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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56年的邓一光是当代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
自述为“读了5年小学，4年中学，除去‘文革’学工学农学军，正经读了7年书，高中毕业后下了乡，回城后在工厂当机修钳工，和工友打赌业余读了两年电大”的邓一光，现在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外表冷漠，内心激烈”。
邓一光不曾有过军旅生涯，但有评论认为他描写的是“中国式的巴顿”。事实上，2000年以来，但凡大热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男主人公们必定具有某种“巴顿”式的英雄主义气概。从2001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2005年《亮剑》中的李云龙，甚至2007年《集结号》中的谷子地，莫不如此，而邓一光的“巴顿”创作于1997年——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主人公，独立旅长关山林。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邓一光说：“我看巴顿和别人看巴顿不一样，我喜欢他在北非战场落日下那些怎么都遮掩不住的伤感，而不是他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以及那以后对美利坚政府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这种喜欢和喜欢恺撒、安东尼奥、屈原和辛弃疾有相同之处，是对那种不肯向命运妥协的人物的兴趣。”
邓一光发表于1995年的《父亲是个兵》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单项奖，而1997年的《我是太阳》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2007年《我是太阳》由《亮剑》的原作者都梁改编拍摄为电视剧，将于今年播出。
战争中的人性
《南风窗》：你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代表作都是围绕军人展开，但你并没有军人的履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邓一光：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力量的狂热肯定，一种反抗外来强迫力量介入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正是这些精神力量和行动能力引发了以掠夺、扩张、反掠夺、反扩张为基本目的的战争。人类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选择了战争，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必然会以牺牲自我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惨重的代价。这些战争的特性，让我在写作中关注战争。
《南风窗》：你如何理解“战争中的人性”，以及残酷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邓一光：“子之于室，修我戈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是战争中的人性。毫无疑问，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爱默生在《代表人物》中满怀赞叹地描述了拿破仑、柏拉图、斯维登堡、蒙田、莎士比亚、歌德这些英雄人物。他说，重温英雄人物的事迹，追寻他们的言行，是普通人通往高尚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普鲁塔克在描绘了古希腊与古罗马那些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之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上述两个视角都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
战争生活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活领域，它以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让人类置身于非常态的特殊生存境遇下，诱发和逼迫人类展示人性的选择和被选择，由此，它首先是人性学。
《南风窗》：表达“战争中的人性”似乎越来越成为战争小说和战争影视剧的一个特征，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增加，譬如爱情线索的增加、军人家庭生活开始占据更大比重，譬如士兵和军官开始说脏话等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邓一光：你说的小说和影视应该指的是当代国内小说和影视剧，这类小说和影视剧我看得不多，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脏话，它们不能构成甚至根本不能构成人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的标准，那么文学和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
安托尼努斯大帝在《沉思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它们无权自称为是属于人的东西；人的本性与它们无涉，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于这些东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而且，如果任何这种东西确曾与人相关，蔑视它们和反对它们则不是人的事。”人性的标准是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性、内在性，而不是别的。
国家战争观
《南风窗》：有学者评论认为《集结号》过于强调战争中的人性而去掉了理想性，也忽略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并且试图塑造一种“反英雄的英雄”。例如，影片的监制陈国富接受采访时曾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邓一光：人性和理想性是分割的吗?人性的强调不正是个体生命对正义和非正义的追问吗?人性从来就没有完善过，当然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做到了人性的强调，无疑包含着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深刻质询。
中国电影远不到令受众满意的时候，但它的确在突破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的难关。《集结号》的意义不在于是不是讲述好了一个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战争故事，而是讲述了战争中人的恐惧、失控、变异以及与恐惧、失控和变异不肯妥协的抗争，这比研究和争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更有意义，更符合电影这种形式。
《南风窗》：那么，你如何看待战争体裁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邓一光：政治、宗教、民族、战争，它们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走开，问题是作家和剧作家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它们。以战争为例，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
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无法在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中得到真实的抚慰，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
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和剧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一中国如是，这种情况让人不可思议。
《南风窗》：和这十几年诞生的绝大多数军事题材小说一样，你的创作是围绕国共内战和建国前后(譬如反敌特)展开的作品，针对这段历史，是否存在创作的“禁区”?近年来，大陆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和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和解，是否也影响到你审视历史?
邓一光：那段历史应该定义为主要发生在國共两党之间的关乎国家统一的权力斗争的斗争史。事实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是困难的，有大量的“禁区”，大量的盲点。我不太清楚政党关系的改变是不是会影响到别的作家的写作，但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我写的影视剧本有两部是1970年代以后的军队题材，一部是《归途如虹》，几年前给朋友帮忙写的，一部是《兵峰》，今年8月开机。我感兴趣的不是军队这个题材，而是人。
西方与市场
《南风窗》：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影视剧的编剧工作后，会不会更受到市场的左右?
