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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后5年一系列以质量拉动经济发展的“增效框架”。出席本次人代会的浙江代表团人大代表结合浙江实际，共论经济发展大计。
通胀猛如虎，政府先降温
2010年，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涨价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波一波地推动物价上涨。从农产品领域的“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到房价的持续攀升，“通胀”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热门词汇。2011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一问题并不避讳，“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报告也明确提出，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
围绕通胀这一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难题，代表们坦陈己见。
“市场辣椒五六块钱一斤，批发也就八九毛钱。农民没得到什么好处，而城市百姓又觉得很贵，问题出在中间环节。防通胀重视中间环节很重要。”在浙江打工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霞的观点得到了“农民代表”傅企平的响应。
“流通成本过高也是造成农产品涨价的重要因素。”傅企平指出，农产品从农民手中到达消费者手中，价格往往上涨了两三倍。此外，目前中国农产品物流以常温物流或自然物流为主，由于农产品不易储存和物流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损耗很大，推动了农产品的终端销售价格。
“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惯性思维，避免人为打压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傅企平建议，要科学合理运用进出口贸易手段，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经验表明，一国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旦形成价格高地，容易受到国外农产品的冲击。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生只有一套房子，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贷款，有的还贷要还到退休。”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表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已经成了严重影响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
“房价居高不下，主要是土地价格过高。”宗庆后直言，目前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政府越来越注重土地财政，因此土地价格越卖越高。
不少代表表示，“土地财政”是“寅吃卯粮”，其制度弊端已经显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2.9万亿元，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此巨额的土地出让金，直接推动了房价的上涨，也影响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还容易滋生腐败。”在小组审议会上，有代表直击土地财政的弊病，“房地产火爆的原因除了市场之外，另一只推手就是政府。”
控制房价，政府官员首先要“降降温”，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客观而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举世瞩目，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社会矛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代表表示：“如果还是一味仅注重过快的发展速度，弄得社会矛盾集聚，政府顾此失彼，民怨多多，这样下去可能会出大事情，人民生活的太平安宁都会动摇。到时候即使GDP上去了，对广大老百姓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速度适当缓一点，社会矛盾就能缓和一点。”齐奇说。
程惠芳代表在接受自己采访时指出，通胀来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之前大量货币投放市场。投资拉动性发展，使得市场的货币量大大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货币开始贬值，物价自然要上涨。
“事实上，凡是通过高通胀刺激经济高增长的，都是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很大的风险。所以，不能以通胀换增长。”程惠芳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减少货币量，保证货币供应量和居民收入增长同步。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还提出了稳定物价的“一揽子”计划。“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对于物价，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
数据显示，当前的通胀压力还在继续加大，各级政府所面临的考验还将持续。
民企转型，“要把根留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60%的税收，70%的出口，80%的善款捐助，90%的就业安排均来自民营企业。但是，浙江同时又是个资源小省，随着能源、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制约加剧，民企生存环境日趋复杂和严峻。
“浙江过去的优势主要是在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在于企业家的吃苦精神。而现在讲转型升级，浙江‘低小散’的这种模式，确实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程惠芳代表坦言。
作为研究浙江经济的学者，程惠芳代表起初对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太乐观。而经过这些年来对浙江146家龙头企业的调查研究，特别是看到大量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各项核心技术后，她对浙江企业的转型突围信心满满。
“以龙头企业的转型升级带动中小企业的配套性转型，从而实现整体转型，这应该成为各级政府扶持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主攻方向。”程惠芳说。
“企业转型很痛苦，不转型更痛苦。”在全团审议中，邱继宝代表从自己的转型之痛中总结经验，提出了“转型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这一时代命题。
邱继宝对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飞跃的冲击刻骨铭心。“大起大落大转型。我们是在倒逼中，逼出了一条新路。”
据悉，飞跃集团在缝制设备主营业务重组后，立足“升级”，全力以赴开发中高端产品。邱继宝直言：“缝制设备是飞跃的命根子。不管今后这个产业在新飞跃占多少比重，我们都要做精做好，继续引领行业。”
