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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建党至今，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探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介绍了习仲勋的成长背景，重点分析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活动，最后探讨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对我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仲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意义
习仲勋（1913-2002）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祖籍河南邓州市。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后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不懈探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习仲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贡献，对我们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背景
（一）大革命的失败提出了实践要求
1927年随着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之后陕西的共产党组织发动的起义相继失利。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形势提出开展士兵运动。1930年，习仲勋根据指示到杨虎城部一个营做兵运工作。通过努力，全营各级都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该营逐步被我党所控制。1932年，习仲勋根据省委指示，在换防时举行起义，部队向北，准备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不过途中多次遭遇围追，最终因寡不敌众，起义部队被击散。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习仲勋经常提起这次兵暴的经验和教训：这次兵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开始的兵运运动是正确的，教训就是没有联合农民运动，没有创建根据地打游击。还有就是没有联合更多的进步队伍。对意志不坚定的人员没有及时遣散。最后就是没有明确的旗帜和口号，没有依靠群众。[1]（p23—24）
兵运的失败使得习仲勋认识到急需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当时问题的主要工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
（二）陕西的本土文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富平县，取自“富庶太平”之意。[2]（p208）其本身环境秀美，经济发达，民风淳朴。这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流传着众多颇具特色的文化传说。习仲勋从小就生活在这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大地上，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也培育了习仲勋睿智、勇敢的性格。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国家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同样，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与中国优秀的文化相融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正是因为习仲勋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提供了文化支撑。
（三）陕甘地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
陕甘地区的爱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也受到了影响，他们经过组织，也开始罢课游行、演讲等爱国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在陕甘地区传播。1920年，《秦钟》月刊在陕西旅京学生的努力下开始发行，后来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不仅介绍了大量的进步思想，还对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又有《新时代》《贡献》《促进》《新陇》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对陕甘地区的人民思想解放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进步青年学生，他们开始探讨社会各种问题，提出发展教育是解决闭塞思想的首要条件。[3]（p157—159）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很多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开始尝试与工农相结合。陕甘地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改革开放提供了新契机
建国后，我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实践是产生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又起到指导作用。[4]（p157—159）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需要理论创新来适应新的环境。我国在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这就为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要素
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坚定的信仰；2、实事求是的态度；3、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坚定的信仰是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信仰价值。也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价值观和强大的信仰力量，才能够改变中国，被我党所接受。毛泽东说过：自从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对此就从没有动摇过。[5]（p123）习仲勋作为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者。
习仲勋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那时，他就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26年，当习仲勋还在上中学时，其所在的立诚学校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组，而习仲勋则是该小组的积极分子。那时的习仲勋才13岁，经常在课余时间向农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号召贫困农民团结起来与地主、恶霸斗争。这个经历是习仲勋生平第一次参加革命实践，他认识到只有团结，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遇到的重大挫折，但也让更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当前的形势。习仲勋所在的富平县也产生了政治动荡，习仲勋积极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这一年习仲勋14岁，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他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气魄与态度。这一年年底，习仲勋进入陕西第三师范学习，这所学校具有较完整的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习仲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习仲勋后来因为“三师毒杀案”被反动派抓捕关押于三原看守所。习仲勋并没有因为在监狱而放松革命活动，他和一起被捕的同学向监狱里被捕的人士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起开展积极的革命斗争。正是因为习仲勋在狱中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了这次入狱，1935年在“肃反”运动中他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1962年他又遭康生陷害，被关押16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被平反。 尽管习仲勋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信仰。抗战胜利后，面对即将到来的内战，陕甘宁边区内部有少数人胜利信心不足，习仲勋就说：有共产党在，只要我们团结一起，就不可能失败。在习仲勋眼里，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定胜利。[6]（p119—120）
（二）实事求是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理论。实践证明，不管是对于近代革命，还是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它博大精深，但并不复杂，它所阐述的道理很朴实，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7]（p51）这里的唯物论就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去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实事求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习仲勋作为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用这种态度去面对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习仲勋在一生的革命实践历程中，充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习仲勋在1947年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时，土改会上出现了“左”倾思想，部分人坚持“贫雇农路线”，极力反对中农富农。这种思想导致原本是中农的被认定为富农，没收了财产，极大地破坏了解放区人民的团结和稳定。习仲勋发现这个问题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连续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电说明当前的情况，指出“左”倾错误。毛主席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各地解放区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后来党中央指派习仲勋到绥德等地巡查，及时解决了“左”倾的问题，使得土地改革顺利推进。
