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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适逢建国60周年，全国各地各界人士，都在抚今追昔，以不同的方式悼念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对那些杀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从感情上讲，大家都不想让他们得到好下场。但是，在河南的农村，却有这么一个老人，名叫杨钦典，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用双手卡住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的脖子，与另一个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幼小可爱的生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人民犯下大罪的国民党特务，却在2007年以近90岁高龄平静地老死家中。这件显然有违常理的事情，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当兵走上罪恶路奉命刺杀宋振中
2009年2月28日，笔者赶往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周庄村。还没进村子，我们就向一位骑着摩托车的老乡打听杨钦典家住在哪里，这位老乡笑着说：“看来，杨钦典这老头名气还不小哩，死了两年了还有人来找他。说来也是，他也算得上俺们庄上的一个名人哪！”随后，他给我们详细地指了指路，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老杨要说也不是个坏人，要是国民党不跟共产党作对，要是他不掐死小萝卜头，兴许早就当大官了！”
一路走向杨家，不时的问询中，不管大人小孩，都知道杨钦典，且都乐意为我们充当义务向导。看来，村里的乡亲并不讨厌杨钦典，我们便很顺利地来到了一座还算宽敞、有着三间平房和红砖围墙的农家院落。
应声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面相和善的农家妇女，她是杨钦典的大儿媳，名叫胡玉梅。她把我们让进屋里后就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了公公杨钦典的“非常人生”。
据胡玉梅介绍，杨钦典191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40年春，粗通文墨的杨钦典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两年后，已经24岁的杨钦典被分到胡宗南部的一个骑兵部队，成为一名骑兵。“当兵扛枪，肚里不慌”，杨钦典参军的初衷，就是为了一天能够吃上三顿饱饭。说到“抗日”，杨钦典活着的时候也没吹过大话，他只是说，他知道当兵就免不了上战场打仗，真跟日本鬼子干起来，那他也要“刺刀见红”。可是，在骑兵部队，身材魁伟、长相英俊的杨钦典没有被派往前线，而是被蒋介石挑选为警卫团的警卫。让杨钦典搞不明白的是，当时蒋介石为什么专选河南人当警卫。不久，杨钦典又从西安调防到四川，被分配到交警总队特务队任班长，并一度担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
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政治犯”。
与渣滓洞合称为歌乐山集中营“两大人间地狱”之一的白公馆，因关押政治犯和滥施酷刑而臭名远扬。在此，杨钦典接触到了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东北军军长黄显声，《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后任杨虎城将军秘书的宋绮云，《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等“政治犯”。宋绮云、许晓轩等都是善于从内部攻破敌人心理防线的高手。他们发现杨钦典出身贫苦，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混口饱饭，所以，就找机会“感化”他。他们给他讲形势，谈道理，开导杨钦典不要替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要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弃暗投明。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感到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都是好人，都有很高的水平，因此平时并不为难他们，对于他们的“赤化宣传”，也觉得有道理，因此，到白公馆不足两年，他的思想就有所转化，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政治犯”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接着迅速挥师挺进华南，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到了。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毛人凤特意提到曾与张学良一道发动“兵谏”，在西安囚禁过蒋介石的宿敌杨虎城，蒋介石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杀！”
1949年8月27日，白公馆特务头子陆景清叫来特务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密令他们杀害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杨虎城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及其妻子徐林侠、小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陆景清怕人手不够，后来又加上了特务王少山和熊祥。
1949年9月6日晚上11时多，在贵阳息烽监狱被囚禁了近八年的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随后从重庆被转押到贵州的宋绮云夫妇及小萝卜头一行到达重庆。刚刚进入“戴公祠”，王少山就从门后冲出，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仆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看时，熊祥的匕首也捅进了他的腰部。随后，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也被杀害。
在徐林侠倒在血泊中的一瞬间，她还央求特务们放过小萝卜头和杨拯贵两个孩子。然而特务们哪敢违抗“上峰”“斩草除根”的旨意。事先受命刺杀小萝卜头和杨拯贵的杨钦典和安文芳，还是分别扑向了正想去靠近亲人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和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贵。
