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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916年的甘惜分老师今年迎来了他的百岁之年，作为他的学生，我在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的同时，自然会回顾起与他的交往和友谊，感念他所给予的关爱和帮助。
我从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为甘老师的学生，迄今已整整50年了。特别是后来我又在1978年成为他首批招收的两个研究生之一（另一个是童兵），2003年我又作为引进人才回母校任教从而成了他的同事，可以说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我是同他始终保持交往，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尤其是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我们常常会像朋友那样倾心交谈，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我与甘老师之间亦师亦友，有着许多特殊的经历和独特的故事。
一、特殊的情谊
我是1964年以第一志愿从福建考入人大新闻系的。当我满怀新闻理想来到梦寐以求的人大新闻系时，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觉那么的新鲜！那时我们新闻系学生还在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一号当年段祺瑞的执政府院内读书。这是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遇害的地方。院子不大，老师们也大都住在院里，因此很快我们就认识了罗列系主任和班主任赵日成老师。
在大学里，学生们最关心的自然还是系里有哪些名师，于是我们通过高年级同学了解到，我们新闻系当时除了原人民大学像蓝鸿文、陈昌本这些老师外，还有来自原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一些著名老师①，比如有来自原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蒋荫恩教授（曾任燕大新闻系主任）、张隆栋老师，有来自北大的甘惜分老师、方汉奇老师，等等。
在一次全系的聚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些令我们仰慕和敬佩的老师。在当时我的眼里，甘老师身材不算高，但是却很干练，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一口的四川口音。
我们庆幸系里有这么多名师，同时也期待着能够尽快地听他们讲课，接受他们的教导。但是没想到，二年级下学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得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一开始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始终在跟着“潮流”行动。不过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打、砸、抢”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干，我觉得这是一条做人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越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系里的领导和知名老师都被作为“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其中既包括系主任罗列、总支书记齐振之等系领导，也包括甘老师和张隆栋、方汉奇等老师。他们都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受到了批斗。在当时的极左思潮下，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师经常被批斗，有时在系里，有时则被叫到班级里，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去做伤害自己老师的事情。
我盼着“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盼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尽快恢复平静，然而运动却一个接一个，始终不见完，学习被耽误了，老师与同学之间的正常联系也被中断了，我和甘老师仅有的几次见面机会却都是在批斗会上。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不但在批斗会之外见到了甘老师，而且是在甘老师的家里见到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甘老师在张自忠路的家里，但遗憾的是当时甘老师还是被批判的对象，我是陪同外单位前来找甘老师外调②的人员去的，任务是监督甘老师同来人的谈话。外调完毕，临走时我跟甘老师说了几句话，便回到了西郊学校，向系里汇报说外调一切正常，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这里要插一段倒叙：1978年我考上甘老师的研究生后第一次上他家拜访，甘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保卫，你还记得吗，‘文革’中你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記忆到今天。”我吃惊地望着他说：“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指的是哪句话。”他告诉我说：“有一年，你陪外调人员来我家，临走的时候你小声对我说，甘老师，你没有什么民愤，大家不会对你怎么样，你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运动。”他对我说：“那些年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可以说你的这句话使我心里有了底，帮我增强了信心，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
说实话，要是甘老师不说，这句话，包括这件事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甘老师却一直记到今天，而且在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就跟我谈起这件事。我想当年作为一个“红卫兵”学生，在不经意间所说的一句话竟然让老师一直记得，再想想当时一些同学出于幼稚对老师们做出的一些伤害行为，真觉得我们学生们对不起老师。
