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因为在朝中搞改革触犯了旧势力利益，被调到杭州任知府。不久之后，两浙地区爆发饥荒。除了发粮赈灾，范仲淹做了几项奇怪的工作：鼓励老百姓开展体育娱乐运动，在西湖大搞龙舟比赛和“冲关挑战”;大兴土木，寺庙、办公室、仓库、钱库等地方，该修的不该修的，全部修葺了一遍。
　　政敌状告范仲淹不务正业，“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因此宋仁宗叫他去问话。范仲淹解释说，闹饥荒大家都缺钱，但寺庙、政府还是有一点钱的，搞搞基建，让钱流通起来，因旱灾而无粮可吃的百姓都可以通过劳作而获得口粮。另外，让富人赈灾捐款不能强制摊派，所以搞一些全民活动，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温饱。
　　这一番话，令仁宗心悦诚服。没过多久，效果出来了，两浙地区“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宋仁宗表扬范仲淹有预见性，还把“一边发粮食、一边做工程”的做法写进了朝廷的赈灾条例。
　　金朝时期，张彀为同州观察判官（掌纪纲观察众务）。当时，为了加强边防，政府向同州征收十万支箭，并要求用雕羽做箭尾。顿时，同州雕羽价格暴涨，百姓负担更加沉重。张彀找到节度使商量，说箭是消耗品，不一定要用金贵的雕羽做箭尾。节度使表示这是朝廷规定。面对劳民伤财的旧机制，张彀敢于锐意改革，放弃用雕羽做箭尾，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朝廷后來并未追究其责，反而推广了他的做法。张彀“以官身任其咎”的担当精神，令乡民为之敬服，并流芳青史。
　　范仲淹“按规矩办”却又发挥了“规矩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办的能动性，胆量、智慧与预见性缺一不可。而且他运气好，遇到了一名不听信谗言、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把手。张彀“不按规矩办”的勇气，来自客观而科学的分析、判断，也来自为百姓谋利益的底气。他们的做法，最终影响到决策层，并推动制度的更新。
　　如今，不少基层干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时一板一眼地“按规定办”，事情无法推动，百姓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某驻村第一书记发现贫困户房子被雨水冲坏，多次向上级请示，协调维修房子，但得到的回复是“按规定办”。根据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这户村民已享受过相关政策，按规定短时间内不能再享受，但国家“两不愁三保障”要求也明确提出贫困户要“住房安全有保障”。后来，这名驻村第一书记到县里动用“各种关系”，才为村民申请下来维修指标。他感慨道：“规定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一句‘按规定办’让人真不知道该咋办。”
　　基层干部担当敢为固然是本职所在，但如果每次都要求他们在规矩夹缝中处理这样的事情，责任风险不说，破坏了规则和法治，消解了制度效能，留下了后遗症，谁来负责？在不和中央规定明显相悖且不违法的前提下，容错纠错机制就派上了用场。
　　东部某村引进的种粮大户张某因流转资金暂时短缺，没能及时足额支付土地租金，部分村民不让他收割小麦。3名村干部紧急商议，认为如不及时收割，到时农户租金更难给付，双方都将损失惨重。紧急商定后，他们以张某种植的农作物为抵押担保，从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账上借款8万元给他应急。后来张某归还全部借款，3名村干部支付700元利息损失。当地纪委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及3名村干部的申请，启动容错纠错程序，并召开听证会，决定予以容错免责。
　　“按规定办”是工作要求，不是推诿不办的说辞;“马上就办”是工作作风，不是破坏规则和法治的借口。这里既考验干部的治理能力，也对各级出台统揽全局的政策法规提出了要结合实际、倾听基层意见的要求，不能让“按规定办”变成了“没法办”。
　　（摘自《廉政瞭望》）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对专业化、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的新形势下，谁愿意在专业上下足“绣花”功夫，练就高强本领，谁就会在行业中领先，在竞争中获胜。对党员干部而言，尤需把精通业务视为职责和使命，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提升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上，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成一行。
　　 ——《中国纪检监察报》刘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