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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兰亭论坛”于2015年4月22日至23日在浙江绍兴兰亭书法博物馆举行。其中兰亭论坛上，专家与青年学者们的对话环节成为本次论坛的一个亮点，杉村邦彦、王连起、王玉池、祁小春、陈振濂来自国内外的五位“王学”专家参与了对话，为青年学者关于“王学”研究中的种种疑问进行了解答。本文特选出其中代表性的对话，整理成文，希望此文能够为广大读者答疑解惑。
高帅：陈振濂先生，唐代的书家能否见到大量的二王真迹？在当时的受众面是怎样的？另外，在唐太宗时期既然有大量的真迹，为什么却是《兰亭序》的影响最大，除了唐太宗的大力推荐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陈振濂：在过去印刷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普通的书家要见到王羲之的真迹是不可能的。范围应该是在唐太宗周围书法写得非常好的几个大臣。唐代楷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是因为唐代书法家见到了王羲之的真迹，于是唐代的书法就开始走向繁盛，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楷书的实用性是自身发展的动力，唐楷成熟以后实用的动力一般远远大于书法家们在宫里看到的这些作品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像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家，他们具有两面性的，在实用方面使用自己的楷书，但是在宫里又讨论王羲之的墨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唐太宗对王羲之墨迹的收藏，为什么唐代书法不受王羲之的影响？其实在王连起先生提到《兰亭论辩》里面已经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唐代勾摹王羲之的《万岁通天帖》《兰亭序》和唐代的刻帖以及王羲之写的现在流传的几个石刻非常像。所以，唐摹的《兰亭序》里面，其实已经不是魏晋的真摹，而是勾摹的时候已经加进去了很多唐代的审美趣味。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摹拓之别》。石刻在刻与拓的过程中都会产生误差。以致石刻到最后效果成型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勾摹我认为也是有的。因为勾摹后的《兰亭序》，已经明显有唐代书法的趣味了。唐代勾摹的专家在勾摹的过程中不是完全按照王羲之的尺牍去做。而是潜在的受唐代书法的审美所影响，他虽然崇拜王羲之，但他自己去倡导，他倡导楷书的严谨、稳定。因此，勾摹的专家也完全有可能在勾摹过程中预想最后的效果要符合皇上的审美趣味。于是他在勾摹的时候会把很多唐代的技法加进去。2011年在故宫举办“王羲之的书法真相”活动时，将《兰亭序》中的“之”字单列了出来，与唐代书法和王羲之的《初月帖》等对比。当问及参加活动的人，《兰亭序》更像唐代书法还是王羲之其他手札时。结果，大部分人认为《兰亭序》和唐代的楷书和行草书更像，《兰亭序》用笔的动作、习惯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羲之的手札也是双钩的，不是直接写出来的，那是魏晋流传到现在的。他的书法远远不像，反而和唐代的楷书像。因此，我们今天再看王羲之，其实有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魏晋，第二个视角是站在唐代的立场上。其实看待《兰亭序》，只需要告诉我唐代书法是甲、王羲之手札是乙、《兰亭序》在中间，《兰亭序》到底更靠近甲还是乙？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观察到的，所以，为什么唐代这么多人写出来的作品没有一个像《万岁通天帖》的，就是这个道理。那时候的王羲之书法已经是在唐代趣味笼罩之下的。
王字平：祁小春老师的《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中提及《丧乱帖》研究定义，书中没有给出《丧乱帖》具体的书写时间。依照虞龢的《论书表》，唐修晋史记载，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判断依据的话，则从《丧乱帖》与《兰亭序》的释文可以比较看出来。但是如何仔细临摹这两个帖，从风格上，我个人感觉《兰亭序》的用笔比较复杂，《丧乱帖》的用笔更加刚劲有力。除去《十二帖》写作的心情不同之外，考虑到王羲之晚年患有肝病，《丧乱帖》更有气概，能否试想因此《丧乱帖》的写作应在《兰亭序》之前。日本判断《丧乱帖》写于永和十二年，《兰亭序》写于永和九年。我想请教祁小春老师，当时是这样判断的吗？