据重庆有关方面保存的一份《审讯笔录》记载，1977年3月27日下午，杨钦典是这样交代其参与杀害宋振中的经过的：
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感化教育生奇效关键时刻开牢门
上述《审讯笔录》还记载：杨钦典，河南郾城人，1940年4月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1949年“11·27大屠杀”时，主动放出罗广斌（《红岩》作者）等10余名进步人士。
从杀害小萝卜头的刽子手到“主动放出”罗广斌等19名“政治犯”的“义士”，这由“鬼”到“人”、由“黑”到“红”的剧变，到底是如何在杨钦典身上发生的呢？
据杨钦典生前回忆，奉命杀害小萝卜头后，已经受到过狱中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关于革命形势和我党政策教育的杨钦典，一直沉浸在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当中。眼看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将土崩瓦解，杨钦典内心深处也一日比一日惶恐不安。
1949年10月份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一牢房门口，罗广斌喊住了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小声说：“别乱说。”罗广斌告诫杨钦典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些天，狱中的许多志士都告诉杨钦典：无论如何，都要给你自己留条后路。
罗广斌和众人的劝说，让杨钦典想到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同时，他也想到黄显声军长对他类似的规劝。
黄显声曾任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军军长、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黄将军是一名爱国将领，因给延安秘密送军火于1938年被逮捕。黄显声将军只是主张抗日救国，倾向于共产党就被抓起来关押进监狱，这使杨钦典觉得国民党反动派处事待人没有正义和公平，对其行为极为不满。就是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常常教育杨钦典：要爱国，不要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只是信仰和政见与国民党不一样，不能对他们不人道。杨钦典佩服黄显声军长的为人，潜移默化中，也对关押的“政治犯”产生了同情心。
1949年11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多月后，大溃败中的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大屠杀时，正赶上杨钦典值班。当时白公馆共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分由国民党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屠杀时也由他们分别执行。到了晚上10点多，仅仅剩下19人来不及屠杀。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逃命去了。杨钦典也惶恐不安，他自知双手沾染的鲜血很难洗清，尤其是一想起小萝卜头惨死的样子，他就心惊胆战。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渣滓洞方面不时传来枪声。“不如把关在白公馆的人放了，等共产党打进城得了天下，我可将功折罪，说不定还是条活路。”杨钦典想，只要有人给自己一个承诺，就可以下定决心这么干。
带着这个想法，杨钦典又一次巡视到牢房门口，罗广斌急忙招手唤他过来说：“老杨，要赶紧拿定主意，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候你想立功赎罪也晚了！”
“我可以放掉你们。但是杨进兴他们肯定会要我的命。再说，重庆解放后，共产党和解放军会饶了我吗？”紧要关头，杨钦典终于说出了一直索绕在心的顾虑。
“这一点请你放心，至于解放后你的命运和出路，我们早就为你考虑过了。我们这些被你放出去的人可以为你作证并承诺：一、保证不让解放军杀你；二、证明你为共产党做过不少工作，功大于过，争取让政府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共产党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杨钦典要的就是这样的承诺。于是，他返身到楼上提了一把锤子，很快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叮嘱罗广斌：“你把钥匙和锤子拿好，等一会打开房门后就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这会儿先不要走，外边还有人，过一会儿，只要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出门往后山跑。”
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1·27大屠杀”从白公馆开始，共杀害“政治犯”27人；当晚11时，因渣滓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增援，白公馆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看管没来得及杀害的19个人。紧要关头，杨钦典弃暗投明，打开牢门放走了他们。杨钦典放走罗广斌等一批人后，又恐怕把守白公馆的其他军警发现后追赶他们，便在出门望风的时候，“顺便”告诉那些警卫：“共军进城了。”那些家伙一听，连忙撤离，自顾逃命去了。
1949年11月30日下午，解放大军攻进山城重庆，重庆宣告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罗广斌等人为杨钦典作证，说他在关键时刻有立功表现，请求给予其宽大处理。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不仅没有追究他过去的罪责，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此时，河南郾城老家来信催杨钦典回家，说老母亲想他，家里分了地，但没有人种。杨钦典也想家，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了重庆。
回到家乡后，杨钦典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过上了“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后来，他听说作恶多端的白公馆看守头目杨进兴，解放后化名杨大发，竟当上了贫协组长，但还是没逃脱群众的眼睛，在1958年夏被执行枪决，由此联系到自己，感到人民政府能认可他的“将功补过”，让他平安返乡，已是很满足了。