2004年夏天，我们1964级人大新闻系的同学为纪念入学40周年举行返校活动，在包括甘老师、方老师在场的师生座谈见面会上，全年级同学集体向老师们表示道歉，检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老师们说，那时候是特殊年代、特殊时期，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大家不要再自责了。老师们的宽容与大度让同学们十分感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和老师们共同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包括后来一起到京郊农村劳动。我们毕业后，甘老师、方老师他们还到了江西余江县的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这段经历对甘老师是一种磨难，也是一种历练。正因为此，当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人大复校③，甘老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他满怀抱负，要将“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他在课堂上对我们研究生说，他真正的学术青春是从1978年62岁时开始的。
应该说，本科时同甘老师的这段交往虽然时间不多，也不深，但这是在特殊年代中的一段特殊经历，而这段特殊经历又使我们师生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谊，或者说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留存下来的独特的友谊，值得我们永远记忆。
二、敬重的师长
1978年大学恢复招生，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专业是1973年人大停办后，新闻系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建立的。后来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我们被北京大学录取的研究生也跟着老师们一起回到了复校后的人民大学。 在阔别8年之后，我重新回到母校，成为人大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因为新闻理论考试成绩好，我被甘老师收为研究生，从此开始了我同甘老师第二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交往时期。而这段经历也使得甘老师成为我学术人生中最敬重，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入学后，甘老师给我和童兵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并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点。他告诉我们，研究新闻学一定要打好理论基础，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全面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甘老师的这一安排可以说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我们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做卡片，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快要读完了，甘老师又告诉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1卷中央编译局已经译完，他已联系好，让我们继续去通读。就这样，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通览了一遍，做了几千张卡片，最后整理成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的著作。
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但使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使我们领略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们后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记得读研期间，甘老师还特别重视让我们的学习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鼓励我们到新闻媒体去调查、学习。1980年，他带我和童兵前往兰州参加学术研讨会，让我们向到会的媒体领导和资深记者、编辑学习，并安排我们沿途到甘肃日报、宁夏日报、陕西日报、河南日报、河北日报去考察学习。这对我们及时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新闻界的改革状况，巩固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帮助很大，不仅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使我们了解到了当时新闻界的真实状况，因而能够用所学的新闻理论知识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981年10月，我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3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毕业分配有几种选择：一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二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而促使我作出这一选择的正是甘老师。当我向他征求对我毕业分配去向的意见时，他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自己去实现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新闻梦”。因此，最后我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台。
迄今为止30多年来，我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可以说一直耕耘在新闻教育的园地里，先后教过的学生有数千人，并且培养了百余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高校访学老师。能够揽天下英才而教之育之，真是人世间最开心和惬意的一件事，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当老师的自豪与幸福！我常常想，我之所以在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和进步，甘老师作为引路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相知的朋友
