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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名臣余靖为官凡四十载，恪守“清公勤明和慎”的从政六箴。其《从政六箴》不仅体现了其化用历史典故直抒胸臆、摄取诸家道德精神以明心志的思维特质，而且具有深刻的廉政意蕴和明确的精神指向，对当下之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
[关键词]余靖 从政六箴 廉政
北宋名臣余靖所写《从政六箴》，不仅体现了清、公、勤的从政要求，而且也表现了明、和、慎的价值内涵，具有明确的廉政精神指向。
一、轩铜照胆、明辨是非的明察要求
余靖于《明箴》中指出：“邪正区别，是为精明”。“明”即明辨、明察之意，指区分真伪、明辨邪正。为何要“明”呢？因为社会上勇猛好斗、强弱真伪及巧诈奸邪之事大量存在，“函血奋气，争斗所起，区区强弱，茫茫真伪。巧诈千端，奸邪万计。”所以余靖指出，为官者要公平地处理好这些事情，其前提是要明辨、明察事情的原委，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事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同时，做人也是如此，不畏于势、不黩于贿、不鬻狱奉身，而要清白地做人，像轩铜镜一样，“不将不迎”。
为揭示“明”的内在要求，余靖化用以下典故加于说明。
（一）狐假虎威
《战国策·楚策》之《荆宣王问群臣章》载：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凡是藉着权威的势力欺压别人，或藉着职务上的权力作成作福的，都是一种“狐假虎威”的做派。对于狐借虎威的现象，要敢于揭露。
（二）鹬蚌相争
《战国策·燕策》之《赵且伐燕章》载：赵且伐燕，苏代为燕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当赵国将要攻打燕国时，苏代为了燕国的国家利益，挺身而出，去劝谏赵惠王，苏代用“鹬蚌相争，渔瓮得利”的故事，委婉地道出赵国攻打燕国可能给燕赵两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希望赵惠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三思而行。余靖化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要说明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须明辨利益得失。
（三）舞文巧诋与饰智任诈
舞文巧诋是指西汉张汤决狱不公之为，《史记》与《汉书》均有记载。《史记·酷吏列传》载：“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摧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椽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释。问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监、掾、史某所为。’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解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自辛，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汉书·张汤传》也记：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汤决大狱”以“上意所便”为断，乃至造成“汉刑已淫”之局。
饰智任诈是指巧取豪夺之为。《管子·正世》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舞文巧诋”与“饰智任诈”两典之意是：为君者既要防吏，又得教民。两者之防，同须明察！
（四）聚毚兔以成穴，吓宛鸟雏而得味
“聚毚兔以成穴”是通过《战国策·齐策四》中“狡兔三窟”的引申，意为识别奸邪清正。《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章》载，齐人冯谖食于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初始未识得冯谖之才，后冯援三歌长铗改善了自己和老母的生活，后又挺身而出到孟尝的封地薛邑假为孟尝收债反“市义”而使孟尝君得百姓拥护，最后游说梁王为孟尝君恢复了相位，使孟尝君在薛得以立宗庙，终身无祸。三窟的经营，显示了冯援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谋士。狡兔三窟是冯谖为孟尝“市义”而得百姓拥护后之语。该《策》载冯谖之语，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成，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吓宛鸟雏而得味”是对《庄子·外篇·秋水》中“鸱吓宛鸟雏”一典的引申，意为保持高洁、抗拒诱惑。《秋水》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宛鸟雏，子知之乎？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鸩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将自己比作鸩雏，喻清高自守；将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志趣，又极其辛辣地讥讽了惠子醉心于功名利禄者的嘴脸。
余靖“聚冕兔以成穴”“吓鸩雏而得味”二典的化用，阐明了识奸与抗腐的深意。
（五）吹毛求疵
为官以明，正确品评人物，必须识大体、重大节，把握大局，而不吹毛求疵、以偏概全。《韩非子·大体》载：“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讬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援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正是体现了明察的要求，从而坚持原则，把握本质。 为了进一步阐明从政之明的要求，余靖还引用西汉贾谊之《新书·官人》之言以证之。贾谊在该书中言“王者官人有六等”，即师、友、大臣、左右、侍御、厮役。六等中唯厮役是“柔色伛偻，惟谀之行，惟言之听，以睚眦之间事君者。”柔色即造作、滑言即诈言，厮役之为即小人之为也。最后，余靖要求做到“轩铜照胆，不将不迎”，表现出与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同样情怀。
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济之中和”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礼记》中所强调的“中庸”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是人们立身行事之指导思想，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
《论语·为政》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德治国是传统儒家的政治主张，是从唐尧以来所坚持的“从政”之本。同样，以“中和”为核心的治世之方也是一种从政的中庸之道。《论语·雍也》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与《礼记》所阐述的中庸之道同义。
