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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大中华文化圈中最受大众欢迎的通俗小说类型。韩国不仅翻译了中国很多武侠小说，还创作了很多本民族的武侠小说。韩国现代武侠小说有两大影响源，一是韩国的“义贼”小说，一是中国的武侠小说。本文主要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对韩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并分析韩国武侠小说怎样在模仿中走向创新。
关键词：影响；创新；韩国；武侠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5－０121－０5■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大中华文化圈中最受大众欢迎的通俗小说类型。由于武侠小说的民族性很强，其他民族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中国优秀的武侠小说，例如英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都翻译了很多金庸的武侠小说，但是真正创作本民族的武侠小说却并不多。表现侠义精神各民族有自己的小说文体，例如欧美有骑士文学，日本有武士文学，但是，韩国是个例外，它不仅翻译了中国很多武侠小说，还创作了很多本民族的武侠小说。据推算，韩国国产武侠小说全盛期，有近2000部小说出现①，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
一、韩国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介绍及其发展轨迹
韩国并不是武侠小说的发源地，但是武侠小说却是在现代韩国有着很高的人气的通俗小说。关于韩国的武侠小说的起源有很多见解，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两个影响源相当明确，一是韩国古代的“义贼”小说，一是中国的现代武侠小说。所谓“义贼”，是指与朝廷对抗，专门劫富济贫、施恩于民的有道义的贼，很像中国的《水浒传》中的英雄。韩国“义贼”小说的代表作品是许筠的《洪吉童传》② 和洪命熹的《林巨正》。由于韩国的“义贼”小说主要还是讲述历史，侠义只是小说中一个部分，所以它对现代韩国武侠小说影响有限，只是一些元素辐射。真正对韩国武侠小说产生影响的还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
中国武侠文化对韩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大致有三个阶段，也即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金光洲时期”③，也即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胎动期”。金光洲（1910—1973）是活跃于20世纪30到60年代的韩国著名小说家、翻译家，曾创办《文化时报》、《艺术朝鲜》等杂志，历任《京乡新闻》文艺版部长、编辑局长等职，曾把《三国演义》、《雷雨》、《鲁迅小说选集》等翻译为韩国语，在向韩国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61年是韩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元年。④ 1961年5月《京乡新闻》登载了金光洲翻译的武侠小说《情侠志》的广告，介绍这部小说是“可与四大奇书相提并论的中国代表性的通俗小说，它结合了《三国演义》的武侠成分、《水浒传》的勇猛精神、《金瓶梅》的爱情叙事”。之后的《京乡新闻》从6月15日至11月24日共连载《情侠志》810回。《情侠志》的原著是中国作家尉迟文的《剑海孤鸿》。经过比较就会发现尉迟文的《剑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思潮、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BZW079）的成果之一。
海孤鸿》只有不到50页的厚度，而经过金光洲的翻译之后居然变成连载810回的长篇武侠小说，之后出版的单行本上也并没有出现原作者的名字，只是写有“金光洲译编”的字样。因此，可以看出金光洲在原作的基础上所做的“改写”远远大于“翻译”。这部小说引起了韩国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潮。于是，他继续改译中国的武侠小说。他此后翻译了《飞虎》（原作为沈绮云的《天阙碑》）、《黑龙传》（原作为左大藏的《古剑吟》）、《狮子吼》（原作为伴霞楼主的《独步武林》）等分别在《东亚日报》、《京乡新闻》等报纸上连载。这些作品之后又数次作为单行本被多家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同样是改写大于翻译。严格地说，金光洲并没有原创作品，都是在中国武侠小说原作的故事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和扩写，但是，通过他的改写、扩写，加入了很多体现韩国传统文化，符合韩国人审美心理的情节，和符合韩国读者阅读口味的内容，因此这些武侠小说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受到热烈的追捧。由此，金光洲被看作创作韩国武侠小说的先驱。
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被称为“卧龙生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确立期”。 1966年台湾作家卧龙生的小说《玉钗盟》被译作《群侠志》引进了韩国，又掀起了一股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潮。从1968年开始，卧龙生的作品被大量地引进韩国，先后被引进的卧龙生的作品有《武游志》、《夜笛》、《飞龙》、《无名箫》等等。由于卧龙生的作品极受欢迎，当时甚至出现了“山寨版卧龙生小说”，即利用卧龙生的名气将其他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伪装成卧龙生的作品翻译引进到韩国。如此一哄而上集中地介绍卧龙生的作品，自然鱼龙混杂，带来的是极度阅读热情之后的武侠小说阅读的衰退，不过，也就在这种衰退之中，韩国作家们开始独立创作武侠小说了。此时韩国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有1969年初出版的成杰的《雷剑》、1970年出版的赵丰衍的《少年剑客马亿》、1971年出版的李文轩的《豪杰黑龙》等。由于对武侠人物的热爱，韩国民间历史上的假想侠义人物林巨正再一次地被人们热炒，赵永岩、金勇在、许文宁等人对林巨正的故事进行小说化的重写。宋志英、赵行日、刘炫宗、崔仁旭、高友英、方学萁等人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创作小说，不仅如此，林巨正的故事曾经数次被改编为漫画或者电影。
