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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博学多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万人传诵的名句,便是出自他之手。苏东坡一生坎坷,屡遭贬谪,曾因“乌台诗案”入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便是他在荒僻偏遠之地为官的写照。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东坡从贬谪地儋州(即今海南岛)乘舟北归,病死于毗陵(即今江苏常州),终年66岁,朝廷追谥“文忠”。
一代文豪 卒于何疾
公元1101年正月,苏东坡结束了长达7年的岭外游官生涯,自韶州度大瘐岭北归。他曾写诗描述了当时的心境:“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五月至真州(今江苏镇江),他与书法家米芾结伴同游金山寺,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诗,竟成绝笔。
当时正值暑热湿盛,苏东坡自觉舟中热不堪耐,夜辄露宿船头,加上饮冷过度,遂患泄泻之疾。他自制黄芪粥饵服后,腹泻稍减。一日,米芾设筵席款待久别重逢的画朋书友,自称“老饕”的苏东坡抱病赴宴,结果“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不得不扫兴而归。自此他胸膈作胀,夜不安寝。苏东坡除却饮食,每日只用人参、茯苓煎煮后代茶饮。在给钱洛明的信中,这位饱经舟车劳顿的文学老人写道:“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细察病状,专是热毒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由此可见,他不仅腹泻不止,而且出现了高热不解、齿龈出血的症状。
他上表朝廷,请求归隐养老,终因病情缠绵不愈,一个多月后“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一代文化巨匠长逝于常州。
后世学者 探究考证
清代学者陆以 在《冷庐医话·慎药》中谈及苏东坡之死时指出,孟浪服药,误用冲剂,是导致其病症不治的原因。他分析说,苏东坡因感受暑湿之邪,复又饮冷而致暴泻不止,此时不宜用黄芪。该药性温味甘,补气升阳,用于脾肺气虚或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才对症。苏东坡外感暑湿之邪,饮冷内伤脾胃,属实证而非虚候。用黄芪药不对症,有“闭门助邪”之虞,故出现腹胀发热、牙龈出血的症状。此非气虚阴伤之病,为邪热内蕴未清,又用人参、麦冬,岂不更贻误病机,火上浇油?从苏东坡发病后的症状和用药来看,陆氏的论点的确是中的之言。
清代文学家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里也谈及苏东坡卒死之因:苏公暴泻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此方出自宋代太医局教授张锐的《鸡峰普济方》,是治疗伏热伤冷、脾胃受湿水谷不分,霍乱吐泻,不思饮食,心胸烦闷的方剂。从药物的配伍来看,正对苏东坡初发的病症。林氏还指出:瘴毒非一味黄芪粥所能解。因暑邪内伤胃腑,故出现病机变化,导致发热、烦渴、牙龈出血等症状,此时应随机应变,用甘露饮、犀角地黄汤等治疗,因为这些中药方具有清热凉血、化湿祛邪的功效。然而,苏东坡却只饮用人参、茯苓、麦冬的煎剂,可谓“药不对症,以致伤生”。林氏从苏东坡疾病发生、演变的过程,指出凡病均应辨证施治,随症投药,从初起的除暑湿清胃热,到后来的清热凉血止血,这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一味温补,反而适得其反,导致病情加重。
可惜满腹经纶的苏东坡聪明反被聪明误,过于自信,以致自戕性命。
温故知新 启迪后人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坡因避暑饮冷而致腹泻,又因用药不当,饮食不节而使病情加重,治疗上只一味地温补,终因失治和误治而逝。以现代传染病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位文学老人长途迁徙,心身疲惫,抵抗力下降,出现急性腹泻,可考虑的疾病有肠炎、细菌性食物中毒、痢疾等。正是由于某个肠道疾病导致的频繁腹泻,使体内的电解质紊乱,酸碱失去平衡,再加上他没有及时辨证择药,只寄希望于单剂温补,以致后期可能因酸中毒、或尿毒症、或毒血症等休克死亡。
从陆、林二氏的分析可知:苏东坡自恃谙知医道,患病后却并未辨证服用清热化湿,凉血解毒之剂,误用温补之方,故未能化险为夷。这对我们今天至少有两点启示:其一,对待病症,一定要首先明确诊断,然后才能对症用药。特别是急病,及时求医才是上策。即使是自我保健措施,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才不致步入自以为是的误区,损害自己的健康乃至性命。其二,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特别是服用补药,更不能盲目嗜服。清代医家徐大椿曾说:“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也。”苏东坡患病后,只服补剂而卒死,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例。
