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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泛的角度看,虽然草书肇源于前秦,但从特定的意义上讲,它定型于汉、晋,受惠于当时文学、文字学、史学和哲学,特别是佛教、道教和玄学(儒学受到佛教、道教等的影响后出现的变异思想流派)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精神上的解放与思想上的突破使书道的研究和创作都拥有了更开阔的空间,取得了多方面丰硕的文化成果。但初创于汉、晋的草书之道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后来的千余年中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持续翻新出更多异彩纷呈的瑰丽作品。
唐代是中国草书发展的高峰,大家频出,明星璀璨,如欧阳询、虞世南、陆柬之、贺知章、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均可以凭借突出的书道成就自立于草书书道之林。这与唐代儒、释、道三家经典的繁盛和整理,与三教争衡及融合引发的思想活跃,与唐代贞观、天宝盛世的繁盛与法制建设,特别与隋末王通(文中子)、唐初孔颖达、唐中期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推进儒学中兴、接续孔孟道统等,有着多方面重要的关系;也与相关文化艺术的发展,诸如哲学、历史、诗歌、舞蹈、武术等的繁盛有着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各种联系,是大唐气象在草书理念和相关创作上的具体反映。
唐代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跃和思想解放为当时草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在许多领域注重法度和规范成为当时的主要倾向,但是唐代在书道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并辔驰骋也同样使唐代成为书道历史上经典、精品辈出的时代。唐初,有贺知章(659—744)号四明狂客,诗文以绝句见长,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其草书《孝经》亦表现出狂放不羁的特点。中唐又有张旭即张长史,喜饮酒,往往大醉后挥毫作书,或以头发濡墨作书,如醉如痴,世人称之为“张颠”。二人与李白、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等称为“酒中八仙”,并多有草书作品传世。
在唐代草书中,张旭的地位是明显的,传世的草书名帖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称其为“草圣”。文起八代之衰、中兴儒学、率先提倡儒家道统的学者韩愈也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时人还将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词、斐旻的剑舞合称“三绝”。艺术的活跃与融通在当时能碰撞出许多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从张旭的草书中可见一斑。能把草书写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张旭的书道功底在当时可谓古今独步。其楷书、草书均能够出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宋代大书法家黄山谷甚至说:“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可见,张旭之草书能放到极致,与其楷书能工到极致,颇有关联。细观其草书作品,字形字貌似怪而不怪,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纵逸豪放的效果完全出于其修养和个性。较之“二王”的行草书,到张旭狂草则更为狂放、舒展,大小参差错落,如天外飞石落入镜湖,其波澜和气势前无古人,其草书之道充满了强烈的盛唐气象。李白本人流传的书作也是草书,其性格和创作风格都决定了他会钟情于草书,而非法格严明的楷、隶等规范书体。
谈及唐代及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草书,中唐时期的怀素是必须要提到的。其草书出于张芝、张旭,且又有创新,传世名帖有《自序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四十二章经》《七帖》《北亭草笔》等,体现出狂放舒展、气韵通贯、圆劲有力、奔放流畅、没有顾忌、任意而为、一气呵成的新颖风格,虽狂且秀,独具特色。后人将其与张旭并称为“癫章醉素”,并非言其二人都以酒助诗书、几近癫狂,而是充分肯定其在书史上同样重要的作用。李白有《草书歌行》赞其风格。吕总在《读书评》中也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将其狂草列为“妙品”。米芾在《海岳书评》中亦说:“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形象地说明了怀素草书的风格与气势。