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时，由于毗邻香港，两地的发展水平巨大差异使得习仲勋当时很是焦虑。香港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为何差距这么大呢？习仲勋开始对广东20多个县考察，最后得出结论是广东之所以比香港落后这么多，就是因为条条框框的限制太多，束缚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他开始向党中央建议给广东放权，后来他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成立了广东经济特区，经济开始了飞速的发展。这些史实充分体现出，习仲勋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三）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重点就在于始终坚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不是盲目的和被动的，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实践。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优势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目的，群众观是其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不管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取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习仲勋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发扬光大党的这一优良作风，成为群众路线的模范践行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从西北局书记职位调往东北主持工作。在研究高岗的继任者时，毛主席就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是从群众里走出来的，而且年轻有为。[8]（p144—145）之所以习仲勋在毛主席眼里是群众领袖，是因为他始终跟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关心他们，为他们着想。在陕甘革委会工作的时候，习仲勋就组织群众分粮分地，把群众利益放在心里，得到群众的拥护爱戴。
习仲勋在绥德任地委书记时，他就告诉工作人员要时刻想着为52万群众服务。在绥德的一次司法会议上也强调：我们工作的时候要站在群众中间，切身了解他们的需求、想法。不能站到老百姓的头上去，老百姓才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父母。建国后，习仲勋主政陕西时，国家测绘局为了在西安修建一个建筑，占用了老百姓58亩土地，地里的庄稼被推土机推掉。习仲勋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告诫他们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习仲勋不仅要求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时刻关心群众，还教育自己的子女，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为百姓着想。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他能够深切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善于从群众中发现真理，从而成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习仲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现实意义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习仲勋都对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习仲勋：他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坚持实事求是。研究习仲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对我们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国正在大力进行反腐倡廉工作。人们已经看到，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因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有些共产党人在权色面前迷失自己，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信马列信鬼神、信风水、信邪教。党员干部要向习仲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学习，学习他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第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都离不开实事求是。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出新观点、新理论，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要发扬光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的不良风气是目前党风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让党员干部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决克服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如此坚持下去，党风政风一定会越来越好，党的执政基础一定会越来越稳固。（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
参考文献：
[1]阎朦：“习仲勋：‘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史文汇》，2012年第11期，第23一24页.
[2]贾巨川：《习仲勋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3]杨凤城：《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159页.
[4]杨凤城：《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159页.
[5]张静.习仲勋研究现状综述[J]德州学院学报，2013第10期，第12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一120页.
[7]《毛泽东选集》（第1，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8]《怀念习仲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 144-145页.
关键词：习仲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意义
习仲勋（1913-2002）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祖籍河南邓州市。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后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不懈探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习仲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贡献，对我们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背景
（一）大革命的失败提出了实践要求
1927年随着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之后陕西的共产党组织发动的起义相继失利。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形势提出开展士兵运动。1930年，习仲勋根据指示到杨虎城部一个营做兵运工作。通过努力，全营各级都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该营逐步被我党所控制。1932年，习仲勋根据省委指示，在换防时举行起义，部队向北，准备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不过途中多次遭遇围追，最终因寡不敌众，起义部队被击散。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习仲勋经常提起这次兵暴的经验和教训：这次兵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开始的兵运运动是正确的，教训就是没有联合农民运动，没有创建根据地打游击。还有就是没有联合更多的进步队伍。对意志不坚定的人员没有及时遣散。最后就是没有明确的旗帜和口号，没有依靠群众。[1]（p23—24）
兵运的失败使得习仲勋认识到急需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当时问题的主要工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
（二）陕西的本土文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富平县，取自“富庶太平”之意。[2]（p208）其本身环境秀美，经济发达，民风淳朴。这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流传着众多颇具特色的文化传说。习仲勋从小就生活在这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大地上，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也培育了习仲勋睿智、勇敢的性格。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国家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同样，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就必须与中国优秀的文化相融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正是因为习仲勋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提供了文化支撑。
（三）陕甘地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
陕甘地区的爱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也受到了影响，他们经过组织，也开始罢课游行、演讲等爱国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化在陕甘地区传播。1920年，《秦钟》月刊在陕西旅京学生的努力下开始发行，后来又创办了《共进》半月刊，不仅介绍了大量的进步思想，还对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又有《新时代》《贡献》《促进》《新陇》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对陕甘地区的人民思想解放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进步青年学生，他们开始探讨社会各种问题，提出发展教育是解决闭塞思想的首要条件。[3]（p157—159）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很多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开始尝试与工农相结合。陕甘地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改革开放提供了新契机
建国后，我国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实践是产生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又起到指导作用。[4]（p157—159）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需要理论创新来适应新的环境。我国在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这就为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要素
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坚定的信仰；2、实事求是的态度；3、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坚定的信仰是习仲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信仰价值。也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价值观和强大的信仰力量，才能够改变中国，被我党所接受。毛泽东说过：自从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对此就从没有动摇过。[5]（p123）习仲勋作为我党优秀的领导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者。