《大戴礼记》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过，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则不可教也；不习民不可使也。”
《汉书·东方朔传》也载：“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黄主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余靖《和箴》中引“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与其于《公箴》中指出的“张汤轻重其心”造成的“汉刑已淫”，《勤箴》中指出的“二王清谈，晋失其尊”及《明箴》中所指出的“明以处事”“区分正邪”之意是一致的。“刚而又方失乎正，柔而又圆近于佞”。从政，就必须把握从政之“度”，要“济之中和”，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车之下无伯夷”的“慎思谨行”
在《从政六箴》的《慎箴》中，余靖化用了“青蝇止棘”、“薏苡似珠”、“太仆之马，数而后对”；“温室之树，问而不言”、“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车之下无伯夷”等典，目的是说明治理国家、地方如“太行之险”、“龙门之浚”，为此，从政者为了国家、社稷利益，为了清正的政治环境，在施政处事中必须慎重的主张。
（一）青蝇止棘
青蝇止棘出于《诗经》。其《小雅·青蝇》载：“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荆，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构我二人。”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毛诗正义》卷十四之《青蝇》引文同。这是一首斥责馋人害人祸国的诗。
（二）薏苡似珠
《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士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与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三）温室之树
“温室之树，问而不言”是余靖引《汉书·孔光传》之语。该书载，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年未二十，经学尤明，举为议郎、谏大夫，明习汉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由此可见孔光的慎谨。
（四）“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
《韩非子·安危第二十五》曾载治世之道，“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强调慎重从政。曰：“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日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以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奔车、覆舟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而仲尼、伯夷都是道德高尚的人。“舟”、“车”喻国家、社稷，仲尼、伯夷不会在混乱、危险的环境里生活的，因为“安则廉贞生，危则争鄙起”。因此，谨慎处理好社稷国家，才能使社稷常立，国加久安。
结语
总之，《从政六箴》是余靖的私箴、座右铭。余靖通过其《从政六箴》化用的诸多典故，折射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保持“士节”的基本要求，是由保持个人清廉到建设清明政治的思想提升，彰显出余靖的廉政精神。
[关键词]余靖 从政六箴 廉政
北宋名臣余靖所写《从政六箴》，不仅体现了清、公、勤的从政要求，而且也表现了明、和、慎的价值内涵，具有明确的廉政精神指向。
一、轩铜照胆、明辨是非的明察要求
余靖于《明箴》中指出：“邪正区别，是为精明”。“明”即明辨、明察之意，指区分真伪、明辨邪正。为何要“明”呢？因为社会上勇猛好斗、强弱真伪及巧诈奸邪之事大量存在，“函血奋气，争斗所起，区区强弱，茫茫真伪。巧诈千端，奸邪万计。”所以余靖指出，为官者要公平地处理好这些事情，其前提是要明辨、明察事情的原委，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事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同时，做人也是如此，不畏于势、不黩于贿、不鬻狱奉身，而要清白地做人，像轩铜镜一样，“不将不迎”。
为揭示“明”的内在要求，余靖化用以下典故加于说明。
（一）狐假虎威
《战国策·楚策》之《荆宣王问群臣章》载：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凡是藉着权威的势力欺压别人，或藉着职务上的权力作成作福的，都是一种“狐假虎威”的做派。对于狐借虎威的现象，要敢于揭露。
（二）鹬蚌相争
《战国策·燕策》之《赵且伐燕章》载：赵且伐燕，苏代为燕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当赵国将要攻打燕国时，苏代为了燕国的国家利益，挺身而出，去劝谏赵惠王，苏代用“鹬蚌相争，渔瓮得利”的故事，委婉地道出赵国攻打燕国可能给燕赵两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希望赵惠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三思而行。余靖化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要说明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须明辨利益得失。
（三）舞文巧诋与饰智任诈
舞文巧诋是指西汉张汤决狱不公之为，《史记》与《汉书》均有记载。《史记·酷吏列传》载：“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摧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椽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释。问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监、掾、史某所为。’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解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自辛，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汉书·张汤传》也记：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汤决大狱”以“上意所便”为断，乃至造成“汉刑已淫”之局。
饰智任诈是指巧取豪夺之为。《管子·正世》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
“舞文巧诋”与“饰智任诈”两典之意是：为君者既要防吏，又得教民。两者之防，同须明察！
（四）聚毚兔以成穴，吓宛鸟雏而得味
