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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究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北京应当针对自己的所短所长，根据自身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为自己树立起怎样的城市精神？深入细致地讨论这个话题对北京今后的发展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日前，北京市本着“紧跟”的精神，迅速地召集了七次专家研讨会，经过292万张的票选，于2011年11月2日发布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作为北京精神。行动快则快矣，但是却显得仓促了点，粗糙了点，留下了不少可商榷处。为了更好地把北京精神总结出来表述出来，让它能对北京今后的文化建设起到指导性的作用，有必要对它进行评论甚至挑剔。作为一个爱北京并有社会责任感的北京人，我要对表述“北京精神”的这四个关键词——“爱国”、“创新”、“包容”、“厚德”——阐述如下的见解。
“爱国”，仅仅是底线，把它编进“北京精神”太低标准了
首先我认为，把“爱国”作为“北京精神”的一项内容有所不妥，原因是太低标准了。一個国家的首都，与“爱国”这个词连接在一起，让人觉得不太自然。好像时局不对头了，这个国家遇到了什么危机了，让这个国家的首都撑起爱国的大旗以号召天下？是不是有哪个城市发生了“不爱国”的事情，使得北京要打起爱国的大旗来发挥什么影响么？没有，都没有，国家现在很稳定，在全体国民当然的一致的爱国情怀的面前，首都用“爱国”来标榜自己，没有必要。我想，世界绝对不会有哪个国家的首都会在和平时期用这样低标准来标榜自己的精神。再退一步讲，城市毕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用一个情感化的辞藻来标志城市，不形象也不贴切。
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它的高层管理者，应当找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字眼来激励自己治下的居民，也应当从本城市的历史文化中找寻可以引以为豪的伟大事件或伟大文化成果，以此激励首都的民众，并发扬之。在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是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中国别的城市都不可能取代北京而成为这等重要的角色。因此“北京精神”最应当把这一时代亮点体现出来。我认为，五四运动之于北京，要比它作为皇朝600年都城的光荣历史更有现代意义，把它定为中国历史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是十分恰当的。因此，“五四运动”和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成为北京精神的首要内容，从“五四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所涌现出来的开放、自强、勇于改革旧的文化传统、努力地开创性地建立新的文化理念、谦逊地学习世界上其他先进民族的现代文化成果，是北京的历史性功绩，这应当成为北京精神的首要内容。把这个内容写进来，比用“爱国”来描述北京精神更具体，更有现实意义，更能展示北京的光荣传统和历史背景，这是北京特有的“本钱”。退一步讲，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可以标榜自己“爱国”，但是没有哪个城市能像北京那样与 “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如此贴近的联系的。北京应当成为五四运动的批评精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新精神主要的传承者。
“创新”，好是好，是不是早了点、虚了点
时下“创新”这个词很是时髦，似乎北京也应当赶上这班车。于是“北京精神”就选择了它。
但是，创新应有所指，是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新？我认为显然应当是文化创新，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主义历史传统的东方大都市，北京最应当做的事情是文化创新，是观念创新，是体制创新。而如果说真要着手于这种文化创新，那么最贴切的用词应当是“革新”，是在一面革除旧的文化传统、旧的观念的同时，摸索着建立新的文化理念体系。尽管五四运动过去90年了，但是应当承认，北京在革除旧弊方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一个旧文化传统积淀极其深厚的历史名城，如果不先对那些纠缠在人们头脑里的旧的文化观念进行反省，创新根本谈不到。任何一种创新必须要有它的合适的生长环境，而这个环境是不能自行地生长出来的。