第三个时期为“金庸时期”，可以看作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中兴期”。在韩国，金庸小说的阅读代表了中国武侠小说流行的另一高潮，1986年《英雄门》系列在韩国出版，销量迅速达到了200万本，成为当年翻译的外国小说中销量最大的作品。从1986年至1989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以及《越女剑》，金庸的15部作品全部在韩国翻译出版。某一外国作家的全部作品在几年中全部翻译出版销售，这在韩国文学翻译史上史无前例。直至今天，金庸的小说也还在被重版重印着，发行量动辄千万册，图书馆、书店里金庸的小说俯拾即是。同时，研究金庸的学术成果方面也十分活跃，例如刘京哲的《金庸小说的文学成就与贡献》全面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点、成就与历史贡献；林春城的《通过金庸小说探析“伪君子”与“真小人”的实用理性》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与金庸作品中人物的实用理性》则着重探讨了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所包涵的深刻思想文化内涵；郑东普的《金庸的反武侠倾向》，金弦禹的《金庸武侠小说的反武侠特征研究》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反武侠特征；禹康植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江湖》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作用》对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江湖”和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研究；俞京哲的博士论文《金庸武侠小说的“中国想象”研究》则从“江湖”与“侠义文化”着手，指出金庸的“江湖”的中心是历史、爱情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认为金庸的小说描绘了中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形象的精髓，并且对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记忆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金庸小说的成就和价值，超越了中国人在文学层面上认识到的成就和价值；郑东普在其专著《金庸的武侠世界与〈射雕英雄传〉》中分析了金庸现象与金庸的武侠世界，他在书中把金庸的武侠世界分为“侠”、“情”、“武”三个阶段，其中的“武”首先是把武功刻画得很美，然后不把武功局限于某种单纯的技能，而是以自己所掌握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为基础，赋予其哲学意义，最后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个性时，把与武功关联的描写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此外，他分析金庸还通过独特的兵器来表现人物的身份或个性，把习武的过程刻画得非常详细也是其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研究成果说明韩国读者不仅承认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也承认其学术价值。金庸的小说对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无疑是巨大的推进，韩国的武侠小说的质量有着明显地提高，不再是围绕着林巨正这样的假想侠义人物做文章，开始了对江湖世界中的江湖英雄进行描述，代表作品有金炳淙的《刀和露》、《大剑子》，金刚的《渤海之魂》，剑弓人的《中原日志》，庾河的《武林日记》，金英夏的《武侠学生运动》，司马达的《大道无门》、《武林经营》，李仁石的《侠客记》等等。金庸小说魅力永存，不仅在韩国，就是在中国“大陆新武侠”时代，依然呼唤着以金庸小说为基础的“后金庸时代”⑤。
经过了“胎动期”、“确立期”与“中兴期”之后的韩国武侠小说进入90年代一直到最近，最大的特点是向“新武侠”的方向转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武侠与其它传播媒体相结合的新现象。韩国新武侠的代表人物当属龙大云和左柏。龙大云从1994年3月开始，在网络上连载《太极门》，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之后《江湖无赖汉》、《独步乾坤》、《流星剑》等等相继发表，他也从此步入了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的行列。步龙大云之后尘的是左柏（本名张宰熏），他受龙大云的影响而创作的武侠小说《大刀傲》被重版数次，并被改编为网络游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他相继发表了《生死搏》、《夜光枪》、《金刚不坏》、《金钱镖》、《天马君临》、《独行镖》等。在这一时期，很多有名气的出版社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实行了“代表笔名制”，即出版的作品大都被贴上当时有名作家的名字，而作品却是一些无名作者所写。这与六七十年代“卧龙生时期”盗用卧龙生的名字发表作品的做法如出一辙。“代表笔名制”事实上是对读者的一种欺瞒行为，严重阻碍了韩国武侠小说的正常发展，不利于对武侠作家新人的挖掘和培养。
从翻译到创作，韩国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下催生的一种通俗小说类型。对韩国武侠小说影响最大的中国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梁羽生和卧龙生。不过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分析，韩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翻译介绍只偏重于个别作家的作品，缺乏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的评介，因此，韩国人只知中国武侠小说作家，不知道中国武侠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优秀作家作品；第二，由于民族的自尊心强烈，这些翻译小说随意地穿插一些韩国人物和故事，极大地影响了原著的魅力和原著的形象；第三，在涉及到中国武侠小说中的文化内涵时，他们的翻译就遇到了瓶颈，比如，金庸小说中的“降龙十八掌”是没有办法非常精确地翻译成韩文的，而这种文化内涵深厚的元素不翻译，就失掉了金庸小说的精华，使之变成单纯打架的小说了。中国人看到“降龙十八掌”，想到的不是打架的问题，而是来自《易经》的一个文化系统，即使不懂《易经》也可以通过字面“望文生义”而略知一二，而韩国人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韩国文化的一个困惑。