在书道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方面,唐初(垂拱年间)的孙过庭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孙过庭出身寒微,四十岁后始任率府录事参军,并很快以高洁遭谗而去官,遂以专注书写和书论而寄怀,兼长楷、行、草诸体。其草书质朴妍美,用锋变化多端,笔势纵横洒脱,虽不尽狂放,但草书之风采已能充分施展,是典型规矩的小草。在继承“二王”的传统方面,孙过庭是非常用心的,宋代米芾以为唐草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孙过庭的传世名帖有《千字文》《景福殿赋》和《书谱》等,后者不仅是书道精品,也是著名的书道理论专论,内容体现了草书的基本规范和理性追求。宋高宗赵构评曰:“《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关于书道,《书谱》中有很多精辟的独到见解,尤其对运笔时的意识和变化多有探讨,故在唐宋间书界亦称其为“运笔论”。孙过庭在实践和思索之后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这里所谓的“理”,亦即后人所谓的“道”。孙过庭所提出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著名书道观,以及“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制”的草书原则,不仅对草书创作有所指导,对其他书体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唐以后,草书虽代有大家,异彩纷呈,但难出汉唐藩篱。
唐五代以后,书道领域代有创新、最为出彩的主要在草书的发展方面。五代时杨凝式擅长狂草,放浪不羁;宋代经帝王推崇,不仅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有张芝、张旭遗风;相传岳飞书写的《出师表》(疑为伪作),气韵结体均有上乘表现,亦有怀素遗韵;米芾、宋高宗赵构等人的行草书均入“能品”;黄庭坚楷书借鉴《瘞鹤铭》,舒展奔放,草书曾效法怀素、张旭,任意挥洒,行书则从峡谷见渔翁荡桨而悟得笔法,使其楷、行、草三体相互支撑,相互生发,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书道风格。宋徽宗赞曰:“黄书如饱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居高临下,无不如意。”其余还有蔡襄、苏洵、苏轼、薛绍彭等,草书成就亦颇可观。
元祚虽短,然文化和书道在拓展和动荡中亦有丰富和发展。一方面宋末元初受理(道)学影响,不少学者批评宋代书家过于纵情,少有规范;另一方面也有赵孟頫、杨维桢、鲜于枢、吴镇、饶介、康里巙、虞集、姚燧、揭傒斯等继续探索,对元以前的草书进行了继承和梳理。至明代,宋克首以章草出名,兼长小楷,其《急就章》为中年作品,成熟老练,承汉代遗风而有自身特点,以其为首,当时的“三宋二沈(宋克、宋璲、宋濂、沈度、沈粲)”均以草书闻名。在明朝可与宋克比肩且成就最为突出的应是徐渭和董其昌,其他还有文徵明、祝允明、文彭、张瑞图等,在草书创作方面自成一家。
以徐渭为例,其狂放的草书因与其粗犷的大写意绘画融入一炉,故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特色鲜明,其作品在苍劲雄风中蕴涵着质朴、灵秀的气韵。徐渭自评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陶望龄在《歇庵集》中说:“渭行草书精伟奇杰。”袁宏道在《中郎集》则赞曰:“文长(徐渭字)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这里通过“书神”“散圣”“字林侠客”等评价,将徐渭高出时人、特立独行尽数显现出来了。
至清代,基于社会的融合与“汉学”的复兴,草书也出现了新的繁荣。王铎、傅山、朱耷、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等在草书方面的成就可谓独具风采。以傅山为例,其在诗、文、书、画、经、史、医、药诸方面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在清初诸儒中无人出其右,并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其书尊颜真卿,倡导“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傅山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画征录》曰:“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在其草书中亦渗透出孤高品格和感人气节。傅山的作品众体兼备,奇姿百出,草书气势雄迈,任笔纵横,书论极力颠覆一味模仿前贤的“奴俗”书风。与傅山相比,王铎的精熟、朱耷的超俗、邓石如的金石味、包世臣的魏晋风等,都为清代草书的百花园增添了异彩,值得后人借鉴和参考。近年来,王铎的草书曾受到热捧,因其既参章草,又参隶、参行,虽曾法二王、米芾、(赵)子昂,但以任意飞腾、跃动挥洒、纵笔取势的特色取代了时尚(主要指馆阁体)柔美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草书特色,颇有文人气。然书界学者论之,其书失之以太熟、太精,多失草书的拙朴之美。