研究生毕业后的这些年里，我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甘老师，向他汇报工作和思想，同时也向他介绍高校和新闻界的一些新情况。他有时也会主动打电话给我：“保卫，你来陪我坐坐，我闷了。”接到电话，我会尽快地赶过去同甘老师见面，有時我也让我的博士生去看望甘老师。同学们去拜望“师爷”，回来一个个都兴奋不已，说甘老师如何平易近人，更让他们高兴的是甘老师还会送他们自己书写好的字幅，让他们好不激动！
因为和甘老师交往的时间长，而且深，所以甘老师常常会跟我开怀畅谈，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他把他对时局和新闻界的看法跟我交流，把他的苦恼和思考同我探讨，我也会直率地向他坦诚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相互间是师生，更像是相知的朋友。
有年元旦我去看他，他一脸惆怅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保卫，我这一生中有一个遗憾看来是无法弥补了。”我猜到了他说的是什么，但我还是问他：“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会让你这么遗憾呢？”他非常认真地说：“保卫，我和王中④先生的误解一直没能够消除，而他现在已经故去，这不成终生遗憾了吗？”
甘老师同王中老师曾经有过一段学术恩怨，这要从1957年的“反右派”谈起。当年王中老师因为其撰述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的一些观点，如主张报纸有商品属性，新闻要讲趣味性等，被打成“右派”，当时甘老师也曾写过批判文章。对此甘老师多少年来一直心怀愧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向王中老师表达。
1980年，甘老师带着还在读研的我和童兵一起去兰州参加学术研讨会，王中老师也带着他的研究生李良荣参加会议，甘老师知道后，主动让我们去联系王中老师，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见个面。我们向王中老师转达了甘老师的心意后，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两位老先生在兰州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两人不计前嫌，握手言和，我们作为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心里真是高兴！
研讨会结束，甘肃省记协邀请两位老先生作学术报告，头一场是甘老师讲，后面是王中老师讲，王中老师在报告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甘老师的一些观点。看来作为个人关系，两位老先生可以消除旧怨，实现和解，但是作为学者在学术上的争议和分歧是很难一时消弭的。
后来1986年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全国新闻理论教学研讨会上，两位老先生又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可是当时王中老师已经腿脚不便，他是坐着轮椅参加会议的，两位老先生也没能够单独交谈。就这样，两位老人有些话始终憋在心里，没有合适的机会作一些深入的交流。 我劝甘老师说：“王中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我想他如果还在世，看到你后来的思想变化，也会对你表示理解的。”
我说的思想变化，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甘老师通过对以往我国新闻工作和新闻理论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强调要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即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允许多种声音并存;要多站在人民的立场考虑问题，多为人民说话;要重视并加强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不要对人民说假话、空话;等等。
有段时间，有人曾对甘老师观点的变化提出非议，认为这有点像某些“风派”⑤人物的做法。我则认为，我跟了甘老师那么多年，知道他的许多新观点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甘老师自己也说，过去他主要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而现在他更多的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由于观察事物视角的变化，或是随着事物或形势的发展变化，理论观点上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由此，我又想起来就在当年甘老师写文章批判王中先生不久，1960年甘老师在人民大学也受到了批判，原因是他坚持认为新闻不能光讲“政治性”，还要讲其他一些属性如新闻性等。我感觉甘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崇尚真理，始终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信条，他愿意说真话，即使有些话不符合潮流，他也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而且他也愿意承认并纠正自己学术研究中一些过时了的或是说错了的观点。
记得1986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新闻理论教学研讨会上，一位年轻老师在会上说：“甘老师，我们很敬重您，新闻理论课用的是您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但是我们对您书中所使用的新闻定义不大赞同，您能不能修改一下您的定义？”甘老师当场起立发言，表示接受意见，对新闻定义作重新思考和修改。
这位老师所说的甘老师的新闻定义，就是他书中所提出的“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个定义。这是他1978年在给我们第一届几个研究生上新闻理论课时提出来的。他当时说，他考虑了很久，陆定一的定义不够严谨，倾向性不明显，他认为，新闻除了报道事实之外还要评述事实，而且要影响舆论，于是他提出了这个定义。应当说，他的这个考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把定义最后落定在“特殊手段”上，我们几个研究生都表示不赞同，但他还是将其写进了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这次他能够当着那么多后生晚辈年轻老师的面表示愿意对新闻定义作修改，这是需要有一种勇气的。当时全场与会者以热烈的掌声对甘老师的做法表示赞赏，同时也表达敬意。
这些年，年过90岁的甘老师给人以越老越有朝气、越老越有活力的感觉。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只要活着，就要看书，就要写作，就要思考问题。”他还说：“战士战死在疆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在书斋也是光荣的。如果哪一天我在书桌前看书闭上眼没有醒来，那是光荣的。”我们给他过完90岁生日后，他说他要活到百岁，而临近百岁时他又说他要争取活到120岁。总之，他要跟命运挑战，要和时间赛跑。