二、模仿中寻求突破
从发展速度上说，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要超过中国，这么短的时间，创作了这么多的小说，韩国武侠小说界的笔力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水准。当然，如此短的时间之内，生产出如此多的作品，鱼龙混杂的小说肯定为数不少。
韩国武侠小说最为人诟病的是它似乎始终笼罩在模仿的阴影之中。1969年初出版的成杰的《雷剑》最初被看作是韩国人独立创作的、以韩国为背景的、以韩国人为主人公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小说以三国时代为背景，有跆拳道的创始人侠义生活等传统的素材出现，但是遗憾的是后来被研究者推定为改编自日本的武士小说。如果说《雷剑》模仿性还比较含糊的话，后来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很多干脆就模仿着中国武侠小说来写，也就是说，除了作家是韩国人之外，作品的背景是中国，登场人物也是少林派或武当派等九大门派为中心的武林人物，武功的套路描写等等都是中国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些招式。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可以用韩国没有武侠传统为其辩护，也可以用韩国属于汉字文化圈，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一种先天的亲近感的理由加以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模仿的作品再怎么写都赶不上原作的魅力，这是韩国武侠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最大的差距。
韩国武侠小说在模仿的同时，又有一些独有的特点，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成长模式的运用。武侠小说是类型小说，复仇、情变、夺宝、行侠、争霸、成长是它的六大模式。韩国武侠小说很单纯，基本上就是成长模式。所谓的成长模式也就是写一个普通的孩子在自己的努力和各种机遇中成长为英雄的过程。英雄的成长自然有各种磨难和曲折，所以成长模式在武侠小说的模式中最荡气回肠；又由于磨难和曲折一定会遇到多种邪恶势力，所以成长模式在武侠小说的模式中最贴近社会，最容易产生政治取向。韩国武侠小说单纯地选择成长模式有三个原因：一是民族性格造成。作为一个长期受周边大国、强国挤压的民族，韩民族一直有着极端反抗的传统，孤单英雄一直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英雄的成长自然为人们所关注；二是文学传统。朝鲜时代后期英雄小说流行，并根据英雄的一生逐步地形成了分离——苦难和危机——回归的创作模式。根据这样的创作模式将其武侠化显得很自然，也很容易寻找到读者基础。三是现实社会的催化。上世纪50年代之后，韩国的政治社会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要求社会民主的改革运动此起彼伏，此时很多的文学创作几乎都在联系现实社会，成长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是非判断和英雄豪气无疑最能给民众更多的启发，有些武侠小说甚至直接以民主运动作为背景描写英雄的成长。例如“4·19运动”直接催生了崔仁旭的《林巨正》。这种武侠政治化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黄皙英武侠小说《张吉山》。《张吉山》以朝鲜肃宗时期为背景，写出生在青楼的张吉山被张冲救出后，在才人庄长大，并与李甲松、朴大根、马江东成为好友。因为爱上青楼女子妙玉，张吉山欲杀奸商沈祝东，却被朝廷通缉。为了避祸，张吉山按照养父母的意愿与妹妹凤顺结婚。表面上很驯服，暗地里张吉山建立了“绿林党”，专与朝廷对抗。朝廷对吉山下了追捕令，吉山被好友出卖。若干年后，在海西和关北一带常有自称是张吉山的人出没，与朝廷抗衡，但是谁也没有真正再见过张吉山。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发表在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此时的韩国正是独裁政权残酷镇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时代，被认为是18世纪朝鲜肃宗时期的现代延伸，小说选择肃宗时期为背景，其政治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就是要通过张吉山这一英雄人物来表达克服独裁统治的决心和勇气，诉说了誓与独裁者斗争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美好愿望。
从翻译介绍到模仿创作是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基本路径，尽管韩国武侠小说始终笼罩在中国深厚武侠文化的阴影下，但是如果我们从创新的角度考察韩国武侠小说，其中也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首先韩国武侠小说非常注重历史的延伸，并从中映射出现实感。渤海国时期是朝鲜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以渤海国作为背景也就成为了韩国武侠小说作家最喜欢选用的历史时段。例如金刚的《渤海之魂》（1987年出版）以宋朝与西夏、辽国相互对峙并展开战争为背景，叙写开展复国运动的渤海游民的故事，凸显了作家找回丢失的灿烂历史的愿望和意图。另外，高丽时期也是朝鲜族的强盛时期，当时的武人政权不断地对外战争，有很多作家选择这一时期为背景写作武侠小说。虽是武侠小说，却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这是韩国武侠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同时，选择本国的历史为背景，以本国人为主要人物这一点正说明韩国武侠小说打破了模仿的格局，走出了模仿他国武侠小说的怪圈，实现了武侠小说本土化的重要突破。
三、反武侠时代的“融合”和“跨界”
