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成为嫡出的唯一的皇位继承人，紧接着在当年接受其父的禅让，是为唐太宗。李世民采用非正常的手段谋得皇位，不仅不符合儒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制，而且还背上了不忠不孝的骂名。为了彰显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合法性、维护李唐皇室的形象并将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推行下去，李世民君臣通过一系列手段，塑造了一个英明神武，忠孝两全的唐太宗形象。本文试图从李世民篡改国史等史料出发，论述在唐前期儒家影响式微的形势下对唐太宗忠孝形象的塑造，并由此解释李世民皇权的巩固和其“以孝治天下”国策的顺利推行。
关键词：孝治;政权合法性;玄武门之变;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后，皇太子李世民于当年（626年）即皇帝位。其首先要面对的，即是如何使民众相信其皇位是符合礼制，合法继承来的。为此，李世民改篡国史，同时大力推崇孝治，表彰忠孝之士，推动儒家礼制的回归。
一、何以推行孝治
隋统一以前，政权更迭频繁，儒学暗而不彰。为了推动儒学的复兴，改变自魏晋以来儒家伦理长期式微的局面，唐太宗实行孝治“，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始，望革近代之浇薄”。既要将自己的统治推之四海，也需要使天下重新确立起正常的伦理秩序，推行孝治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孝治的推行更有着现实因素的考虑。唐初，统治权力的更迭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李世民通过宫廷政变，将原本属于李建成的皇位继承权收入囊中，又后接受其父禅让，成为最高统治者。这本就不符合宗法制中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伦理，更使李世民蒙上了相互碾轧，不忠不孝的骂名。如何修复自身及李唐王室的形象，诠释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向天下推行儒家孝道，是李世民即位后的当务之急。
二、孝治的核心——移孝作忠
《孝经·广扬名章》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以儒家伦理为准绳的人，不仅会赡养父母，而且会像孝敬父母一般地向君主效忠。在宗法社会里，君主身份有着双重意味：既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全天下的大宗。相应地，百姓作为被统治者要向君主缴纳赋税，同时作为皇帝的子民，又要履行臣子的义务。古语云：“欲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巩固，家国同构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君主大力表彰孝行，要求每个人以孝事父母，并且用爱敬父母的方式去侍奉君主。
六朝以来，皇权衰微，门阀世族坐大。士人只要凭借显赫门第，便可以清流入职。这导致官员都只关心本家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国家安危。·到了唐代初年，世家大族的势力已遭到不小的削弱，但不少人仍将本家族作为第一效忠对象。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命大臣修《氏族志》。在初成之时，高士廉等人却将山东崔氏等大姓排在首位，引得太宗勃然大怒，于是钦定李氏为世族之首。不难发现，唐前期的世家大族仍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论在朝堂还是乡土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唐太宗大力提倡儒学、崇尚孝治，其目的当然不是恢复南朝时世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局面，而且通过不断强化的王朝统治推动“孝”与“忠”道德目标的契合，使得更多效忠于唐王朝的人出现。
三、如何推行孝治
（一）李世民忠孝形象的塑造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天子不同于庶民，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要求其不仅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教化百姓，使天下人效法。“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天子必须修养德行，并且通过自己的行为感染百姓。塑造出一个英明神武，忠孝两全的唐太宗形象，即是推行孝治最直观的做法。弑兄逼父终不为世人所接受，于是贞观君臣篡改历史，从源头重塑皇帝形象。
（二）修改国史、实录的实证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索要国史查看，其以当代帝王不得查看国史的惯例婉拒。但太宗以“鉴诫”为由，说服了房玄齡。“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为了随合太宗意思，他们删改文字，改变体例，将国史改为实录。谁知“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命他们再次修改。经过再三修改，实录删去了不少于玄武门之变中对太宗不利的信息。而由此史料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唯《大唐创业起居注》写于义宁、武德年间，其距离玄武门之变尚远;而作者温大雅时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执掌文翰，对创业事迹极为熟稔，其所著应该可信。
（三）弱化李渊、李世民父子的矛盾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迅速将李世民立为皇太子，不久又传位于世民。在《立秦王为皇太子诏》中，高祖称其“气质冲远，风猷昭茂，宏图昔著，美业日隆。”在李世民成为皇储继而登基称帝的几个月里，高祖又多次发布诏书昭显世民其德，但这绝非高祖内心所想。随着李世民功业日著，他和李渊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虽然在史书中绝不会记其忤逆之举，但也能在其中发现一鳞半爪。
李世民为人臣，不依诏而行，是为不忠;为人子，不依父言，是为不孝。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也随着李世民集团势力日增而渐衰减，高祖终言“非复我昔日子也。”从这些零星的史料里，我们可以发现李世民绝没有像舜一样的孝行。贞观史臣通过删减史实，将不利于李世民的史料弃之不录，重新塑造出一个英明神武、忠孝两全的千古明君。
（四）主动传递的忠孝观念
1.