今年元旦前夕，我去看望甘老师，祝贺他迎来百岁之年，他对我说：“保卫，我老了，近来感觉记性越来越差。”我对他说：“我都70岁了，你100岁了要是还不说老，那谁还敢说自己老啊！”他哈哈大笑，笑得是那么天真，看得出还带着一丝腼腆。
临别时他赠我一幅字⑥，上书“立足中国土 请教马克思”，我知道他是希望我这个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人，依然能够立足中国国情，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在新闻教学与科研的路上继续前行。
记下上述文字，算是我对自己同甘老师半世纪师生情缘的一个回顾。我真庆幸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庆幸自己能够同他保持这么长的友谊，能够不断听到他的教诲，看到他那童真般的笑容，能够领略他的睿智，感受他的大气！我衷心祝愿甘老师能更加健康长寿，朝着他自己确定的120岁的生命目标迈进！
注 释：
①1952年第一次全国院系调整时，由美国及英国4所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建于1916年的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新闻系（创办于1924年）并入北京大学，在中文系组建了新闻学专业，一批原燕京大学的老师转入北京大学;1958年第二次全国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又被并入了建立于195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罗列主任带领甘惜分、方汉奇老师，以及原先来自燕京大学的蒋荫恩、张隆栋老师等一起到了人大。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实现了“三源合流”，从而壮大了人大新闻系的力量，也由此奠定了人大新闻系在全国新闻院系中的领军地位。
②指“文化大革命”中受组织委派，到外单位通过外单位人员调查本单位某位干部历史或现实问题的活动。当时的外调往往成为迫害干部的一种手段。如果外调人员要找正在受批判的人员调查，通常需要系里派老师或同学陪同。
③“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民大学在1973年被撤销，1978年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得以重新复校。
④王中（1914—199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50年代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重回复旦大学新闻系主政，是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我国新闻教育界素有“北甘南王”的说法，即人大有甘惜分，复旦有王中，两位老先生在全国新闻界，特别是教育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⑤指那些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观点的人。
⑥甘老师喜欢书法，坚持天天练字，这也成为他健身的一种主要方式。他的书法遒劲有力，流畅洒脱，很有风格。他常常会向到访的客人赠送字幅，而且有时会让客人自己从中挑选。他写的内容多为古人或领袖的诗词与格言警句，或是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郑 艳
我从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为甘老师的学生，迄今已整整50年了。特别是后来我又在1978年成为他首批招收的两个研究生之一（另一个是童兵），2003年我又作为引进人才回母校任教从而成了他的同事，可以说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我是同他始终保持交往，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尤其是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我们常常会像朋友那样倾心交谈，因此，在我的记忆中，我与甘老师之间亦师亦友，有着许多特殊的经历和独特的故事。
一、特殊的情谊
我是1964年以第一志愿从福建考入人大新闻系的。当我满怀新闻理想来到梦寐以求的人大新闻系时，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觉那么的新鲜！那时我们新闻系学生还在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一号当年段祺瑞的执政府院内读书。这是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遇害的地方。院子不大，老师们也大都住在院里，因此很快我们就认识了罗列系主任和班主任赵日成老师。
在大学里，学生们最关心的自然还是系里有哪些名师，于是我们通过高年级同学了解到，我们新闻系当时除了原人民大学像蓝鸿文、陈昌本这些老师外，还有来自原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一些著名老师①，比如有来自原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蒋荫恩教授（曾任燕大新闻系主任）、张隆栋老师，有来自北大的甘惜分老师、方汉奇老师，等等。
在一次全系的聚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些令我们仰慕和敬佩的老师。在当时我的眼里，甘老师身材不算高，但是却很干练，两眼炯炯有神，说起话来一口的四川口音。
我们庆幸系里有这么多名师，同时也期待着能够尽快地听他们讲课，接受他们的教导。但是没想到，二年级下学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使得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一开始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始终在跟着“潮流”行动。不过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打、砸、抢”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干，我觉得这是一条做人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越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系里的领导和知名老师都被作为“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其中既包括系主任罗列、总支书记齐振之等系领导，也包括甘老师和张隆栋、方汉奇等老师。他们都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受到了批斗。在当时的极左思潮下，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师经常被批斗，有时在系里，有时则被叫到班级里，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去做伤害自己老师的事情。
