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是我国著名的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专家，与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是湖南老乡且还是高中同窗。他的人生故事别有一番风味……
留苏博士一脚踏进湘南“鸭屎泥田”
1959年，留学苏联并获得农业科学副博士学位的刘更另回到国内。不久后，党中央发出“改良低产土壤”的号召，主要解决北方盐碱地和南方低产水稻田。1960年，血气方刚的他怀着科技报国的抱负，远离首都北京和亲人，毅然选择去湖南祁阳一个叫官山坪的偏僻山村开拓研究基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事科学研究、示范、推广。
到达官山坪村的第二天，实干的刘更另就开始拜访当地农民。调查中，刘更另得知，官山坪位于典型的南方红壤地带，土壤非常贫瘠。有一种鸭屎泥土壤，特别怕冬干，冬干以后，来年插下秧苗就呆在地里，老不转青，不发根，也不分蘖，一直坐到秋天才生长，当地农民称之为“坐秋”。“坐秋”的稻田产量很低，通常只有一两百斤。改造这种低产土壤，提高作物产量，成为20世纪60年代土壤研究中的重点课题。
官山坪的“鸭屎泥田”占了全村全部土地的55％还多。改造“鸭屎泥田”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攻关项目。看着田里的那一片片不转青的秧苗，刘更另直伤脑筋：“我仿佛就听到了禾苗叫救命的声音，真是急死人!”
经过调查，刘更另带领科研人员重点研究土壤中磷元素活动的变化规律，研究土壤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白天，刘更另和其他科研人员在试验田里忙碌观测数据；晚上，他又召集科研人员开总结会议，写归纳总结、分析材料，刘更另屋里的那盏煤油灯通常是彻夜不熄!
3年时间里，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观测，刘更另终于寻找出鸭屎泥土壤中磷素变化规律。“磷素的变化与土壤温度、土壤水分、泡水时间有密切关系，土壤中存在磷素有效化和无效化过程、固结与反固结过程。”刘更另介绍，泡水、提高泥温、施猪粪、压山青、多犁多耙，可以促进无效磷向有效磷转化，这就是反固结过程；土壤干燥，降低泥温，减少有机物，可以使有效磷素向无效态转化，这就是固结过程。
研究磷素变化规律仅是研究鸭屎泥土壤问题的第一步，紧接着，刘更另开始研究如何使土壤磷素活化、增加磷素。最后他总结出了“冬干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标，绿肥治本，以磷增氮，加速土壤熟化”的规律。根据这些理论依据，刘更另带领科研人员在田里种紫云英，使田中的泥巴由硬变软，泥团变少了，泥脚也变浅了，有效磷多了，终于，“鸭屎泥田”不再“坐秋”了。
230公斤、280公斤、355公斤……官山坪村运用刘更另他们的这些科学举措，水稻产量不断上翻。1964年祁阳县推广17万亩，增产30％～50％。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仅在湘南、湘中6个地区推广面积就达295万亩，增产稻谷3．6亿公斤。
这以后，刘更另把土壤、气候、作物条件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双季稻绿肥制度取得成功，为改革耕作制度、发展双季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湖南首先提出“晚稻超早稻”的论点，为晚稻增产作出了突出贡献。1965年列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在南方11个省区推广，成效显著，仅湖南一省当年就增产稻谷1．8亿公斤。
在双季稻绿肥制度下，刘更另研究发现，新的物质循环会导致土壤中钾、锌元素亏缺，引起水稻“僵苗”和籽粒不饱满以及棉花“黄叶枯病”等问题。对症防治，上世纪70年代他首次研究出钾肥，提高绿肥田稻谷产量；80年代研究提出硫酸锌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亚砷酸银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为改良“砷中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从而解决了“水稻僵苗”和棉花“黄叶枯病”等问题，为南方某些地区使用钾肥和锌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祁阳红壤实验站这个普通的基层科研单位，刘更另逐渐从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我国土壤肥料和植物营养科学方面德高望重的专家。
与朱镕基的同学缘及往来轶事
在刘更另的心里，学习是他一生最深刻的记忆。湖南桃源是个风景优美、人杰地灵的地方，尤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描绘的人间仙境。生于斯，长于斯，童年的刘更另感受着家乡怡人的自然风光，接受着那里人文历史的熏陶，从入学起便显现出过人的聪慧。
出身农家，且家境贫寒，刘更另7岁起就离家上学，14岁进入湖南省国立第八中学永绥(现花垣)高中分校学习。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的两年间，刘更另在这里上完高一、高二年级，令他难忘的事情是在这所学校曾与后来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同窗共读。
刘更另清楚地记得自己比朱镕基小半岁，“我坐前面，他坐后面”。在他印象里，朱镕基那时成绩很好，“考进这所学校时，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可中间相差20多分，第三名与我又相差30多分。所以，那时教生物学的杨老师总是说‘今年考试的成绩整体不算好’。”成绩很好的朱镕基却不爱讲话爱唱戏。