北京需要革除的文化陋习可谓多矣，仅举一例如下。与一位外地的朋友谈到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他不无调侃意味地说北京太端庄（“端装”）了，我还以为是说北京太严肃、太一本正经了，他说不是，是太端着架子装相了。虽然是半正经半玩笑，但是这句话是有内容有深刻含义的忠告。北京作了600年的天子起居地，连皇城根下的市井小人在外地人面前也要端起七品官才有的架子，为了撑着虚假的面子，即使家里揭不开锅也要在外面把自己装扮成是有家族背景的贵族，这样的精神面貌让不少的北京人在30年来的改革时代大潮涌来的时候，成了创造财富的落伍者。即使这样，这部分北京人“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肯改变自己，却一味地埋怨天、埋怨地、埋怨社会、埋怨制度不公平，就是不从自己的观念方面寻找原因。
这样的精神面貌如果是局部的个别的，则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不能不客观地说，与在这近30多年里为再造中国新文化过程中站在前列的上海和深圳比较起来，北京和北京人的这个文化心态充分显示出其与时代不相称的落伍。北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表现与它的地位不相符。
我给出的结论是，北京在走向创新之前，应当着重做一做扫除那些因为做了长期封建帝国首都而养成的各种陋习了。李善友先生在接受《新京报》的记者采访时说：“中国20年内出不了乔布斯。”（《新京报》2011-11-16）他的理由是，在中国没有“make different”的土壤，而北京在这方面尤甚。直译这个“make different”的意思是“制造差异”。中国人一贯崇尚“步调一致听指挥”，怎么能让各式各样的“差异”与冠冕堂皇的“主流”平起平坐呢？要知道，一切创新都是对传统的反叛，对传统的否定。否定以往的学术观点都很难，真要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是更难的事情。比起科技创新来，文化创新更需要有个相应的基础环境，在一个传统的守旧的大环境中，在一个拜金主义泛滥的环境中，是谈不到真正有时代意义的创新的。与北京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相配套，只能产生二人转节目和肤浅找乐的小品和相声，创作《黄河》、《茶馆》、《北京人》以及《梁祝》那样的社会环境、人文氛围和精神状态早已远去。为了玩点深沉，人们不得不把以前的真经典假经典一遍又一遍地倒腾出来翻拍，以解文化创作之渴。对北京来说，文化的改造和创新是百年大计，不能一蹴而就，欲速不达，还是先做做准备工作吧。因此，我主张把“创新”改成“革新”。
“包容”，有点自大的意味
北京当了600多年的首都，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做封建皇朝的首都，皇朝的气魄是很大的，动不动就以“天”的名义号令天下，只要是他的需要，动用多少民力，花费多大的成本都在所不惜。因此，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京城一贯自以为了不起，把别的城市，别的国家都看作是下属或外番蛮夷。用“包容”这个词来表白皇城北京的这个姿态是合适的，这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是大的一方，你是小的另一方”，不然，我怎么能把你包得下、容得下呢？我是大海，才能容纳你们这些百川。而人民北京（而非皇城北京）不应当是这样的。我体会，当初选择“包容”这个辞藻的用意是想展示出北京的开放姿态，而一不小心没有选择好用词，错用了“包容”。
“开放”这个词就很中性，很平和，很矜持，不卑不亢。可以这样想象一位开放者的姿态：来者都是客人，我欢迎你们的到来，不要谈论谁谁的高下，我们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文化见解，求同存异，互相借鉴，相互学习。此时，我想到的是一千多年前大唐帝国，那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它领先世界的文明化程度使得它的首都有资格如此自信，它用“包容”这个词就比较贴切。那时从南洋西域赶来朝拜纳贡的人，从东洋泰西来经商留学的人，只要来到长安，就能很容易地落地生根，并比现在容易得多地融入令他们佩服的中华文明圈。
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如果让北京包容所有想进入北京发展的人也不很现实，北京太小了，北京不能给所有想来北京发展的中国年轻人以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消费环境。你是外地人，即使你在北京打拼了多年，你也没有机会获得北京本地人的许多权益：你的子女不能与北京人的子女一样的获得普及义务教育的权利，想上高中的难度就更大了，或明或暗的高收费会把你挡在门外，即使冲破重重阻障进入了学校，也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至于医疗服务方面、购买房产方面，就连办理出国手续方面你也不能享有与北京人同等的待遇，不少相应的规定会把你尴尬地阻挡在门外，这样的事实又怎么能用包容这个辞藻来形容呢？所有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让那个标榜性的文字的“包容”尽显出是一种虚伪的“客套”，作为一个外地人或者外国人，如果你相信了北京真有包容的宗旨或精神，你会碰到一系列不知趣的烦恼事。在我们北京现在还无力做到像大唐帝国的长安城那样真的包容一切，还是不要太高调了。