单纯模仿只会止步不前，要想突破必须有所创新。以中国为中心的故事背景、劝善惩恶的故事情节和模式化的构造方法是当下韩国武侠小说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依靠那些老作家解决这些阻碍因素显然不行，因为他们的创作思维已经成为定势。当前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迫切需要新人作家们写出具有新的素材的崭新的故事情节。韩国创作武侠小说要想有所突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人作家的挖掘和培养。好在近来韩国涌现出的一大批青年作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种创新的能力。例如左柏创作的《生死搏》就很有新意。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努力克服自己身体残疾、每天研磨武功的人，他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武林高手，而只是想成为少林弟子，得到世人的承认。他的另一部作品《金刚不坏》的主人公也只是个没有融入社会的小混混。小说以主人公为了克服窘境，实现融入社会的愿望而展开故事情节。左柏强调对作品通俗性和趣味性的重视，他认为如果读者无法接近或融入某部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失去了价值，作家应该把精力集中放在构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共感带上。读者与作者的共感带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存在，因此，长久地让读者产生兴趣的作品比当下让读者产生兴趣的作品或许更有价值。作者强调武侠小说创作应该具备永久的美学价值。其实，左柏的小说已经出现了之前的韩国武侠小说所没有的新的美学要素，那就是：反武侠。
所谓反武侠是“一种武侠美学力量”⑥，是指打破既有的千篇一律的崇拜江湖英雄的模式，赋予人物自我个性，摆脱“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价值观念，追求多样的人生生活目标。日常生活的琐碎性、小人物的卑微性、题材结构的虚幻性常常是反武侠作品的特征。在中国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小说《鹿鼎记》已经有反武侠的因素，对此，韩云波教授认为：“到了《鹿鼎记》，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认为金庸小说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武侠，这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是武侠文体属性扩大了——‘创造’了；二是侠性伦理内涵变化了——‘违反’了。”⑦ 在当下“大陆新武侠”小说中，反武侠逐步形成了气候。韩国却与中国不一样，韩国传统的纸质武侠小说至今还是延续着江湖英雄崇拜和“劝善惩恶”的模式，因此左柏的小说一出现就给人一种新鲜感。
与韩国纸质武侠小说变革相对滞后相比，韩国的反武侠创作迅速出现在武侠动漫游戏之中，例如近来颇为流行的武侠小说《热血江湖》和《龙飞不败》就是给人耳目一新的反武侠作品。其实，它们最早都是动漫游戏。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电脑网络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网上创办的武侠网站也随着时代的步伐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这些武侠文学网站为爱好武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很多喜欢武侠文学的作者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不同的文学网站，这种交流模式也为更多的喜欢武侠文学的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武侠网络写手的作品点击率动辄上百万次之多，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网络武侠小说与反武侠的小说不同，它不走日常化、反英雄的路子，而是走虚拟化、神怪化的路子，奇幻、玄幻、异幻，网络武侠小说主要以表现虚、新、奇、怪等情节来招徕读者。最典型的作品当属被称为韩国超级畅销小说的《退魔录》，为韩国魔幻小说先驱李愚赫的开山巨著，纸质书销售超过1000余万册，英文版轰动欧美，被誉为东方魔幻经典，它以四个身份和背景不同的主要人物——四位退魔师与人间种种邪恶灵力的斗争为主线，通过一个个故事展开情节。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历经7年创作的网络作品是韩国第一部具有很强的“韩国色彩”的小说，以韩国社会为背景描写具有韩民族个性的人物，体现了以韩国为中心的历史观。
韩国的反武侠作品同样出现在影视剧中。2000年上映的《飞天舞》是韩国的第一部武侠电影，却开了反武侠的先例。次年韩国又上映了反武侠电影《武士》。2008年韩国热播的电视剧《快刀洪吉童》也是一部反武侠的作品。这些影视剧均受到疯狂追捧，得到了很高的票房收入和收视率。
韩国的大众传播方式丰富而发达，一部优秀的作品在一种媒体上走红，往往就被另一种媒体转换成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再次出版，这种“一种素材、多种使用”的文化现象，在韩国就被叫做“融合”或者“跨界”。当下的韩国反武侠作品在动漫、游戏、网络创作以及影视中大量出现，很高的销售量、点击率、收视率说明了这些作品很受欢迎。于是，一些优秀的作品或者转换成另一种媒体形式出版，或者很快被纸质媒体出版。从经济利益考虑，各种媒体都在其中得益。客观上说，这也造成了韩国的反武侠创作的蔓延拓展之势。
在艺术表现方面，韩国的反武侠作品，除了要求故事情节曲折充满了悬念之外，还很强调视觉效果，因为它们不少都来自于电子媒体。形象性本来就是电子媒体重要的表现形式。所以说，虽然都是武侠作品，经过了“融合”和“跨界”，韩国武侠作品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异。不过，当我们整体地看待这样的文学现象，并不是件坏事，也许正代表着韩国的武侠文化与武侠小说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 林春城：《“华流”在韩国》，《华文文学》2008年第3期。
② 《洪吉童传》是韩国最早的小说之一。洪吉童，原为传说中的起义英雄，事迹已无法详考。后世学者有的认为洪吉童是活跃在15世纪末期，于1500年被捕的一名强盗首领；有的认为他是世宗（1397—1450）时代人洪逸童的弟弟，但理由都尚欠充分。一般认为，作者许筠只是借用古代传奇英雄洪吉童的名字，写下了这部小说，以抨击李氏朝鲜王朝嫡庶制度，寄托政治理想，也反映下层群众的斗争活动。许筠笔下的洪吉童是出身贵族官僚家庭的庶子，不仅在家中地位低下，还备受虐待与迫害，忍无可忍离开家门，参加了起义队伍。他武艺高超，且精通道术，变幻莫测，被推举为首领，带领起义群众活跃在朝鲜八道，号称“活贫党”，劫富济贫，打击贪官污吏。《洪吉童传》是朝鲜最早文人独立创作的母语小说，最早真正的母语小说，最早的以“义贼”活动、下层群众起义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对朝鲜后世的小说创作有深远影响。由于这些重要意义，《洪吉童传》在朝鲜文学史，乃至东亚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③ 全炯俊：《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03年版，第59页。
④ 李致洙：《武侠小说是什么》，《艺林企划》2001年第7期。