“文革”再护19人二度立功过余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周庄，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在他家里搜查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之类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搜出来。随后，杨钦典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杨钦典在重庆服刑时，当年被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也全部被隔离审查。有人说：“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杀掉了，为什么这19个人能侥幸地从监狱中逃出来？”所以，一些造反派便逼迫杨钦典承认罗广斌这19个人不是他放出来的，全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杨钦典一直不说违心话，坚持事实：“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
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过去后，被杨钦典放出的19人之一的郭德贤老人在回忆“文革”中的遭遇时，提到杨钦典，还充满感激地说：“他当时如果违心地说我们不是他放出来的，那就坏事了，我们纵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由于杨钦典坚持不说假话，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救了这19名同志。
“文革”结束后，杨钦典的家人先后向重庆市有关部门寄出了八封申诉信。同时，那些被杨钦典救过的已经被平反的19名同志也到处为杨钦典奔走呼号，证明“老杨”无罪，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老杨”。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作出判决：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现经本院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他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1950年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然而，在被关押的这10多年里，大儿子杨存良因父亲的事受到牵连，生产队会计当得好好的，就被撤了职，直到31岁才结婚。老伴在盼夫无望中病故。尽管如此，杨钦典也从没抱怨过。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有罪，他应该受到一些“报应”。
2002年夏季的一天，小萝卜头宋振中的二哥宋振华带着女儿到郾城周庄寻找杨钦典，尽管他们还带着食用油、八宝粥等礼物，但当他们说出了真实身份后，年过八旬的杨钦典还是感到“报应”又一次来了。一开始，他和家人还有些惶恐不安，等着小萝卜头的家人“兴师问罪”。看到这种局面，宋振华赶快解释说，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当年弟弟及父母在监狱中的生活情况和一些细节，借此对亲人进行一种追思和怀念。知道了来意，杨钦典忐忑不安的心才平息下来。他首先向小萝卜头的亲属表示深深的忏悔和歉疚，然后仔细回忆了当年他所知道的小萝卜头的点点滴滴。不觉间，已到中午，儿媳胡玉梅已将用心准备的农家饭菜端上了饭桌，并恳请宋振华父女“吃点便饭”。宋振华父女也没过多推辞，就接受了杨家的一片心意。吃过午饭，父女二人一直和杨钦典聊到日头偏西才起身踏上返程。杨钦典执意把“贵客”送到几里外的村口公路上才含泪告别。
胡玉梅在与我们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说，除了“文革”那段非常时期，总的来说，党和政府对杨钦典的功过还是客观看待的，连乡亲们也肯定他的一生是功大于过，在生活上、交往中也没有讽刺他、为难他。他的孙子杨新华还顺利参了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由于对自己当年曾经犯下的罪行怀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杨钦典对自己立下的功劳也极少向人提及。他有两儿三女八个孙子孙女。平时，他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辛勤劳动，当好人，做好事。
他没有种过地，到了老年，大儿子又先于他离世而去，生活过得也有些拮据。有人告诉他，像他这样的有功之臣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生活补助，但他却认为自己曾有罪过，不该享受，就一直没有向政府张口。他吃着平常的农家饭，穿着平常的农家衣，见人总是笑着打招呼，陌生人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曾经有过“非常经历”的老人。
从1998年开始，受重庆市有关方面的邀请，杨钦典先后在孙子等亲属的陪同下，六次奔赴重庆，参加纪念革命先烈活动。尽管他不愿提及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为了让后人牢记历史，受到教育，还是现身说法，把自己的“黑”“红”人生和他知道的仁人志士的事迹讲给青少年学生和游人，尽力为社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998年，在漯河市《红岩魂》展览上，杨钦典应邀到场，痛说旧事。1999年11月，电视连续剧《红岩魂》在白公馆举行开机仪式，剧组邀请杨钦典参加，让他指正剧本中不合史实的地方。后来，《红岩魂》公开播出，当年杨钦典义释罗广斌等同志的情节也公诸于世。
2004年11月27日晚，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重庆市为“11·27大屠杀”殉难烈士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悼念活动。第二天，重庆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个场景：86岁高龄的杨钦典蹲在墓碑前，老泪纵横地为已故先烈们焚烧冥钞，嘶哑着声音不停地忏悔：“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被杨钦典释放的罗广斌，解放后写出了长篇小说《红岩》，一举成为著名作家。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回首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人觉得“真的好险”：在关键时刻，如果杨钦典没有为19位志士开启监牢之门，将功折罪，解放后他就不可能获得做人的尊严；如果罗广斌等人没被杨钦典放出，那么，激励了一代代人的著名小说《红岩》就不可能面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杨钦典在放出19位革命志士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改写了一段历史。他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深思。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病逝于老家周庄，享年89岁。
