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今天，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所遇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始终保持探索创新的蓬勃朝气，才有可能跨过攻坚期的艰难险阻。
　　10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的评论文章《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文章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是探索中国特色社會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文章还指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一周前的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改革开放，永葆探索创新的朝气》。文章向上世纪80年代初涌现的任仲夷、项南、袁庚等改革先锋致敬。
　　如这篇评论所说，三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倒拨时钟，回到这部壮阔史诗的卷首，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依然撼人心魄，改革先行者勇往直前的足音仍旧清晰可闻。
　　他们为什么如此勇敢？从客观现实来看，当时的中国，经济社會已陷入困境，比如，大量农民吃不饱饭，大量返城知青没有就业岗位。这样的现实提出了改革的紧迫要求。事实上，当时，底层民众已进行了广泛自发的改革，他们突破旧体制的枷锁，尝试创造新的制度。
　　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樣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两篇文章都提到，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人民日报》指出，今天，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遇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做闯关夺隘的开路先锋，只有始终保持探索创新的蓬勃朝气，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子冲劲、闯劲、拼劲、韧劲，才有可能跨过攻坚期的艰难险阻。《求是》杂志则表明，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矛盾只能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去化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科学发展去解决。
　　任仲夷、项南、袁庚等改革先锋令人尊敬之处就在于，他们能体會民众之苦，因而能理解和接受民众自发的制度创新，而运用自己的权位保护民众的创新，并推动整个政府承认其合法性。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家，其令人尊敬处不仅仅在于自己在设计制度的理智上，也在于承认和顺从民众创新的德行上。
　　这些改革先锋是真正的政治家。其不忍人之心，即为仁，其顺从民意，可称之为智，仁与智让这些改革先锋具有了闯关的勇气。他们感应民众之心，把民众利益置于自己权位之上，闯关破垒，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障碍，建立了社會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社會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會面临的问题。当下中国，从传统社會走向现代社會的过程中，既面临着复杂的社會转型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传统的二元社會根基没有破解，反而演变成三元社會结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长期在城市生活，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四大差距被放大，各种矛盾导致大众的焦虑感与挫折感加深，利益格局和各种思潮不断分化，不同力量的拉锯在加速。
　　改革进入深水区，水越深，海越阔，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机遇，也就是意味着广阔的前景。
　　面对着社會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侥幸和退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化险为夷，到达另一个境界。
　　三十年前的改革突破口在于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得到上层的默许甚至鼓励，形成官民互动、上下借力的态势。今日之利益格局更为复杂，制度纠葛更为严重，若没有高度的智慧与绝大的勇气，是不可能推动进一步改革的，也不可能找到更加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的。
　　当然，这种智慧、勇气最终来自于仁心，也即，是否以百姓之心为己心，视百姓之疾苦为己之疾苦。若有这样的仁心，自會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气，也不难保持开放胸襟，找到理性的改革方案。
　　事实上，支持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博源基金會理事长、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近日对媒体表示，当下的“改革风险可控，成本也可承受”。不过，他也认为，“如果不改革，目前的社會矛盾會恶化，會导致经济危机或社會危机。”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深水区，回望历史，我们需要的是永葆探索创新的朝气，凝聚共识，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需要政治家的决心，带领民众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以法治和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推动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