朱镕基天生一副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刘更另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无疑也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50年一摸啊。”
1948年，刘更另于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毕业，考取了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正在武汉大学学习的刘更另于这一年的6月6日在武汉参加革命。“我小时候叫刘庚麟，是个老先生起的，取意麒麟起有神人出。”从这个曾用名的取意，也能明了幼时的他曾背负了长辈不少的热望。“我想，解放了，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到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要改一个名字体现这种改变，于是，我就把名字改成‘更另’，意思是改变成另一个人了。”
1952年，刘更另从武汉大 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分配在河南农事实验场从事土壤肥料研究工作，并任土肥室负责人。1954年，刘更另被国家选派赴苏联留学深造，就读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研究生院。经过几年异国苦读，1959年获副博士学位的他带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回国，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回国前，他听说分配在国家计委的朱镕基被打成了右派。
回国后的刘更另扎根于湖南祁阳农村从事农业科研，成果骄人。他也一时成为社会上广为传颂的先进人物，1983年《人民日报》曾报道了刘更另的先进事迹。1984年元旦，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的刘更另收到一张参加国宴的请柬。没想到，正是这次机会，他与高中同学朱镕基重逢了。
刘更另告诉我们，出席国宴时，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看起来有些熟脸却不知道到底是谁，当看到其座位上贴着的名条“朱镕基”，他心里就在想：这会不会是自己的高中同学朱镕基呢?转念又一想，不对，那个朱镕基被划成右派了，不可能坐在国宴的席位上。而他的名字也已由“刘庚麟”变为“刘更另”，所以两个人彼此都没有相认出。
事有凑巧，这年春节，物资部门的一个姓郑的湖南老乡来给刘更另拜年，刘更另顺便向他问起朱镕基，证实了国宴上看到的这个“朱镕基”正是自己在花垣高中的同学朱镕基，而且还了解了朱镕基这些年的一些遭遇。
原来，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开除党籍。从此，右派的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作为55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朱镕基被下放至农场劳动。所幸的是，朱镕基在农场只劳动了很短时间，就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担任普通教员。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千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当时，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历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后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再后到国家经委先后任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等职。不多久，朱镕基被提为经委副主任。那次与刘更另一同出席国宴时，朱镕基的身份是国家经委副主任。
意外得知朱镕基的身份后，刘更另贸然给他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自己是他的高中同学，并告知了自己名字的变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朱镕基没有回复。
不多久，刘更另起草了一个关于建立分子生物研究室而争取科研经费的报告给国家经委，托农科院党组书记转交给其亲家张劲夫(时任国务委员兼经委主任)。在报告中，刘更另提出了“要抓紧搞生物技术、高深技术，建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很快，张劲夫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科学家的意见，值得重视。镕基同志办”。直到今天，刘更另仍喜不自禁地说：“那次国家经委拨了100万元人民币，支持农业科学院办起了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说真的，我很是感谢老同学朱镕基。”