⑤ 汤哲声：《大陆新武侠呼唤“后金庸时代”》，《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⑥ 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⑦ 韩云波、何开丽：《再论金庸“反武侠”: 终结还是开端》，《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作者简介：汤哲声，男，1956年生，江苏镇江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215123；张乃禹，男，1979年生，山东日照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责任编辑刘保昌）
关键词：影响；创新；韩国；武侠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5－０121－０5■
武侠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大中华文化圈中最受大众欢迎的通俗小说类型。由于武侠小说的民族性很强，其他民族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中国优秀的武侠小说，例如英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都翻译了很多金庸的武侠小说，但是真正创作本民族的武侠小说却并不多。表现侠义精神各民族有自己的小说文体，例如欧美有骑士文学，日本有武士文学，但是，韩国是个例外，它不仅翻译了中国很多武侠小说，还创作了很多本民族的武侠小说。据推算，韩国国产武侠小说全盛期，有近2000部小说出现①，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
一、韩国对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介绍及其发展轨迹
韩国并不是武侠小说的发源地，但是武侠小说却是在现代韩国有着很高的人气的通俗小说。关于韩国的武侠小说的起源有很多见解，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两个影响源相当明确，一是韩国古代的“义贼”小说，一是中国的现代武侠小说。所谓“义贼”，是指与朝廷对抗，专门劫富济贫、施恩于民的有道义的贼，很像中国的《水浒传》中的英雄。韩国“义贼”小说的代表作品是许筠的《洪吉童传》② 和洪命熹的《林巨正》。由于韩国的“义贼”小说主要还是讲述历史，侠义只是小说中一个部分，所以它对现代韩国武侠小说影响有限，只是一些元素辐射。真正对韩国武侠小说产生影响的还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
中国武侠文化对韩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大致有三个阶段，也即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金光洲时期”③，也即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胎动期”。金光洲（1910—1973）是活跃于20世纪30到60年代的韩国著名小说家、翻译家，曾创办《文化时报》、《艺术朝鲜》等杂志，历任《京乡新闻》文艺版部长、编辑局长等职，曾把《三国演义》、《雷雨》、《鲁迅小说选集》等翻译为韩国语，在向韩国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61年是韩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元年。④ 1961年5月《京乡新闻》登载了金光洲翻译的武侠小说《情侠志》的广告，介绍这部小说是“可与四大奇书相提并论的中国代表性的通俗小说，它结合了《三国演义》的武侠成分、《水浒传》的勇猛精神、《金瓶梅》的爱情叙事”。之后的《京乡新闻》从6月15日至11月24日共连载《情侠志》810回。《情侠志》的原著是中国作家尉迟文的《剑海孤鸿》。经过比较就会发现尉迟文的《剑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思潮、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0BZW079）的成果之一。
海孤鸿》只有不到50页的厚度，而经过金光洲的翻译之后居然变成连载810回的长篇武侠小说，之后出版的单行本上也并没有出现原作者的名字，只是写有“金光洲译编”的字样。因此，可以看出金光洲在原作的基础上所做的“改写”远远大于“翻译”。这部小说引起了韩国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潮。于是，他继续改译中国的武侠小说。他此后翻译了《飞虎》（原作为沈绮云的《天阙碑》）、《黑龙传》（原作为左大藏的《古剑吟》）、《狮子吼》（原作为伴霞楼主的《独步武林》）等分别在《东亚日报》、《京乡新闻》等报纸上连载。这些作品之后又数次作为单行本被多家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同样是改写大于翻译。严格地说，金光洲并没有原创作品，都是在中国武侠小说原作的故事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修正和扩写，但是，通过他的改写、扩写，加入了很多体现韩国传统文化，符合韩国人审美心理的情节，和符合韩国读者阅读口味的内容，因此这些武侠小说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受到热烈的追捧。由此，金光洲被看作创作韩国武侠小说的先驱。
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被称为“卧龙生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确立期”。 1966年台湾作家卧龙生的小说《玉钗盟》被译作《群侠志》引进了韩国，又掀起了一股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潮。从1968年开始，卧龙生的作品被大量地引进韩国，先后被引进的卧龙生的作品有《武游志》、《夜笛》、《飞龙》、《无名箫》等等。由于卧龙生的作品极受欢迎，当时甚至出现了“山寨版卧龙生小说”，即利用卧龙生的名气将其他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伪装成卧龙生的作品翻译引进到韩国。如此一哄而上集中地介绍卧龙生的作品，自然鱼龙混杂，带来的是极度阅读热情之后的武侠小说阅读的衰退，不过，也就在这种衰退之中，韩国作家们开始独立创作武侠小说了。此时韩国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有1969年初出版的成杰的《雷剑》、1970年出版的赵丰衍的《少年剑客马亿》、1971年出版的李文轩的《豪杰黑龙》等。由于对武侠人物的热爱，韩国民间历史上的假想侠义人物林巨正再一次地被人们热炒，赵永岩、金勇在、许文宁等人对林巨正的故事进行小说化的重写。宋志英、赵行日、刘炫宗、崔仁旭、高友英、方学萁等人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创作小说，不仅如此，林巨正的故事曾经数次被改编为漫画或者电影。
