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或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痛苦过程，但长期看，这不仅对中国经济是重大利好，而且还将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可观“红利”。
　　在全球经济依然复苏乏力、国际金融市场又现异常波动的环境下，7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本应成为国际社会坦诚对话、共克时艰的良机。然而，在这次会议举行前后却传来一些不合时宜的杂音，个别发达国家对别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手画脚，对别国货币政策无端指责。显而易见，这种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的做法，无助于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这固然有其自身经济周期转换及结构性瓶颈制约等内部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产生的外溢效应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先是不遗余力地推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竞相开闸放水，迫使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升值，打击其经济竞争力，加剧其资产泡沫化风险。近来，发达经济体退出量化宽松等经济刺激政策的预期又导致国际资金格局出现结构性转变，资金大规模流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经济下行风险突增。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年中经济报告中所说，由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引发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更加值得关注。
　　由此不难看出，二十国集团的当务之急是力促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提高量化宽松政策的清晰度和可预见性，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如果美国缩减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引发资本逆向流动，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那么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因此，在现阶段，美国更应该明晰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责任，谨慎把握政策退出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力争把不确定性降至最低水平。
　　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一直坚守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寻求货币扩张，以负责任的态度消弭自身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等“副作用”。同时立足本国国情，扩内需、调结构，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稳定增长，在全球经济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项对全球五大经济体（欧盟、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2012年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的横向比较显示，中国不仅是经济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而且还是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最低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经常性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下降，为调整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既超过了美国，也超过27国组成的欧盟。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经济运行稳中也有忧。中国政府因此决心主动降速、推进转型。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增速的快慢，而是增长的质量。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同样数量的资源要素投入，一方面很难获得过去那样的高产出，另一方面资源的现实约束也将愈加显著。若一味强求增速，则又会走上高投入、高损耗、高成本的老路，这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恐怕都将是有害无益。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就此指出，“只要运用高度智慧，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可能带来一个更加环保的地球和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那肯定是十分可喜的。”
　　同样，对于人民币而言，目前问题的关键不是汇率的高低，而是汇率定价机制的完善与否。客观而言，汇率受经济实力、外贸收支、资本流动、增长前景等多重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究竟是高是低，无论国际学术界还是政经界迄今均无定论。而在国际舆论中，人民币汇率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话题，还掺杂了政治、外交等其他复杂因素。若一味逼迫人民币升值，则只会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双输”结局；而只有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确保汇率水平接近动态均衡，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当今的国际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如何增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实现强劲复苏，需要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合力。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或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痛苦过程，但长期看，这不仅对中国经济是重大利好，而且还将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可观“红利”。
　　（本刊编辑部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