因此基于上面的理由，我主张应当把“包容”这个词改为“开放”，——我开放了大门，接受四方来客，客人你能不能在我们北京扎下根来，就看你的能耐了，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把曾经紧锁的大门打开而已。这样就显得客观和诚实多了。
“厚德”，是不是虚了点，不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
与前几个辞藻不同，这个“厚德”，如果不给予点解释，还真不能被大部分的北京市民理解，原因是这个词不那么直白，过于文绉绉了。我理解，“厚德”的含义是注重中华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
我在想，要描述我们北京的精神，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形式化呢？是谁规定了一定要用四个词，八个字，板是板，眼是眼，那么八股气十足呢，这样就能显示出我们北京人有文化了么？不少人在看到北京市政府发布了这样的“北京精神”后，第一感觉都像是一所中学的校训。中国的文字的艺术特征用来描述古代诗人的感悟，用来创作像《红楼梦》那样的文艺作品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用来显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精神，是不是就不用那么对仗严谨、精练概括了吧！我感到使用了“厚德”这个词就免不了一番解释。何况使用这个词还不一定合适。
“厚”的意思是注重，“德”的意思当然是道德。但是这个“道德”，原来我们说是有阶级性的，现在我们不那样说了，现在说“道德是有时代性的”应当是有道理的。我们注重道德，是注重北京的传统道德还是赋予了新的含义的现代开放社会的新道德呢？这里还是应当有说头的。
中国的传统道德以忠君为第一要意，以孝道为重要补充，其他内容都在以下，什么“和為贵”、“忍为高”、“尊卑有序”、“崇尚耕读”、“鄙夷商贾”太多了，你注重和打算发扬的到底是其中的哪种道德？不能一概而论吧。这有要引出一个大得没完没了的话题了，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的传统道德的对立与批判。我不同意让这些被五四运动的文化先驱们极力批判过的东西重新粉墨登场，不加挑选一股脑地成为我们崇尚的东西。简短说我不同意把“厚德”写入北京精神里。
结语：我心中的“北京精神”
我也不是只破不立，对“北京精神”，我有我的看法，如果问我的意见，而且一定要求要用警语句式这个形式的话，我认为，北京精神应当包括这样的内容：“革新、开放、务实、进取”。这八个字很通俗易懂，无须解释，比起那个“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来更明确更简洁，更能让作为普通大众的北京人接受和认可，是一个可以让大部分北京人经过一番努力能够达到的精神境界，是一个可以始于足下的切实可行的共同行动纲领。对这四个词中的后两个还得多说两句。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几个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同胞，我问过他们对北京人的印象。他们说的话有不同，但意思是相近的。都是说北京人爱唱高调，常常会把愿望和口号混同于行动。我把“务实”这个词搬过来的意思就是想扳一扳北京人的这个很普遍的坏毛病。这个词也是对应着“厚德”这个词提出来的——多务实，不要玩深沉，多面对现实思考具体的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要比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厚德”来得更脚踏实地一些。胡适先生曾经有句很出名的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对北京人很有教益的告诫。
最后说说我对“进取”这个词的考虑。据《中国读书报》的资料，2010年美国人平均每人读了25本书，中国人全年平均只读了5本书。我要说中国人读的5本书中如果去掉混文凭的教材课本大概还得少一半。读书不一定能说明你上进，但如果你要上进，你就必然要读书。中国人现在太浮躁了，太势利了，太没有进取心了，一个最可怕的事情是今后中国人越来越不爱读书了。怪不得太多的中国的民营书店（包括著名的“风入松”书店）都关门大吉了，好在国营书店拿着政府的明补暗补和依仗着行业垄断的地位还能将就着过日子。而北京作为全国第一的文化名城、首善之区，理应在努力学习、认真读书方面带个好头，在实实在在地求上进方面带个好头，不如此，北京就对不住国人在北京的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那么多的时间和资源。因此，“进取”一词也是“北京精神”所不能少的。开放、革新、务实、进取所展示的是一个有为的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也是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古老的北京应当有这样一种沉稳而且持续向上的精神。
