今赉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闟登。”可见西域“苏合香”远销至洛阳。《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曹植《辩道论》写道：“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厨、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也说到西域“香”。有研究者解释：“香罽，具有香气之毛织物。”（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页、第193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78页、第286页）《中文大辞典》释“香厨”：“毛毡也，言香者，美之也。”书证即《后汉书·李恂传》（《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版，第45496页）。《汉语大词典》说“香厨”即“华丽的毛毡”，书证亦《后汉书·李恂传》（《汉语大词典》第1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页）。这样的说法或许应当修正。西域人“数遗”李恂之“香厨”，“西域胡来献香厨”之“香厨”，似乎都应当理解为“香”和“厨”，如班固所市“苏合香、闟登”。
一、山野自然“芬香之盛”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中关于山野原生森林的自然植被，有这样的描写：“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枏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梸梬栗，橘柚芬芳。”张守节《正义》：“曰橘，大曰柚。树有刺，冬不凋，叶青，花白，子黄赤。二树相似。非橙也。”这里使用“芬芳”一语，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其实，上文还说道：“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麋芜，诸蔗獐且。”司马贞《索隐》引司马彪的说法：“蕙，香草也。”又引《广志》：“蕙草绿叶紫茎，魏武帝以此烧香，今东下田有此草，茎叶似麻，其华正紫也。”而裴驷《集解》解释“江离”也写道：“《汉书音义》曰：江离，香草。”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上林赋》，关于上林苑植被有这样的描写：“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蘪芜，杂以流夷。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芋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蠁布写，（目+奄）瞹苾勃。”对于其中一些植物的解释，张守节《正义》：“张云：‘……蕙，薰草也。’”裴骃《集解》引郭璞的说法：“稿本，稿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若荪，香草也。”司马贞《索隐》引张揖云：“荪，香草。”对于所谓“吐芳扬烈”，裴骃《集解》引用郭璞的说法，解释为“香酷烈也”。所谓“（目+奄）瞹苾勃”，张守节《正义》：“（目+奄）瞹，奄爱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诗》云‘苾苾芬芬’，气也。”作者对草野间“众香发越”“吐芳扬烈”情境的描写，透露出对自然的一种真实的亲和之心。而司马迁对于司马相如文句中所表达的情感，似乎是赞许的。张衡《南都赋》“晻暧蓊蔚，含芬吐芳”，曹丕《沧海赋》“振绿叶以葳蕤，吐芬葩而扬荣”，也都显现出对《史记》载录的司马相如赋作“（目+奄）瞹苾勃”“吐芳扬烈”之语的承袭。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题为“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其中写道：“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各有自己的风格，然而都被看作远远超越“凡文人”的“雄于文者”。鲁迅说：“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司马相如传》上下篇，收赋尤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欣赏和认同的态度。如果就司马相如赋作名物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草木品种，西晋博物学者郭璞也“云未详”。我们能够有鲜明真切体会的，是对于极其优越的植被条件下形成的“芳香之盛”的浓墨记述。
呼吸来自草木的自然“芬芳”，时人以为享受。《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作栢梁”。司马贞《索隐》：“服虔云：‘用梁百头。’”“柘梁台”又作“柏梁台”。柏梁台的修筑，使用了上好的柏木。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道：“台高二十丈，用香梧为殿，香闻十里。”柏树自有的香气，在伐取成材后，依然浓郁。
二、“众芳芬苾”瓦当
陕西咸阳发现“众芳芬苾”文字瓦当，据研究者考释，“‘众芳’指草木的香气，‘芬苾’即芳香，常喻有才能的人。此瓦当在陕西省兴平市茂陵南豆马村曾有出土，应当是用在宫殿建筑上的吉语用瓦”（任虎成、王保平主编：《中国历代瓦当考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年版，图722）。“苾”字我们今天以为生疏，在先秦两汉却是常用字。《诗·小雅·楚茨》：“苾芬孝祀，神嗜饮食。”《诗·小雅·信南山》：“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由此看来，茂陵“众芳芬苾”瓦当“应当是用在宫殿建筑上的吉语用瓦”的说法固然不错，但我们还可以考虑到祭祀建筑用瓦的可能。《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就强调了“兰芷之室”作为建筑的文化意义。
