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通宵未眠,这是天津和昌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下简称“和昌环保”)常务副总经理杨雷一周内熬过的第二个通宵。
办公室里桌面上是一沓传票,风一吹,散了一地。杨雷一边拣起这些天津市商务委员会的传票一边说: “我其实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揉了揉因彻夜统计回收数量、拆解数量而酸痛不已的肩膀——家电以旧换新中对拆解企业的补贴政策刚出台了一个月,这些都是得到补贴的凭证。
2010年4月,财政部与环保部印发了《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办法》,根据拆解企业实际拆解处理完成的以旧换新旧家电数量给予定额补贴: 电视机15元/台、电冰箱20元/台、洗衣机5元/台、电脑15元/台,空调不给予补贴。这项政策直接触动了电子垃圾回收和拆解企业的神经,在生死边缘苦苦等待、挣扎了一年的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中的正规军们,终于迎来了政策的甘霖,看到了一丝起色。
天津和昌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工厂里,工人正在用铁锤、钳子拆解显示器。
在此之前,他们所有的回收和拆解都是“义工”性质的。
自2009年6月,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长沙9个试点省市开展,包括和昌环保在内的24家拆解企业成为家电以旧换新的定点企业。当时他们确实为此雀跃了很久,毕竟进入定点目录就能成为回收点直接送达的拆解企业,还能直接回收家电废品。而在这24家定点企业中,和昌环保与北京华星集团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新天地生态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杭州大地环保有限公司4家,被发改委授予“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的示范单位”。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到政府额外的资金补贴——不过要等到2011年1月《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开始执行之后。
根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从试点启动至今年5月,共回收1300万台旧家电,其中1000多万台家电分送于定点拆解企业,700万台正在进行拆解。这些在《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办法》颁发前所处理的家电,均可以上报并补发补贴。
从去年9月下旬以来,杭州大地回收的以旧换新的废旧家电数量为50.2万台,拆解17.35万台,每天的拆解能力达到4000台以上; 和昌环保则达到年处理量30万台的能力; 华星集团共回收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46万台,处理36万台,比2007年的处理量增加了20万台。虽然这些数量还称不上“规模”,但算上补贴的话金额也不在少数。“虽然补不了亏,但也能弥补一些损失。”杨雷说。
在看到了政策的利好之后,那些原本没有搭上政策快车的回收和拆解企业,也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
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晚了1个小时,北京国投文化有限公司(下简称“国投文化”)副总裁刘宝禄才匆匆赶来,“刚才去找厂房了,找了一年到现在都没着落。”
一直以来,国投文化与北京一些院校合作建立了电子环保产业基地,做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和拆解,所有的设备和机器都是从合作院校借来的。2009年初,国投文化在北京永丰屯租的厂房因道路改造被迫拆迁,厂房没了,机器也都被各个大学收回。“不仅没了碉堡,连枪都丢了。”刘宝禄说,他们曾经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楼下修建的绿色回收亭,因为地铁四号线的修建,同样被拆除了。
家电以旧换新试点开始至今,国投文化仅回收了5台电脑。“为了挤进政策惠及的行列,我们今年一定要找到厂房并开工,绝不退出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行列。”刘宝禄信誓旦旦地说。