邓一光：我喜欢剧本创作这种工作，它让我离这个世界近了一些，同时它是一种相对不错的谋生手段。到目前为止，小说创作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小说是写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困惑或焦虑的叙事反映，与其说是谋略，不如说是内心困惑的外显形式。而影视创作则是工业生产，它是谋略，而且常常是很糟糕的谋略，这个糟糕其中之一就是你得考虑拍摄方和所谓市场的糟糕意见。
具体到电视剧《我是太阳》的改编，我和都梁(《亮剑》作者)不是合作关系，编剧是他，导演是安建，还有演员出品方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做。所以说，电视剧《我是太阳》不是我的作品，是都梁和安建的作品。
《南风窗》：那么你怎么看待近些年军事题材剧的兴起，并且广受欢迎?
邓一光：一个民族广普性地关注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你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
《南风窗》：作为中国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家，你怎么看待国外的同类作品?
邓一光：最近读到的小说中，我喜欢的有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我的吃惊在于她那么平静地叙说着逼近的死亡之神，以及她在平静的文字中让我看到了可以穿越死亡的那些细碎的人性之光。巴别尔的《骑兵军》，他让我感受到战争和战争中人的张力如何深深地埋藏在细节之下，以及铁与血如何在他的笔下活过来、活跃起来。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他的小说让我看到苦难和难以宽恕之后的人类希望，那些弱小者巨大的悲悯情怀和对生命的热爱。
《南风窗》：国外的战争电影和国内战争电影相比，是否也是在处理“战争中的人性”这个问题?
邓一光：让我记忆深刻的电影大多不是战争大片，而是一些投资规模并不大的艺术片，比如《索菲的选择》《钢琴家》这样的片子。战争中的人性不是战争片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只是对国内战争片而言，这是一个基础问题。
自述为“读了5年小学，4年中学，除去‘文革’学工学农学军，正经读了7年书，高中毕业后下了乡，回城后在工厂当机修钳工，和工友打赌业余读了两年电大”的邓一光，现在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外表冷漠，内心激烈”。
邓一光不曾有过军旅生涯，但有评论认为他描写的是“中国式的巴顿”。事实上，2000年以来，但凡大热的战争题材影视剧中，男主人公们必定具有某种“巴顿”式的英雄主义气概。从2001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2005年《亮剑》中的李云龙，甚至2007年《集结号》中的谷子地，莫不如此，而邓一光的“巴顿”创作于1997年——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主人公，独立旅长关山林。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邓一光说：“我看巴顿和别人看巴顿不一样，我喜欢他在北非战场落日下那些怎么都遮掩不住的伤感，而不是他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以及那以后对美利坚政府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这种喜欢和喜欢恺撒、安东尼奥、屈原和辛弃疾有相同之处，是对那种不肯向命运妥协的人物的兴趣。”
邓一光发表于1995年的《父亲是个兵》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单项奖，而1997年的《我是太阳》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2007年《我是太阳》由《亮剑》的原作者都梁改编拍摄为电视剧，将于今年播出。
战争中的人性
《南风窗》：你的《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代表作都是围绕军人展开，但你并没有军人的履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邓一光：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力量的狂热肯定，一种反抗外来强迫力量介入的精神品质和行动能力，正是这些精神力量和行动能力引发了以掠夺、扩张、反掠夺、反扩张为基本目的的战争。人类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选择了战争，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必然会以牺牲自我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作为惨重的代价。这些战争的特性，让我在写作中关注战争。
《南风窗》：你如何理解“战争中的人性”，以及残酷的战争中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关系?