祁小春：我对于研究《丧乱帖》下了一定的功夫，在《山阴道上》里面，我有一个杂记，提出《丧乱帖》可能是一件底稿。也就是说他还要重新誊写一遍才能完成正式稿。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这种吊唁的书信应该是楷书书写，才是合乎礼仪的。他前面两三行还写得比较规整，后面越写越乱，而且他的草法不是《十七帖》的标准的草法，而是有点随意。可能旨在先把它完成了，然后再誊写一遍。引用韩玉涛先生的话：“这是一件从行楷书往草书过渡的绝世佳品。”他认为王羲之往里面注入了很强烈的创作意识，手札中“奈何奈何”、“悲乎痛哉”这些话，都表明王羲之内心很悲哀。不可否认王羲之是很悲哀，但是我们看到唐人书里的内容，知道他是套用当时吊丧帖的模式写出来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谨慎了，我们不能看到某书法家今天很高兴，我们就认为他心情很高兴，由此简单地建立作品内容与风格之间的关系。《丧乱帖》与《兰亭序》比较，时间先后以及你认为它应该是在《兰亭序》之前。我认为不能通过风格论来断定时代，这是我们做文献一个铁的规则，风格论是不能很有力地证实的，因为它是主观感觉性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只能通过文献考证。王玉池先生曾做了考证，认为“先墓”，实际上还有在旧京也有先墓，王玉池先生认为确定先墓的地点即可以确定《丧乱帖》的时间。因为王羲之的先墓所在地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在山东琅琊临沂，还有一个在旧京洛阳，那指的是哪个呢？如果说确定在琅琊临沂先墓的话，时间基本上根据历史的记载事件是可以确定的，如果说确定在洛阳，也是可以通过历史事件记载。这种是一个文献考证。在这点上杉村邦彦先生不赞同王玉池先生的观点，王玉池先生认为《丧乱帖》的先墓就是今天的旧京先墓。杉村邦彦指出正因为王羲之要区别旧京的先墓和临沂的先墓，所以就加了一个“旧京”，这点可以去争论。我觉得从文献的角度来判定时间是最靠谱的；风格论基本上不能作为考证的一个手段。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我在大学里教学，包括跟学者讨论，我时常感觉他们很喜欢谈风格论，而风格论是不能作为证据的，例如，《兰亭序》地风格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的，已经经过唐人有意识的修改，以投皇上所好。因此将他们通过风格来判断书写时间先后，是靠不住的。
岳小艺：陈老师您好，我们在还原王羲之真相的过程中，往往是从后世的记载中寻找线索，在这个考证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再者，我们在还原王羲之真相外，对王羲之的研究有无新的拓展空间，除了考证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请您提点指教，谢谢。 陈振濂：我认为像王羲之，其实他始终是个谜。既然是谜，首先第一个任务便是弄清楚它的真相。真相，需要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才行，靠风格分析等等，是不可靠的。因为真正的作品它其实是科学的，哪怕是艺术行为，它也必须去强调科学性。证据要具有说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献考证是王羲之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在场的这几位专家都是这领域研究的高手。关于第二个问题，既然大家认定王羲之是书法家，除了文献考证以外，应该有书法的内容，但是书法是艺术，书法有学术的内容，但它本身归类是艺术。因此，艺术感和书法它应该有自己的解读角度，但是它的解读角度必须是在文献里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作出解读。解读的角度和历史的手法是不一样的，解读的方式首先是一条模式，其次叫做艺术史研究，研究者必须对艺术有体验。比如说王羲之的书法到底是在什么地位？如果把它的《万岁通天帖》里面的线条拿来理一遍，你会发现我得出来的结论是和唐代的楷书背道而驰的。