像国投文化这样想要挤进正规军的企业不在少数。当初,全国只有4家定点企业,而后发展为24家。“以前召开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会议,出席的企业并不多,现在都一窝蜂地挤进来,每次开会都有很多生面孔。”杨雷告诉《计算机世界》记者,这些企业多数是从事电子行业,业务与电子垃圾回收处理有相关性,一听到政策的风声就蜂拥而至,还有很多企业在蠢蠢欲动。
“吃不饱”是常态
“后八家村正在拆迁!”这是在补贴政策实施之外,令正规军万分雀跃的另一个好消息。
这个靠近中关村,红极一时的流动摊贩聚集地,成了一座“空城”。没有往日的热闹场面,小摊贩们也不见了踪影,只见墙上用各种字体写着大大的“拆”字。大门口的惟一一家小作坊里,堆放了各种回收的废品,一对夫妇还在埋头敲打手里的电路板。“日子不好过了,以前出去拉一车的电脑,现在拉两天才回来一车。”女主人嘟囔着,“现在大家都回收给商场,不给我们了。”
由于八家村地区整体改造和拆迁,流动摊贩们四处找新地。这些一度从正规军手中抢食的流动摊贩似乎已经开始断粮。
“过去废品回收源不充足,一直吃不饱。家电以旧换新让拆解企业有了米。现在补贴政策也下来了,好日子总算盼到了。”杨雷口中的“吃不饱”是正规军一直冲不出去的困境。正如《计算机世界》2007年的封面报道《电子污染之痛》中的判断,废品收购之难将成为电子垃圾回收体系的首个软肋,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整个回收处理体系必然无法撑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抢食者相当生猛,正规军只能尽力“熬”着。
2008年,海淀区韩家川建成了一家集中处理电子垃圾和旧家电的分拣中心。分拣中心的王先生向《计算机世界》记者表示,“现在的回收市场特别乱,主要是私人回收给的价格太高,远远高于我们的价格,因此送往分拣中心的旧电脑少之又少。”
在2007年前后,流动摊贩的回收价格能够达到每公斤100元,而正规企业给予的不过几十元。对此,刘宝禄很想得明白,“个体户都给高价,我们只能给来捐的人发个计算器当礼品。久而久之大家都会被上门的流动摊贩抢走。”
“过去,流动摊贩直接到家门收旧货,不仅方便,钱还给得多。但现在政府补贴力度也不小,一台4000元的电脑可补贴400元,这是小贩支付不起的。”中国电子质量协会电子垃圾项目负责人秦立冬表示,在家电以旧换新的规定中,废旧家电由指定的销售企业、回收企业以及拆解企业回收后,将开具凭证,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返回原价10%的金额,这给了流动摊贩一记重击。“即使打不挎,但至少伤了元气。”
就成本而言,正规的回收处理厂有人工、场地、设备、税收等各项费用,正规拆解设备根据拆解程度不一样,投资从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然而,私人回收不仅不占用经营场地,不需要上税,同时,他们还把回收来的电脑进行重新组装后再卖,利润空间更大,也决定了他们可以给出更高的回收价格。目前,这个分拣中心主要接收海淀区内各级政府办事机构、社会团体、学校和企业单位淘汰的办公设备,通过社会回收的电器非常少。
在《计算机世界》2009年的封面报道《二手电脑灰幕调查》中,描写了相当精彩的一幕: 硅谷电脑城的二手经销商将回收来的电脑拆成配件,稍微一处理,就被卖新电脑的商铺拿走,内存条用酒精一擦与新的一般,CPU连酒精都不用,用纸一擦用肉眼根本分不出新旧。
这种二手市场的灰色链条直接威胁了回收体系的良性发展,继而使得拆解企业完全“吃不饱”。北京市场惟一被官方认定的华星集团产业科技有限公司也向《计算机世界》记者坦承,吃不饱已经成了一种业态。
亏损中熬着
“这几年亏损了1000多万。”杨雷说话时,指向占地2.8万平米的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厂房。和昌环保的厂房位于天津工业园区,从北京到工厂开车只要两小时,从高速路口直接进入工业园区,过了桥便能依稀看到一排蓝顶屋子,很有气势。这是整个园区内规模最大的工厂,和昌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绿色招牌在烈日下很是显眼。
2004年,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和昌环保投入上亿元买地建厂、购进机器,作为北京惟一一家电子垃圾回收拆解的正规部队,他们甚至定下2011年要达到年拆解量130万台的宏伟目标。然而,正当公司领导准备卷袖子大干一场时,却发现既没有回收货源,也没有资金支持,更缺的是专业人才。在整整5年中,这片厂房都在闲置当中,土里已经冒出了荒草。