我盼着“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盼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尽快恢复平静，然而运动却一个接一个，始终不见完，学习被耽误了，老师与同学之间的正常联系也被中断了，我和甘老师仅有的几次见面机会却都是在批斗会上。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不但在批斗会之外见到了甘老师，而且是在甘老师的家里见到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甘老师在张自忠路的家里，但遗憾的是当时甘老师还是被批判的对象，我是陪同外单位前来找甘老师外调②的人员去的，任务是监督甘老师同来人的谈话。外调完毕，临走时我跟甘老师说了几句话，便回到了西郊学校，向系里汇报说外调一切正常，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这里要插一段倒叙：1978年我考上甘老师的研究生后第一次上他家拜访，甘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保卫，你还记得吗，‘文革’中你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記忆到今天。”我吃惊地望着他说：“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指的是哪句话。”他告诉我说：“有一年，你陪外调人员来我家，临走的时候你小声对我说，甘老师，你没有什么民愤，大家不会对你怎么样，你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运动。”他对我说：“那些年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可以说你的这句话使我心里有了底，帮我增强了信心，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
说实话，要是甘老师不说，这句话，包括这件事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甘老师却一直记到今天，而且在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就跟我谈起这件事。我想当年作为一个“红卫兵”学生，在不经意间所说的一句话竟然让老师一直记得，再想想当时一些同学出于幼稚对老师们做出的一些伤害行为，真觉得我们学生们对不起老师。
2004年夏天，我们1964级人大新闻系的同学为纪念入学40周年举行返校活动，在包括甘老师、方老师在场的师生座谈见面会上，全年级同学集体向老师们表示道歉，检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老师们说，那时候是特殊年代、特殊时期，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大家不要再自责了。老师们的宽容与大度让同学们十分感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和老师们共同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包括后来一起到京郊农村劳动。我们毕业后，甘老师、方老师他们还到了江西余江县的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这段经历对甘老师是一种磨难，也是一种历练。正因为此，当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人大复校③，甘老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他满怀抱负，要将“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他在课堂上对我们研究生说，他真正的学术青春是从1978年62岁时开始的。
应该说，本科时同甘老师的这段交往虽然时间不多，也不深，但这是在特殊年代中的一段特殊经历，而这段特殊经历又使我们师生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谊，或者说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留存下来的独特的友谊，值得我们永远记忆。
二、敬重的师长
1978年大学恢复招生，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专业是1973年人大停办后，新闻系成建制地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建立的。后来人大复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要回归人大新闻系，我们被北京大学录取的研究生也跟着老师们一起回到了复校后的人民大学。 在阔别8年之后，我重新回到母校，成为人大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因为新闻理论考试成绩好，我被甘老师收为研究生，从此开始了我同甘老师第二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交往时期。而这段经历也使得甘老师成为我学术人生中最敬重，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
入学后，甘老师给我和童兵确定的具体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新闻理论与实践”。他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并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报刊活动与新闻观点。他告诉我们，研究新闻学一定要打好理论基础，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全面掌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甘老师的这一安排可以说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天的活动空间都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一条线。我们没白没黑地日夜读书、做卡片，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快要读完了，甘老师又告诉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11卷中央编译局已经译完，他已联系好，让我们继续去通读。就这样，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通览了一遍，做了几千张卡片，最后整理成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年表形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和新闻观点的著作。
