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风景

　　离开五台县城好一阵了，还不知道下一站要去哪里。转眼就要到原平，要上高速了，几个人还在游移，到底去哪里啊？有一搭无一搭的，你问我，我问你，却又都不急不躁，任凭车轮在那里飞转。这情形，让我想起王宝乐队演绎的《在路上》，一条路/遥远又漫长……大概此时去哪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几位好友终于相约成行，这就够了。
　　最后还是决定去河曲。就这样，成就了我的第二次河曲之行。
　　第一次去河曲已是十年前的事了。说来惭愧，早就念叨过“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早就无数遍听过二人台《走西口》的凄婉唱腔，也曾不止一次对这一方天地生出无穷的想象，几十年下来，却从未踏进这片地界儿。也正因为如此，那第一次的河曲之行，我一路都在亢奋。生活就是这样，新鲜陌生未知的人与事总会给人刺激。
　　那次是经阳方口、神池、五寨，从南路进入河曲的。农历七月，至今记得神池县城雨后泥泞冷清的街巷，记得远远望去五寨盆地扯天扯地的浓绿。记得一条狭窄的盘山公路，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沟壑，沟壑里有一条湍急的河。沟壑两边，山石疯狂地扭动着，咆哮着，如同一群迅疾奔突着的猛兽。我想象中晋陕峡谷就该是这个样子，于是问，是它吗？有走过黄河的同伴说，这不是晋陕峡谷，那河也不是黄河。怎么会不是呢？直到眼前出现了一条平缓浩荡的大河，心中豁然开朗，这才是黄河呢。是了，黄河就该是这个样子。只是那宽阔得近乎辽阔广大的河滩，让两岸的峡谷失去了想象中的陡峭与巍峨，但旋即，一种更为大气磅礴的宏伟自心中油然升起，终不失我望。又前行，路边一个牌子闪过，上书“曲峪”二字，刹那间记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报纸广播中出现过的先进典型“曲峪大队”。心里一热：到了，河曲。
　　纯属偶然，第二次去河曲是经平鲁、偏关、万家寨、准噶尔旗、龙口，自北路从内蒙进入河曲的，与十年前的路线刚好相反。这一来一去，竟让我走过了晋地乡民祖辈“走西口”的往返漫途，不由心生戚戚，曾经的几百年间，这条灰蒙荒凉凄冷寂寥的路上，不定演绎过多少惊心动魄或辛酸凄婉的故事呢。
　　那天从万家寨吊桥下来，已是下午四点。问路对面卡车司机，说山西这边路不好走，走准噶尔吧，到龙口，过了桥便是河曲。于是，过万家寨黄河大桥，进入内蒙地界。
　　车在国道上行驶，国道沿黄河缭绕，时而飘近黄河，时而又远远飞离。这是内蒙吗？一说起内蒙，总会习惯地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眼前的景象却不见一丝一毫的“风吹草低”。一路上，只见低垂的天空，褪色的路标，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无论怎样的望了再望，依然辨不出与晋西北有什么两样，既没有丰美的水草，也没有成群的牛羊，只有黄土的沟壑，只有灰褐色的起伏，只有干涸的辙印。村庄与村庄相隔甚远，那些相隔很远的村落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孤独寂寞地跌落在这片地老天荒中。想想，又释然，是一条大河把连在一起的黄土高原生生地掰开了，原本就是一个家族繁衍出来的，能不像吗？
　　不仅景象，就连路边的人与物都似曾相识。国道边，常会有“汽车修理”“打气”“换胎”的字样在老旧的土墙上歪斜着，一个两个卸下的轮胎疲惫不堪地躺卧着，还有城市里久违了的四轮农用车，灰头土脸地趴在地上打盹儿。与“打气”“换胎”配套的是路边小饭店，也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风景，就连门前点缀的红衣或花衣女子，亦像是从晋地原样复制过来的，为这千篇一律的风景平添了别样的婀娜与暧昧。
　　远远地就看见了龙口，到河曲了，没多远嘛。嘴上嘟囔着，心里忽然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书上说，一九○七年曾举行过一次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拉力赛，一九○七年六月十日早，五辆汽车从法国殖民部队驻北京的兵营出发，两个月后，八月十日，意大利人博格基斯驾驶意大利生产的伊塔拉汽车首先到达巴黎，而赛程中，仅从北京到张家口就走了一个月，因为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要靠人抬着车走。不过一百年，旧貌沧桑却只能在老照片中寻找了。
　　过龙口大桥时已近黄昏。远远望去，雾霭将大地与河岸轻轻地拥入怀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这温柔缠绕着你，融化着你，让你此时此刻仿佛是正在赴一个情人的约会。