同时，新飞跃还从单一的缝纫机制造，转型为高新技术、再生资源联动发展。据介绍，集团下属“飞跃双星”作为一家合资企业，智能化吊挂系统的生产规模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另一家“飞跃中科”作为中科院计算所技术入股的企业，研发生产的用于工业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发展前景良好，实现了企业新的价值。
“面对新形势，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等不起’、‘慢不得’。”邱继宝说。
作为浙江纺织产业的明星代表，富润集团的当家人赵林中今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富润在积极推动传统纺织向现代纺织升级的基础上，稳步促进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的领域拓展。”赵林中介绍说，2010年，富润作为第二大股东，投资拍摄了反映“两弹一星”和钱学森事迹的40集史诗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建党90周年重点献礼片。有评论称，这是“一支中国人民的正气歌”，“为今天中华民族实现新的腾飞提供了精神动力”。
窥豹一斑。飞跃向再生资源的腾跃，富润对影视文化的“浸润”，让我们看到了浙江民营企业转型的决心和希望。
然而，近些年来，对于浙江部分“游资”进入“炒房团”、“炒煤族”行业的批评不绝于耳，“实业空心化”问题也曾被媒体炒作一番。许多人担忧，浙江民营企业有脱离实业的危险。在审议中，有代表坦言，他所在企业开发一个楼盘，赚得1.6个亿，平均一套房就赚100多万元，“房地产诱惑力确实太大”。
“国家要将资金等要素引导到创新领域，形成科技资本，而不是投机资本。”程惠芳建议。
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全团审议时，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代表表示，浙江地上地下都没有资源，最大的资源是人。“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浙江企业家变没变”。他说自己最为担心的是浙江民营企业家脱离实业去做其他的，去炒房炒股，去买卖珠宝黄金，如果那样的话浙江的实业就会出现空心化，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和浙江民营经济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蒸发掉。
“肯定不会变！”庄启传代表提高了嗓门，坚定回答。
“无论当前市场形势如何复杂多变，浙江的民营企业一定要把根留住，一定要继续把实业搞好，因为这是浙江的经济之本，也是浙江民营经济之本，也是民营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张德江语重心长地说。
新兴产业，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当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改变传统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愈发突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是“十二五”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究竟该如何作为，代表们结合浙江实际纷纷建言献策。
“李副总理当年到万向来考察，我们的电动汽车锂电池还没有实现技术突破，现在要向您报告，我们的电动汽车已经经过了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考验……”万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代表向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交上了万向的成绩单。
“我们在美国14个州合资、独资开办了28家企业，创造了5600个就业岗位，年销售收入20亿美元。现在，美国生产的3辆汽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万向的零部件。”鲁冠球自信地说。
但是，与科技和产业先发国家相比，我国依然有很大的差距。鲁冠球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万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因此，他建议国家要延续现有的优惠政策，继续加大力度扶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可以想见的是，未来5年，各地将掀起规模巨大的新兴产业投资热潮。然而，规模庞大的投资让人不免担心新兴产业未来发展将重蹈传统工业覆辙，陷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有人对光伏产业这一新兴产业有疑虑，认为产能过剩、成本过高。”浙江代表团举行的中外记者集体采访会上，有记者就新兴产业“消化不良”的问题追问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代表。
“随着技术突破，这些疑虑完全是可以打消的。”南存辉介绍说，现在正泰的薄膜电池成本已降到0.75美元以下，年底有望降到0.6美元以下，完全能适应市场的需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动方向，不能一拥而上，走投资驱动模式的老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代表寥寥数语，寓意深远。
“目前创新驱动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创新要素短缺和闲置并存，创新机制不顺畅，创新支撑体系还很不完善，还没有形成创新协同体系和创新合力。”程惠芳告诉记者，在房地产高利润和资源投资高利润条件下，在不同投资类型的收益严重不均的条件下，企业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动力和能力不足，大量社会资本还不是主要投资于技术创新，资本优势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
对此，她建议国家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创新与管理，完善要素价格调节机制，正确引导社会和企业把资源和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转型中去。
“国家应成立政策性的科技银行，各类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成立科技创新基金，加快民间资本向科技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转变。”程惠芳说。
材料是整个产业链的咽喉，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否会导致对新材料的过度需求，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资源大消耗。代表们对此也心存忧虑。
“国外一些国家对战略资源极为重视，深谋远虑，甚至不惜扩张掠夺来达到控制、储备的地步。”身为杭州市化工研究院的专家，姚献平代表认为目前我国许多产品的附加值低，产品结构不合理，使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以“白菜价”出口原材料，却以“白金价”进口其加工产品。他呼吁国家要有效控制和保护战略性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他还提出，要“聪明地”利用资源，依靠科技创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提升产品档次。
路漫漫其修远兮。“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二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一语中的。