唐代楷书的每一笔有提按顿挫，这些要素在王羲之以前的各种各样模板里面很多是不具备的，或者说很多是缺失的。假设，唐代以后的提按顿挫是100%，那么看魏晋书法的时候这些技法动作的意识，可能只有60%，甚至50%。汉字本身是具有约束作用的，提按顿挫是要有的，但是全面的顿挫肯定是唐太宗以后。这样来看，它应该有另外一个脉络的研究，比如说图像、技法和意识，在这方面是文献无法解决的。文献只是说清楚历史上孰是孰非。在艺术分析方面，论据不能是个人的感受，而是需要严格的图像分析来证明。其实用艺术的图像和技法意识来证明是极其具有说服力的，这样的结论是使大家信服的，但各个高校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认为，在图像的研究方面，它是与文献的研究相辅相成的。但是即使是做图像的研究，文献研究也是它的基础。
蔡思超：各位专家老师好，我们在判定王羲之作品书写时期时，首先是通过文献资料，这是最确切的判定年代的方法，没有文献资料的时候往往会依据风格来判定年代。王羲之的晚年作品是明显区别于西晋古体的新书风，我们看到部分带有西晋的章草痕迹的作品时，便往往判断是其早期的作品，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书风已经很成熟的晚期，也有写西晋书风的情况，因此，依据从西晋到东晋书体变化来判断早晚是不是显得不够充分？
王连起：刚才的对话中提到文献考证和艺术风格的判断的问题，在文献不足以解决问题时，特别是唐宋元明清的书法，还有大量的绘画，是必须要靠艺术风格来确定真伪的。这对鉴定者的要求很高，如果鉴定者对于画家或者书家其一生的风格变化完全认识，那么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所以鉴定书画最基本问题是辨伪必须识真。这里有很多，尤其是晚期必须靠作品去认识它的真面貌，但是也会遇到没有文献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认识？赵孟頫说，“兰亭者，新体之祖也”，就是说大量的伪真体是旧体，所以他很多带隶书笔意的，我也讲了像《姨母帖》，也讲到庾翼看到王羲之的字，与张芝的字对比起来，感叹道“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姨母帖》来否定《兰亭序》，也不能通过《丧乱帖》来否定《姨母帖》，王羲之风格的多样性与后人评价一样。虞龢《论书表》中载，一方面是高古，另一方面是妍媚、漂亮。所以在通过风格判断外还需要有史料考证。
徐淑坤：各位老师好，我今天要请教的是王连起老师，王老师在《兰亭序考》一文中有这么两句话：“所谓唐传宋，虞世南、褚遂良时代虽晚，但其逼真的程度，除所谓的冯摹本之外，似乎就不让其他任何摹本了。”我的问题是《兰亭序》在没有真迹的情况下，判断各种版本《兰亭序》逼真程度的方法。
王连起：判断各个版本的逼真程度的标准，是米芾留下的标准。他曾记录他拥有过两个版本，一本为王遂本，另一版本为四大家翻本的第二本。他讲到这里一些字的特点例如一些字的回钩，像“长”的回钩，甚至一些毛笔开叉造成的笔画的飞白，这些特点在冯承素摹本里都有体现。而在其他的临摹本中是看不出来的。而所以我说它应该是最接近的。标准就是米芾《书史》记载的。
白锐：各位老师好，我想请问杉村老师一个问题：在《兰亭序》的研究中，中国、日本还有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论上面有什么不同？谢谢。
杉村邦彦：关于《兰亭序》的研究，在日本尤其是近代还是比较深入的，日本非常有名的汉学家中田勇次郎曾经出版过很多重要的关于王羲之的书，他也参与过《王羲之全集》的编辑，对王羲之这个时代的书法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也有一些文章发表。他觉得中日双方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什么不同，并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的研究比日本更加深入。再补充一点，日本在《兰亭序》的研究上，曾经在江户时代出过一本书叫《兰亭纪元考》，对“禊”的研究上可能日本方面的研究更深入一些。
郭德军：各位专家好，我想请问杉村邦彦先生，介绍一下当代日本关于在王羲之尺牍方面的研究和最新的动态？