第三个时期为“金庸时期”，可以看作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中兴期”。在韩国，金庸小说的阅读代表了中国武侠小说流行的另一高潮，1986年《英雄门》系列在韩国出版，销量迅速达到了200万本，成为当年翻译的外国小说中销量最大的作品。从1986年至1989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以及《越女剑》，金庸的15部作品全部在韩国翻译出版。某一外国作家的全部作品在几年中全部翻译出版销售，这在韩国文学翻译史上史无前例。直至今天，金庸的小说也还在被重版重印着，发行量动辄千万册，图书馆、书店里金庸的小说俯拾即是。同时，研究金庸的学术成果方面也十分活跃，例如刘京哲的《金庸小说的文学成就与贡献》全面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点、成就与历史贡献；林春城的《通过金庸小说探析“伪君子”与“真小人”的实用理性》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与金庸作品中人物的实用理性》则着重探讨了金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所包涵的深刻思想文化内涵；郑东普的《金庸的反武侠倾向》，金弦禹的《金庸武侠小说的反武侠特征研究》分析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反武侠特征；禹康植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江湖》和《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作用》对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江湖”和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研究；俞京哲的博士论文《金庸武侠小说的“中国想象”研究》则从“江湖”与“侠义文化”着手，指出金庸的“江湖”的中心是历史、爱情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认为金庸的小说描绘了中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形象的精髓，并且对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和身份记忆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金庸小说的成就和价值，超越了中国人在文学层面上认识到的成就和价值；郑东普在其专著《金庸的武侠世界与〈射雕英雄传〉》中分析了金庸现象与金庸的武侠世界，他在书中把金庸的武侠世界分为“侠”、“情”、“武”三个阶段，其中的“武”首先是把武功刻画得很美，然后不把武功局限于某种单纯的技能，而是以自己所掌握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为基础，赋予其哲学意义，最后在表现人物的性格和个性时，把与武功关联的描写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此外，他分析金庸还通过独特的兵器来表现人物的身份或个性，把习武的过程刻画得非常详细也是其一个重要特征。这些研究成果说明韩国读者不仅承认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也承认其学术价值。金庸的小说对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无疑是巨大的推进，韩国的武侠小说的质量有着明显地提高，不再是围绕着林巨正这样的假想侠义人物做文章，开始了对江湖世界中的江湖英雄进行描述，代表作品有金炳淙的《刀和露》、《大剑子》，金刚的《渤海之魂》，剑弓人的《中原日志》，庾河的《武林日记》，金英夏的《武侠学生运动》，司马达的《大道无门》、《武林经营》，李仁石的《侠客记》等等。金庸小说魅力永存，不仅在韩国，就是在中国“大陆新武侠”时代，依然呼唤着以金庸小说为基础的“后金庸时代”⑤。
经过了“胎动期”、“确立期”与“中兴期”之后的韩国武侠小说进入90年代一直到最近，最大的特点是向“新武侠”的方向转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武侠与其它传播媒体相结合的新现象。韩国新武侠的代表人物当属龙大云和左柏。龙大云从1994年3月开始，在网络上连载《太极门》，获得了极高的人气，之后《江湖无赖汉》、《独步乾坤》、《流星剑》等等相继发表，他也从此步入了当代著名武侠小说家的行列。步龙大云之后尘的是左柏（本名张宰熏），他受龙大云的影响而创作的武侠小说《大刀傲》被重版数次，并被改编为网络游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他相继发表了《生死搏》、《夜光枪》、《金刚不坏》、《金钱镖》、《天马君临》、《独行镖》等。在这一时期，很多有名气的出版社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实行了“代表笔名制”，即出版的作品大都被贴上当时有名作家的名字，而作品却是一些无名作者所写。这与六七十年代“卧龙生时期”盗用卧龙生的名字发表作品的做法如出一辙。“代表笔名制”事实上是对读者的一种欺瞒行为，严重阻碍了韩国武侠小说的正常发展，不利于对武侠作家新人的挖掘和培养。
从翻译到创作，韩国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下催生的一种通俗小说类型。对韩国武侠小说影响最大的中国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梁羽生和卧龙生。不过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分析，韩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翻译介绍只偏重于个别作家的作品，缺乏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的评介，因此，韩国人只知中国武侠小说作家，不知道中国武侠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优秀作家作品；第二，由于民族的自尊心强烈，这些翻译小说随意地穿插一些韩国人物和故事，极大地影响了原著的魅力和原著的形象；第三，在涉及到中国武侠小说中的文化内涵时，他们的翻译就遇到了瓶颈，比如，金庸小说中的“降龙十八掌”是没有办法非常精确地翻译成韩文的，而这种文化内涵深厚的元素不翻译，就失掉了金庸小说的精华，使之变成单纯打架的小说了。中国人看到“降龙十八掌”，想到的不是打架的问题，而是来自《易经》的一个文化系统，即使不懂《易经》也可以通过字面“望文生义”而略知一二，而韩国人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韩国文化的一个困惑。
二、模仿中寻求突破
从发展速度上说，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要超过中国，这么短的时间，创作了这么多的小说，韩国武侠小说界的笔力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水准。当然，如此短的时间之内，生产出如此多的作品，鱼龙混杂的小说肯定为数不少。