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但使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学到了知识，增强了理论修养，而且使我们领略了他们的道德品行，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研究兴趣，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成为我们后来一直坚持的研究方向。
记得读研期间，甘老师还特别重视让我们的学习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鼓励我们到新闻媒体去调查、学习。1980年，他带我和童兵前往兰州参加学术研讨会，让我们向到会的媒体领导和资深记者、编辑学习，并安排我们沿途到甘肃日报、宁夏日报、陕西日报、河南日报、河北日报去考察学习。这对我们及时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新闻界的改革状况，巩固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帮助很大，不仅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使我们了解到了当时新闻界的真实状况，因而能够用所学的新闻理论知识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981年10月，我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3年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毕业分配有几种选择：一是到新闻媒体做业务;二是去中央机关从政;三是到新闻院校搞教学和科研。我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而促使我作出这一选择的正是甘老师。当我向他征求对我毕业分配去向的意见时，他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你都30多岁了，学的又是新闻理论，再去当记者已经没有多大意义，还是搞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好。”我自己也想，当记者只是自己去实现新闻理想，当教师则可以帮助成百上千的学生去圆“新闻梦”。因此，最后我选择了到大学教书，迈上了新闻教育的讲台。
迄今为止30多年来，我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可以说一直耕耘在新闻教育的园地里，先后教过的学生有数千人，并且培养了百余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高校访学老师。能够揽天下英才而教之育之，真是人世间最开心和惬意的一件事，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当老师的自豪与幸福！我常常想，我之所以在新闻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和进步，甘老师作为引路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相知的朋友
研究生毕业后的这些年里，我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甘老师，向他汇报工作和思想，同时也向他介绍高校和新闻界的一些新情况。他有时也会主动打电话给我：“保卫，你来陪我坐坐，我闷了。”接到电话，我会尽快地赶过去同甘老师见面，有時我也让我的博士生去看望甘老师。同学们去拜望“师爷”，回来一个个都兴奋不已，说甘老师如何平易近人，更让他们高兴的是甘老师还会送他们自己书写好的字幅，让他们好不激动！
因为和甘老师交往的时间长，而且深，所以甘老师常常会跟我开怀畅谈，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他把他对时局和新闻界的看法跟我交流，把他的苦恼和思考同我探讨，我也会直率地向他坦诚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相互间是师生，更像是相知的朋友。
有年元旦我去看他，他一脸惆怅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保卫，我这一生中有一个遗憾看来是无法弥补了。”我猜到了他说的是什么，但我还是问他：“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会让你这么遗憾呢？”他非常认真地说：“保卫，我和王中④先生的误解一直没能够消除，而他现在已经故去，这不成终生遗憾了吗？”
甘老师同王中老师曾经有过一段学术恩怨，这要从1957年的“反右派”谈起。当年王中老师因为其撰述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的一些观点，如主张报纸有商品属性，新闻要讲趣味性等，被打成“右派”，当时甘老师也曾写过批判文章。对此甘老师多少年来一直心怀愧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向王中老师表达。
1980年，甘老师带着还在读研的我和童兵一起去兰州参加学术研讨会，王中老师也带着他的研究生李良荣参加会议，甘老师知道后，主动让我们去联系王中老师，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见个面。我们向王中老师转达了甘老师的心意后，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两位老先生在兰州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两人不计前嫌，握手言和，我们作为学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心里真是高兴！
研讨会结束，甘肃省记协邀请两位老先生作学术报告，头一场是甘老师讲，后面是王中老师讲，王中老师在报告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甘老师的一些观点。看来作为个人关系，两位老先生可以消除旧怨，实现和解，但是作为学者在学术上的争议和分歧是很难一时消弭的。
后来1986年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全国新闻理论教学研讨会上，两位老先生又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可是当时王中老师已经腿脚不便，他是坐着轮椅参加会议的，两位老先生也没能够单独交谈。就这样，两位老人有些话始终憋在心里，没有合适的机会作一些深入的交流。 我劝甘老师说：“王中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我想他如果还在世，看到你后来的思想变化，也会对你表示理解的。”