邓一光：“子之于室，修我戈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于嗟阔兮，不我活兮!”“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是战争中的人性。毫无疑问，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
爱默生在《代表人物》中满怀赞叹地描述了拿破仑、柏拉图、斯维登堡、蒙田、莎士比亚、歌德这些英雄人物。他说，重温英雄人物的事迹，追寻他们的言行，是普通人通往高尚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普鲁塔克在描绘了古希腊与古罗马那些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之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上述两个视角都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
战争生活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生活领域，它以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让人类置身于非常态的特殊生存境遇下，诱发和逼迫人类展示人性的选择和被选择，由此，它首先是人性学。
《南风窗》：表达“战争中的人性”似乎越来越成为战争小说和战争影视剧的一个特征，譬如军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增加，譬如爱情线索的增加、军人家庭生活开始占据更大比重，譬如士兵和军官开始说脏话等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邓一光：你说的小说和影视应该指的是当代国内小说和影视剧，这类小说和影视剧我看得不多，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脏话，它们不能构成甚至根本不能构成人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的标准，那么文学和影视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
安托尼努斯大帝在《沉思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它们无权自称为是属于人的东西；人的本性与它们无涉，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于这些东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而且，如果任何这种东西确曾与人相关，蔑视它们和反对它们则不是人的事。”人性的标准是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性、内在性，而不是别的。
国家战争观
《南风窗》：有学者评论认为《集结号》过于强调战争中的人性而去掉了理想性，也忽略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并且试图塑造一种“反英雄的英雄”。例如，影片的监制陈国富接受采访时曾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邓一光：人性和理想性是分割的吗?人性的强调不正是个体生命对正义和非正义的追问吗?人性从来就没有完善过，当然是理想的一部分，如果真的做到了人性的强调，无疑包含着对正义和非正义的深刻质询。
中国电影远不到令受众满意的时候，但它的确在突破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的难关。《集结号》的意义不在于是不是讲述好了一个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战争故事，而是讲述了战争中人的恐惧、失控、变异以及与恐惧、失控和变异不肯妥协的抗争，这比研究和争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更有意义，更符合电影这种形式。
《南风窗》：那么，你如何看待战争体裁创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邓一光：政治、宗教、民族、战争，它们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走开，问题是作家和剧作家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待它们。以战争为例，政治家认为战争是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需要，经济学家认为战争是新经济的动力，民粹主义认为战争是发扬民族自尊和发展人种质量的催化剂，如此种种，不同权利主张下的人以不同的话语解释着战争。
实际上，不管什么样的解释，有些问题无法在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中得到真实的抚慰，那就是战争是一部分人迫使其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是人类世界最无法被认定和自我把握的一种状态，甚至是人类制度中一个完整的杀戮或自我杀戮的主干。
我们的主流文学一直在单纯地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单纯地宣扬战争中人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几乎所有从事战争文学写作的中国作家和剧作家都在大肆宣扬国家战争观，当代唯一中国如是，这种情况让人不可思议。
《南风窗》：和这十几年诞生的绝大多数军事题材小说一样，你的创作是围绕国共内战和建国前后(譬如反敌特)展开的作品，针对这段历史，是否存在创作的“禁区”?近年来，大陆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和某种程度上的历史和解，是否也影响到你审视历史?
邓一光：那段历史应该定义为主要发生在國共两党之间的关乎国家统一的权力斗争的斗争史。事实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是困难的，有大量的“禁区”，大量的盲点。我不太清楚政党关系的改变是不是会影响到别的作家的写作，但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
我写的影视剧本有两部是1970年代以后的军队题材，一部是《归途如虹》，几年前给朋友帮忙写的，一部是《兵峰》，今年8月开机。我感兴趣的不是军队这个题材，而是人。
西方与市场
《南风窗》：作为一个小说家，参与影视剧的编剧工作后，会不会更受到市场的左右?
邓一光：我喜欢剧本创作这种工作，它让我离这个世界近了一些，同时它是一种相对不错的谋生手段。到目前为止，小说创作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小说是写作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困惑或焦虑的叙事反映，与其说是谋略，不如说是内心困惑的外显形式。而影视创作则是工业生产，它是谋略，而且常常是很糟糕的谋略，这个糟糕其中之一就是你得考虑拍摄方和所谓市场的糟糕意见。
具体到电视剧《我是太阳》的改编，我和都梁(《亮剑》作者)不是合作关系，编剧是他，导演是安建，还有演员出品方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做。所以说，电视剧《我是太阳》不是我的作品，是都梁和安建的作品。
《南风窗》：那么你怎么看待近些年军事题材剧的兴起，并且广受欢迎?
邓一光：一个民族广普性地关注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你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我觉得不正常。
《南风窗》：作为中国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家，你怎么看待国外的同类作品?
邓一光：最近读到的小说中，我喜欢的有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我的吃惊在于她那么平静地叙说着逼近的死亡之神，以及她在平静的文字中让我看到了可以穿越死亡的那些细碎的人性之光。巴别尔的《骑兵军》，他让我感受到战争和战争中人的张力如何深深地埋藏在细节之下，以及铁与血如何在他的笔下活过来、活跃起来。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他的小说让我看到苦难和难以宽恕之后的人类希望，那些弱小者巨大的悲悯情怀和对生命的热爱。
《南风窗》：国外的战争电影和国内战争电影相比，是否也是在处理“战争中的人性”这个问题?
邓一光：让我记忆深刻的电影大多不是战争大片，而是一些投资规模并不大的艺术片，比如《索菲的选择》《钢琴家》这样的片子。战争中的人性不是战争片要解决的唯一问题，只是对国内战争片而言，这是一个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