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史景迁撰写《康熙》时，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法，即以第一人称口吻叙事，来描绘这位叱咤风云的皇帝。这个手法，生动地呈现了当事者的心灵活动，同时又不因难以复原历史场景而失掉真实性，堪称精妙。据史景迁说，这是受到法国小说家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Mémoiresd’Hadrien）的启示。
　　《哈德良回忆录》是久负盛誉的历史题材小说，为不少职业历史学家推崇。其以第一人称叙事，使罗马皇帝哈德良丰富多变的内心得到深入刻画，又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开阔空间，令古典时代富有魅力的思想得以重现。有趣的是，这部小说的成书漫长而曲折，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并非尤瑟纳尔首选。在相当长时间里，小说家认为作品应该由一系列的对话组成。可是，经过十数年的易稿重写，尤瑟纳尔逐渐意识到，对话体的形式给小说创作带来了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它淹没了主人公哈德良的声音，使其他人物喧宾夺主。其次，受制于参考材料寡少，小说家无法掌握历史人物在对话时的真实情状，写出的对话无论是语言抑或语调，都很难再现过往。不得不说，这些思考可谓独具只眼，即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也鲜有小说家能够意识到。那么，其形成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原委呢？

一

　　通常，历史小说家编织故事，多借重文字与视觉材料，以此为基础生发想象，营造作品的历史感。但尤瑟纳尔却对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声音材料更感兴趣，希望能根据这些声音进行再创作，力图使人物说出的话尽可能贴近历史中真实的声音。遗憾的是，在十九世纪人类发明留声机之前，历史留给我们的声音材料，不论是数量还是丰富程度，都远逊于文字和视觉材料。关于这一点，尤瑟纳尔专门撰写过题为《历史小说中的语调与语言》（Tonetlangage dans le roman historique ）的随笔，启益良多。文章回顾了从古典时代到十九世纪的各类文学作品并敏锐地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以前，人类从未尝试把对话真正记录下来。尤瑟纳尔在这里说的“真正记录”，是指写作者在记录过程中，遵照对话的本来面目，把其中的即兴偶然、斷续迂回、脱漏空白以及弦外之音，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被记录下的对话没有经过任何风格化的修饰，不论是悲剧、喜剧或抒情风格。
　　如以上述“ 真实记录” 的标准来衡量古典时代各类文学作品，考察作品中所包含的声音和语言节奏， 严格来说， 能够满足尤瑟纳尔的需求、为其创作提供可靠素材的作品，可谓寥寥无几。在哲学对话中，只有序言或结尾处偶尔出现零星的简短对话，其目的通常很单一，至多是给读者增加一点额外的趣味。悲剧里的语言大多来自史诗中的过时用语，喜剧对话则或是沉溺于滥用俗语，或是热衷对雅语进行戏仿。滑稽剧的语言充满了高傲的嘲弄，至于流浪汉小说，充其量是对其他作品的简单模仿罢了。偶尔有例外，比如在哀歌、抒情诗或希腊讽刺诗中，有时可以听见古典时代饱含情感的声音，听见人们叫喊或咏唱时的语调。但从整体上看，尤瑟纳尔认为古典文学具有一种令人惊叹的“澄清”（décantation）特性，这使得诗人如同滤纸一样，在创作中把声音原本的样子都过滤掉了。
　　古典文学作品未能保存下当时人真实的声音和语调，那么以追求真实为己任的史学著作又如何呢？恐怕也难以期待。史学家的工作方法重在提炼史实，将它们整编到某种史观体系中。在这一过程里，围绕着史实的嘈杂人声就被抛下了。而且，为了点出历史人物真正的言下之意，史学家通常会用自己的方式，把他们的言辞重写一遍。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史书里偶尔也会突然冒出一句历史人物说的话，但它却与当时的对话语境脱节，前后无着，仿佛凭空传来。小说家如果希望能从史学家笔下发现历史对话的真实状态，仍是水中求月。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为今人留下了亚文学材料。亚文学材料没有经历过文学的过滤和剪接，因此可贵地保存下历史上人的真实声音，以及隐藏在声音背后的种种情感。尤瑟纳尔特意列举了几种她所掌握的亚文学材料：法令告谕、私人信函、西塞罗或普林尼的书信集，以及墙上涂画的只言片语，并一一细数了每一种材料在听觉方面给予自己的启示：
　　法令告谕，例如元老院所颁布的处死酒神节参与者的法令，令我们猛然感受到涉案人的恐惧;私人信函提供了某个学生或军士的说话语气，前者为弄坏的家庭马车而道歉，后者则恳请家里给自己寄去包裹;西塞罗或普林尼的书信，更具有自觉性，属于“书信体”的体裁，通过它们，我们得以了解上流社会中笔头交流的具体情况;墙上潦草涂画的字句反映了市井中的人们是如何说话、叫喊的。从历史传来的这些声音，其中部分几乎处于它们的原始状态，每一种都使我们感到意料之外的轻微震动……
　　可惜历史上流传至今的亚文学材料数量太少，仅凭有限的声音素材，小说家无法构想出任何一段或严肃或焦急、或微妙或复杂的小说对话，也无法重现哈德良与图拉真、安蒂诺乌斯、普罗蒂娜之间的交谈情况。至于历史人物在谈话时欲言又止、话中有话、语调微妙的具体情形，后人更是知之甚少。即便高明如高乃依、拉辛、莎士比亚，也未能真正解决问题，准确重现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尤瑟纳尔很委婉地指出，《西拿》（Cinna）、《布列塔尼居斯》（Britannicus）、《居里厄斯·恺撒》（JulesCésar）此类名剧看似从未受到类似困扰，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作者并不太在乎古代人对话时的“音准”（authenticitétonale）。

二

　　如果既有材料中的对话语言都是被加工过的，不论借助古典文学作品，还是史书记载，都很难得知其原貌，那么一部历史小说该如何处理小说人物的语言，以尽量贴近历史真实？是否可能找到一种更巧妙的创作形式，避开前述种种困难？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尤瑟纳尔的最终选择：哈德良以第一人称口吻，采用托加体（togé）自述生平经历。然而，对于小说家采用这一文体的具体考量，目前国内评论界还鲜有讨论。《历史小说中的语调与语言》一文中，谈到采用托加体并非是充满学究气的研究结果，而是小说家接近下意识的直觉反应。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过于轻描淡写。令人不禁会想，它究竟是尤瑟纳尔的自谦之辞，还是她在记述和自己有关的现实时，又一次使用了小说家的虚构笔法？不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选用托加体绝非尤瑟纳尔一时兴起的草率决定。它是对小说创作手法多方比较、慎重考虑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