刘更另没想到，朱镕基任总理期间还专程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考察了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当时的室主任告诉朱镕基：“这个研究室还是总理当年支持建成的。”朱镕基笑了笑，说：“这还是你们科学家给我提的建议。”显然，他对刘更另的来信记得很清楚。如今，刘更另欣慰地看到，当初自己上书筹款建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已扩建为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下设研究室。
200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节日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惠风和畅，喜气洋洋，张灯结彩，水仙飘香。被邀出席晚会的刘更另至今还记得，这天19时45分，朱镕基同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步入大厅，来到科技、文艺、教育、理论、新闻等知识界知名人士中间，与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台上祥云瑞彩丝竹声声，台下高朋满座其乐融融。联欢会进行中，热气腾腾的元宵端了上来。大家一起品尝元宵，畅叙友情，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当时，大家纷纷请即将离任总理一职的朱镕基签字、合影，刘更另也来到他面前，说：“镕基同志，我们是同学。”朱镕基一时没想起来，以为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刘更另更正说：“不是，我们是国立八中的同学。”朱镕基一声“噢”，马上明白了，他为刘更另也签了个字，并亲切地握了握手。
“现在，我通过他的卫士张班长与他保持联系。退下来，他非常低调，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一生没有离开农业科学研究的资深院士
搞了一辈子土壤肥力研究，刘更另对土地有特别的感情。一旦看到土地闲置、浪费，他就感到可惜，心里牵挂这个田怎么不开发利用。看见农民乱施化肥，浪费化肥，又得不到好的效果，他十分忧虑。有时出去讲课，从机场一出来看见两边远处倒是有郁郁葱葱的绿色，近处的草坪却悬黄，黄的，他就在想：施肥施得不对啊，缺磷肥，缺有机肥。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和扬尘天气频率增加，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危害越来越严重。作为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方面的权威，刘更另在治理沙尘暴的方面有话要说。他提出，在谈论北方草原沙尘暴的时候，能不能从畜牧业角度思考?可不可以考虑将畜牧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南方，让内蒙古等北方草原少养点羊，使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实际上，因为南方水域条件好，适合长草食动物，许多名牌品种都出在河南以南的南方，比如南阳黄牛、湘西的黄牛和马头羊等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承载了越来越重的资源、能源压力。刘更另指出，节约在农业上最要紧、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合理使用化肥。“据统计，我国南方地区3个省的化肥用量数倍于某些发达国家。可是粮食产量在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才5亿吨”。他感慨，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南粮北调”，现在却是“北粮南运”。传统的粮食大省这20多年减产50％左右。“追根究底，化肥使用过度导致的土地肥力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循环经济，具体说来就是要多使用有机肥、农家肥，减少化肥用量。”
如今，年近八旬的刘更另说自己还可以也还能做很多事情。这因为他一直未曾中断在农业科学领域量的研究，也：“得益于基层工作的锻炼。每天都在农田里跑来跑去，几公里内开会都是走过去，还参加农业生产，身体就锻炼结实了”。
留苏博士一脚踏进湘南“鸭屎泥田”
1959年，留学苏联并获得农业科学副博士学位的刘更另回到国内。不久后，党中央发出“改良低产土壤”的号召，主要解决北方盐碱地和南方低产水稻田。1960年，血气方刚的他怀着科技报国的抱负，远离首都北京和亲人，毅然选择去湖南祁阳一个叫官山坪的偏僻山村开拓研究基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从事科学研究、示范、推广。
到达官山坪村的第二天，实干的刘更另就开始拜访当地农民。调查中，刘更另得知，官山坪位于典型的南方红壤地带，土壤非常贫瘠。有一种鸭屎泥土壤，特别怕冬干，冬干以后，来年插下秧苗就呆在地里，老不转青，不发根，也不分蘖，一直坐到秋天才生长，当地农民称之为“坐秋”。“坐秋”的稻田产量很低，通常只有一两百斤。改造这种低产土壤，提高作物产量，成为20世纪60年代土壤研究中的重点课题。
官山坪的“鸭屎泥田”占了全村全部土地的55％还多。改造“鸭屎泥田”就成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攻关项目。看着田里的那一片片不转青的秧苗，刘更另直伤脑筋：“我仿佛就听到了禾苗叫救命的声音，真是急死人!”
经过调查，刘更另带领科研人员重点研究土壤中磷元素活动的变化规律，研究土壤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白天，刘更另和其他科研人员在试验田里忙碌观测数据；晚上，他又召集科研人员开总结会议，写归纳总结、分析材料，刘更另屋里的那盏煤油灯通常是彻夜不熄!
