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希望前辈们能成为他们的高跷，比如科维乔诺基地的裁判学员们。科里纳撰写的《我的规则》在那里被奉若神明。他们试图从这本“教科书”里的经验寻找出通向成功的捷径，结果得到的更多是痛苦。是的，痛苦多过经验。经验来自赛场，痛苦则源于生活。
　　
　　生活篇：生活里没有终场哨
　　
　　新赛季开始前的那段时间，是科维乔诺基地的裁判讲师们一年中最痛苦的时段。意大利足协裁判委员会下属的专业裁判们会聚集到一起探讨经验，并制订出新的可行性计划，业余联赛的裁判也会参加。而这段时间本来他们应该在家里陪伴家人，尤其是那些新来的学员们，离开家庭对他们非常残酷，好在一切都会成为习惯。但讲师们最大的痛苦来自于经验的传授，为学员讲解章程是非常残忍的事，每一个单词都是对自己过去的重复，科里纳现在已经成为了意大利裁委会的主席，专门负责帮助新学员装上“经验的高跷”，他的故事曾告诉我们裁判工作中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裁判工作并不是想象那般简单，球场上的每一次判罚都曾在生活中经过无数次演练。
　　对于球员而言，比赛正式开始是在开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但对裁判来说，哨声早在几周前就已经吹响。赛前两个星期，裁判们就得开始提前准备，首先是资料的搜集，需要对两支球队的过去和技战术有着充分理解，像教练一样在白纸上画下两支球队的阵容和球员资料，分析出比赛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应该判罚的结果。这些看似没用的资料将来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控制激烈的局面。其他细节也要重视，他们需要联系当地气象局，得知当天比赛的天气，然后分析不同天气下比赛可能出现的局面，并测算自己可能消耗的运动量。这些繁琐枯燥的工作当然不会有丝毫乐趣，如果一名意大利裁判每年要执法38场职业联赛，不算其他数不清的业余联赛，一场比赛需要两个星期来准备的话，那他们几乎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而大部分裁判白天都要上班，这些准备工作只能放到晚上来做，科里纳为此经常错过和女儿一起观看热门动画片《阿达的日记本》，如果她的小女儿也会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撰写日记的话，周末和周中的篇章一定写满了孤独和忧伤。
　　


　　许多裁判都会因为理不清生活与球场的矛盾或对细节的苛刻要求而染上一些心理疾病，为此他们需要寻找心理医生的帮助。饮食和出行都要科学计算，若是中途出了什么差错，比赛开始前就容易紧张，很难控制激烈局面。球员们在比赛中因为情绪变动允许犯错，但裁判的一次错判就会给所有人带来压力。为此，他们得比球员更早来到赛场热身，检查草皮，熟悉环境。业余时间还得用来观看比赛录像，撰写比赛分析报告等。
　　赛季开始前两个月，球员和教练们开始度假，裁判却被召集到科维乔诺在内的几个训练基地里进行赛季集训。足球占据了他们太多的生活空间，甚至连原来的工作也受到影响。埃利松多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普通体育教师，频繁的比赛任务让他不停充当“空中飞人”，经常被邀请到欧洲执法比赛，除去赛前准备和飞机上的时光，一个月最多只有一天时间能回到课堂。弗里斯克的本职工作是保险代理，但直到退役后他才真正开始工作。默克在凯泽斯劳滕经营的牙医诊所，实际上一年也难得坐诊一次，《图片报》嘲笑他“甚至都没摸过球迷为他在诊所门口设立的金哨”。科里纳本是一位商业顾问，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曾透露，“能成为国际一流裁判的原因与自己是个出色的经营者有关”，我们承认他是位难得优秀的裁判，但像他那样蹩脚的商业顾问实在不多。还有勤勤恳恳的德桑蒂斯和塔兰托内们，将来他们也许都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裁判，但在教师、海关职员、警察局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上，他们永远都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