上文说到“台高二十丈，用香栢为殿，香闻十里”，言宫廷建筑注重“香”气美化环境的作用。选择建筑材料时以“香”气为出发点在汉代多有表现，如扬雄《甘泉赋》所谓“香芬茆以穹隆兮，击薄栌而将荣”。《西京杂记》说，温室宫“香桂为柱”，也说明了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汉家宫室名号，有些也是标榜其“香”气的，如《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提到的“兰林”“披香”“苣若”“椒风”“发越”“蕙草”等殿名，都可以作为例证。汉长安城出土文字瓦当“披香殿当”，应当是“披香殿”的遗物。
前引《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桂椒木兰”，《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说，“椒房殿，在未央宫。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墙壁装修涂料杂入“椒”，用意在取其“芬芳”。《史记.夕}、戚世家》记载，陈皇后失宠被废，司马贞《索隐》：“废后居长门宫。”《文选》卷一六司马相如《长门赋》：“抟芳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苣香。”李善注：“芳若、荃兰，皆香草也。”说长门宫以“香草”为枕席。司马相如《美人赋》又写道：“臣排其户而造其室，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大概上层社会的居所，普遍以“芳香芬烈”的气息为装饰陈设的追求。宫殿建筑对“香”的气氛追求，还体现于《六臣注文选》卷一一何晏《景福殿赋》所谓“芸若充庭”，“敷华青春”，“霭霭萋萋，馥馥芬芬”。吕延济注：“芸若，香草。”“霭霭萋萋，盛貌。馥馥芬芬，香气也。”
在古代日常生活中，全面享用“芳香芬烈”需要相当高的成本，社会下层难有接触“芬芳”的条件。于是，以“香”为标尺的社会阶层划分出现了。《史记·商君列传》：“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以“芬华”形容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准确且生动。这种文字表达方式，在“二十四史”中仅见于《史记》。
三、“天子行”，“以香草自随”
上文说到对于“蕙”的解释，有“蕙草绿叶紫茎，魏武帝以此烧香”的说法。司馬迁生活的时代，以“蕙草”来“烧香”的风习，应当已经在上层社会普及。考古发现数量颇多的通称为“博山炉”的文物遗存，说明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
这种“香炉”的具体使用，见于《后汉书·钟离意传》李贤注引蔡质《汉官仪》：“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官供新青缣白绫被，或锦被，昼夜更宿，帷帐画，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随时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从至止车门还，女侍史絮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也。”后宫服务人员，有专人“执香炉烧熏”。
《史记·礼书》写道“礼由人起”。先王“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养”，作为生活内容，是有明确等级规范的。《史记·礼书》又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于是，帝王的“养”得到了权威性的文化说明：“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也。”这里说到六个方面的“养”：养体，养鼻，养目，养耳，养信，养威。在诸感觉器官中，“养鼻”列在“养目”“养耳”即通常所说“聪明”两种能力的保养之前，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嗅觉意义的重视。对此，司马迁又有进一步的说明，“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这里说到四个方面：养生，养财，养安，养情。其中“养安”与前说重复，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审知恭敬辞让所以养体安身。”
关于“侧载臭苣，所以养鼻也”，司马贞《索隐》：“刘氏云：‘侧，特也。臭，香也。茝，香草也。言天子行，特得以香草自随也，其余则否。’臭为香者，《山海经》云‘臭如蘪芜’，《易》曰‘其臭如兰’，是臭为草之香也。今以侧为边侧，载者置也，言天子之侧常置芳香于左右。”所谓“臭”，是说“香”。而所谓“天子行，特得以香草自随”，“天子之侧常置芳香于左右”，作为礼俗记录，书写了秦汉社会生活史中很有意思的一面。
这种习惯，其实有《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前例。而这种行为方式，也会产生普遍的社会影响。刘向《九叹·惜贤》所谓“怀芬香而挟蕙兮，佩江蓠之斐斐”，可以看作表现。稍晚又有三国魏人阮籍《咏怀》之二七所谓“妖冶闲都子，焕耀何芬葩”，晋人张华《轻薄篇》所谓“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芳葩”，也都可以理解为社会史的证明。
由于都市社会需求的存在，“香”的加工制作和市场经营应运而生。关于汉高祖刘邦父亲“太上皇庙”的设置，《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三辅黄图》说：“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冯翊府北。”又引《括地志》说：“汉太上皇庙在雍州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庙北。高帝庙亦在故城中也。”可知“太上皇庙”的空间位置在长安城中“酒池之北”“香室南”。“酒池”和“香室”的设置，是考察长安城市史应当注意的信息。
四、“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
前引《史记·礼书》“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侧载臭苣，所以养鼻也”之说，反映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人体生理学、医学、卫生知识中都已经有关于气味与“鼻”的嗅觉的内容。
《史记》关于人体器官“鼻”的描述，有“曷鼻”（《范雎蔡泽列传》）、“鼻张”（《扁鹊仓公列传》）、“蜂准”（《秦始皇本纪》）、“隆准”（《高祖本纪》）等。观察和表记，是颇为细致具体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肺气通于鼻，鼻和则知臭香矣。肝气通于目，目和则知白黑矣。脾气通于口，口和则知谷味矣。心气通于舌，舌和则知五味矣。肾气通于耳，耳和则闻五音矣。五藏不和，则九窍不通;六府不和，则留为痈也。”似乎体现了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鼻”与人体呼吸系统的关系。