当步入厂房,记者的第一感觉是人迹罕至。整个厂房出奇的安静,回收来的废品静静堆放在地上,三间互通的厂房用写着字的牌子划分出“电脑回收区、电视回收区、电冰箱回收区”。2.8万平米的厂房里,只有4名工人。两名员工在显示屏堆放区,正拿着锤子和钳子拆解电视。厂房的另一头,一架运货车将废品分散到不同区域。并排而列的洗衣机,小山一样高的电脑和匍匐在地上的显示屏,俨然成了一出无声的黑白默片。只有杨雷指着一片片空地回忆着他当年的规划: 这间用来做空调拆解,这间是流水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不是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杨雷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收拾巨亏的烂摊子。回忆起当时,频繁地看到汕头、贵屿爆出一夜暴富的新闻,后八家村的流动摊贩将废品一车一车运回村里,杨雷心里不是个滋味。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贵金属的卖价大幅跳水,杨雷只好亏本大甩卖。为了减少人力成本,他将所有技工都裁了,只剩下农民工。
“收垃圾已经丢清华的脸了,我不能不把这个厂子做起来。”4年前,杨雷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一头扎进了电子垃圾回收处理行业,那时在他眼中,电子垃圾回收处理是中国稀缺的朝阳产业。虽然以旧换新的政策给了他们一剂强心针,但1000万元的亏损不是小数目,他的包袱很重。
与和昌环保相似的华星集团,也在连续两年巨亏的阴影中一直缓不过来; 国投文化这些还在饥肠辘辘中寻找生机的企业,也只在开张时风光过。
“当时,绿色循环科技这一理念相当先进,海淀区的商业委员会、环保局都给予了政策倾斜。”刘宝禄说。1997年是国投文化最为风光的一年,但近10年过去了,在国家政策一直未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愈见疲软,从刚开始的少部分资金支持到一年提供上百台废旧电脑,现在已经是无暇顾及。
“家电以旧换新就是一场春雨。”刘宝禄觉得,有实效的政策就像救命稻草一样,这是一个有期望的行业,就差规范。
“破烂王”的价值
“电子垃圾拆解企业的最大价值在于精细化拆解。” 杨雷满怀雄心壮志,他不羡慕那些在CBD写字楼里光鲜出入的同学,也不羡慕那些已经是富豪的校友,他唯独崇拜的是陈光标,这个利用废物回收再生发迹的慈善家。“将废品里的元素分得越细,提取得越精,将会获利更多,这是拆解企业到最后所拼的实力。”
据资料显示,贵屿镇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达到90%以上,单从价值利用率来看,贵屿几乎代表了世界废旧电器回收技术的最高水平。这为贵屿镇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仅仅在2008年国庆节,贵屿的富豪们身家就缩水10亿元,这也从侧面说明电子垃圾的获利是多么丰厚。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当年就是在贵屿镇转售旧电器起家,进而成为家电零售业老大。用绿色和平组织电子垃圾污染项目带头人赖芸的话说,这是“绝对的暴利行业”。
而国投文化在最为风光的一年中,也曾体会到电子垃圾回收利用的价值。拆解后的废旧塑料,经过细分提取其中的有用物质还可再生,交由下游企业制成塑料花、塑料玩具。
金、铂、铜的提取更是最值钱的部分,这些甚至可以成为航天材料。刘宝禄回忆,曾经有一家德国的电子拆解企业向国投文化示好,要成吨收购有价值的电子垃圾,想要按照世界银行规定的黄金纯度的金价比例返回,但是由于该企业流动资金不够,这笔买卖最终没能实现。“如果这笔生意谈成,我们早就赚了大钱。”
商业价值的存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规军“破烂王”的价值还在于对环境的保护。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资料,电子垃圾包含了1000多种不同成分,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在制造电脑的700多种化学材料中,就有一半以上对人体有害。小作坊对电子垃圾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手工拆解、焚烧以及对无用材料的随意丢弃,极大地危害了当地的土壤、水源和人的健康。
“后八家村一到晚上就闻见刺鼻的味道,贵屿本地人只能买水喝,触目所及的河水都是深黑色,上面漂浮着垃圾,连邻近村落的地下水也被殃及。”赖芸对当时的调查记忆犹新,小作坊野蛮拆解的代价是很沉重的。”