　　
　　事业篇：脱不下来的高跷
　　
　　


　　即使成为国际知名裁判，也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企业高层可以选择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客户去工作，但裁判界的高地位并不能获得什么自由选择执法对象的权力，埃利松多被媒体称为“裁判界的马拉多纳”，因为他在2006年世界杯上先后罚下了著名球星鲁尼和齐达内，实际上，世界杯前他就已经风靡南美。世界杯结束后三个星期，他又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500公里的圣何塞省，他到这里执法一场阿根廷低级别联赛。来到这座人口不足7000人的小镇，与其说是“屈尊”，不如说“回家”，因为那里正是他职业生涯起步的地方。所有风光无限的裁判都是从低级别联赛开始起步，科里纳在执法2002年巴西和德国的决赛后，也执法了一场乙级球队和丙级球队之间的意大利杯赛。从专业裁判成长为国际级裁判，这个过程长短不一，但一般需要七年时间。而如果想成为科里纳那样可以对裁判发号施令的管理者，则需要20年甚至更久。比起漫长的煎熬和等待，那些裁判原本从事的职业升迁起来要容易得多。
　　那些熬过来的裁判总会对后辈们说，“不管踩着什么样的高跷，关键是要靠你自己的双脚”，但现实是这些裁判员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双脚，他们都在依据前人的经验行走。足球运动发展了两个世纪，球员们从泥泞的土地奔向华丽的舞台，从乡村的莽汉成长为光鲜的贵族，但裁判们却因为捆绑在脚下那些硕大笨重的高跷—“落后的制度”，而步履蹒跚，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像马戏团的小丑，只有一个高跷上印制的符号，随着高跷的运动而被动前行。更要命的是，他们这双高跷在哨声结束后还脱不下来，于是随着他们来到生活中：他们的孩子也许认为父亲这样看起来更加高大，所以在幼儿园时总希望父亲能开车接送，但父亲钻不进低矮的汽车，只有球场能够容纳下他们的身躯……
　　
　　经济篇：沉默和贫困的大多数
　　
　　


　　遇害裁判威廉得不到赔偿的故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但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大部分执法者依然生活在贫困边缘。休·达拉斯过去是苏格兰职业联赛的优秀裁判，每场比赛能领到500英镑的报酬，比起社会底层的人们，这个数目已经很可观，但和那些高薪低能的球员相比还是望尘莫及。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场上执法时面对那些高傲的球员，休总是抬不起头。更惨的是，很多时候他还拿不到这个数额的报酬，因为苏格兰大部分俱乐部都在负债经营。休曾在一场苏格兰德比的判罚中“帮助”凯尔特人取得了胜利，为此他得到了不菲的“报酬”，但他的家庭遭到了格拉斯哥流浪者球迷的攻击。从裁判岗位上退出后的休希望能在凯尔特人俱乐部谋个差事，但遭到了严词拒绝。俱乐部认为，裁判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苏格兰的问题不只是个例，即使是被称为“世界第一联赛”的西甲也发生过裁判欠薪事件，上赛季西甲裁判连续7个月没有领到工资，选择罢工后才为自己争取到了权利，可公众却把“国家德比”停摆带来的影响推给了无辜的裁判。
　　没有西班牙富裕，但意甲联赛中的裁判也能得到每场5000欧元，乙级则是2500欧元。但要拿到这些钱也不容易，每场比赛结束后，裁判们要在休息室里对该场比赛的判罚写出一份详细报告，这将成为他们领取薪酬时的重要依据，但只要有一场比赛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或者在报告里不慎遗漏了“某些重要的环节”，他们会受到15000欧元甚至更高的处罚，最严重的是禁哨。实际上损失的不仅仅是金钱，更关键的是他们之前几个礼拜为了这场比赛所花费的时间和准备都付诸东流。