（责编 兴 柱）
当兵走上罪恶路奉命刺杀宋振中
2009年2月28日，笔者赶往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周庄村。还没进村子，我们就向一位骑着摩托车的老乡打听杨钦典家住在哪里，这位老乡笑着说：“看来，杨钦典这老头名气还不小哩，死了两年了还有人来找他。说来也是，他也算得上俺们庄上的一个名人哪！”随后，他给我们详细地指了指路，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老杨要说也不是个坏人，要是国民党不跟共产党作对，要是他不掐死小萝卜头，兴许早就当大官了！”
一路走向杨家，不时的问询中，不管大人小孩，都知道杨钦典，且都乐意为我们充当义务向导。看来，村里的乡亲并不讨厌杨钦典，我们便很顺利地来到了一座还算宽敞、有着三间平房和红砖围墙的农家院落。
应声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面相和善的农家妇女，她是杨钦典的大儿媳，名叫胡玉梅。她把我们让进屋里后就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了公公杨钦典的“非常人生”。
据胡玉梅介绍，杨钦典191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40年春，粗通文墨的杨钦典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两年后，已经24岁的杨钦典被分到胡宗南部的一个骑兵部队，成为一名骑兵。“当兵扛枪，肚里不慌”，杨钦典参军的初衷，就是为了一天能够吃上三顿饱饭。说到“抗日”，杨钦典活着的时候也没吹过大话，他只是说，他知道当兵就免不了上战场打仗，真跟日本鬼子干起来，那他也要“刺刀见红”。可是，在骑兵部队，身材魁伟、长相英俊的杨钦典没有被派往前线，而是被蒋介石挑选为警卫团的警卫。让杨钦典搞不明白的是，当时蒋介石为什么专选河南人当警卫。不久，杨钦典又从西安调防到四川，被分配到交警总队特务队任班长，并一度担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
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政治犯”。
与渣滓洞合称为歌乐山集中营“两大人间地狱”之一的白公馆，因关押政治犯和滥施酷刑而臭名远扬。在此，杨钦典接触到了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东北军军长黄显声，《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后任杨虎城将军秘书的宋绮云，《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等“政治犯”。宋绮云、许晓轩等都是善于从内部攻破敌人心理防线的高手。他们发现杨钦典出身贫苦，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混口饱饭，所以，就找机会“感化”他。他们给他讲形势，谈道理，开导杨钦典不要替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要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弃暗投明。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感到这些被关押的“政治犯”都是好人，都有很高的水平，因此平时并不为难他们，对于他们的“赤化宣传”，也觉得有道理，因此，到白公馆不足两年，他的思想就有所转化，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政治犯”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接着迅速挥师挺进华南，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到了。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毛人凤特意提到曾与张学良一道发动“兵谏”，在西安囚禁过蒋介石的宿敌杨虎城，蒋介石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杀！”
1949年8月27日，白公馆特务头子陆景清叫来特务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密令他们杀害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杨虎城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及其妻子徐林侠、小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陆景清怕人手不够，后来又加上了特务王少山和熊祥。
1949年9月6日晚上11时多，在贵阳息烽监狱被囚禁了近八年的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随后从重庆被转押到贵州的宋绮云夫妇及小萝卜头一行到达重庆。刚刚进入“戴公祠”，王少山就从门后冲出，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仆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看时，熊祥的匕首也捅进了他的腰部。随后，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也被杀害。
在徐林侠倒在血泊中的一瞬间，她还央求特务们放过小萝卜头和杨拯贵两个孩子。然而特务们哪敢违抗“上峰”“斩草除根”的旨意。事先受命刺杀小萝卜头和杨拯贵的杨钦典和安文芳，还是分别扑向了正想去靠近亲人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和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贵。
据重庆有关方面保存的一份《审讯笔录》记载，1977年3月27日下午，杨钦典是这样交代其参与杀害宋振中的经过的：
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感化教育生奇效关键时刻开牢门
上述《审讯笔录》还记载：杨钦典，河南郾城人，1940年4月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1949年“11·27大屠杀”时，主动放出罗广斌（《红岩》作者）等10余名进步人士。