建立一支正规军,从回收到拆解利用科学设备直接粉碎压制,提取过程免于焚烧和烧制,将污染降到最低,这是对社会的回馈。“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是正规企业所给予的。”杨雷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将有用部件进行拆解后再造低配置电脑运往贫困地区的公益价值也在正规军里得到体现,国投文化长期向云南、甘肃、贵州等地的贫困小学输送电脑。“2009年,我们再次捐助了150台电脑给甘肃,当时资金链已经吃紧,只是当成公益来做。”刘宝禄表示。
“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行业得到规范后,企业间的商业竞争便会凸显。”杨雷已经嗅出其中的味道,越来越多的企业想到家电以旧换新政策里分一杯羹,而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因此有的违规企业利用漏洞来获取政府的补贴。“我们一年收10万台,有的企业虚报到几十万台,作弊的学生总能得到高分。”
虽然杨雷对这一灰色地带欲言又止,但《计算机世界》记者在多方打听后得知,对于违规企业的存在,政府也在着手补漏洞,但这一灰色地带大家多是讳莫如深,不愿多谈。
除却这一灰色地带,回收企业与拆解企业的关系也颇为微妙。“天津指定的家电以旧换新电子垃圾拆解企业有4家,而回收企业有19家。回收企业给谁不给谁是自愿,有的企业愿意给付回收企业一些费用,货品自然流入到这些企业中,但这是违规的。”杨雷说。其实,正规军们各自都了解其中的症结。
华星集团目前在北京一家独大,只管埋头研究技术,内部管理变革和技术、设备的升级,为抗衡后来的竞争对手下功夫。和昌环保则对信息化产生了兴趣,在5年里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想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对废旧物品做更为精确的价值评定,并开始树立品牌,向企事业单位、消费者推广。我们看到更多的正规军在政策的惠及下越来越靠近市场,准备着新一轮的竞争。
(实习记者李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评论:滞后的政策
当记者赶到天津的这个电子垃圾处理厂时,我被震撼了,偌大的厂房空空荡荡,几个亿的投资打了水漂,资产快速缩水。几年的时间里,企业带头人、厂房、机件、以及驻留下的工人都在等待政府的救援。但面对条例的一再难产,就如同玻璃天花板,看得见触不到。
正规军对政策的依赖可见一斑。
国际上实施废弃电子回收处置的国家,通常分为几类:一类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事业,一出生就靠政府财政和向企业征收的处置基金负担,如瑞典的企业处理费用由制造商和政府承担; 另一类是通过生产企业合作共建,政府专项补贴的方式运营,如日本的处置企业。
从各个国家情况来看,政府的补贴完全承担刺激任务,甚至成为电子垃圾制造企业与回收处理企业的杠杆,调节其中的利益冲突。
传统上,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在内的所有垃圾的收集与处理主要由政府部门统一管理,资金投入与产业经营也以政府行为为主。一定规模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与处理产业更类似于一种基础设施,主要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和经营,旧有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企业产权难以界定,因而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较少,甚至游离于市场机制之外。
电子产品在销售给消费者之后,生产商除了提供有限的售后维修等服务之外,基本不承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和处理责任,而回收和处理环节则主要由政府部门或下属企业完成,客观上造成了回收和处理的低效率现象。因而,一旦开放之后,政策的缺失,让正规企业陷入混战中,反而敌不过游击队。
传统的管理体制束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
如今,国家开始着手制定条例,但老问题又出现了。
一涉及到国家的职能部门,几个婆婆的多头管理几乎成为了大多数行业面临的现状。2009年2月25日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定于2011年1月施行,其中有关中标的企业目录、补贴基金的配套措施原本定于6月发布,但在采访的一路跟踪后,记者得到的消息是这一配套措施的出台要推迟,时间不明。