　　除了工资，比赛执法前期的费用，比如打车和食宿的开销都不会有人替裁判买单，很少有人愿意把钱花在五星级酒店里。科里纳退役前也只是选择球场附近的小旅馆，几年前他给一家国际汽车品牌做代言人，得到了免费的代步工具，但也只在节假日带家人兜风时才能使用。他的自传《我的规则》在全球热卖，如果不是经济危机，以他的性格并不习惯把经验和痛苦与人分享，毕竟痛苦多过于经验。很多年轻的裁判都希望从这位前辈的书里得到经验，但结果却越来越迷惘。
　　通过以下数据可以揭示裁判与球员薪酬的巨大差距：2000年一场英超联赛，裁判可以领到1000英镑，而当时最高薪的球员博克西昂的周薪是6.5万英镑；现在的英超裁判一场最多只有3000英镑，即使把助理裁判和第四官员的薪酬都算在内，一场比赛最多也只有6000英镑，但最高周薪的特里已经可以领到14万英镑。现在英超联赛有12名专职裁判，累计一个赛季，英超联盟在裁判身上最多只需花费228万英镑，而桑德兰主帅基恩在2000年踢球时一人的年薪已经达到265万英镑，更不用说2000年切尔西俱乐部支付的球员工资总和达到了4070万英镑，一家俱乐部七年前在球员身上的一年的开支，可以支付如今整个联赛裁判近20年的工资。两年前德国联赛引起轰动的“黑哨门”，主犯霍伊泽收受的黑金也只是用来购买一些家用产品，意大利“电话门丑闻”揭出的“受贿裁判”德桑蒂斯收受的贿赂还没有曼联球星C·罗付给应召女的小费多，这些数据应该让人尴尬，造成目前裁判制度混乱和腐败的原因，到底是裁判界“朝纲不振”，还是职业联盟“官逼民反”？
　　


　　“职业裁判”提议再次步入议程，但职业联盟却担心如果给裁判提高薪酬的话，他们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而让那些拥有不错职业的裁判放弃高薪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遗憾的是每次讨论都只针对足球制度的改革和保护俱乐部和球员的利益，很少从裁判员的角度出发，所以这样的讨论再多也是徒劳。
　　
　　地位篇：场上“宣判”，场外“受审”
　　
　　科里纳还在圣西罗球场上奔跑的时候，他的妻子总是喜欢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的两个女儿也认为电视机里的父亲是最帅的。裁判都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到现场看球。这不是说裁判的妻子们不如贝克汉姆家里的漂亮，事实上罗塞蒂和东布里尼的妻子都可以去参加欧洲小姐评选。惟一的原因是，只要这些太太们在观众席上做出为某支球队欢呼的迹象，哪怕是稍微前倾了一下身体，或仅仅是一丝隐蔽的微笑，都会让她们的丈夫陷入无可救药的道德批判中。
　　这种关乎立场的争议已经很多，有至少15台摄像机对准球场，裁判在球场上的任何细微表情都能捕捉到。这时就不容许犯任何错误，七年前有一位名叫迈克·里德的裁判执法利物浦和利兹联的比赛，在博格25码外一脚远射破门后，里德握紧双手微微举起，这个庆祝动作被电视画面清晰地记录下来，尽管里德努力为自己辩解：“当时一名防守球员犯规，但我对进攻方采取了有利判罚，从而产生了这样一粒精彩进球。”然而一切舆论还是倒向了对其不利的一面，不堪压力的里德就此退出了裁判界。里德的遭遇让后辈们必须小心翼翼，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对属下裁判做的调查中，大部分裁判在兴趣爱好一栏中填的都是“阅读”和“音乐”，很少有人愿意透露自己喜爱足球，因为那样他们会被媒体反复询问自己热爱哪支球队。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尴尬，媒体一方面抱怨现在裁判培训班的学员对足球认识不够，一方面又含沙射影抨击裁判依个人喜好偏袒某些球队。裁判们自己受到委屈倒能默默承受，关键是还需要用不算丰厚的羽翼保护好家庭，这无疑是艰难的。
　　尴尬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媒体总说尼尔森是个“爱掏牌的教练”，却不去追究比赛越来越粗暴的真凶；比如联赛管理者抱怨裁判越来越把握不好比赛节奏，却不去怪罪日益频繁和激烈的对抗。上赛季皇马和桑坦德的联赛中，主裁判图里恩佐·阿尔瓦雷斯判给了桑坦德两粒点球，赛后图里恩佐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每天家里都要接到50个骚扰电话，他的女儿从幼儿园回来哭着说，“他们说你害了皇马”。图里恩佐悲愤之下只能选择法律武器向足球权贵们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