日前，北京市本着“紧跟”的精神，迅速地召集了七次专家研讨会，经过292万张的票选，于2011年11月2日发布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作为北京精神。行动快则快矣，但是却显得仓促了点，粗糙了点，留下了不少可商榷处。为了更好地把北京精神总结出来表述出来，让它能对北京今后的文化建设起到指导性的作用，有必要对它进行评论甚至挑剔。作为一个爱北京并有社会责任感的北京人，我要对表述“北京精神”的这四个关键词——“爱国”、“创新”、“包容”、“厚德”——阐述如下的见解。
“爱国”，仅仅是底线，把它编进“北京精神”太低标准了
首先我认为，把“爱国”作为“北京精神”的一项内容有所不妥，原因是太低标准了。一個国家的首都，与“爱国”这个词连接在一起，让人觉得不太自然。好像时局不对头了，这个国家遇到了什么危机了，让这个国家的首都撑起爱国的大旗以号召天下？是不是有哪个城市发生了“不爱国”的事情，使得北京要打起爱国的大旗来发挥什么影响么？没有，都没有，国家现在很稳定，在全体国民当然的一致的爱国情怀的面前，首都用“爱国”来标榜自己，没有必要。我想，世界绝对不会有哪个国家的首都会在和平时期用这样低标准来标榜自己的精神。再退一步讲，城市毕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用一个情感化的辞藻来标志城市，不形象也不贴切。
北京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它的高层管理者，应当找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字眼来激励自己治下的居民，也应当从本城市的历史文化中找寻可以引以为豪的伟大事件或伟大文化成果，以此激励首都的民众，并发扬之。在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是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中国别的城市都不可能取代北京而成为这等重要的角色。因此“北京精神”最应当把这一时代亮点体现出来。我认为，五四运动之于北京，要比它作为皇朝600年都城的光荣历史更有现代意义，把它定为中国历史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是十分恰当的。因此，“五四运动”和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成为北京精神的首要内容，从“五四运动”开始，在全国各地所涌现出来的开放、自强、勇于改革旧的文化传统、努力地开创性地建立新的文化理念、谦逊地学习世界上其他先进民族的现代文化成果，是北京的历史性功绩，这应当成为北京精神的首要内容。把这个内容写进来，比用“爱国”来描述北京精神更具体，更有现实意义，更能展示北京的光荣传统和历史背景，这是北京特有的“本钱”。退一步讲，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可以标榜自己“爱国”，但是没有哪个城市能像北京那样与 “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如此贴近的联系的。北京应当成为五四运动的批评精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新精神主要的传承者。
“创新”，好是好，是不是早了点、虚了点
时下“创新”这个词很是时髦，似乎北京也应当赶上这班车。于是“北京精神”就选择了它。
但是，创新应有所指，是科技创新，还是文化创新？我认为显然应当是文化创新，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主义历史传统的东方大都市，北京最应当做的事情是文化创新，是观念创新，是体制创新。而如果说真要着手于这种文化创新，那么最贴切的用词应当是“革新”，是在一面革除旧的文化传统、旧的观念的同时，摸索着建立新的文化理念体系。尽管五四运动过去90年了，但是应当承认，北京在革除旧弊方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在一个旧文化传统积淀极其深厚的历史名城，如果不先对那些纠缠在人们头脑里的旧的文化观念进行反省，创新根本谈不到。任何一种创新必须要有它的合适的生长环境，而这个环境是不能自行地生长出来的。