“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而根本在人才和科技进步，并且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的机制。”总理话音荡气回肠。
通胀猛如虎，政府先降温
2010年，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涨价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波一波地推动物价上涨。从农产品领域的“蒜你狠”、“豆你玩”、“玉米疯”，到房价的持续攀升，“通胀”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热门词汇。2011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一问题并不避讳，“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报告也明确提出，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
围绕通胀这一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难题，代表们坦陈己见。
“市场辣椒五六块钱一斤，批发也就八九毛钱。农民没得到什么好处，而城市百姓又觉得很贵，问题出在中间环节。防通胀重视中间环节很重要。”在浙江打工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霞的观点得到了“农民代表”傅企平的响应。
“流通成本过高也是造成农产品涨价的重要因素。”傅企平指出，农产品从农民手中到达消费者手中，价格往往上涨了两三倍。此外，目前中国农产品物流以常温物流或自然物流为主，由于农产品不易储存和物流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损耗很大，推动了农产品的终端销售价格。
“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惯性思维，避免人为打压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傅企平建议，要科学合理运用进出口贸易手段，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经验表明，一国农产品价格上涨，一旦形成价格高地，容易受到国外农产品的冲击。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生只有一套房子，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贷款，有的还贷要还到退休。”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表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已经成了严重影响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
“房价居高不下，主要是土地价格过高。”宗庆后直言，目前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政府越来越注重土地财政，因此土地价格越卖越高。
不少代表表示，“土地财政”是“寅吃卯粮”，其制度弊端已经显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高达2.9万亿元，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如此巨额的土地出让金，直接推动了房价的上涨，也影响到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还容易滋生腐败。”在小组审议会上，有代表直击土地财政的弊病，“房地产火爆的原因除了市场之外，另一只推手就是政府。”
控制房价，政府官员首先要“降降温”，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客观而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举世瞩目，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社会矛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代表表示：“如果还是一味仅注重过快的发展速度，弄得社会矛盾集聚，政府顾此失彼，民怨多多，这样下去可能会出大事情，人民生活的太平安宁都会动摇。到时候即使GDP上去了，对广大老百姓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
“速度适当缓一点，社会矛盾就能缓和一点。”齐奇说。
程惠芳代表在接受自己采访时指出，通胀来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之前大量货币投放市场。投资拉动性发展，使得市场的货币量大大高于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货币开始贬值，物价自然要上涨。
“事实上，凡是通过高通胀刺激经济高增长的，都是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很大的风险。所以，不能以通胀换增长。”程惠芳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减少货币量，保证货币供应量和居民收入增长同步。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还提出了稳定物价的“一揽子”计划。“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就很难再关进去。”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对于物价，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
数据显示，当前的通胀压力还在继续加大，各级政府所面临的考验还将持续。
民企转型，“要把根留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60%的税收，70%的出口，80%的善款捐助，90%的就业安排均来自民营企业。但是，浙江同时又是个资源小省，随着能源、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制约加剧，民企生存环境日趋复杂和严峻。
“浙江过去的优势主要是在体制机制的灵活性，在于企业家的吃苦精神。而现在讲转型升级，浙江‘低小散’的这种模式，确实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程惠芳代表坦言。
作为研究浙江经济的学者，程惠芳代表起初对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太乐观。而经过这些年来对浙江146家龙头企业的调查研究，特别是看到大量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掌握了各项核心技术后，她对浙江企业的转型突围信心满满。
“以龙头企业的转型升级带动中小企业的配套性转型，从而实现整体转型，这应该成为各级政府扶持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主攻方向。”程惠芳说。
“企业转型很痛苦，不转型更痛苦。”在全团审议中，邱继宝代表从自己的转型之痛中总结经验，提出了“转型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这一时代命题。
邱继宝对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飞跃的冲击刻骨铭心。“大起大落大转型。我们是在倒逼中，逼出了一条新路。”
据悉，飞跃集团在缝制设备主营业务重组后，立足“升级”，全力以赴开发中高端产品。邱继宝直言：“缝制设备是飞跃的命根子。不管今后这个产业在新飞跃占多少比重，我们都要做精做好，继续引领行业。”
同时，新飞跃还从单一的缝纫机制造，转型为高新技术、再生资源联动发展。据介绍，集团下属“飞跃双星”作为一家合资企业，智能化吊挂系统的生产规模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另一家“飞跃中科”作为中科院计算所技术入股的企业，研发生产的用于工业装备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发展前景良好，实现了企业新的价值。