韩国武侠小说最为人诟病的是它似乎始终笼罩在模仿的阴影之中。1969年初出版的成杰的《雷剑》最初被看作是韩国人独立创作的、以韩国为背景的、以韩国人为主人公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小说以三国时代为背景，有跆拳道的创始人侠义生活等传统的素材出现，但是遗憾的是后来被研究者推定为改编自日本的武士小说。如果说《雷剑》模仿性还比较含糊的话，后来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很多干脆就模仿着中国武侠小说来写，也就是说，除了作家是韩国人之外，作品的背景是中国，登场人物也是少林派或武当派等九大门派为中心的武林人物，武功的套路描写等等都是中国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那些招式。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可以用韩国没有武侠传统为其辩护，也可以用韩国属于汉字文化圈，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一种先天的亲近感的理由加以理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模仿的作品再怎么写都赶不上原作的魅力，这是韩国武侠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最大的差距。
韩国武侠小说在模仿的同时，又有一些独有的特点，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成长模式的运用。武侠小说是类型小说，复仇、情变、夺宝、行侠、争霸、成长是它的六大模式。韩国武侠小说很单纯，基本上就是成长模式。所谓的成长模式也就是写一个普通的孩子在自己的努力和各种机遇中成长为英雄的过程。英雄的成长自然有各种磨难和曲折，所以成长模式在武侠小说的模式中最荡气回肠；又由于磨难和曲折一定会遇到多种邪恶势力，所以成长模式在武侠小说的模式中最贴近社会，最容易产生政治取向。韩国武侠小说单纯地选择成长模式有三个原因：一是民族性格造成。作为一个长期受周边大国、强国挤压的民族，韩民族一直有着极端反抗的传统，孤单英雄一直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英雄的成长自然为人们所关注；二是文学传统。朝鲜时代后期英雄小说流行，并根据英雄的一生逐步地形成了分离——苦难和危机——回归的创作模式。根据这样的创作模式将其武侠化显得很自然，也很容易寻找到读者基础。三是现实社会的催化。上世纪50年代之后，韩国的政治社会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要求社会民主的改革运动此起彼伏，此时很多的文学创作几乎都在联系现实社会，成长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是非判断和英雄豪气无疑最能给民众更多的启发，有些武侠小说甚至直接以民主运动作为背景描写英雄的成长。例如“4·19运动”直接催生了崔仁旭的《林巨正》。这种武侠政治化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黄皙英武侠小说《张吉山》。《张吉山》以朝鲜肃宗时期为背景，写出生在青楼的张吉山被张冲救出后，在才人庄长大，并与李甲松、朴大根、马江东成为好友。因为爱上青楼女子妙玉，张吉山欲杀奸商沈祝东，却被朝廷通缉。为了避祸，张吉山按照养父母的意愿与妹妹凤顺结婚。表面上很驯服，暗地里张吉山建立了“绿林党”，专与朝廷对抗。朝廷对吉山下了追捕令，吉山被好友出卖。若干年后，在海西和关北一带常有自称是张吉山的人出没，与朝廷抗衡，但是谁也没有真正再见过张吉山。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发表在七八十年代的韩国，此时的韩国正是独裁政权残酷镇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时代，被认为是18世纪朝鲜肃宗时期的现代延伸，小说选择肃宗时期为背景，其政治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就是要通过张吉山这一英雄人物来表达克服独裁统治的决心和勇气，诉说了誓与独裁者斗争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美好愿望。
从翻译介绍到模仿创作是韩国武侠小说发展的基本路径，尽管韩国武侠小说始终笼罩在中国深厚武侠文化的阴影下，但是如果我们从创新的角度考察韩国武侠小说，其中也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首先韩国武侠小说非常注重历史的延伸，并从中映射出现实感。渤海国时期是朝鲜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以渤海国作为背景也就成为了韩国武侠小说作家最喜欢选用的历史时段。例如金刚的《渤海之魂》（1987年出版）以宋朝与西夏、辽国相互对峙并展开战争为背景，叙写开展复国运动的渤海游民的故事，凸显了作家找回丢失的灿烂历史的愿望和意图。另外，高丽时期也是朝鲜族的强盛时期，当时的武人政权不断地对外战争，有很多作家选择这一时期为背景写作武侠小说。虽是武侠小说，却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这是韩国武侠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同时，选择本国的历史为背景，以本国人为主要人物这一点正说明韩国武侠小说打破了模仿的格局，走出了模仿他国武侠小说的怪圈，实现了武侠小说本土化的重要突破。
三、反武侠时代的“融合”和“跨界”
单纯模仿只会止步不前，要想突破必须有所创新。以中国为中心的故事背景、劝善惩恶的故事情节和模式化的构造方法是当下韩国武侠小说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依靠那些老作家解决这些阻碍因素显然不行，因为他们的创作思维已经成为定势。当前韩国的武侠小说创作迫切需要新人作家们写出具有新的素材的崭新的故事情节。韩国创作武侠小说要想有所突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人作家的挖掘和培养。好在近来韩国涌现出的一大批青年作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这种创新的能力。例如左柏创作的《生死搏》就很有新意。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努力克服自己身体残疾、每天研磨武功的人，他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武林高手，而只是想成为少林弟子，得到世人的承认。他的另一部作品《金刚不坏》的主人公也只是个没有融入社会的小混混。小说以主人公为了克服窘境，实现融入社会的愿望而展开故事情节。左柏强调对作品通俗性和趣味性的重视，他认为如果读者无法接近或融入某部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失去了价值，作家应该把精力集中放在构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共感带上。读者与作者的共感带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存在，因此，长久地让读者产生兴趣的作品比当下让读者产生兴趣的作品或许更有价值。作者强调武侠小说创作应该具备永久的美学价值。其实，左柏的小说已经出现了之前的韩国武侠小说所没有的新的美学要素，那就是：反武侠。