杉村邦彦：关于王羲之尺牍的研究主要是解读其文本非常困难，在日本是中田勇次郎先生，他对于王羲之尺牍的文本研究很深入，对王羲之的尺牍都有详细的释文。广岛大学的森野繁夫，最近也出版了《王羲之全集》和关于王羲之尺牍的释文的书。现在在王羲之尺牍文本解释上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说《丧乱帖》后面的断帖，它的文章究竟怎么解释？怎么翻译？这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议。另外，森野繁夫也出了王羲之的释文，以及对王羲之语汇进行了总结，这是对王羲之尺牍研究目前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著作。
高帅：陈振濂先生，唐代的书家能否见到大量的二王真迹？在当时的受众面是怎样的？另外，在唐太宗时期既然有大量的真迹，为什么却是《兰亭序》的影响最大，除了唐太宗的大力推荐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陈振濂：在过去印刷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普通的书家要见到王羲之的真迹是不可能的。范围应该是在唐太宗周围书法写得非常好的几个大臣。唐代楷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是因为唐代书法家见到了王羲之的真迹，于是唐代的书法就开始走向繁盛，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楷书的实用性是自身发展的动力，唐楷成熟以后实用的动力一般远远大于书法家们在宫里看到的这些作品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像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家，他们具有两面性的，在实用方面使用自己的楷书，但是在宫里又讨论王羲之的墨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唐太宗对王羲之墨迹的收藏，为什么唐代书法不受王羲之的影响？其实在王连起先生提到《兰亭论辩》里面已经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唐代勾摹王羲之的《万岁通天帖》《兰亭序》和唐代的刻帖以及王羲之写的现在流传的几个石刻非常像。所以，唐摹的《兰亭序》里面，其实已经不是魏晋的真摹，而是勾摹的时候已经加进去了很多唐代的审美趣味。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摹拓之别》。石刻在刻与拓的过程中都会产生误差。以致石刻到最后效果成型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勾摹我认为也是有的。因为勾摹后的《兰亭序》，已经明显有唐代书法的趣味了。唐代勾摹的专家在勾摹的过程中不是完全按照王羲之的尺牍去做。而是潜在的受唐代书法的审美所影响，他虽然崇拜王羲之，但他自己去倡导，他倡导楷书的严谨、稳定。因此，勾摹的专家也完全有可能在勾摹过程中预想最后的效果要符合皇上的审美趣味。于是他在勾摹的时候会把很多唐代的技法加进去。2011年在故宫举办“王羲之的书法真相”活动时，将《兰亭序》中的“之”字单列了出来，与唐代书法和王羲之的《初月帖》等对比。当问及参加活动的人，《兰亭序》更像唐代书法还是王羲之其他手札时。结果，大部分人认为《兰亭序》和唐代的楷书和行草书更像，《兰亭序》用笔的动作、习惯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羲之的手札也是双钩的，不是直接写出来的，那是魏晋流传到现在的。他的书法远远不像，反而和唐代的楷书像。因此，我们今天再看王羲之，其实有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魏晋，第二个视角是站在唐代的立场上。其实看待《兰亭序》，只需要告诉我唐代书法是甲、王羲之手札是乙、《兰亭序》在中间，《兰亭序》到底更靠近甲还是乙？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观察到的，所以，为什么唐代这么多人写出来的作品没有一个像《万岁通天帖》的，就是这个道理。那时候的王羲之书法已经是在唐代趣味笼罩之下的。
王字平：祁小春老师的《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中提及《丧乱帖》研究定义，书中没有给出《丧乱帖》具体的书写时间。依照虞龢的《论书表》，唐修晋史记载，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判断依据的话，则从《丧乱帖》与《兰亭序》的释文可以比较看出来。但是如何仔细临摹这两个帖，从风格上，我个人感觉《兰亭序》的用笔比较复杂，《丧乱帖》的用笔更加刚劲有力。除去《十二帖》写作的心情不同之外，考虑到王羲之晚年患有肝病，《丧乱帖》更有气概，能否试想因此《丧乱帖》的写作应在《兰亭序》之前。日本判断《丧乱帖》写于永和十二年，《兰亭序》写于永和九年。我想请教祁小春老师，当时是这样判断的吗？