3年时间里，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观测，刘更另终于寻找出鸭屎泥土壤中磷素变化规律。“磷素的变化与土壤温度、土壤水分、泡水时间有密切关系，土壤中存在磷素有效化和无效化过程、固结与反固结过程。”刘更另介绍，泡水、提高泥温、施猪粪、压山青、多犁多耙，可以促进无效磷向有效磷转化，这就是反固结过程；土壤干燥，降低泥温，减少有机物，可以使有效磷素向无效态转化，这就是固结过程。
研究磷素变化规律仅是研究鸭屎泥土壤问题的第一步，紧接着，刘更另开始研究如何使土壤磷素活化、增加磷素。最后他总结出了“冬干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标，绿肥治本，以磷增氮，加速土壤熟化”的规律。根据这些理论依据，刘更另带领科研人员在田里种紫云英，使田中的泥巴由硬变软，泥团变少了，泥脚也变浅了，有效磷多了，终于，“鸭屎泥田”不再“坐秋”了。
230公斤、280公斤、355公斤……官山坪村运用刘更另他们的这些科学举措，水稻产量不断上翻。1964年祁阳县推广17万亩，增产30％～50％。据1964年不完全统计，仅在湘南、湘中6个地区推广面积就达295万亩，增产稻谷3．6亿公斤。
这以后，刘更另把土壤、气候、作物条件联系起来综合研究双季稻绿肥制度取得成功，为改革耕作制度、发展双季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湖南首先提出“晚稻超早稻”的论点，为晚稻增产作出了突出贡献。1965年列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在南方11个省区推广，成效显著，仅湖南一省当年就增产稻谷1．8亿公斤。
在双季稻绿肥制度下，刘更另研究发现，新的物质循环会导致土壤中钾、锌元素亏缺，引起水稻“僵苗”和籽粒不饱满以及棉花“黄叶枯病”等问题。对症防治，上世纪70年代他首次研究出钾肥，提高绿肥田稻谷产量；80年代研究提出硫酸锌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亚砷酸银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为改良“砷中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从而解决了“水稻僵苗”和棉花“黄叶枯病”等问题，为南方某些地区使用钾肥和锌肥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祁阳红壤实验站这个普通的基层科研单位，刘更另逐渐从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我国土壤肥料和植物营养科学方面德高望重的专家。
与朱镕基的同学缘及往来轶事
在刘更另的心里，学习是他一生最深刻的记忆。湖南桃源是个风景优美、人杰地灵的地方，尤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描绘的人间仙境。生于斯，长于斯，童年的刘更另感受着家乡怡人的自然风光，接受着那里人文历史的熏陶，从入学起便显现出过人的聪慧。
出身农家，且家境贫寒，刘更另7岁起就离家上学，14岁进入湖南省国立第八中学永绥(现花垣)高中分校学习。1943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的两年间，刘更另在这里上完高一、高二年级，令他难忘的事情是在这所学校曾与后来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同窗共读。
刘更另清楚地记得自己比朱镕基小半岁，“我坐前面，他坐后面”。在他印象里，朱镕基那时成绩很好，“考进这所学校时，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可中间相差20多分，第三名与我又相差30多分。所以，那时教生物学的杨老师总是说‘今年考试的成绩整体不算好’。”成绩很好的朱镕基却不爱讲话爱唱戏。
朱镕基天生一副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刘更另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无疑也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50年一摸啊。”
1948年，刘更另于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毕业，考取了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正在武汉大学学习的刘更另于这一年的6月6日在武汉参加革命。“我小时候叫刘庚麟，是个老先生起的，取意麒麟起有神人出。”从这个曾用名的取意，也能明了幼时的他曾背负了长辈不少的热望。“我想，解放了，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到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要改一个名字体现这种改变，于是，我就把名字改成‘更另’，意思是改变成另一个人了。”
1952年，刘更另从武汉大 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分配在河南农事实验场从事土壤肥料研究工作，并任土肥室负责人。1954年，刘更另被国家选派赴苏联留学深造，就读于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研究生院。经过几年异国苦读，1959年获副博士学位的他带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回国，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回国前，他听说分配在国家计委的朱镕基被打成了右派。
回国后的刘更另扎根于湖南祁阳农村从事农业科研，成果骄人。他也一时成为社会上广为传颂的先进人物，1983年《人民日报》曾报道了刘更另的先进事迹。1984年元旦，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的刘更另收到一张参加国宴的请柬。没想到，正是这次机会，他与高中同学朱镕基重逢了。
刘更另告诉我们，出席国宴时，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看起来有些熟脸却不知道到底是谁，当看到其座位上贴着的名条“朱镕基”，他心里就在想：这会不会是自己的高中同学朱镕基呢?转念又一想，不对，那个朱镕基被划成右派了，不可能坐在国宴的席位上。而他的名字也已由“刘庚麟”变为“刘更另”，所以两个人彼此都没有相认出。
事有凑巧，这年春节，物资部门的一个姓郑的湖南老乡来给刘更另拜年，刘更另顺便向他问起朱镕基，证实了国宴上看到的这个“朱镕基”正是自己在花垣高中的同学朱镕基，而且还了解了朱镕基这些年的一些遭遇。