其实，对于身体的“养”，《荀子·礼论》已经有这样的表述：“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这里“养口”“养鼻”“养目”“养体”的说法，基本与《史记·礼书》一致。比较《荀子·礼论》“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和《史记·礼书》“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可以看到只有“苾”“茝”一个字的差异。
关于“鼻”的功能，《荀子·荣辱》还说道：“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这种感官反应的能力，是天生的，也是健康人所共同具有的。《吕氏春秋·本生》说：“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吕氏春秋·适音》则说：“鼻之隋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吕氏春秋·贵生》写道：“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鼻“欲芬香”，“鼻之隋欲芬香”，只是一种感官层次的生理满足。所谓“害于生则止”，则提示应当考虑“生”这一基本健康原则。所谓‘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强调在“鼻”之“欲”上，还有“心”之“乐”层次的精神欢愉。而东汉崔瑗《座右铭》提示了诸多自我修养的原则，最后说：“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此所谓“芬芳”，大致类近《史记》反复赞美的自然纯正的“芬芳”。
五、礼的品位，神的品味
《史记·乐书》强调“礼”“乐”是形成体系的文化规范，是完好的有机整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千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对于祭祀礼制，所谓“亨孰而祀，非达礼也”，注家说到有气味的追求。裴驷《集解》：“郑玄曰：‘乐以文德为备，若《咸池》也。’”张守节《正义》：“解礼不具也。谓腥俎玄尊，表诚象古而已，不在芬苾孰味。是乃浇世为之，非达礼也。”其中说到“芬苾”，是可以联系上文“众芳芬苾”瓦当文字进行理解的。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曾经有重要的制度变化和政策调整。军事方面，也有大规模积极进取的决心。《史记·封禅书》写道：“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第二年，在祭祀礼仪方面也有所调整：“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畴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畴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祭祀行为的简化，“以木禺马代驹”，只是“五月”依然用“驹”。除帝王亲自祭祀“行亲郊用驹”之外，“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这是祭祀礼仪的重大革新。据说是受到秦礼制传统“雍五畴无牢熟具，芬芳不备”的影响。这样我们可以推知，此前汉家皇室祭祀，通常是讲究“芬芳”追求的。《后汉书·孝明八王传·乐成靖王党》有这样的记述：“知陵庙至重，承继有礼，不惟致敬之节，肃穆之慎，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苾芬。”可知东汉时祭祀“陵庙”的“礼”，在“苾芬”方面有所欠缺，是受到指责的。
《汉书·礼乐志》载录《郊祀歌》十九章的第一章《练时日》，开篇就说“练时日，侯有望，焫膋萧，延四方”。关于“焫膋（ruò liáo）萧，延四方”，颜师古解释说：“以萧炳脂合馨香也。四方，四方之神也。”指出敬神的要求，包括“馨香”气味，“馨香”应当就是“芬芳”。《练时日》下文还说到“粢盛香，尊桂酒”，“侠嘉夜，苣兰芳”，也都强调了气味的香美。颜师古注引如淳说：“嘉夜，芳草也。”颜师古理解，“侠与挟同，言怀挟芳草也。苣即今白芷”。形容酒香，较早有《诗·大雅·凫鹭》“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传：“芬芬，香也。”以“香酒”祠神，也有渊源久远的传统。《史记·晋世家》说，晋侯“献楚俘于周”，周天子“命晋侯为伯”，所赐物品，包括“柜鬯一卣”，裴驷《集解》引贾逵日：“柜，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诸侯赐珪瓒，然后为鬯。”这是很高等级的礼遇，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嘉文公锡珪鬯”作为《晋世家》所记录晋史最显赫的光荣。以“香酒”祭神，汉代依然是确定的制度。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诏说：“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颜师古注：“鬯，香酒，所以祭神。”（《汉书·宣帝纪》）以“香酒”“祭神”的礼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紀》说：“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执政，“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应劭《风俗通义·皇霸·五帝》说“帝喾”称谓的由来：“醇美喾然，若酒之芬香也。”祭酒“醇美”“芬香”，于是与祭祀对象的名号产生了联系。
祭祀行为中讲究“芬芳”，当然是和世间高等阶层日常生活中普遍享用“芬芳”有关联。这是在物质文化层次的理解。就精神文化层面而言，对“芬芳”的喜好，又体现出一种高等级的文明修养。司马迁给予屈原《离骚》以非常高的评价：“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离骚》中多次提到对“芳”“芳草”“众芳”的倾心爱重。“百草为之不芳”，是屈原深心的忧虑。而“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等，也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语句。