关键词：孝治;政权合法性;玄武门之变;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后，皇太子李世民于当年（626年）即皇帝位。其首先要面对的，即是如何使民众相信其皇位是符合礼制，合法继承来的。为此，李世民改篡国史，同时大力推崇孝治，表彰忠孝之士，推动儒家礼制的回归。
一、何以推行孝治
隋统一以前，政权更迭频繁，儒学暗而不彰。为了推动儒学的复兴，改变自魏晋以来儒家伦理长期式微的局面，唐太宗实行孝治“，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始，望革近代之浇薄”。既要将自己的统治推之四海，也需要使天下重新确立起正常的伦理秩序，推行孝治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孝治的推行更有着现实因素的考虑。唐初，统治权力的更迭并不是风平浪静的。李世民通过宫廷政变，将原本属于李建成的皇位继承权收入囊中，又后接受其父禅让，成为最高统治者。这本就不符合宗法制中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伦理，更使李世民蒙上了相互碾轧，不忠不孝的骂名。如何修复自身及李唐王室的形象，诠释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向天下推行儒家孝道，是李世民即位后的当务之急。
二、孝治的核心——移孝作忠
《孝经·广扬名章》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以儒家伦理为准绳的人，不仅会赡养父母，而且会像孝敬父母一般地向君主效忠。在宗法社会里，君主身份有着双重意味：既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全天下的大宗。相应地，百姓作为被统治者要向君主缴纳赋税，同时作为皇帝的子民，又要履行臣子的义务。古语云：“欲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渐巩固，家国同构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君主大力表彰孝行，要求每个人以孝事父母，并且用爱敬父母的方式去侍奉君主。
六朝以来，皇权衰微，门阀世族坐大。士人只要凭借显赫门第，便可以清流入职。这导致官员都只关心本家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国家安危。·到了唐代初年，世家大族的势力已遭到不小的削弱，但不少人仍将本家族作为第一效忠对象。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命大臣修《氏族志》。在初成之时，高士廉等人却将山东崔氏等大姓排在首位，引得太宗勃然大怒，于是钦定李氏为世族之首。不难发现，唐前期的世家大族仍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论在朝堂还是乡土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唐太宗大力提倡儒学、崇尚孝治，其目的当然不是恢复南朝时世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局面，而且通过不断强化的王朝统治推动“孝”与“忠”道德目标的契合，使得更多效忠于唐王朝的人出现。
三、如何推行孝治
（一）李世民忠孝形象的塑造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天子不同于庶民，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要求其不仅仅要赡养父母，而且要教化百姓，使天下人效法。“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天子必须修养德行，并且通过自己的行为感染百姓。塑造出一个英明神武，忠孝两全的唐太宗形象，即是推行孝治最直观的做法。弑兄逼父终不为世人所接受，于是贞观君臣篡改历史，从源头重塑皇帝形象。
（二）修改国史、实录的实证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索要国史查看，其以当代帝王不得查看国史的惯例婉拒。但太宗以“鉴诫”为由，说服了房玄齡。“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为了随合太宗意思，他们删改文字，改变体例，将国史改为实录。谁知“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命他们再次修改。经过再三修改，实录删去了不少于玄武门之变中对太宗不利的信息。而由此史料的真实性也大打折扣。唯《大唐创业起居注》写于义宁、武德年间，其距离玄武门之变尚远;而作者温大雅时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执掌文翰，对创业事迹极为熟稔，其所著应该可信。
（三）弱化李渊、李世民父子的矛盾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迅速将李世民立为皇太子，不久又传位于世民。在《立秦王为皇太子诏》中，高祖称其“气质冲远，风猷昭茂，宏图昔著，美业日隆。”在李世民成为皇储继而登基称帝的几个月里，高祖又多次发布诏书昭显世民其德，但这绝非高祖内心所想。随着李世民功业日著，他和李渊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虽然在史书中绝不会记其忤逆之举，但也能在其中发现一鳞半爪。
李世民为人臣，不依诏而行，是为不忠;为人子，不依父言，是为不孝。李渊与李世民的关系也随着李世民集团势力日增而渐衰减，高祖终言“非复我昔日子也。”从这些零星的史料里，我们可以发现李世民绝没有像舜一样的孝行。贞观史臣通过删减史实，将不利于李世民的史料弃之不录，重新塑造出一个英明神武、忠孝两全的千古明君。
（四）主动传递的忠孝观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