所谓反武侠是“一种武侠美学力量”⑥，是指打破既有的千篇一律的崇拜江湖英雄的模式，赋予人物自我个性，摆脱“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的价值观念，追求多样的人生生活目标。日常生活的琐碎性、小人物的卑微性、题材结构的虚幻性常常是反武侠作品的特征。在中国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小说《鹿鼎记》已经有反武侠的因素，对此，韩云波教授认为：“到了《鹿鼎记》，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认为金庸小说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武侠，这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是武侠文体属性扩大了——‘创造’了；二是侠性伦理内涵变化了——‘违反’了。”⑦ 在当下“大陆新武侠”小说中，反武侠逐步形成了气候。韩国却与中国不一样，韩国传统的纸质武侠小说至今还是延续着江湖英雄崇拜和“劝善惩恶”的模式，因此左柏的小说一出现就给人一种新鲜感。
与韩国纸质武侠小说变革相对滞后相比，韩国的反武侠创作迅速出现在武侠动漫游戏之中，例如近来颇为流行的武侠小说《热血江湖》和《龙飞不败》就是给人耳目一新的反武侠作品。其实，它们最早都是动漫游戏。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电脑网络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网上创办的武侠网站也随着时代的步伐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这些武侠文学网站为爱好武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广泛的交流平台。很多喜欢武侠文学的作者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爱好，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将自己的作品发表在不同的文学网站，这种交流模式也为更多的喜欢武侠文学的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武侠网络写手的作品点击率动辄上百万次之多，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网络武侠小说与反武侠的小说不同，它不走日常化、反英雄的路子，而是走虚拟化、神怪化的路子，奇幻、玄幻、异幻，网络武侠小说主要以表现虚、新、奇、怪等情节来招徕读者。最典型的作品当属被称为韩国超级畅销小说的《退魔录》，为韩国魔幻小说先驱李愚赫的开山巨著，纸质书销售超过1000余万册，英文版轰动欧美，被誉为东方魔幻经典，它以四个身份和背景不同的主要人物——四位退魔师与人间种种邪恶灵力的斗争为主线，通过一个个故事展开情节。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历经7年创作的网络作品是韩国第一部具有很强的“韩国色彩”的小说，以韩国社会为背景描写具有韩民族个性的人物，体现了以韩国为中心的历史观。
韩国的反武侠作品同样出现在影视剧中。2000年上映的《飞天舞》是韩国的第一部武侠电影，却开了反武侠的先例。次年韩国又上映了反武侠电影《武士》。2008年韩国热播的电视剧《快刀洪吉童》也是一部反武侠的作品。这些影视剧均受到疯狂追捧，得到了很高的票房收入和收视率。
韩国的大众传播方式丰富而发达，一部优秀的作品在一种媒体上走红，往往就被另一种媒体转换成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再次出版，这种“一种素材、多种使用”的文化现象，在韩国就被叫做“融合”或者“跨界”。当下的韩国反武侠作品在动漫、游戏、网络创作以及影视中大量出现，很高的销售量、点击率、收视率说明了这些作品很受欢迎。于是，一些优秀的作品或者转换成另一种媒体形式出版，或者很快被纸质媒体出版。从经济利益考虑，各种媒体都在其中得益。客观上说，这也造成了韩国的反武侠创作的蔓延拓展之势。
在艺术表现方面，韩国的反武侠作品，除了要求故事情节曲折充满了悬念之外，还很强调视觉效果，因为它们不少都来自于电子媒体。形象性本来就是电子媒体重要的表现形式。所以说，虽然都是武侠作品，经过了“融合”和“跨界”，韩国武侠作品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异。不过，当我们整体地看待这样的文学现象，并不是件坏事，也许正代表着韩国的武侠文化与武侠小说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 林春城：《“华流”在韩国》，《华文文学》2008年第3期。
② 《洪吉童传》是韩国最早的小说之一。洪吉童，原为传说中的起义英雄，事迹已无法详考。后世学者有的认为洪吉童是活跃在15世纪末期，于1500年被捕的一名强盗首领；有的认为他是世宗（1397—1450）时代人洪逸童的弟弟，但理由都尚欠充分。一般认为，作者许筠只是借用古代传奇英雄洪吉童的名字，写下了这部小说，以抨击李氏朝鲜王朝嫡庶制度，寄托政治理想，也反映下层群众的斗争活动。许筠笔下的洪吉童是出身贵族官僚家庭的庶子，不仅在家中地位低下，还备受虐待与迫害，忍无可忍离开家门，参加了起义队伍。他武艺高超，且精通道术，变幻莫测，被推举为首领，带领起义群众活跃在朝鲜八道，号称“活贫党”，劫富济贫，打击贪官污吏。《洪吉童传》是朝鲜最早文人独立创作的母语小说，最早真正的母语小说，最早的以“义贼”活动、下层群众起义活动为主要题材的小说，对朝鲜后世的小说创作有深远影响。由于这些重要意义，《洪吉童传》在朝鲜文学史，乃至东亚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③ 全炯俊：《武侠小说的文化内涵》，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03年版，第59页。
④ 李致洙：《武侠小说是什么》，《艺林企划》2001年第7期。
⑤ 汤哲声：《大陆新武侠呼唤“后金庸时代”》，《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⑥ 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⑦ 韩云波、何开丽：《再论金庸“反武侠”: 终结还是开端》，《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
作者简介：汤哲声，男，1956年生，江苏镇江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215123；张乃禹，男，1979年生，山东日照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