北京需要革除的文化陋习可谓多矣，仅举一例如下。与一位外地的朋友谈到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他不无调侃意味地说北京太端庄（“端装”）了，我还以为是说北京太严肃、太一本正经了，他说不是，是太端着架子装相了。虽然是半正经半玩笑，但是这句话是有内容有深刻含义的忠告。北京作了600年的天子起居地，连皇城根下的市井小人在外地人面前也要端起七品官才有的架子，为了撑着虚假的面子，即使家里揭不开锅也要在外面把自己装扮成是有家族背景的贵族，这样的精神面貌让不少的北京人在30年来的改革时代大潮涌来的时候，成了创造财富的落伍者。即使这样，这部分北京人“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肯改变自己，却一味地埋怨天、埋怨地、埋怨社会、埋怨制度不公平，就是不从自己的观念方面寻找原因。
这样的精神面貌如果是局部的个别的，则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不能不客观地说，与在这近30多年里为再造中国新文化过程中站在前列的上海和深圳比较起来，北京和北京人的这个文化心态充分显示出其与时代不相称的落伍。北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表现与它的地位不相符。
我给出的结论是，北京在走向创新之前，应当着重做一做扫除那些因为做了长期封建帝国首都而养成的各种陋习了。李善友先生在接受《新京报》的记者采访时说：“中国20年内出不了乔布斯。”（《新京报》2011-11-16）他的理由是，在中国没有“make different”的土壤，而北京在这方面尤甚。直译这个“make different”的意思是“制造差异”。中国人一贯崇尚“步调一致听指挥”，怎么能让各式各样的“差异”与冠冕堂皇的“主流”平起平坐呢？要知道，一切创新都是对传统的反叛，对传统的否定。否定以往的学术观点都很难，真要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是更难的事情。比起科技创新来，文化创新更需要有个相应的基础环境，在一个传统的守旧的大环境中，在一个拜金主义泛滥的环境中，是谈不到真正有时代意义的创新的。与北京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相配套，只能产生二人转节目和肤浅找乐的小品和相声，创作《黄河》、《茶馆》、《北京人》以及《梁祝》那样的社会环境、人文氛围和精神状态早已远去。为了玩点深沉，人们不得不把以前的真经典假经典一遍又一遍地倒腾出来翻拍，以解文化创作之渴。对北京来说，文化的改造和创新是百年大计，不能一蹴而就，欲速不达，还是先做做准备工作吧。因此，我主张把“创新”改成“革新”。
“包容”，有点自大的意味
北京当了600多年的首都，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做封建皇朝的首都，皇朝的气魄是很大的，动不动就以“天”的名义号令天下，只要是他的需要，动用多少民力，花费多大的成本都在所不惜。因此，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京城一贯自以为了不起，把别的城市，别的国家都看作是下属或外番蛮夷。用“包容”这个词来表白皇城北京的这个姿态是合适的，这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是大的一方，你是小的另一方”，不然，我怎么能把你包得下、容得下呢？我是大海，才能容纳你们这些百川。而人民北京（而非皇城北京）不应当是这样的。我体会，当初选择“包容”这个辞藻的用意是想展示出北京的开放姿态，而一不小心没有选择好用词，错用了“包容”。
“开放”这个词就很中性，很平和，很矜持，不卑不亢。可以这样想象一位开放者的姿态：来者都是客人，我欢迎你们的到来，不要谈论谁谁的高下，我们都可以坚持自己的文化见解，求同存异，互相借鉴，相互学习。此时，我想到的是一千多年前大唐帝国，那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它领先世界的文明化程度使得它的首都有资格如此自信，它用“包容”这个词就比较贴切。那时从南洋西域赶来朝拜纳贡的人，从东洋泰西来经商留学的人，只要来到长安，就能很容易地落地生根，并比现在容易得多地融入令他们佩服的中华文明圈。
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如果让北京包容所有想进入北京发展的人也不很现实，北京太小了，北京不能给所有想来北京发展的中国年轻人以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消费环境。你是外地人，即使你在北京打拼了多年，你也没有机会获得北京本地人的许多权益：你的子女不能与北京人的子女一样的获得普及义务教育的权利，想上高中的难度就更大了，或明或暗的高收费会把你挡在门外，即使冲破重重阻障进入了学校，也要回到原籍参加高考，至于医疗服务方面、购买房产方面，就连办理出国手续方面你也不能享有与北京人同等的待遇，不少相应的规定会把你尴尬地阻挡在门外，这样的事实又怎么能用包容这个辞藻来形容呢？所有这些社会现象的存在，让那个标榜性的文字的“包容”尽显出是一种虚伪的“客套”，作为一个外地人或者外国人，如果你相信了北京真有包容的宗旨或精神，你会碰到一系列不知趣的烦恼事。在我们北京现在还无力做到像大唐帝国的长安城那样真的包容一切，还是不要太高调了。