大河之上

　　又站在黄河边上了。对面就是娘娘滩。
　　先不急着上船。只是站在岸边，向前看，向后看，看了又看。
　　已是秋末冬初，太阳却出奇地好，灿灿地铺排了一天一地。天很蓝，蓝之上，约略带了一笔淡淡的灰，让人无端地生出几分忧郁。难怪几百年前王实甫要把《西厢记》中那场催人泪下的生离死别放在这样一个早晨呢——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低了头去看岸边的一湾河水，阳光和蓝天被河水揉成了一片，细细碎碎地在水面上私语缠绵。抬了头朝一旁看去，一片很年轻的杨树林雄赳赳气昂昂地立在浅浅的滩涂上，精力过剩地拍打着金黄色的手掌，哗啦哗啦，不知疲倦。远处，有一棵老杨树，一棵很苍老的老杨树，独自伫立水边，虽是形单影只的一棵，却并不孤独。老杨树喷薄着秋日最后的辉煌，密匝匝的一树叶子四下里蓬勃着，被秋风醉出了一树金黄。既是醉了，就不免话多起来，哗啦啦，哗啦啦，一遍又一遍地絮叨着天上人间的陈年旧事。
　　见远处的滩涂上有一条小船，就好奇地用相机拉近了看。船身的红漆已经斑驳，木头的桨还在，踏板也在，旁边还有一段用木条制成的短短栈桥，供人上船时踩踏。这船废弃了吗？不像。但此刻无疑被冷落了，虽然被冷落，却还是不离不弃，默默地伴着茂盛的衰草与不舍昼夜的河水。它不会朝秦暮楚，也不见异思迁，相比之下，人就自愧弗如了。
　　上船了！上船了！
　　又一次站在了擺渡娘娘滩的大船上。说是大船，其实不大，不过载八九个人。十年前那次十三四人同行，船比这次大了许多。那次，是触景生情吧，一上船，我就提起省作协赵瑜策划编导的专题片《内陆九三》，说“其中就有娘娘滩一集呢”。话音还没落，那位摆渡的艄公高门大嗓地接过话茬儿：“是了，赵瑜，内陆九三，还有我哩，我摆的船！”那天，他很兴奋，我也很兴奋。至今还记得那位身材高大魁梧的老人，粗砺的脸膛被河风磨蚀得见棱见角。这次摆渡的是一位消瘦硬朗的老人，特地问起当年那位老人，听说还在，还在摆渡，竟很宽慰地放下心来。 　　回过头，向河岸远远望去，渐渐，就望出了些晋陕峡谷的端倪。
　　一道道直上直下的黄土沟壑让人想起“舍生忘死”这几个字，而那一波又一波高高的隆起，怎么看都像挺立的脊梁。再仰头，苍褐色与蓝天交汇之处，隐约可见长城的断垣与残缺的烽燧。听说在娘娘滩和太子滩上下，曾密集着十多座烽火台。在曾经刀光剑影的冷兵器时代，将士们就是在这里，身披寒风冷月，耳闻羌笛刁斗，警惕着对岸的虎视眈眈。多少年过去了，历史总是被政治家们随心所欲，但残缺的城垣和烽燧却从来不曾改变，无论怎样的被岁月剥蚀，风骨依旧，魂魄依旧。
　　从离岸的那一刻起，就有大河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气息渐行渐浓，就如大河的魂魄，不由分说地裹挟着你，撞击着你，顷刻间便全身上下都饱胀着它了。一时间，你，我，他，全都化为乌有，广袤的天地间只剩了大河的魂魄在荡涤，在升腾，在飞扬。那感觉，就像那首歌唱的：我已经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木桨长长地探进水里，一左一右，胳膊粗的两支木桨在老人手中轻盈自如地扳动。那天下船时我特意偷偷地扳了一下船桨，哈，纹丝不动，好沉。老人说他今年七十五了，七十五岁的老人还每日里在大河之上扳动木桨，真好身板。
　　突然有人喊了起来，说是看见了野鸳鸯。不信，哪里会那么凑巧。划船的老人见惯不怪地说“是了”。既是从老人那里得到证实，众人便都目光如炬地搜寻起一片片滩涂，后来便都“这边”“那边”地说看见了。直到返回时，众人的心思还在那些出双入对的野鸳鸯身上。

