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

来源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uangyi10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制度文明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其概念、理论诞生于改革开放,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制度文明”发挥了作为学术话语的规范性、分析框架的恰适性、叙事方式的有效性的重要学术功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制度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制度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的条件、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意味着制度文明学术研究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制度建设已具世界性意义和文明的价值,制度文明研究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学术提升空间。
其他文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对文化建设的探索就已逐渐展开,并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交相辉映的态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历程分为孕育与萌芽、探索与调适、恢复与重塑、繁荣与发展四个时期,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以人民为中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要着重提高综合国力,夯实物质基础;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传播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话语体
自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江西省委台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开展“党旗飘扬在对台工作岗位上”系列活动,早谋划、早
期刊
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研究视角,本文以我国966家上市公司的微观企业数据作为基准数据集,重点考察全要素生产率和银企关系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上重构价值链活动的影响。因为我国企业海外附属机构的利润不可直接观测,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借助了多项Logit模型进行经验研究。本文针对价值链活动模式进行分类,同时对全要素生产率和银企关系等解释变量进行测量,并且将我国企业价值链重构活动的影响因素分为企业层面特定因素和东道国国家层面因素两个方面。结合多项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以及平均边际效应的计算,本文提出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系在数十载的发展过程中,卓有成效地管理和保护了全国文化遗产。但随着社会变革与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整合、优化,文化遗产管理体系的内外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现有管理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文化遗产管理应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文化遗产管理体系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系统分析,将柔性战略管理理论应用于管理模式建构的实践中,以多维举措构建文化遗产管理新模式,努力实现文化遗产管理阐释教育的目标,着力推动文化遗产管理事业在新时期高质量发展。
电影作为20世纪的大众媒介,在中国的现代发展中成为展示国家形象、塑造民族精神和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载体。本文主要从四个层面阐释百余年中国电影对现代性经验的呈现和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自信:一是中国电影的红色基因,从左翼电影到人民电影,电影见证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二是中国电影塑造主流文化,分析主旋律电影与主流大片的社会功能;三是中国电影参与基层社会的重构,中国革命和改革的现代经验也是通过对基层社会的组织来完成的;四是中国电影正在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显示了文化自信和电影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的崛
“十四五”时期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努力方向,也是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以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使服务供需更加匹配,其基本思路是:坚持需求导向,深化供给侧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公共服务分类协同发展与包容性治理。为此,需要及时更新公共服务理念,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适应民众需求变化,不断创新供给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面向社会需求,深化“放管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起步或初创(1979—1992年)、形成和发展(1993—2012年)以及进一步完善(2013年至今)这三个阶段。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通过Citespace软件对不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作了文献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各个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主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战略的形成和发展主导了上述研究主题在不同阶段的变迁。2013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了蓬勃发展
对于“孔颜之乐”的解读,汉唐诸儒多与“贫而乐”联系起来,将其中的“乐”解读为“乐道”,为清儒以及现代不少学者所采纳。与此不同,程朱多讲“自乐”,不赞同把颜回之乐只是简单地解读为“乐道”,反对把“道”当作一物而乐之。朱熹明确将“贫而乐”之“乐”解读为“超乎贫富之外”的“自乐”,同时并不完全反对把颜回之乐解读为“乐道”,认为颜回之乐是心中有“道”,心中有“仁”,自然而乐,既是“自乐”又包含了“乐道”,是“乐道”与“自乐”的统一。因此他讲“唯仁故能乐”“私欲克尽,故乐”,尤其要求像颜回那样着实做工夫,“博文约礼
通过对《王宰墓志》内容的分析,可知在经历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役失利后,宣宗在大中四年五月至九月间重启了针对党项的大规模作战。与大中二年相比,大中四年之际宣宗对唐军的指挥体系、兵员组成、作战重点均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但受到党项截击交通路线的影响,唐军物资运输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在经过河东节度使专征以及京西北、关东藩帅并行的“双头体制”等尝试后,宣宗命以文臣出身的白敏中全面负责征讨党项事宜,经略方式也由单纯的军事征伐转变为招抚与征讨相结合,最终促成了党项问题的解决。
面向日益纷繁的复杂性社会,不确定性更是充斥其中,计算社会科学就此应运而生。文章从科学与哲学二维视角来探究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限度,厘清计算社会科学的内涵体系,并从规律与理论模型诠释计算社会科学的内核。嵌入复杂性的计算社会科学范式有效地型构出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能指,摒弃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缺陷,以期不断提升社会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至此,面向复杂科学时代下的计算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科学学的新知识谱系,有效契合了科学研究的复杂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