究其原因,除了各部委职责交叉需要协调外,制造企业与回收企业之间,制造企业之间、回收企业之间,利益关系层出不穷。补贴基金要一刀切吗?绿色IT制造企业需要承担责任吗?不同的IT制造企业承担多少责任?机器回收的运费由谁出……一系列的问题都冒出来。
相持不下,只得再斟酌。
办公室里桌面上是一沓传票,风一吹,散了一地。杨雷一边拣起这些天津市商务委员会的传票一边说: “我其实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揉了揉因彻夜统计回收数量、拆解数量而酸痛不已的肩膀——家电以旧换新中对拆解企业的补贴政策刚出台了一个月,这些都是得到补贴的凭证。
2010年4月,财政部与环保部印发了《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办法》,根据拆解企业实际拆解处理完成的以旧换新旧家电数量给予定额补贴: 电视机15元/台、电冰箱20元/台、洗衣机5元/台、电脑15元/台,空调不给予补贴。这项政策直接触动了电子垃圾回收和拆解企业的神经,在生死边缘苦苦等待、挣扎了一年的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体系中的正规军们,终于迎来了政策的甘霖,看到了一丝起色。
天津和昌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工厂里,工人正在用铁锤、钳子拆解显示器。
在此之前,他们所有的回收和拆解都是“义工”性质的。
自2009年6月,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长沙9个试点省市开展,包括和昌环保在内的24家拆解企业成为家电以旧换新的定点企业。当时他们确实为此雀跃了很久,毕竟进入定点目录就能成为回收点直接送达的拆解企业,还能直接回收家电废品。而在这24家定点企业中,和昌环保与北京华星集团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新天地生态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杭州大地环保有限公司4家,被发改委授予“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的示范单位”。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到政府额外的资金补贴——不过要等到2011年1月《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开始执行之后。
根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从试点启动至今年5月,共回收1300万台旧家电,其中1000多万台家电分送于定点拆解企业,700万台正在进行拆解。这些在《家电以旧换新拆解补贴办法》颁发前所处理的家电,均可以上报并补发补贴。
从去年9月下旬以来,杭州大地回收的以旧换新的废旧家电数量为50.2万台,拆解17.35万台,每天的拆解能力达到4000台以上; 和昌环保则达到年处理量30万台的能力; 华星集团共回收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46万台,处理36万台,比2007年的处理量增加了20万台。虽然这些数量还称不上“规模”,但算上补贴的话金额也不在少数。“虽然补不了亏,但也能弥补一些损失。”杨雷说。
在看到了政策的利好之后,那些原本没有搭上政策快车的回收和拆解企业,也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
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晚了1个小时,北京国投文化有限公司(下简称“国投文化”)副总裁刘宝禄才匆匆赶来,“刚才去找厂房了,找了一年到现在都没着落。”
一直以来,国投文化与北京一些院校合作建立了电子环保产业基地,做废旧电子产品的回收和拆解,所有的设备和机器都是从合作院校借来的。2009年初,国投文化在北京永丰屯租的厂房因道路改造被迫拆迁,厂房没了,机器也都被各个大学收回。“不仅没了碉堡,连枪都丢了。”刘宝禄说,他们曾经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楼下修建的绿色回收亭,因为地铁四号线的修建,同样被拆除了。
家电以旧换新试点开始至今,国投文化仅回收了5台电脑。“为了挤进政策惠及的行列,我们今年一定要找到厂房并开工,绝不退出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行列。”刘宝禄信誓旦旦地说。
像国投文化这样想要挤进正规军的企业不在少数。当初,全国只有4家定点企业,而后发展为24家。“以前召开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会议,出席的企业并不多,现在都一窝蜂地挤进来,每次开会都有很多生面孔。”杨雷告诉《计算机世界》记者,这些企业多数是从事电子行业,业务与电子垃圾回收处理有相关性,一听到政策的风声就蜂拥而至,还有很多企业在蠢蠢欲动。