近代以来,草书亦有多方面的发展,民国时即有于右任兼长诸体,倡导《标准草书》,为当时巨擘。在草书创作上颇有造诣的还有徐世昌、王世镗、陈三立、李浚之、吴士鉴、罗复堪、瞿良士、吴待秋、毛泽东、郭沫若、康生、林散之、潘伯鹰、潘学固、费新我、高二适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亦有北京的徐之谦以标准写法传承草书遗绪,使其后草书仍有传人。
今存的历代书论,在草书出现后论述渐多,也较有形而上的视角和色彩。较早的有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徐锴的《辨草书》和蔡邕的《笔赋》等,基本是从不同的方面延续传统书道“立象见意”的理论,通过探索草书表现(法象)和情趣(审美)的规律而催生“放逸生奇”“临时从宜”(崔瑗语)的书道创新。而蔡邕论书,直接用道家思想及其阴阳自然学说阐发书道精神:“夫学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生,阳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蔡邕认为,在书写之前须“先散怀抱,任情恣性”“默坐静想,随意所适”,方可达到“师法造化”、书出心源的理想境界。赵壹的《非草书》虽然表达了当时正统文人对书界重技艺、轻传道倾向的批评,但也从消极方面也证实了草书在初创阶段就已带有的实践探索和内在理念的追求。可见草书之道,包括书写实践和美学感受,早在汉晋之时就已经奠定基调。
草书,尤其是草稿、信札等,原本是文人和职业书写者的专利。在同时、同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形势、气韵、妙法、文雅、风骨、品藻、神逸、格调、禅意等的崇尚和追求变化,起初都是在文人的小范围中进行交流的,是无障碍的和可以时时出新的随机随意的尝试与品鉴,并有着欣赏和自主激励的丰厚土壤。故而可以说,草书是“精神贵族”中的一种书道游戏,“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王羲之语)。
汉魏以来,草书之道一直在追求气势、节奏、筋骨、意象、动静、虚实,也更强调韵味和品格,崇尚打破常规、在未知和变化中生成的整体效果。在所有书体中,草书是最活跃、最出彩、最具挑战性,也是难度最高、美学价值最丰富的书体。如刘熙载《艺概》所言:“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
当然,作为草书,与其他书体的发展变化也是有关联的,受楷书、隶书、魏碑、行书、简牍书体等的影响,草书的变化也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古人常论:善写草书须有楷书根底。但同是讲规则,两种书体的发展方向却大相径庭,这便是中国书道的奥妙所在。书写草书非尽其潦草之能事就可达到一定境界,还必须有整个书道传统的修养,必须要追求笔纸合一、心手合一、文道合一的造化境界。有时,甚至书写者本身都不能想象所写作品最终的效果,往往兴致情绪所到,即能生出梦花之笔。唐代张旭经常酒后用头发蘸墨书写,酒醒之后再写,难有同样效果,他自己也认为很奇怪,这也验证了草书在出现后就一直给书写者和观赏者带来的难以用言语说明的玄妙感觉。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蒙)
唐代是中国草书发展的高峰,大家频出,明星璀璨,如欧阳询、虞世南、陆柬之、贺知章、孙过庭、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均可以凭借突出的书道成就自立于草书书道之林。这与唐代儒、释、道三家经典的繁盛和整理,与三教争衡及融合引发的思想活跃,与唐代贞观、天宝盛世的繁盛与法制建设,特别与隋末王通(文中子)、唐初孔颖达、唐中期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推进儒学中兴、接续孔孟道统等,有着多方面重要的关系;也与相关文化艺术的发展,诸如哲学、历史、诗歌、舞蹈、武术等的繁盛有着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各种联系,是大唐气象在草书理念和相关创作上的具体反映。
唐代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跃和思想解放为当时草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在许多领域注重法度和规范成为当时的主要倾向,但是唐代在书道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并辔驰骋也同样使唐代成为书道历史上经典、精品辈出的时代。唐初,有贺知章(659—744)号四明狂客,诗文以绝句见长,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其草书《孝经》亦表现出狂放不羁的特点。中唐又有张旭即张长史,喜饮酒,往往大醉后挥毫作书,或以头发濡墨作书,如醉如痴,世人称之为“张颠”。二人与李白、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等称为“酒中八仙”,并多有草书作品传世。