从杀害小萝卜头的刽子手到“主动放出”罗广斌等19名“政治犯”的“义士”，这由“鬼”到“人”、由“黑”到“红”的剧变，到底是如何在杨钦典身上发生的呢？
据杨钦典生前回忆，奉命杀害小萝卜头后，已经受到过狱中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关于革命形势和我党政策教育的杨钦典，一直沉浸在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当中。眼看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将土崩瓦解，杨钦典内心深处也一日比一日惶恐不安。
1949年10月份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一牢房门口，罗广斌喊住了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小声说：“别乱说。”罗广斌告诫杨钦典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些天，狱中的许多志士都告诉杨钦典：无论如何，都要给你自己留条后路。
罗广斌和众人的劝说，让杨钦典想到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同时，他也想到黄显声军长对他类似的规劝。
黄显声曾任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军军长、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黄将军是一名爱国将领，因给延安秘密送军火于1938年被逮捕。黄显声将军只是主张抗日救国，倾向于共产党就被抓起来关押进监狱，这使杨钦典觉得国民党反动派处事待人没有正义和公平，对其行为极为不满。就是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常常教育杨钦典：要爱国，不要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狱中关押的“政治犯”只是信仰和政见与国民党不一样，不能对他们不人道。杨钦典佩服黄显声军长的为人，潜移默化中，也对关押的“政治犯”产生了同情心。
1949年11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多月后，大溃败中的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大屠杀时，正赶上杨钦典值班。当时白公馆共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分由国民党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屠杀时也由他们分别执行。到了晚上10点多，仅仅剩下19人来不及屠杀。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逃命去了。杨钦典也惶恐不安，他自知双手沾染的鲜血很难洗清，尤其是一想起小萝卜头惨死的样子，他就心惊胆战。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渣滓洞方面不时传来枪声。“不如把关在白公馆的人放了，等共产党打进城得了天下，我可将功折罪，说不定还是条活路。”杨钦典想，只要有人给自己一个承诺，就可以下定决心这么干。
带着这个想法，杨钦典又一次巡视到牢房门口，罗广斌急忙招手唤他过来说：“老杨，要赶紧拿定主意，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候你想立功赎罪也晚了！”
“我可以放掉你们。但是杨进兴他们肯定会要我的命。再说，重庆解放后，共产党和解放军会饶了我吗？”紧要关头，杨钦典终于说出了一直索绕在心的顾虑。
“这一点请你放心，至于解放后你的命运和出路，我们早就为你考虑过了。我们这些被你放出去的人可以为你作证并承诺：一、保证不让解放军杀你；二、证明你为共产党做过不少工作，功大于过，争取让政府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共产党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杨钦典要的就是这样的承诺。于是，他返身到楼上提了一把锤子，很快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叮嘱罗广斌：“你把钥匙和锤子拿好，等一会打开房门后就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这会儿先不要走，外边还有人，过一会儿，只要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出门往后山跑。”
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1·27大屠杀”从白公馆开始，共杀害“政治犯”27人；当晚11时，因渣滓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增援，白公馆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看管没来得及杀害的19个人。紧要关头，杨钦典弃暗投明，打开牢门放走了他们。杨钦典放走罗广斌等一批人后，又恐怕把守白公馆的其他军警发现后追赶他们，便在出门望风的时候，“顺便”告诉那些警卫：“共军进城了。”那些家伙一听，连忙撤离，自顾逃命去了。
1949年11月30日下午，解放大军攻进山城重庆，重庆宣告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罗广斌等人为杨钦典作证，说他在关键时刻有立功表现，请求给予其宽大处理。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不仅没有追究他过去的罪责，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此时，河南郾城老家来信催杨钦典回家，说老母亲想他，家里分了地，但没有人种。杨钦典也想家，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了重庆。
回到家乡后，杨钦典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过上了“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后来，他听说作恶多端的白公馆看守头目杨进兴，解放后化名杨大发，竟当上了贫协组长，但还是没逃脱群众的眼睛，在1958年夏被执行枪决，由此联系到自己，感到人民政府能认可他的“将功补过”，让他平安返乡，已是很满足了。