“吃不饱”是常态
“后八家村正在拆迁!”这是在补贴政策实施之外,令正规军万分雀跃的另一个好消息。
这个靠近中关村,红极一时的流动摊贩聚集地,成了一座“空城”。没有往日的热闹场面,小摊贩们也不见了踪影,只见墙上用各种字体写着大大的“拆”字。大门口的惟一一家小作坊里,堆放了各种回收的废品,一对夫妇还在埋头敲打手里的电路板。“日子不好过了,以前出去拉一车的电脑,现在拉两天才回来一车。”女主人嘟囔着,“现在大家都回收给商场,不给我们了。”
由于八家村地区整体改造和拆迁,流动摊贩们四处找新地。这些一度从正规军手中抢食的流动摊贩似乎已经开始断粮。
“过去废品回收源不充足,一直吃不饱。家电以旧换新让拆解企业有了米。现在补贴政策也下来了,好日子总算盼到了。”杨雷口中的“吃不饱”是正规军一直冲不出去的困境。正如《计算机世界》2007年的封面报道《电子污染之痛》中的判断,废品收购之难将成为电子垃圾回收体系的首个软肋,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整个回收处理体系必然无法撑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抢食者相当生猛,正规军只能尽力“熬”着。
2008年,海淀区韩家川建成了一家集中处理电子垃圾和旧家电的分拣中心。分拣中心的王先生向《计算机世界》记者表示,“现在的回收市场特别乱,主要是私人回收给的价格太高,远远高于我们的价格,因此送往分拣中心的旧电脑少之又少。”
在2007年前后,流动摊贩的回收价格能够达到每公斤100元,而正规企业给予的不过几十元。对此,刘宝禄很想得明白,“个体户都给高价,我们只能给来捐的人发个计算器当礼品。久而久之大家都会被上门的流动摊贩抢走。”
“过去,流动摊贩直接到家门收旧货,不仅方便,钱还给得多。但现在政府补贴力度也不小,一台4000元的电脑可补贴400元,这是小贩支付不起的。”中国电子质量协会电子垃圾项目负责人秦立冬表示,在家电以旧换新的规定中,废旧家电由指定的销售企业、回收企业以及拆解企业回收后,将开具凭证,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返回原价10%的金额,这给了流动摊贩一记重击。“即使打不挎,但至少伤了元气。”
就成本而言,正规的回收处理厂有人工、场地、设备、税收等各项费用,正规拆解设备根据拆解程度不一样,投资从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然而,私人回收不仅不占用经营场地,不需要上税,同时,他们还把回收来的电脑进行重新组装后再卖,利润空间更大,也决定了他们可以给出更高的回收价格。目前,这个分拣中心主要接收海淀区内各级政府办事机构、社会团体、学校和企业单位淘汰的办公设备,通过社会回收的电器非常少。
在《计算机世界》2009年的封面报道《二手电脑灰幕调查》中,描写了相当精彩的一幕: 硅谷电脑城的二手经销商将回收来的电脑拆成配件,稍微一处理,就被卖新电脑的商铺拿走,内存条用酒精一擦与新的一般,CPU连酒精都不用,用纸一擦用肉眼根本分不出新旧。
这种二手市场的灰色链条直接威胁了回收体系的良性发展,继而使得拆解企业完全“吃不饱”。北京市场惟一被官方认定的华星集团产业科技有限公司也向《计算机世界》记者坦承,吃不饱已经成了一种业态。
亏损中熬着
“这几年亏损了1000多万。”杨雷说话时,指向占地2.8万平米的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厂房。和昌环保的厂房位于天津工业园区,从北京到工厂开车只要两小时,从高速路口直接进入工业园区,过了桥便能依稀看到一排蓝顶屋子,很有气势。这是整个园区内规模最大的工厂,和昌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绿色招牌在烈日下很是显眼。
2004年,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和昌环保投入上亿元买地建厂、购进机器,作为北京惟一一家电子垃圾回收拆解的正规部队,他们甚至定下2011年要达到年拆解量130万台的宏伟目标。然而,正当公司领导准备卷袖子大干一场时,却发现既没有回收货源,也没有资金支持,更缺的是专业人才。在整整5年中,这片厂房都在闲置当中,土里已经冒出了荒草。