我说的思想变化，指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甘老师通过对以往我国新闻工作和新闻理论研究中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强调要坚持“一个方向，多种声音”，即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允许多种声音并存;要多站在人民的立场考虑问题，多为人民说话;要重视并加强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不要对人民说假话、空话;等等。
有段时间，有人曾对甘老师观点的变化提出非议，认为这有点像某些“风派”⑤人物的做法。我则认为，我跟了甘老师那么多年，知道他的许多新观点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甘老师自己也说，过去他主要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而现在他更多的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由于观察事物视角的变化，或是随着事物或形势的发展变化，理论观点上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由此，我又想起来就在当年甘老师写文章批判王中先生不久，1960年甘老师在人民大学也受到了批判，原因是他坚持认为新闻不能光讲“政治性”，还要讲其他一些属性如新闻性等。我感觉甘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崇尚真理，始终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信条，他愿意说真话，即使有些话不符合潮流，他也要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而且他也愿意承认并纠正自己学术研究中一些过时了的或是说错了的观点。
记得1986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新闻理论教学研讨会上，一位年轻老师在会上说：“甘老师，我们很敬重您，新闻理论课用的是您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但是我们对您书中所使用的新闻定义不大赞同，您能不能修改一下您的定义？”甘老师当场起立发言，表示接受意见，对新闻定义作重新思考和修改。
这位老师所说的甘老师的新闻定义，就是他书中所提出的“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个定义。这是他1978年在给我们第一届几个研究生上新闻理论课时提出来的。他当时说，他考虑了很久，陆定一的定义不够严谨，倾向性不明显，他认为，新闻除了报道事实之外还要评述事实，而且要影响舆论，于是他提出了这个定义。应当说，他的这个考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把定义最后落定在“特殊手段”上，我们几个研究生都表示不赞同，但他还是将其写进了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这次他能够当着那么多后生晚辈年轻老师的面表示愿意对新闻定义作修改，这是需要有一种勇气的。当时全场与会者以热烈的掌声对甘老师的做法表示赞赏，同时也表达敬意。
这些年，年过90岁的甘老师给人以越老越有朝气、越老越有活力的感觉。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只要活着，就要看书，就要写作，就要思考问题。”他还说：“战士战死在疆场是光荣的，学者倒毙在书斋也是光荣的。如果哪一天我在书桌前看书闭上眼没有醒来，那是光荣的。”我们给他过完90岁生日后，他说他要活到百岁，而临近百岁时他又说他要争取活到120岁。总之，他要跟命运挑战，要和时间赛跑。
今年元旦前夕，我去看望甘老师，祝贺他迎来百岁之年，他对我说：“保卫，我老了，近来感觉记性越来越差。”我对他说：“我都70岁了，你100岁了要是还不说老，那谁还敢说自己老啊！”他哈哈大笑，笑得是那么天真，看得出还带着一丝腼腆。
临别时他赠我一幅字⑥，上书“立足中国土 请教马克思”，我知道他是希望我这个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人，依然能够立足中国国情，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在新闻教学与科研的路上继续前行。
记下上述文字，算是我对自己同甘老师半世纪师生情缘的一个回顾。我真庆幸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庆幸自己能够同他保持这么长的友谊，能够不断听到他的教诲，看到他那童真般的笑容，能够领略他的睿智，感受他的大气！我衷心祝愿甘老师能更加健康长寿，朝着他自己确定的120岁的生命目标迈进！
注 释：
①1952年第一次全国院系调整时，由美国及英国4所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建于1916年的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新闻系（创办于1924年）并入北京大学，在中文系组建了新闻学专业，一批原燕京大学的老师转入北京大学;1958年第二次全国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又被并入了建立于195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罗列主任带领甘惜分、方汉奇老师，以及原先来自燕京大学的蒋荫恩、张隆栋老师等一起到了人大。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实现了“三源合流”，从而壮大了人大新闻系的力量，也由此奠定了人大新闻系在全国新闻院系中的领军地位。
②指“文化大革命”中受组织委派，到外单位通过外单位人员调查本单位某位干部历史或现实问题的活动。当时的外调往往成为迫害干部的一种手段。如果外调人员要找正在受批判的人员调查，通常需要系里派老师或同学陪同。
③“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民大学在1973年被撤销，1978年在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关心支持下得以重新复校。
④王中（1914—199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50年代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重回复旦大学新闻系主政，是我国著名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我国新闻教育界素有“北甘南王”的说法，即人大有甘惜分，复旦有王中，两位老先生在全国新闻界，特别是教育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⑤指那些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观点的人。
⑥甘老师喜欢书法，坚持天天练字，这也成为他健身的一种主要方式。他的书法遒劲有力，流畅洒脱，很有风格。他常常会向到访的客人赠送字幅，而且有时会让客人自己从中挑选。他写的内容多为古人或领袖的诗词与格言警句，或是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