在唐代草书中,张旭的地位是明显的,传世的草书名帖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称其为“草圣”。文起八代之衰、中兴儒学、率先提倡儒家道统的学者韩愈也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时人还将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词、斐旻的剑舞合称“三绝”。艺术的活跃与融通在当时能碰撞出许多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从张旭的草书中可见一斑。能把草书写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张旭的书道功底在当时可谓古今独步。其楷书、草书均能够出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宋代大书法家黄山谷甚至说:“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可见,张旭之草书能放到极致,与其楷书能工到极致,颇有关联。细观其草书作品,字形字貌似怪而不怪,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纵逸豪放的效果完全出于其修养和个性。较之“二王”的行草书,到张旭狂草则更为狂放、舒展,大小参差错落,如天外飞石落入镜湖,其波澜和气势前无古人,其草书之道充满了强烈的盛唐气象。李白本人流传的书作也是草书,其性格和创作风格都决定了他会钟情于草书,而非法格严明的楷、隶等规范书体。
谈及唐代及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草书,中唐时期的怀素是必须要提到的。其草书出于张芝、张旭,且又有创新,传世名帖有《自序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四十二章经》《七帖》《北亭草笔》等,体现出狂放舒展、气韵通贯、圆劲有力、奔放流畅、没有顾忌、任意而为、一气呵成的新颖风格,虽狂且秀,独具特色。后人将其与张旭并称为“癫章醉素”,并非言其二人都以酒助诗书、几近癫狂,而是充分肯定其在书史上同样重要的作用。李白有《草书歌行》赞其风格。吕总在《读书评》中也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将其狂草列为“妙品”。米芾在《海岳书评》中亦说:“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形象地说明了怀素草书的风格与气势。
在书道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方面,唐初(垂拱年间)的孙过庭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孙过庭出身寒微,四十岁后始任率府录事参军,并很快以高洁遭谗而去官,遂以专注书写和书论而寄怀,兼长楷、行、草诸体。其草书质朴妍美,用锋变化多端,笔势纵横洒脱,虽不尽狂放,但草书之风采已能充分施展,是典型规矩的小草。在继承“二王”的传统方面,孙过庭是非常用心的,宋代米芾以为唐草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孙过庭的传世名帖有《千字文》《景福殿赋》和《书谱》等,后者不仅是书道精品,也是著名的书道理论专论,内容体现了草书的基本规范和理性追求。宋高宗赵构评曰:“《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关于书道,《书谱》中有很多精辟的独到见解,尤其对运笔时的意识和变化多有探讨,故在唐宋间书界亦称其为“运笔论”。孙过庭在实践和思索之后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这里所谓的“理”,亦即后人所谓的“道”。孙过庭所提出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著名书道观,以及“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制”的草书原则,不仅对草书创作有所指导,对其他书体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唐以后,草书虽代有大家,异彩纷呈,但难出汉唐藩篱。
唐五代以后,书道领域代有创新、最为出彩的主要在草书的发展方面。五代时杨凝式擅长狂草,放浪不羁;宋代经帝王推崇,不仅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有张芝、张旭遗风;相传岳飞书写的《出师表》(疑为伪作),气韵结体均有上乘表现,亦有怀素遗韵;米芾、宋高宗赵构等人的行草书均入“能品”;黄庭坚楷书借鉴《瘞鹤铭》,舒展奔放,草书曾效法怀素、张旭,任意挥洒,行书则从峡谷见渔翁荡桨而悟得笔法,使其楷、行、草三体相互支撑,相互生发,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书道风格。宋徽宗赞曰:“黄书如饱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居高临下,无不如意。”其余还有蔡襄、苏洵、苏轼、薛绍彭等,草书成就亦颇可观。
元祚虽短,然文化和书道在拓展和动荡中亦有丰富和发展。一方面宋末元初受理(道)学影响,不少学者批评宋代书家过于纵情,少有规范;另一方面也有赵孟頫、杨维桢、鲜于枢、吴镇、饶介、康里巙、虞集、姚燧、揭傒斯等继续探索,对元以前的草书进行了继承和梳理。至明代,宋克首以章草出名,兼长小楷,其《急就章》为中年作品,成熟老练,承汉代遗风而有自身特点,以其为首,当时的“三宋二沈(宋克、宋璲、宋濂、沈度、沈粲)”均以草书闻名。在明朝可与宋克比肩且成就最为突出的应是徐渭和董其昌,其他还有文徵明、祝允明、文彭、张瑞图等,在草书创作方面自成一家。