当步入厂房,记者的第一感觉是人迹罕至。整个厂房出奇的安静,回收来的废品静静堆放在地上,三间互通的厂房用写着字的牌子划分出“电脑回收区、电视回收区、电冰箱回收区”。2.8万平米的厂房里,只有4名工人。两名员工在显示屏堆放区,正拿着锤子和钳子拆解电视。厂房的另一头,一架运货车将废品分散到不同区域。并排而列的洗衣机,小山一样高的电脑和匍匐在地上的显示屏,俨然成了一出无声的黑白默片。只有杨雷指着一片片空地回忆着他当年的规划: 这间用来做空调拆解,这间是流水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不是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杨雷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收拾巨亏的烂摊子。回忆起当时,频繁地看到汕头、贵屿爆出一夜暴富的新闻,后八家村的流动摊贩将废品一车一车运回村里,杨雷心里不是个滋味。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贵金属的卖价大幅跳水,杨雷只好亏本大甩卖。为了减少人力成本,他将所有技工都裁了,只剩下农民工。
“收垃圾已经丢清华的脸了,我不能不把这个厂子做起来。”4年前,杨雷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一头扎进了电子垃圾回收处理行业,那时在他眼中,电子垃圾回收处理是中国稀缺的朝阳产业。虽然以旧换新的政策给了他们一剂强心针,但1000万元的亏损不是小数目,他的包袱很重。
与和昌环保相似的华星集团,也在连续两年巨亏的阴影中一直缓不过来; 国投文化这些还在饥肠辘辘中寻找生机的企业,也只在开张时风光过。
“当时,绿色循环科技这一理念相当先进,海淀区的商业委员会、环保局都给予了政策倾斜。”刘宝禄说。1997年是国投文化最为风光的一年,但近10年过去了,在国家政策一直未明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愈见疲软,从刚开始的少部分资金支持到一年提供上百台废旧电脑,现在已经是无暇顾及。
“家电以旧换新就是一场春雨。”刘宝禄觉得,有实效的政策就像救命稻草一样,这是一个有期望的行业,就差规范。
“破烂王”的价值
“电子垃圾拆解企业的最大价值在于精细化拆解。” 杨雷满怀雄心壮志,他不羡慕那些在CBD写字楼里光鲜出入的同学,也不羡慕那些已经是富豪的校友,他唯独崇拜的是陈光标,这个利用废物回收再生发迹的慈善家。“将废品里的元素分得越细,提取得越精,将会获利更多,这是拆解企业到最后所拼的实力。”
据资料显示,贵屿镇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达到90%以上,单从价值利用率来看,贵屿几乎代表了世界废旧电器回收技术的最高水平。这为贵屿镇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仅仅在2008年国庆节,贵屿的富豪们身家就缩水10亿元,这也从侧面说明电子垃圾的获利是多么丰厚。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当年就是在贵屿镇转售旧电器起家,进而成为家电零售业老大。用绿色和平组织电子垃圾污染项目带头人赖芸的话说,这是“绝对的暴利行业”。
而国投文化在最为风光的一年中,也曾体会到电子垃圾回收利用的价值。拆解后的废旧塑料,经过细分提取其中的有用物质还可再生,交由下游企业制成塑料花、塑料玩具。
金、铂、铜的提取更是最值钱的部分,这些甚至可以成为航天材料。刘宝禄回忆,曾经有一家德国的电子拆解企业向国投文化示好,要成吨收购有价值的电子垃圾,想要按照世界银行规定的黄金纯度的金价比例返回,但是由于该企业流动资金不够,这笔买卖最终没能实现。“如果这笔生意谈成,我们早就赚了大钱。”
商业价值的存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规军“破烂王”的价值还在于对环境的保护。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资料,电子垃圾包含了1000多种不同成分,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在制造电脑的700多种化学材料中,就有一半以上对人体有害。小作坊对电子垃圾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手工拆解、焚烧以及对无用材料的随意丢弃,极大地危害了当地的土壤、水源和人的健康。
“后八家村一到晚上就闻见刺鼻的味道,贵屿本地人只能买水喝,触目所及的河水都是深黑色,上面漂浮着垃圾,连邻近村落的地下水也被殃及。”赖芸对当时的调查记忆犹新,小作坊野蛮拆解的代价是很沉重的。”
建立一支正规军,从回收到拆解利用科学设备直接粉碎压制,提取过程免于焚烧和烧制,将污染降到最低,这是对社会的回馈。“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是正规企业所给予的。”杨雷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将有用部件进行拆解后再造低配置电脑运往贫困地区的公益价值也在正规军里得到体现,国投文化长期向云南、甘肃、贵州等地的贫困小学输送电脑。“2009年,我们再次捐助了150台电脑给甘肃,当时资金链已经吃紧,只是当成公益来做。”刘宝禄表示。
