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骄纵，使北京服务没有比较优势由来以久，这种情形恐怕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变。
　　北京市统计局最新预计，今年北京制造业净减员4.5万人。在被调查的制造业单位中，约四成八经营状况属于亏损，减员增效和改组改制将使从业人员减少11万余人。
　　北京制造业的情形值得深思。
　　2002年是中国制造业高歌猛进的一年，工业制造品出口又创新高，让“中国制造”更深更广地席卷和扫荡全球。与之相应的是，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制造业在全世界攻城掠地的同时，成功地将中国更多的劳动力纳入了全球资源的配置与分工之中。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小镇，一家年出口额在东莞仅排名16位的企业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有12000人；2003年，这家企业的产值和利润还将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增长。不言而喻，将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家企业里就业。广东顺德格兰仕总裁助理说，在格兰仕打工的人有15000之多。
　　在“中国制造”摧枯拉朽于全球之际，北京制造业的不济就很难不让人瞠目了。或许，北京特别的地理位置使其要素成本过高，比如土地和工资，从而让靠量大利薄生存的制造业越来越无利可图。上海也出现这种情形，承受不了过高成本的台湾商人转移到上海周边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接受采访的上海一位经济学家就曾坦言，上海已不在追求过去那份“上海制造”的荣誉了，他们向往和努力的已是整个城市的经营，他们在为国内外能创造高利润高回报的商人和企业家打造舒适的平台；他们追求的是：人们在说到“上海”这两个字时所应该引起的联想 既金钱滚滚又风情万种。上海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的怠慢，完全在于它另有了一份勃勃雄心。但北京的情形却显然不是这样，面对制造业的败落，北京更多的是欲哭无泪。
　　北京制造业早些年就已现败像。1997年，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的制片人邀我顾问一下他们的节目内容。我没时间，只建议调查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北京在竞争性的家电制造业一败涂地。我说，回答这个问题，要通过追溯采访北京已破产的牡丹电视机厂原厂长及玉兰洗衣机厂原厂长来实现。对第二个问题，我当时有一个解释和分析。现在想来，对理解北京制造业今天的困窘依然不无道理。
　　上世纪的80年代，中国家电业的竞争主要是服务的竞争而不是技术的竞争，因为当时引进的都是日本的技术。北京家电制造业在竞争中的落败，主要不是技不如人，而是服务上的不尽如人意。一件产品同样的质量和价格，但服务逊于对手，变相地就给消费者这样的感觉，你的产品比别人的贵；你的价格高，需求就下来了，需求定律就这样曲折地起着作用。那么，为什么北京的服务差？
　　让北京对服务失去感觉的，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许多权力过分集中的那个年代，全国各地许多要办的事都非得到北京来办，不如此，便难得搞定。对全国各地到北京办事的人来说，目标就是把事情办成；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北京之行的收益最大化就是把事情办成，其他的成本都可忽略不计；至少，在事情搞定的条件下才顾及得上成本。于是，你是难得见到来北京的人，在认真计较北京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来北京的人赴京前早就有了被“虐待”的思想准备，对北京服务早就有了预期，即大大低于对其他地区服务的要求。
　　在如此情形浸淫下，北京自然也越来越“大爷”起来。1997年一个晚上，我在西直门南草场街那条胡同里买烟。我问烟摊，为什么我在你这儿买的这盒烟比别的地方贵五毛钱？烟摊的主儿愣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让我把烟给他。我给了他。他拿过烟就来了个干脆：“你上别的地方买去吧。”我倒吸了一口北京冬天晚上的凉气儿，即使是在一条小小的胡同里，也着实感觉到了此地的肃杀。
　　但是，市场却是由不得谁耍性子的，也认不得你是哪儿的人。家电行业是竞争性的，这个行业不仅要你把产品生产出来，而且还要你亲切细腻地将其卖出去。要把产品卖出去，就有一系列的售后服务，而服务却是“北京大爷”早就陌生，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东西了。这个行业的竞争性，使得其价格，不仅是电视机、洗衣机的产品价格，而且还包括售后服务——服务和产品是一块作价的。缺了服务的产品，价格势必就比别人的产品贵。市场无情，于是“北京大爷”的电视机、洗衣机也就在市场逐渐销声匿迹了。
　　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北京服务缺乏比较优势的情形，恐怕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改变。今年北京制造业的困窘，只不过是继续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罢了。若把股市当作对地方竞争力投票的地方，且又只准买北京的股票，我是绝不会投资那些跟服务联系得很紧的行业的。
　　但北京还是有足够多的东西仗恃的，可以化悲痛为力量的。听说，北京要发展高科技为自己的主导产业，我以为这是英明的决策。市场经济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不赢决不硬扛着，只认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就可安身立命。北京搞高科技有许多优势，起码，高科技生意很多时候是机器和机器打交道，刚好罩住“北京大爷”的软肋。
　　但是，北京那些人力资本有限的人群又在何处就业呢？