村路带我回家

　　不提娘娘滩的传说了。关于汉文帝刘桓与其母薄姬的传说，几乎已尽人皆知。相比之下，更让我惦记的是至今还在娘娘滩上居住的人家。娘娘滩是黄河上唯一有人居住的小岛，可能许多人也是如我这般好奇才到这里来的。
　　那天，一上滩就拐上一条村路。十年前是不是走过它，已全无记忆。但那些枝丫老旧扭曲的榆树槐树，杂乱茂盛的灌木衰草，脚下一地碎碎湿湿软软的枯叶黄叶绿叶，以及斑驳的日影，又都那么似曾相识。好像早就走过这条路，而且不止一次地走过。那熟悉，那亲切，那温度，感觉就像回到了老家。
　　还记得第一次来，一群人在小岛上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像是进了自家园子。一会儿见水嫩的菜畦，东一片，西一片，不成规矩。一会儿又见小片的玉米地，叶子油泼似的绿。树自然是少不了的，杨、槐、榆、柳斑驳着粗糙苍老的眼睛，从一户户人家房前屋后的阳光缝隙和阴影中瞧着我们。城市住久了，自然看什么都新鲜。一会儿这边惊叫一声，一会儿那边又嘻哈成一片，尤其老杨一声“大驴”的惊呼，令所有人不由喷饭。她想去厕所，进了一户人家的茅房，刚进去就惊恐万状地逃了出来，一边嘴里叫着“大驴”，原来那里拴着一头骡子。也难怪，城市里早就禁止了畜力车。如今，不能识别驴与骡子的岂止老杨一人。还记得那里的一口井，说是井，其实叫水池更准确。五尺见方的一个坑，探了头去看，里头是水，距地面一房多深。坑边有一个风干皲裂的木头架子，上面架一根粗长的圆木，老旧的圆木青筋爆裂地伸向空中，利用杠杆的原理来取水。大家便都去吊那老旧的圆木，圆木衰老的臂膀不堪重负，无可奈何地吱呀着。
　　这次上岛不如上次自在，因为有人陪着，只好跟在后边不停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远远地落在了后头，急得嘴里直嘟囔，着什么急嘛。
　　少了绿树的掩映，秋末冬初的娘娘滩更成熟，更丰盈，也更温暖了，仿佛一伸手就能触摸到她的肌肤。这边，一棵老榆树下是一棚干燥温暖的羊圈，顶上覆盖的树枝上叶子还绿绿的。那边的院里，晾着一架玉米棒子，是艳艳的橘红色，少见。院门大多是象征性的残垣，或是几近朽木的栅栏，东一处西一处地凌乱着。院墙也是象征性的，多用木棍和木条栅成，抬腿便可跨过。一户户人家的窗都碹成窑洞式的拱形，下边嵌着是几块玻璃，上半截是老派匠人做成的木格窗，曲里拐弯地走出百转千回。这纹路，这婉转，很适合盛装老旧的沉缅与怀想。岛上的多数窗棂都已苍老得不辨颜色，只有一家的木格窗漆着嫩嫩的草绿，像一支脆脆的山歌。便想，这院里住的人一定如这翠绿的窗棂一样明亮吧。这家墙外，一棵老杨树弯腰驼背地弯出一个天然的拱门，阳光透过金黄的叶片，织出一串紫色的光晕。不远处，有一盘废弃的石磨，已经收过秋的地里撂着一副箩筐和扁担，旁边散落着几件老式的农具，一只母鸡在铺满落叶与柴草的地里怡然自得。时光仿佛倒流回半个世纪，甚至更早，早到那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地老天荒。眼前这一片自然天成，让任何现代装饰艺术都相形见绌。连随行的司机都看出了这美好，硬是叫住我给他拍照留影。
　　又走到娘娘滩的另一边，对岸便是内蒙。这边的黄河更像黄河了，河面极宽阔，看上去似不动声色，走近了看，却是滚滚滔滔，水也浑黄了许多。第一次来时，我曾在这边的岸上坐了许久，就那么坐着，脑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想，心中只有这大河，只有这滚滚滔滔，只有这不舍昼夜。坐着坐着，就好像是被大河簇拥了左右。再后来，竟仿佛坐在了大河之上。
　　听摆渡的老人说，如今娘娘滩上只剩下十户人家，其中还有五户是鳏寡。不知再过些年，当这些老人渐次走完了他们的生命路程，那时的娘娘滩会是什么样呢？思绪不由得渐渐飘了出去。