因此基于上面的理由，我主张应当把“包容”这个词改为“开放”，——我开放了大门，接受四方来客，客人你能不能在我们北京扎下根来，就看你的能耐了，我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把曾经紧锁的大门打开而已。这样就显得客观和诚实多了。
“厚德”，是不是虚了点，不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
与前几个辞藻不同，这个“厚德”，如果不给予点解释，还真不能被大部分的北京市民理解，原因是这个词不那么直白，过于文绉绉了。我理解，“厚德”的含义是注重中华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
我在想，要描述我们北京的精神，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形式化呢？是谁规定了一定要用四个词，八个字，板是板，眼是眼，那么八股气十足呢，这样就能显示出我们北京人有文化了么？不少人在看到北京市政府发布了这样的“北京精神”后，第一感觉都像是一所中学的校训。中国的文字的艺术特征用来描述古代诗人的感悟，用来创作像《红楼梦》那样的文艺作品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用来显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精神，是不是就不用那么对仗严谨、精练概括了吧！我感到使用了“厚德”这个词就免不了一番解释。何况使用这个词还不一定合适。
“厚”的意思是注重，“德”的意思当然是道德。但是这个“道德”，原来我们说是有阶级性的，现在我们不那样说了，现在说“道德是有时代性的”应当是有道理的。我们注重道德，是注重北京的传统道德还是赋予了新的含义的现代开放社会的新道德呢？这里还是应当有说头的。
中国的传统道德以忠君为第一要意，以孝道为重要补充，其他内容都在以下，什么“和為贵”、“忍为高”、“尊卑有序”、“崇尚耕读”、“鄙夷商贾”太多了，你注重和打算发扬的到底是其中的哪种道德？不能一概而论吧。这有要引出一个大得没完没了的话题了，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的传统道德的对立与批判。我不同意让这些被五四运动的文化先驱们极力批判过的东西重新粉墨登场，不加挑选一股脑地成为我们崇尚的东西。简短说我不同意把“厚德”写入北京精神里。
结语：我心中的“北京精神”
我也不是只破不立，对“北京精神”，我有我的看法，如果问我的意见，而且一定要求要用警语句式这个形式的话，我认为，北京精神应当包括这样的内容：“革新、开放、务实、进取”。这八个字很通俗易懂，无须解释，比起那个“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来更明确更简洁，更能让作为普通大众的北京人接受和认可，是一个可以让大部分北京人经过一番努力能够达到的精神境界，是一个可以始于足下的切实可行的共同行动纲领。对这四个词中的后两个还得多说两句。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几个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同胞，我问过他们对北京人的印象。他们说的话有不同，但意思是相近的。都是说北京人爱唱高调，常常会把愿望和口号混同于行动。我把“务实”这个词搬过来的意思就是想扳一扳北京人的这个很普遍的坏毛病。这个词也是对应着“厚德”这个词提出来的——多务实，不要玩深沉，多面对现实思考具体的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要比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厚德”来得更脚踏实地一些。胡适先生曾经有句很出名的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对北京人很有教益的告诫。
最后说说我对“进取”这个词的考虑。据《中国读书报》的资料，2010年美国人平均每人读了25本书，中国人全年平均只读了5本书。我要说中国人读的5本书中如果去掉混文凭的教材课本大概还得少一半。读书不一定能说明你上进，但如果你要上进，你就必然要读书。中国人现在太浮躁了，太势利了，太没有进取心了，一个最可怕的事情是今后中国人越来越不爱读书了。怪不得太多的中国的民营书店（包括著名的“风入松”书店）都关门大吉了，好在国营书店拿着政府的明补暗补和依仗着行业垄断的地位还能将就着过日子。而北京作为全国第一的文化名城、首善之区，理应在努力学习、认真读书方面带个好头，在实实在在地求上进方面带个好头，不如此，北京就对不住国人在北京的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那么多的时间和资源。因此，“进取”一词也是“北京精神”所不能少的。开放、革新、务实、进取所展示的是一个有为的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也是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古老的北京应当有这样一种沉稳而且持续向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