原来，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开除党籍。从此，右派的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作为55万分之一的右派分子，朱镕基被下放至农场劳动。所幸的是，朱镕基在农场只劳动了很短时间，就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担任普通教员。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千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当时，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历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后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再后到国家经委先后任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等职。不多久，朱镕基被提为经委副主任。那次与刘更另一同出席国宴时，朱镕基的身份是国家经委副主任。
意外得知朱镕基的身份后，刘更另贸然给他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自己是他的高中同学，并告知了自己名字的变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朱镕基没有回复。
不多久，刘更另起草了一个关于建立分子生物研究室而争取科研经费的报告给国家经委，托农科院党组书记转交给其亲家张劲夫(时任国务委员兼经委主任)。在报告中，刘更另提出了“要抓紧搞生物技术、高深技术，建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很快，张劲夫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科学家的意见，值得重视。镕基同志办”。直到今天，刘更另仍喜不自禁地说：“那次国家经委拨了100万元人民币，支持农业科学院办起了分子生物学研究室。说真的，我很是感谢老同学朱镕基。”
刘更另没想到，朱镕基任总理期间还专程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考察了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当时的室主任告诉朱镕基：“这个研究室还是总理当年支持建成的。”朱镕基笑了笑，说：“这还是你们科学家给我提的建议。”显然，他对刘更另的来信记得很清楚。如今，刘更另欣慰地看到，当初自己上书筹款建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已扩建为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下设研究室。
200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节日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惠风和畅，喜气洋洋，张灯结彩，水仙飘香。被邀出席晚会的刘更另至今还记得，这天19时45分，朱镕基同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步入大厅，来到科技、文艺、教育、理论、新闻等知识界知名人士中间，与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台上祥云瑞彩丝竹声声，台下高朋满座其乐融融。联欢会进行中，热气腾腾的元宵端了上来。大家一起品尝元宵，畅叙友情，现场欢声笑语、气氛热烈。当时，大家纷纷请即将离任总理一职的朱镕基签字、合影，刘更另也来到他面前，说：“镕基同志，我们是同学。”朱镕基一时没想起来，以为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刘更另更正说：“不是，我们是国立八中的同学。”朱镕基一声“噢”，马上明白了，他为刘更另也签了个字，并亲切地握了握手。
“现在，我通过他的卫士张班长与他保持联系。退下来，他非常低调，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一生没有离开农业科学研究的资深院士
搞了一辈子土壤肥力研究，刘更另对土地有特别的感情。一旦看到土地闲置、浪费，他就感到可惜，心里牵挂这个田怎么不开发利用。看见农民乱施化肥，浪费化肥，又得不到好的效果，他十分忧虑。有时出去讲课，从机场一出来看见两边远处倒是有郁郁葱葱的绿色，近处的草坪却悬黄，黄的，他就在想：施肥施得不对啊，缺磷肥，缺有机肥。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和扬尘天气频率增加，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危害越来越严重。作为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方面的权威，刘更另在治理沙尘暴的方面有话要说。他提出，在谈论北方草原沙尘暴的时候，能不能从畜牧业角度思考?可不可以考虑将畜牧业的发展重心转移到南方，让内蒙古等北方草原少养点羊，使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实际上，因为南方水域条件好，适合长草食动物，许多名牌品种都出在河南以南的南方，比如南阳黄牛、湘西的黄牛和马头羊等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承载了越来越重的资源、能源压力。刘更另指出，节约在农业上最要紧、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合理使用化肥。“据统计，我国南方地区3个省的化肥用量数倍于某些发达国家。可是粮食产量在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才5亿吨”。他感慨，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南粮北调”，现在却是“北粮南运”。传统的粮食大省这20多年减产50％左右。“追根究底，化肥使用过度导致的土地肥力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循环经济，具体说来就是要多使用有机肥、农家肥，减少化肥用量。”
如今，年近八旬的刘更另说自己还可以也还能做很多事情。这因为他一直未曾中断在农业科学领域量的研究，也：“得益于基层工作的锻炼。每天都在农田里跑来跑去，几公里内开会都是走过去，还参加农业生产，身体就锻炼结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