黑夜不黑

　　是第一次到河曲的事。
　　见路边有个农家旅店，一群人便进去了。说旅店真是抬举它了，路邊只一间临街房，不到十平米，一张两屉桌，一张架子床，两把折叠椅，桌上摆着一台九寸黑白电视，这就是旅店“大堂”了。更要命的是它没有固定的客房，门面房背后的院子倒是挺大，一排溜七间大正房，但那是店主家居住的地方。
　　我们住哪儿呀？
　　店主挺热情，一再说，腾出正房给我们，他们住到厢房去。还说每次有客人来都这样，连科学院的教授都在他这里住过呢。
　　虽然对这种旅店很不习惯，还是选中了它，就因为它离娘娘滩很近。再说，科学院的教授都住过，我们还住不得？内心藏着一点儿隐隐的好奇，从没住过这样的鸡毛小店呢，住住，何妨？ 　　从娘娘滩返回时，店主已经烀好一锅新鲜的毛豆和嫩玉米，熬好了稀饭，桌上还放着一海碗自家腌制的酸菜。早有人买了啤酒和火腿肠，就这样，凉的，热的，荤的，素的，干的，稀的，说着，笑着，吃了个不亦乐乎，早把旅店的简陋与不便丢到了九霄云外。
　　天已经黑了，后院的毛豆啤酒宴还在继续。我坐在旅店“大堂”的床板上，头顶的灯管无所顾忌地“咝咝”着，桌上的黑白电视像后院喝高了的人们，不是左右扭曲，就是上下跳动，一刻不肯安分。毕竟是盛夏，还是有一点儿燥热，白天看着挺顺眼的果绿油漆墙围子，现在也滋滋地冒着腻汗。窗外，不时有摩托驰过，说是河岸上边五六里远的村子在唱戏。同伴中有人去看，叫我，说不去。待他们刚走，又后悔起来。想起靠着黄河岸的野台子，想起走乡串村的草台班子，又想起鲁迅《社戏》里的种种，更是后悔不迭。第二天一早便忙不迭地问看戏的人，他们竟也说后悔，原想到河曲听二人台的，却不料唱的全是流行歌曲。真是，不去也后悔，去了也后悔，左右都是后悔，犹如人生。
　　那个晚上的睡眠完全脱离了日常的轨道。先是难以入睡，炕上只铺着一张大油布，很硬，多年不睡这样的硬炕了，还真不习惯。玻璃上的窗帘聊胜于无，遮了上头，露出下头，挡了左边，亮出右边，就像睡在光天化日之下，浑身上下不自在。旁边屋里住着的男士们不知在说着什么好笑的事，又是说，又是笑，一直不停。不时有人起夜，想想，十几个人，一人一次，这一晚要有多少次开门关门，多少次一遍又一遍的脚步声啊。因为睡不着，每有脚步声响起，就会猜，这是谁谁的，那是谁谁的，轻重缓急，果然各不相同。结果是越听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专注于脚步声。偏炕又热得烫手，就更燥得睡不着了。睡前，店主烧了炕，说是驱寒。大夏天，睡热炕，有意思。
　　那晚没有月亮，屋里很黑，院里也很黑。起初，眼上像蒙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見，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渐渐适应了，竟觉得这黑暗其实并不黑。眼前的家居物件，竟全都看见了，虽是黯然，却又分明清清楚楚。
　　没有月亮的晚上正好看星星。夜空上的星星繁密而清澈，初看很远，看着看着，就觉得越来越近了。到后来，那星星竟像是要掉下来，掉到院里，掉到窗上，掉到怀里。反正睡不着，就看星星吧。看着看着，心慢慢地沉静下来。夜渐渐深了，恍惚中入梦了。
　　天刚蒙蒙亮就醒了，睁了眼看，突然就摸不着头脑了，没有了往日熟悉的屋顶和墙壁，这是睡在哪里了？摸摸炕上的油布，再望望窗上捉襟见肘的窗帘，这才记起昨天的一切。
　　几个人走到外边，绕到旅店房后，屋后就是陡峭的河岸，原来就紧傍着黄河呢。难怪睡不着，昨晚是枕着黄河在睡呢。
　　晨光中，大河越发阔大壮美了。远远望去，娘娘滩，乃至其上游的太子滩，晨曦缭绕，霞光缤飞。便想，当年那薄姬与其子刘恒被贬于此，未必不是一幸。有退方得进，乃世间常理。蛰伏未必弱小，强势未必实力。山水魂魄，甚而人间万象，亦未能出其右。
　　这边，已经有同行者下河游泳。黄三在河中大声喊叫着，他已是游到对岸又返回来了。宽阔的河面上荡出一波波响亮的回声。有人喊我，下来吧。一眼望去，河岸很陡，陡陡的坡上几乎没有路。心也便陡陡的了，拿了半天主意，还是不敢下去，越活越胆小了。