祁小春：我对于研究《丧乱帖》下了一定的功夫，在《山阴道上》里面，我有一个杂记，提出《丧乱帖》可能是一件底稿。也就是说他还要重新誊写一遍才能完成正式稿。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这种吊唁的书信应该是楷书书写，才是合乎礼仪的。他前面两三行还写得比较规整，后面越写越乱，而且他的草法不是《十七帖》的标准的草法，而是有点随意。可能旨在先把它完成了，然后再誊写一遍。引用韩玉涛先生的话：“这是一件从行楷书往草书过渡的绝世佳品。”他认为王羲之往里面注入了很强烈的创作意识，手札中“奈何奈何”、“悲乎痛哉”这些话，都表明王羲之内心很悲哀。不可否认王羲之是很悲哀，但是我们看到唐人书里的内容，知道他是套用当时吊丧帖的模式写出来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谨慎了，我们不能看到某书法家今天很高兴，我们就认为他心情很高兴，由此简单地建立作品内容与风格之间的关系。《丧乱帖》与《兰亭序》比较，时间先后以及你认为它应该是在《兰亭序》之前。我认为不能通过风格论来断定时代，这是我们做文献一个铁的规则，风格论是不能很有力地证实的，因为它是主观感觉性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只能通过文献考证。王玉池先生曾做了考证，认为“先墓”，实际上还有在旧京也有先墓，王玉池先生认为确定先墓的地点即可以确定《丧乱帖》的时间。因为王羲之的先墓所在地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在山东琅琊临沂，还有一个在旧京洛阳，那指的是哪个呢？如果说确定在琅琊临沂先墓的话，时间基本上根据历史的记载事件是可以确定的，如果说确定在洛阳，也是可以通过历史事件记载。这种是一个文献考证。在这点上杉村邦彦先生不赞同王玉池先生的观点，王玉池先生认为《丧乱帖》的先墓就是今天的旧京先墓。杉村邦彦指出正因为王羲之要区别旧京的先墓和临沂的先墓，所以就加了一个“旧京”，这点可以去争论。我觉得从文献的角度来判定时间是最靠谱的；风格论基本上不能作为考证的一个手段。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我在大学里教学，包括跟学者讨论，我时常感觉他们很喜欢谈风格论，而风格论是不能作为证据的，例如，《兰亭序》地风格正如陈振濂先生所说的，已经经过唐人有意识的修改，以投皇上所好。因此将他们通过风格来判断书写时间先后，是靠不住的。
岳小艺：陈老师您好，我们在还原王羲之真相的过程中，往往是从后世的记载中寻找线索，在这个考证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再者，我们在还原王羲之真相外，对王羲之的研究有无新的拓展空间，除了考证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请您提点指教，谢谢。 陈振濂：我认为像王羲之，其实他始终是个谜。既然是谜，首先第一个任务便是弄清楚它的真相。真相，需要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才行，靠风格分析等等，是不可靠的。因为真正的作品它其实是科学的，哪怕是艺术行为，它也必须去强调科学性。证据要具有说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献考证是王羲之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在场的这几位专家都是这领域研究的高手。关于第二个问题，既然大家认定王羲之是书法家，除了文献考证以外，应该有书法的内容，但是书法是艺术，书法有学术的内容，但它本身归类是艺术。因此，艺术感和书法它应该有自己的解读角度，但是它的解读角度必须是在文献里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作出解读。解读的角度和历史的手法是不一样的，解读的方式首先是一条模式，其次叫做艺术史研究，研究者必须对艺术有体验。比如说王羲之的书法到底是在什么地位？如果把它的《万岁通天帖》里面的线条拿来理一遍，你会发现我得出来的结论是和唐代的楷书背道而驰的。唐代楷书的每一笔有提按顿挫，这些要素在王羲之以前的各种各样模板里面很多是不具备的，或者说很多是缺失的。假设，唐代以后的提按顿挫是100%，那么看魏晋书法的时候这些技法动作的意识，可能只有60%，甚至50%。汉字本身是具有约束作用的，提按顿挫是要有的，但是全面的顿挫肯定是唐太宗以后。这样来看，它应该有另外一个脉络的研究，比如说图像、技法和意识，在这方面是文献无法解决的。文献只是说清楚历史上孰是孰非。在艺术分析方面，论据不能是个人的感受，而是需要严格的图像分析来证明。其实用艺术的图像和技法意识来证明是极其具有说服力的，这样的结论是使大家信服的，但各个高校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认为，在图像的研究方面，它是与文献的研究相辅相成的。但是即使是做图像的研究，文献研究也是它的基础。