中医治病对祛邪与扶正,是有严格要求的,“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只有在邪气已驱尽,急病已痊愈的情况下,才能用黄芪、人参之类补药扶正,不然就会贻误病情,导致不良后果。因此,不论西药还是中药,都应把握合理、安全、有效的原则,才能让生命之树常青。
一代文豪 卒于何疾
公元1101年正月,苏东坡结束了长达7年的岭外游官生涯,自韶州度大瘐岭北归。他曾写诗描述了当时的心境:“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五月至真州(今江苏镇江),他与书法家米芾结伴同游金山寺,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诗,竟成绝笔。
当时正值暑热湿盛,苏东坡自觉舟中热不堪耐,夜辄露宿船头,加上饮冷过度,遂患泄泻之疾。他自制黄芪粥饵服后,腹泻稍减。一日,米芾设筵席款待久别重逢的画朋书友,自称“老饕”的苏东坡抱病赴宴,结果“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不得不扫兴而归。自此他胸膈作胀,夜不安寝。苏东坡除却饮食,每日只用人参、茯苓煎煮后代茶饮。在给钱洛明的信中,这位饱经舟车劳顿的文学老人写道:“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细察病状,专是热毒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由此可见,他不仅腹泻不止,而且出现了高热不解、齿龈出血的症状。
他上表朝廷,请求归隐养老,终因病情缠绵不愈,一个多月后“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一代文化巨匠长逝于常州。
后世学者 探究考证
清代学者陆以 在《冷庐医话·慎药》中谈及苏东坡之死时指出,孟浪服药,误用冲剂,是导致其病症不治的原因。他分析说,苏东坡因感受暑湿之邪,复又饮冷而致暴泻不止,此时不宜用黄芪。该药性温味甘,补气升阳,用于脾肺气虚或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才对症。苏东坡外感暑湿之邪,饮冷内伤脾胃,属实证而非虚候。用黄芪药不对症,有“闭门助邪”之虞,故出现腹胀发热、牙龈出血的症状。此非气虚阴伤之病,为邪热内蕴未清,又用人参、麦冬,岂不更贻误病机,火上浇油?从苏东坡发病后的症状和用药来看,陆氏的论点的确是中的之言。
清代文学家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里也谈及苏东坡卒死之因:苏公暴泻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此方出自宋代太医局教授张锐的《鸡峰普济方》,是治疗伏热伤冷、脾胃受湿水谷不分,霍乱吐泻,不思饮食,心胸烦闷的方剂。从药物的配伍来看,正对苏东坡初发的病症。林氏还指出:瘴毒非一味黄芪粥所能解。因暑邪内伤胃腑,故出现病机变化,导致发热、烦渴、牙龈出血等症状,此时应随机应变,用甘露饮、犀角地黄汤等治疗,因为这些中药方具有清热凉血、化湿祛邪的功效。然而,苏东坡却只饮用人参、茯苓、麦冬的煎剂,可谓“药不对症,以致伤生”。林氏从苏东坡疾病发生、演变的过程,指出凡病均应辨证施治,随症投药,从初起的除暑湿清胃热,到后来的清热凉血止血,这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一味温补,反而适得其反,导致病情加重。
可惜满腹经纶的苏东坡聪明反被聪明误,过于自信,以致自戕性命。
温故知新 启迪后人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坡因避暑饮冷而致腹泻,又因用药不当,饮食不节而使病情加重,治疗上只一味地温补,终因失治和误治而逝。以现代传染病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位文学老人长途迁徙,心身疲惫,抵抗力下降,出现急性腹泻,可考虑的疾病有肠炎、细菌性食物中毒、痢疾等。正是由于某个肠道疾病导致的频繁腹泻,使体内的电解质紊乱,酸碱失去平衡,再加上他没有及时辨证择药,只寄希望于单剂温补,以致后期可能因酸中毒、或尿毒症、或毒血症等休克死亡。
从陆、林二氏的分析可知:苏东坡自恃谙知医道,患病后却并未辨证服用清热化湿,凉血解毒之剂,误用温补之方,故未能化险为夷。这对我们今天至少有两点启示:其一,对待病症,一定要首先明确诊断,然后才能对症用药。特别是急病,及时求医才是上策。即使是自我保健措施,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才不致步入自以为是的误区,损害自己的健康乃至性命。其二,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特别是服用补药,更不能盲目嗜服。清代医家徐大椿曾说:“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也。”苏东坡患病后,只服补剂而卒死,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例。
中医治病对祛邪与扶正,是有严格要求的,“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只有在邪气已驱尽,急病已痊愈的情况下,才能用黄芪、人参之类补药扶正,不然就会贻误病情,导致不良后果。因此,不论西药还是中药,都应把握合理、安全、有效的原则,才能让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