河曲，河曲

　　事先就料到晚餐会是一场别样的聚会，结果还是大大超乎我的想象。
　　四十年前，同窗梅夫妇大学一毕业便分配到河曲，一待就是八年。这次旧地重返，老友重逢，自是有说不完的旧话。
　　往事在杯碟中聚拢、蒸腾，从刚端起酒杯的那一刻就唱开了。不用人提议，也没有推诿，一支支山曲，一段段二人台，就像杯中的酒、盘中的餐，在三两张圆桌间热热闹闹地此起彼伏着。到后来，索性推杯起身，且歌且舞起来。也难怪，今晚来的这些人，都是当年县二人台剧团的台柱子。梅不时在我耳边絮叨着，这个是当年的团长，那个是导演，另外几位是当年很红的演员。
　　因为是局外人，自然少了感情的投入，多了几分欣赏的目光。
　　一向最爱听河曲的女子唱山曲二人台。一样的音律，经这些女子一唱，就唱出了不一般，唱出了格外的韵味，野性，又柔情。是因了大河的气息吗？还是晋陕峡谷迭宕的韵律？抑或就因为黄河在这里浩浩荡荡却又婀娜妖娆弯出的一“曲”，于是“曲”出了野性浩荡，“曲”出了温柔灵秀，“曲”出了水样的女子山样的汉？
　　一直很中意河曲的女子。十年中两次到河曲，大街上随意望过去，所见女子皆面目姣好，眉眼剔透，衣着打扮亦很入时，这里那里的透出诸多时尚的元素。梅曾对我说过，河曲素有“小北京”之称。这样说着的时候，语气中有着掩不住的炫耀，仿佛这别样的河曲也有她一份。
　　还记得第一次到河曲，在娘娘滩岸边见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妮子，扎两根凌乱的小辫儿，小脸儿，尖下颌，薄薄的眼皮下，一双黑黑的眸子透着十分的伶俐。小妮子蹲在那里，手中舞弄着一方手帕，手帕时而在她腕间舞动，时而又在指尖上旋转，竟把我们看呆了。便走近了问，你做啥呢？耍哩。小妮子嘻嘻笑答，一点儿也不怯生。为啥要耍这个？谁教你的？我们很好奇，总想问出点儿什么，小妮子只是咧了嘴笑，手中的方帕却一直没断了舞动。一伙人便七嘴八舌地认定这小妮子很有点儿文艺细胞，可不要埋没了才好。走出老远，我忍不住又回头去望，生怕这小妮子倏地又变回小精灵，消失于天地中。
　　又想起白天乘快艇在大河上那一“曲”上的飞驰。快艇极快，河风凛冽。好冷啊，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却快乐得直叫。开快艇的汉子边开边指点给我们，开到三省分界的那个转弯处，他特意放慢速度，让我们饱饱地看了几眼。那汉子大声吼叫着，嗓门像河风一样粗砺。看见了吗，这就是黄河在咱这地界上拐出的那个弯！这边是内蒙的准噶尔旗，那边是陕西的府谷，鸡鸣三省说的就是这里！
　　就在那一刻，我心中豁然洞开。是了，就是这大河的流水，就是这一河的大风，犹如一把快剪刀，经年累月地修剪着大河，修剪着大河两岸，也修剪着这一方土地上的子民，让他们总是那么恰到好处，不少一分浩荡英姿，又不少一分娇俏妖娆。
　　那天晚上，席间的一位老者我至今记得。梅叫他王老师，说他对河曲民间音乐很有研究，也很有见地，还说他已将这些整理成书，只是因为资金问题没能出版。席间他也唱了几段，果然别有韵味，不同于大多二人台男声的高亢激昂，他的唱腔极为细腻，悠远中深藏着百啭千回，却又于凄美中涌动着一股柔柔的刚韧。那不是唱，简直就是在倾诉。听着他的唱，就想，这个人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放进去了。终于不忍再听，独自走到了外边。屋里的歌声不依不饶地跟了出来，在初冬的夜晚飘忽不定。
　　半个月亮爬上来。
　　很想到夜晚的西口古渡去看看，不是现在这个亭台楼阁的西口古渡，而是原本的西口古渡，有苍天古树，有箫箫马鸣，有淡淡炊烟，有老旧村庄，有河灯明灭……
　　有吗？
　　没人回答，只有凛冽的河风。这河风，就像漆黑的夜，强劲地撞击在黄河两岸的千山万壑上，撞击在滚滚的大河中，然后，碎了。
　　我似乎闻到了河曲的味道。
　　程 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至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一百五十余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集一部，作品曾多次被转载并获若干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