“香草”，长期被看作天人之间联系的中介。《史记·郑世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郑文公身边一位名叫“燕姑”的等级很低下的“妾”，告知文公她在梦中得到“天”给予的“兰”，并预示将有子，而且告之“兰有国香”。“兰”，裴驷《集解》引贾逵的解释：“香草也。”郑文公相信这一信息，于是亲近“燕姑”，“而予之草兰为符”，后来果然生子，“名曰兰”。这一故事中，“文公之贱妾曰燕姑，梦天与之兰”的情节，以及“兰有国香”的说法，都是值得研究“香”事、“香”史的学者注意的。
六、西域“香”的引入
《史记·孔子世家》记述孔子葬处及弟子服丧的礼仪，以及后来“世世相传”的“奉祠”制度和“讲礼”形式的形成：“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日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孔子的安葬和祭祀，以“孔子冢”为文化焦点和纪念坐标。据《史记》注家解说，“孔子冢”有相当大的规模，营造了等级甚高的墓前建筑，陵园还移种了四方奇异草木。裴驷《集解》引《皇览》说：“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民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方树来种之’。其树柞、枌、雒离、安贵、五味、毚檀之树。孔子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司马贞《索隐》解释：“雒离，各离二音，又音落藜。藜是草名也。安贵，香名，出西域。五味，药草也。毚音谗。毚檀，檀树之别种。”
“安贵，香名，出西域”，说来自“西域”远国的“香”，被移植到孑L子墓园。这是“异国’一‘孔子弟子”“持其方树来种之”的行为，还是“孔子弟子”行旅“异国”有所成功的纪念，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名为“安贵”的“西域”“香”比“苜蓿”“蒲陶”更早引入，而且移种到东方更遥远的鲁地的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域“有蒲陶酒”，“俗嗜酒，马嗜苜蓿”。“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张骞“凿空”之后，“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蒲萄、苜蓿”的大面积引种，是丝绸之路开通后出现的重要历史现象。而“孔子冢”列植“异种”草木，包括“出西域”的制“香”原料“安贵”等信息，则对丝绸之路史的研究有重要提示。
汉代陵墓植树，已经成为社会风习（王子今：《秦汉陵墓“列树成林”礼俗》，《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而孔子因文化成就卓越，社会声誉很高，“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是合理的现象。而汉代社会向往西域香料，富贵阶层尤其迷醉于此，也频见于文献记载。 《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说到汉武帝决意“立少子”，逼死其母钩弋夫人。“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连夜仓促进行的非正常入葬，导致生成神异故事。司马贞《索隐》写道：“《汉武故事》云‘既殡，香闻十里，上疑非常人，发棺视之，无尸，衣履存焉’。”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武帝末年杀夫人，殡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丝履也。”如果排除其神奇色彩，推想“尸香一日”和“香闻十里”的情形，不排除以相当数量香料随葬的可能。
汉末著名军阀刘表的墓葬西晋时被盗掘，据说“芬香闻数里”（《后汉书·刘表传》李贤注引《世语》）。《水经注·沔水》说“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艺文类聚》卷四0引《从征记》则言“香闻数十里”，并且明确说“（刘）表之子（刘）琮捣四方珍香数十斛，著棺中。苏合消疾之香，莫不毕备”。“苏合香”来自西方。《后汉书·西域傳》介绍“大秦”文化地理时，说道：“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物产，有“迷迷”“郁金”“薰草木”等“十二种香”，“苏合”名列在先。根据汉武帝时代丝绸之路新近开通的形势推想，钩弋夫人墓如果以香料随葬，很可能会使用“四方珍香”来自西域者。
西域“香”为中原人所喜好。《后汉书·李恂传》说，李恂在西域任职，当地贵族商人“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厨之属，一无所受”。《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班固与弟超书》写道：“今赉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闟登。”可见西域“苏合香”远销至洛阳。《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引曹植《辩道论》写道：“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厨、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也说到西域“香”。有研究者解释：“香罽，具有香气之毛织物。”（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页、第193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78页、第286页）《中文大辞典》释“香厨”：“毛毡也，言香者，美之也。”书证即《后汉书·李恂传》（《中文大辞典》，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版，第45496页）。《汉语大词典》说“香厨”即“华丽的毛毡”，书证亦《后汉书·李恂传》（《汉语大词典》第12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页）。这样的说法或许应当修正。西域人“数遗”李恂之“香厨”，“西域胡来献香厨”之“香厨”，似乎都应当理解为“香”和“厨”，如班固所市“苏合香、闟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