“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行业得到规范后,企业间的商业竞争便会凸显。”杨雷已经嗅出其中的味道,越来越多的企业想到家电以旧换新政策里分一杯羹,而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因此有的违规企业利用漏洞来获取政府的补贴。“我们一年收10万台,有的企业虚报到几十万台,作弊的学生总能得到高分。”
虽然杨雷对这一灰色地带欲言又止,但《计算机世界》记者在多方打听后得知,对于违规企业的存在,政府也在着手补漏洞,但这一灰色地带大家多是讳莫如深,不愿多谈。
除却这一灰色地带,回收企业与拆解企业的关系也颇为微妙。“天津指定的家电以旧换新电子垃圾拆解企业有4家,而回收企业有19家。回收企业给谁不给谁是自愿,有的企业愿意给付回收企业一些费用,货品自然流入到这些企业中,但这是违规的。”杨雷说。其实,正规军们各自都了解其中的症结。
华星集团目前在北京一家独大,只管埋头研究技术,内部管理变革和技术、设备的升级,为抗衡后来的竞争对手下功夫。和昌环保则对信息化产生了兴趣,在5年里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想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对废旧物品做更为精确的价值评定,并开始树立品牌,向企事业单位、消费者推广。我们看到更多的正规军在政策的惠及下越来越靠近市场,准备着新一轮的竞争。
(实习记者李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评论:滞后的政策
当记者赶到天津的这个电子垃圾处理厂时,我被震撼了,偌大的厂房空空荡荡,几个亿的投资打了水漂,资产快速缩水。几年的时间里,企业带头人、厂房、机件、以及驻留下的工人都在等待政府的救援。但面对条例的一再难产,就如同玻璃天花板,看得见触不到。
正规军对政策的依赖可见一斑。
国际上实施废弃电子回收处置的国家,通常分为几类:一类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事业,一出生就靠政府财政和向企业征收的处置基金负担,如瑞典的企业处理费用由制造商和政府承担; 另一类是通过生产企业合作共建,政府专项补贴的方式运营,如日本的处置企业。
从各个国家情况来看,政府的补贴完全承担刺激任务,甚至成为电子垃圾制造企业与回收处理企业的杠杆,调节其中的利益冲突。
传统上,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在内的所有垃圾的收集与处理主要由政府部门统一管理,资金投入与产业经营也以政府行为为主。一定规模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与处理产业更类似于一种基础设施,主要由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和经营,旧有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企业产权难以界定,因而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较少,甚至游离于市场机制之外。
电子产品在销售给消费者之后,生产商除了提供有限的售后维修等服务之外,基本不承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和处理责任,而回收和处理环节则主要由政府部门或下属企业完成,客观上造成了回收和处理的低效率现象。因而,一旦开放之后,政策的缺失,让正规企业陷入混战中,反而敌不过游击队。
传统的管理体制束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
如今,国家开始着手制定条例,但老问题又出现了。
一涉及到国家的职能部门,几个婆婆的多头管理几乎成为了大多数行业面临的现状。2009年2月25日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定于2011年1月施行,其中有关中标的企业目录、补贴基金的配套措施原本定于6月发布,但在采访的一路跟踪后,记者得到的消息是这一配套措施的出台要推迟,时间不明。
究其原因,除了各部委职责交叉需要协调外,制造企业与回收企业之间,制造企业之间、回收企业之间,利益关系层出不穷。补贴基金要一刀切吗?绿色IT制造企业需要承担责任吗?不同的IT制造企业承担多少责任?机器回收的运费由谁出……一系列的问题都冒出来。
相持不下,只得再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