蔡思超：各位专家老师好，我们在判定王羲之作品书写时期时，首先是通过文献资料，这是最确切的判定年代的方法，没有文献资料的时候往往会依据风格来判定年代。王羲之的晚年作品是明显区别于西晋古体的新书风，我们看到部分带有西晋的章草痕迹的作品时，便往往判断是其早期的作品，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书风已经很成熟的晚期，也有写西晋书风的情况，因此，依据从西晋到东晋书体变化来判断早晚是不是显得不够充分？
王连起：刚才的对话中提到文献考证和艺术风格的判断的问题，在文献不足以解决问题时，特别是唐宋元明清的书法，还有大量的绘画，是必须要靠艺术风格来确定真伪的。这对鉴定者的要求很高，如果鉴定者对于画家或者书家其一生的风格变化完全认识，那么这样的判断我认为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所以鉴定书画最基本问题是辨伪必须识真。这里有很多，尤其是晚期必须靠作品去认识它的真面貌，但是也会遇到没有文献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认识？赵孟頫说，“兰亭者，新体之祖也”，就是说大量的伪真体是旧体，所以他很多带隶书笔意的，我也讲了像《姨母帖》，也讲到庾翼看到王羲之的字，与张芝的字对比起来，感叹道“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姨母帖》来否定《兰亭序》，也不能通过《丧乱帖》来否定《姨母帖》，王羲之风格的多样性与后人评价一样。虞龢《论书表》中载，一方面是高古，另一方面是妍媚、漂亮。所以在通过风格判断外还需要有史料考证。
徐淑坤：各位老师好，我今天要请教的是王连起老师，王老师在《兰亭序考》一文中有这么两句话：“所谓唐传宋，虞世南、褚遂良时代虽晚，但其逼真的程度，除所谓的冯摹本之外，似乎就不让其他任何摹本了。”我的问题是《兰亭序》在没有真迹的情况下，判断各种版本《兰亭序》逼真程度的方法。
王连起：判断各个版本的逼真程度的标准，是米芾留下的标准。他曾记录他拥有过两个版本，一本为王遂本，另一版本为四大家翻本的第二本。他讲到这里一些字的特点例如一些字的回钩，像“长”的回钩，甚至一些毛笔开叉造成的笔画的飞白，这些特点在冯承素摹本里都有体现。而在其他的临摹本中是看不出来的。而所以我说它应该是最接近的。标准就是米芾《书史》记载的。
白锐：各位老师好，我想请问杉村老师一个问题：在《兰亭序》的研究中，中国、日本还有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论上面有什么不同？谢谢。
杉村邦彦：关于《兰亭序》的研究，在日本尤其是近代还是比较深入的，日本非常有名的汉学家中田勇次郎曾经出版过很多重要的关于王羲之的书，他也参与过《王羲之全集》的编辑，对王羲之这个时代的书法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也有一些文章发表。他觉得中日双方在研究方法上没有什么不同，并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的研究比日本更加深入。再补充一点，日本在《兰亭序》的研究上，曾经在江户时代出过一本书叫《兰亭纪元考》，对“禊”的研究上可能日本方面的研究更深入一些。
郭德军：各位专家好，我想请问杉村邦彦先生，介绍一下当代日本关于在王羲之尺牍方面的研究和最新的动态？
杉村邦彦：关于王羲之尺牍的研究主要是解读其文本非常困难，在日本是中田勇次郎先生，他对于王羲之尺牍的文本研究很深入，对王羲之的尺牍都有详细的释文。广岛大学的森野繁夫，最近也出版了《王羲之全集》和关于王羲之尺牍的释文的书。现在在王羲之尺牍文本解释上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说《丧乱帖》后面的断帖，它的文章究竟怎么解释？怎么翻译？这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议。另外，森野繁夫也出了王羲之的释文，以及对王羲之语汇进行了总结，这是对王羲之尺牍研究目前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