“面对新形势，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等不起’、‘慢不得’。”邱继宝说。
作为浙江纺织产业的明星代表，富润集团的当家人赵林中今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富润在积极推动传统纺织向现代纺织升级的基础上，稳步促进物质产品向精神产品的领域拓展。”赵林中介绍说，2010年，富润作为第二大股东，投资拍摄了反映“两弹一星”和钱学森事迹的40集史诗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建党90周年重点献礼片。有评论称，这是“一支中国人民的正气歌”，“为今天中华民族实现新的腾飞提供了精神动力”。
窥豹一斑。飞跃向再生资源的腾跃，富润对影视文化的“浸润”，让我们看到了浙江民营企业转型的决心和希望。
然而，近些年来，对于浙江部分“游资”进入“炒房团”、“炒煤族”行业的批评不绝于耳，“实业空心化”问题也曾被媒体炒作一番。许多人担忧，浙江民营企业有脱离实业的危险。在审议中，有代表坦言，他所在企业开发一个楼盘，赚得1.6个亿，平均一套房就赚100多万元，“房地产诱惑力确实太大”。
“国家要将资金等要素引导到创新领域，形成科技资本，而不是投机资本。”程惠芳建议。
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全团审议时，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代表表示，浙江地上地下都没有资源，最大的资源是人。“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浙江企业家变没变”。他说自己最为担心的是浙江民营企业家脱离实业去做其他的，去炒房炒股，去买卖珠宝黄金，如果那样的话浙江的实业就会出现空心化，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和浙江民营经济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蒸发掉。
“肯定不会变！”庄启传代表提高了嗓门，坚定回答。
“无论当前市场形势如何复杂多变，浙江的民营企业一定要把根留住，一定要继续把实业搞好，因为这是浙江的经济之本，也是浙江民营经济之本，也是民营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张德江语重心长地说。
新兴产业，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当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改变传统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愈发突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是“十二五”规划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究竟该如何作为，代表们结合浙江实际纷纷建言献策。
“李副总理当年到万向来考察，我们的电动汽车锂电池还没有实现技术突破，现在要向您报告，我们的电动汽车已经经过了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考验……”万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代表向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交上了万向的成绩单。
“我们在美国14个州合资、独资开办了28家企业，创造了5600个就业岗位，年销售收入20亿美元。现在，美国生产的3辆汽车中就有一辆用的是万向的零部件。”鲁冠球自信地说。
但是，与科技和产业先发国家相比，我国依然有很大的差距。鲁冠球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万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因此，他建议国家要延续现有的优惠政策，继续加大力度扶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可以想见的是，未来5年，各地将掀起规模巨大的新兴产业投资热潮。然而，规模庞大的投资让人不免担心新兴产业未来发展将重蹈传统工业覆辙，陷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有人对光伏产业这一新兴产业有疑虑，认为产能过剩、成本过高。”浙江代表团举行的中外记者集体采访会上，有记者就新兴产业“消化不良”的问题追问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代表。
“随着技术突破，这些疑虑完全是可以打消的。”南存辉介绍说，现在正泰的薄膜电池成本已降到0.75美元以下，年底有望降到0.6美元以下，完全能适应市场的需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动方向，不能一拥而上，走投资驱动模式的老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代表寥寥数语，寓意深远。
“目前创新驱动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创新要素短缺和闲置并存，创新机制不顺畅，创新支撑体系还很不完善，还没有形成创新协同体系和创新合力。”程惠芳告诉记者，在房地产高利润和资源投资高利润条件下，在不同投资类型的收益严重不均的条件下，企业对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动力和能力不足，大量社会资本还不是主要投资于技术创新，资本优势还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
对此，她建议国家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创新与管理，完善要素价格调节机制，正确引导社会和企业把资源和资本投入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转型中去。
“国家应成立政策性的科技银行，各类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成立科技创新基金，加快民间资本向科技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转变。”程惠芳说。
材料是整个产业链的咽喉，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否会导致对新材料的过度需求，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资源大消耗。代表们对此也心存忧虑。
“国外一些国家对战略资源极为重视，深谋远虑，甚至不惜扩张掠夺来达到控制、储备的地步。”身为杭州市化工研究院的专家，姚献平代表认为目前我国许多产品的附加值低，产品结构不合理，使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以“白菜价”出口原材料，却以“白金价”进口其加工产品。他呼吁国家要有效控制和保护战略性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他还提出，要“聪明地”利用资源，依靠科技创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规模，提升产品档次。
路漫漫其修远兮。“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二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一语中的。
“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而根本在人才和科技进步，并且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的机制。”总理话音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