以徐渭为例,其狂放的草书因与其粗犷的大写意绘画融入一炉,故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特色鲜明,其作品在苍劲雄风中蕴涵着质朴、灵秀的气韵。徐渭自评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陶望龄在《歇庵集》中说:“渭行草书精伟奇杰。”袁宏道在《中郎集》则赞曰:“文长(徐渭字)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这里通过“书神”“散圣”“字林侠客”等评价,将徐渭高出时人、特立独行尽数显现出来了。
至清代,基于社会的融合与“汉学”的复兴,草书也出现了新的繁荣。王铎、傅山、朱耷、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等在草书方面的成就可谓独具风采。以傅山为例,其在诗、文、书、画、经、史、医、药诸方面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在清初诸儒中无人出其右,并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其书尊颜真卿,倡导“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傅山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画征录》曰:“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在其草书中亦渗透出孤高品格和感人气节。傅山的作品众体兼备,奇姿百出,草书气势雄迈,任笔纵横,书论极力颠覆一味模仿前贤的“奴俗”书风。与傅山相比,王铎的精熟、朱耷的超俗、邓石如的金石味、包世臣的魏晋风等,都为清代草书的百花园增添了异彩,值得后人借鉴和参考。近年来,王铎的草书曾受到热捧,因其既参章草,又参隶、参行,虽曾法二王、米芾、(赵)子昂,但以任意飞腾、跃动挥洒、纵笔取势的特色取代了时尚(主要指馆阁体)柔美的风格,形成了自己的草书特色,颇有文人气。然书界学者论之,其书失之以太熟、太精,多失草书的拙朴之美。
近代以来,草书亦有多方面的发展,民国时即有于右任兼长诸体,倡导《标准草书》,为当时巨擘。在草书创作上颇有造诣的还有徐世昌、王世镗、陈三立、李浚之、吴士鉴、罗复堪、瞿良士、吴待秋、毛泽东、郭沫若、康生、林散之、潘伯鹰、潘学固、费新我、高二适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亦有北京的徐之谦以标准写法传承草书遗绪,使其后草书仍有传人。
今存的历代书论,在草书出现后论述渐多,也较有形而上的视角和色彩。较早的有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徐锴的《辨草书》和蔡邕的《笔赋》等,基本是从不同的方面延续传统书道“立象见意”的理论,通过探索草书表现(法象)和情趣(审美)的规律而催生“放逸生奇”“临时从宜”(崔瑗语)的书道创新。而蔡邕论书,直接用道家思想及其阴阳自然学说阐发书道精神:“夫学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生,阳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焉。”蔡邕认为,在书写之前须“先散怀抱,任情恣性”“默坐静想,随意所适”,方可达到“师法造化”、书出心源的理想境界。赵壹的《非草书》虽然表达了当时正统文人对书界重技艺、轻传道倾向的批评,但也从消极方面也证实了草书在初创阶段就已带有的实践探索和内在理念的追求。可见草书之道,包括书写实践和美学感受,早在汉晋之时就已经奠定基调。
草书,尤其是草稿、信札等,原本是文人和职业书写者的专利。在同时、同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形势、气韵、妙法、文雅、风骨、品藻、神逸、格调、禅意等的崇尚和追求变化,起初都是在文人的小范围中进行交流的,是无障碍的和可以时时出新的随机随意的尝试与品鉴,并有着欣赏和自主激励的丰厚土壤。故而可以说,草书是“精神贵族”中的一种书道游戏,“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王羲之语)。
汉魏以来,草书之道一直在追求气势、节奏、筋骨、意象、动静、虚实,也更强调韵味和品格,崇尚打破常规、在未知和变化中生成的整体效果。在所有书体中,草书是最活跃、最出彩、最具挑战性,也是难度最高、美学价值最丰富的书体。如刘熙载《艺概》所言:“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
当然,作为草书,与其他书体的发展变化也是有关联的,受楷书、隶书、魏碑、行书、简牍书体等的影响,草书的变化也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古人常论:善写草书须有楷书根底。但同是讲规则,两种书体的发展方向却大相径庭,这便是中国书道的奥妙所在。书写草书非尽其潦草之能事就可达到一定境界,还必须有整个书道传统的修养,必须要追求笔纸合一、心手合一、文道合一的造化境界。有时,甚至书写者本身都不能想象所写作品最终的效果,往往兴致情绪所到,即能生出梦花之笔。唐代张旭经常酒后用头发蘸墨书写,酒醒之后再写,难有同样效果,他自己也认为很奇怪,这也验证了草书在出现后就一直给书写者和观赏者带来的难以用言语说明的玄妙感觉。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