“聚毚兔以成穴”是通过《战国策·齐策四》中“狡兔三窟”的引申，意为识别奸邪清正。《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章》载，齐人冯谖食于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初始未识得冯谖之才，后冯援三歌长铗改善了自己和老母的生活，后又挺身而出到孟尝的封地薛邑假为孟尝收债反“市义”而使孟尝君得百姓拥护，最后游说梁王为孟尝君恢复了相位，使孟尝君在薛得以立宗庙，终身无祸。三窟的经营，显示了冯援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谋士。狡兔三窟是冯谖为孟尝“市义”而得百姓拥护后之语。该《策》载冯谖之语，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成，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吓宛鸟雏而得味”是对《庄子·外篇·秋水》中“鸱吓宛鸟雏”一典的引申，意为保持高洁、抗拒诱惑。《秋水》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宛鸟雏，子知之乎？夫宛鸟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鸩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将自己比作鸩雏，喻清高自守；将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志趣，又极其辛辣地讥讽了惠子醉心于功名利禄者的嘴脸。
余靖“聚冕兔以成穴”“吓鸩雏而得味”二典的化用，阐明了识奸与抗腐的深意。
（五）吹毛求疵
为官以明，正确品评人物，必须识大体、重大节，把握大局，而不吹毛求疵、以偏概全。《韩非子·大体》载：“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讬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援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正是体现了明察的要求，从而坚持原则，把握本质。 为了进一步阐明从政之明的要求，余靖还引用西汉贾谊之《新书·官人》之言以证之。贾谊在该书中言“王者官人有六等”，即师、友、大臣、左右、侍御、厮役。六等中唯厮役是“柔色伛偻，惟谀之行，惟言之听，以睚眦之间事君者。”柔色即造作、滑言即诈言，厮役之为即小人之为也。最后，余靖要求做到“轩铜照胆，不将不迎”，表现出与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同样情怀。
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济之中和”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礼记》中所强调的“中庸”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是人们立身行事之指导思想，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
《论语·为政》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德治国是传统儒家的政治主张，是从唐尧以来所坚持的“从政”之本。同样，以“中和”为核心的治世之方也是一种从政的中庸之道。《论语·雍也》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与《礼记》所阐述的中庸之道同义。
《大戴礼记》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过，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亲而不离。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则不可教也；不习民不可使也。”
《汉书·东方朔传》也载：“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鹡鸰，飞且鸣矣。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黄主纩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余靖《和箴》中引“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与其于《公箴》中指出的“张汤轻重其心”造成的“汉刑已淫”，《勤箴》中指出的“二王清谈，晋失其尊”及《明箴》中所指出的“明以处事”“区分正邪”之意是一致的。“刚而又方失乎正，柔而又圆近于佞”。从政，就必须把握从政之“度”，要“济之中和”，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车之下无伯夷”的“慎思谨行”
在《从政六箴》的《慎箴》中，余靖化用了“青蝇止棘”、“薏苡似珠”、“太仆之马，数而后对”；“温室之树，问而不言”、“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车之下无伯夷”等典，目的是说明治理国家、地方如“太行之险”、“龙门之浚”，为此，从政者为了国家、社稷利益，为了清正的政治环境，在施政处事中必须慎重的主张。
（一）青蝇止棘
青蝇止棘出于《诗经》。其《小雅·青蝇》载：“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荆，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构我二人。”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毛诗正义》卷十四之《青蝇》引文同。这是一首斥责馋人害人祸国的诗。
（二）薏苡似珠
《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士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与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槁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三）温室之树
“温室之树，问而不言”是余靖引《汉书·孔光传》之语。该书载，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年未二十，经学尤明，举为议郎、谏大夫，明习汉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由此可见孔光的慎谨。
（四）“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
《韩非子·安危第二十五》曾载治世之道，“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强调慎重从政。曰：“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日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以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奔车、覆舟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而仲尼、伯夷都是道德高尚的人。“舟”、“车”喻国家、社稷，仲尼、伯夷不会在混乱、危险的环境里生活的，因为“安则廉贞生，危则争鄙起”。因此，谨慎处理好社稷国家，才能使社稷常立，国加久安。
结语
总之，《从政六箴》是余靖的私箴、座右铭。余靖通过其《从政六箴》化用的诸多典故，折射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保持“士节”的基本要求，是由保持个人清廉到建设清明政治的思想提升，彰显出余靖的廉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