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是政治运行的核心环节，是行使公权力的具体体现。随着社会生活和政府活动的日益复杂，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决策方式，已很难满足现代政府管理的实践需求。而拥有决策权的公职人员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更是现代政治的应有要义。健全决策问责机制，强调决策风险责任，对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对于强化领导责任、减少决策失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决策责任问责追溯机制里最严厉的一条莫过于决策责任终身制。这起初是建筑工程领域里确保工程质量、履行合同承诺的有效追责制度。由于效果明显，约束震慑力强，又被移植到现代政治领域中。
　　但不必讳言，由于我国长期缺乏依法行政和责任追究传统，决策责任终身制在理念和操作上都争议不断。有人认为，在实践上，终身制责任太过严苛，操作不当会挫伤干部干事创业激情，更会导致集体不作为和守成平庸之风蔓延。而且在责任主体的归属划定上，还有很多不够明晰之处。在理论上，行政决策责任终身制法理依据何在？如果是行政法律责任，皆有追责时效，不存在所谓的终身负责。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此问题上有无冲突牴牾？究竟是国法为大，还是党纪为先？行政决策终身制的适用范围、归责原则和问责机制等核心要素，也是语多暧昧模糊，没有规章可循。
　　作为公共政策质量长效化的重要保障，决策责任终身制必须要通过系统精密的制度安排才能得以建立和运行。而破解决策责任终身制的制度之困，关键需要最高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扎实推进。虽然决策责任终身制存在诸多弊端，但如若将其整体纳入行政法框架体系，精确界定，规范处理，实施中定期追踪，收集反馈，并釐清党纪党规与相关法律的关系，详细规定不同情况下的处理原则和问责方法，虽是险棋一招，但也未尝不是利大于弊的良策。另外，决策终身责任制以责任化政府为前提。因此，应切实加快以法治为根基的责任化政府建设步伐，吸引多方力量，利用多种渠道，注重倾听社会舆论，发挥监督机制功用，引进决策利益方参与决策制定，以此保证决策过程的透明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当然，还要保证决策主体职权与责任匹配一致，共同推进公共决策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跨时代地提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科学理念，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我们树立治理自觉，科学遴选和扬弃一切治理手段加以熔铸，藉此提升治理能力。而扭住决策和决策责任这根“牛鼻子”，无疑会从心理、制度和环境上加速实现治理现代化，自觉避免和抵制草率“儿戏”决策、私利驱动决策、低效无效决策。
　　本期“现代治理中的决策责任”专题策划，从治理体系与决策责任破题，广邀名家深入探讨其中精蕴，敬请读者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
　　决策责任终身制作为一项制度建设，既有利于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推进政府制度的现代化，又有利于推动政府决策能力和决策者担当精神的提升，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要以决策责任终身制为突破口，把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法治决策的理念贯穿决策机制体制全过程，切实做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刘 峰
　　公共政策评估作为一种对公共政策的效益、效率和价值进行综合判断和评价的政治行为，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政策评估，人们不仅能够判定某一政策本身的质量和价值，从而判断决策的质量和辨别决策主体的责任，而且还能够对政策过程各个阶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为以后的政策修正和改进提供良好的基础。
　　——贠 杰
　　当前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还只能针对执行责任，表现在对有令不行和执行不力上，对决策当事人及拍板决策的责任追究仅停留于文件和口头上，不能切实执行，因此决策责任负责制度只能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层面，不能从决策提出、拍板的源头进行有效监督。具体来说，就是责任主体范围模糊，责任内容不明晰，评估体系配套性弱，实际追责缺乏刚性。
　　——唐任伍
　　事后追责虽有必要，但毕竟属于“亡羊补牢”。应当在干部考核制度中，尽早建立不当不法决策行为风险提示和预防机制，毕竟，严厉的惩戒并非行政决策责任终身制的本质所在。当然，制度的支点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官员的道德自律，最终依靠的只能是人民，即公众对行政决策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真正的实质性参与。
　　——喻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