习仲勋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那时，他就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26年，当习仲勋还在上中学时，其所在的立诚学校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组，而习仲勋则是该小组的积极分子。那时的习仲勋才13岁，经常在课余时间向农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号召贫困农民团结起来与地主、恶霸斗争。这个经历是习仲勋生平第一次参加革命实践，他认识到只有团结，才能发挥更大的力量。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遇到的重大挫折，但也让更多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当前的形势。习仲勋所在的富平县也产生了政治动荡，习仲勋积极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中。这一年习仲勋14岁，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他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气魄与态度。这一年年底，习仲勋进入陕西第三师范学习，这所学校具有较完整的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习仲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习仲勋后来因为“三师毒杀案”被反动派抓捕关押于三原看守所。习仲勋并没有因为在监狱而放松革命活动，他和一起被捕的同学向监狱里被捕的人士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起开展积极的革命斗争。正是因为习仲勋在狱中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除了这次入狱，1935年在“肃反”运动中他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1962年他又遭康生陷害，被关押16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被平反。 尽管习仲勋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信仰。抗战胜利后，面对即将到来的内战，陕甘宁边区内部有少数人胜利信心不足，习仲勋就说：有共产党在，只要我们团结一起，就不可能失败。在习仲勋眼里，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定胜利。[6]（p119—120）
（二）实事求是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理论。实践证明，不管是对于近代革命，还是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它博大精深，但并不复杂，它所阐述的道理很朴实，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7]（p51）这里的唯物论就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去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实事求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习仲勋作为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用这种态度去面对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习仲勋在一生的革命实践历程中，充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习仲勋在1947年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时，土改会上出现了“左”倾思想，部分人坚持“贫雇农路线”，极力反对中农富农。这种思想导致原本是中农的被认定为富农，没收了财产，极大地破坏了解放区人民的团结和稳定。习仲勋发现这个问题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连续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电说明当前的情况，指出“左”倾错误。毛主席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各地解放区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后来党中央指派习仲勋到绥德等地巡查，及时解决了“左”倾的问题，使得土地改革顺利推进。
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时，由于毗邻香港，两地的发展水平巨大差异使得习仲勋当时很是焦虑。香港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为何差距这么大呢？习仲勋开始对广东20多个县考察，最后得出结论是广东之所以比香港落后这么多，就是因为条条框框的限制太多，束缚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他开始向党中央建议给广东放权，后来他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成立了广东经济特区，经济开始了飞速的发展。这些史实充分体现出，习仲勋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三）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重点就在于始终坚持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不是盲目的和被动的，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实践。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优势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目的，群众观是其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不管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取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解放。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习仲勋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发扬光大党的这一优良作风，成为群众路线的模范践行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从西北局书记职位调往东北主持工作。在研究高岗的继任者时，毛主席就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是从群众里走出来的，而且年轻有为。[8]（p144—145）之所以习仲勋在毛主席眼里是群众领袖，是因为他始终跟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关心他们，为他们着想。在陕甘革委会工作的时候，习仲勋就组织群众分粮分地，把群众利益放在心里，得到群众的拥护爱戴。
习仲勋在绥德任地委书记时，他就告诉工作人员要时刻想着为52万群众服务。在绥德的一次司法会议上也强调：我们工作的时候要站在群众中间，切身了解他们的需求、想法。不能站到老百姓的头上去，老百姓才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父母。建国后，习仲勋主政陕西时，国家测绘局为了在西安修建一个建筑，占用了老百姓58亩土地，地里的庄稼被推土机推掉。习仲勋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告诫他们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习仲勋不仅要求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时刻关心群众，还教育自己的子女，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为百姓着想。习仲勋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他能够深切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善于从群众中发现真理，从而成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习仲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现实意义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习仲勋都对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习仲勋：他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坚持实事求是。研究习仲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对我们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国正在大力进行反腐倡廉工作。人们已经看到，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就是因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有些共产党人在权色面前迷失自己，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信马列信鬼神、信风水、信邪教。党员干部要向习仲勋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学习，学习他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第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都离不开实事求是。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丢掉老祖宗，又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出新观点、新理论，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要发扬光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的不良风气是目前党风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让党员干部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增强践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坚决克服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成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如此坚持下去，党风政风一定会越来越好，党的执政基础一定会越来越稳固。（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
参考文献：
[1]阎朦：“习仲勋：‘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史文汇》，2012年第11期，第23一24页.
[2]贾巨川：《习仲勋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3]杨凤城：《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159页.
[4]杨凤城：《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159页.
[5]张静.习仲勋研究现状综述[J]德州学院学报，2013第10期，第12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一120页.
[7]《毛泽东选集》（第1，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8]《怀念习仲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 144-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