“文革”再护19人二度立功过余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周庄，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在他家里搜查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之类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搜出来。随后，杨钦典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杨钦典在重庆服刑时，当年被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也全部被隔离审查。有人说：“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杀掉了，为什么这19个人能侥幸地从监狱中逃出来？”所以，一些造反派便逼迫杨钦典承认罗广斌这19个人不是他放出来的，全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杨钦典一直不说违心话，坚持事实：“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
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过去后，被杨钦典放出的19人之一的郭德贤老人在回忆“文革”中的遭遇时，提到杨钦典，还充满感激地说：“他当时如果违心地说我们不是他放出来的，那就坏事了，我们纵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由于杨钦典坚持不说假话，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救了这19名同志。
“文革”结束后，杨钦典的家人先后向重庆市有关部门寄出了八封申诉信。同时，那些被杨钦典救过的已经被平反的19名同志也到处为杨钦典奔走呼号，证明“老杨”无罪，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老杨”。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作出判决：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现经本院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他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1950年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然而，在被关押的这10多年里，大儿子杨存良因父亲的事受到牵连，生产队会计当得好好的，就被撤了职，直到31岁才结婚。老伴在盼夫无望中病故。尽管如此，杨钦典也从没抱怨过。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有罪，他应该受到一些“报应”。
2002年夏季的一天，小萝卜头宋振中的二哥宋振华带着女儿到郾城周庄寻找杨钦典，尽管他们还带着食用油、八宝粥等礼物，但当他们说出了真实身份后，年过八旬的杨钦典还是感到“报应”又一次来了。一开始，他和家人还有些惶恐不安，等着小萝卜头的家人“兴师问罪”。看到这种局面，宋振华赶快解释说，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当年弟弟及父母在监狱中的生活情况和一些细节，借此对亲人进行一种追思和怀念。知道了来意，杨钦典忐忑不安的心才平息下来。他首先向小萝卜头的亲属表示深深的忏悔和歉疚，然后仔细回忆了当年他所知道的小萝卜头的点点滴滴。不觉间，已到中午，儿媳胡玉梅已将用心准备的农家饭菜端上了饭桌，并恳请宋振华父女“吃点便饭”。宋振华父女也没过多推辞，就接受了杨家的一片心意。吃过午饭，父女二人一直和杨钦典聊到日头偏西才起身踏上返程。杨钦典执意把“贵客”送到几里外的村口公路上才含泪告别。
胡玉梅在与我们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说，除了“文革”那段非常时期，总的来说，党和政府对杨钦典的功过还是客观看待的，连乡亲们也肯定他的一生是功大于过，在生活上、交往中也没有讽刺他、为难他。他的孙子杨新华还顺利参了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由于对自己当年曾经犯下的罪行怀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杨钦典对自己立下的功劳也极少向人提及。他有两儿三女八个孙子孙女。平时，他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好好学习，辛勤劳动，当好人，做好事。
他没有种过地，到了老年，大儿子又先于他离世而去，生活过得也有些拮据。有人告诉他，像他这样的有功之臣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生活补助，但他却认为自己曾有罪过，不该享受，就一直没有向政府张口。他吃着平常的农家饭，穿着平常的农家衣，见人总是笑着打招呼，陌生人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曾经有过“非常经历”的老人。
从1998年开始，受重庆市有关方面的邀请，杨钦典先后在孙子等亲属的陪同下，六次奔赴重庆，参加纪念革命先烈活动。尽管他不愿提及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为了让后人牢记历史，受到教育，还是现身说法，把自己的“黑”“红”人生和他知道的仁人志士的事迹讲给青少年学生和游人，尽力为社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998年，在漯河市《红岩魂》展览上，杨钦典应邀到场，痛说旧事。1999年11月，电视连续剧《红岩魂》在白公馆举行开机仪式，剧组邀请杨钦典参加，让他指正剧本中不合史实的地方。后来，《红岩魂》公开播出，当年杨钦典义释罗广斌等同志的情节也公诸于世。
2004年11月27日晚，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重庆市为“11·27大屠杀”殉难烈士举行盛大而隆重的悼念活动。第二天，重庆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个场景：86岁高龄的杨钦典蹲在墓碑前，老泪纵横地为已故先烈们焚烧冥钞，嘶哑着声音不停地忏悔：“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被杨钦典释放的罗广斌，解放后写出了长篇小说《红岩》，一举成为著名作家。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回首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人觉得“真的好险”：在关键时刻，如果杨钦典没有为19位志士开启监牢之门，将功折罪，解放后他就不可能获得做人的尊严；如果罗广斌等人没被杨钦典放出，那么，激励了一代代人的著名小说《红岩》就不可能面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杨钦典在放出19位革命志士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改写了一段历史。他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深思。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病逝于老家周庄，享年89岁。
（责编 兴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